一九二一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起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文艺刊物在各地纷纷出现。新文学从一般革新运动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队伍，并孕育出不同的流派。创作数量增多，质量也有进展。“五四”启蒙阶段内开放的文学革命之花，至此结出了更多的果实。
倡导时期并无专门的文学社团。高举“文学革命”旗帜的《新青年》以及继起的《新潮》、《少年中国》，都是综合性的刊物。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的刊物是从一九二一年才开始出现的。这年一月，由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他们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二卷第一号起)作为自己的会刊(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止，不计号外，共出一百三十二期)，还陆续编辑了《文学旬刊》(上海《文学旬刊》自一九二一年出到一九二九年第九卷第五期止，共三百八十期；八十一期起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一七二期起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一九二三年出到一九二五年，共八十二期)、《诗》月刊(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共七期)等刊物，出版从书近百种。随着会员人数的发展，除北京、上海两地外，他们又在广州、宁波、郑州等地设立分会，分会在当地也出有刊物。紧接着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九二一年七月，留学在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组成了创造社。他们先在国内(上海)出版丛书，次年起又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二月，共六期)、《创造周报》(一九二三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五十二期)、《创造日》(《中华新报》附发，一九二三年七月至十一月，共百期)、《洪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两次出刊，包括增刊共三十八期)、《创造月刊》(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共十八期)、《文化批判》(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刊，被查封后改出《思想》月刊，各出五期)等刊物十余种。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最早成立的两个新文学社团，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发展到了开始形成独立队伍的阶段。此后几年里，更多的文艺社团和刊物在全国各地涌现。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出现大小不同的文学社团四十余个，出版文学刊物五十二种。而到一九二五年止，已经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据茅盾统计，各“不下一百余”(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它们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比较活跃的，在上海有欧阳子倩、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的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胡山源等组成的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及创作集)，田汉所办的南国社(出版《南国》半月刊)，高长虹等先后活动于京沪两地的狂飚社(两度出版《狂飚》周刊)；在杭州有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一九二二年即已组成的湖畔诗社(出版《湖畔》等诗集和刊物《支那二月》)；在长沙有李青崖等组织的湖光文学社(出版《湖光》半月刊)；在武昌有刘大杰等组成、受到郁达夫支持的艺林社(出版《艺林》旬刊)；在天津有赵景深、焦菊隐等组织的绿波社(先后出版《诗坛》、《绿波》旬刊和《小说》)；在北京，则有鲁迅、孙伏园、钱玄同、川岛、周作人等组成的语丝社(出版综合性而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语丝》周刊)。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组织的以浅草社为其前身的沉钟社(继《浅草》季刊及上海《民国日报》附发的《文艺旬刊》之后，出版《沉钟》周刊与半月刊，并发行丛书)，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在鲁迅主持下组织的未名社(先与原狂飚社成员合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后独编《未名》半月刊，并出版“未名丛刊”、“乌合丛书”和“未名新集”三种丛书)，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陈源等组织的新月社(成立后最初两年内未办专门的文学刊物，社员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为活动阵地，至一九二六年借《晨报副刊》创办《诗刊》、《剧刊》，后又出版《新月》月刊)。这些为数众多的文学社团，其成员多为青年学生和职员，除小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已开始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它们活动的时间久暂不一，有不少团体和刊物产生之后旋即消失，思想倾向更是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仍然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茅盾后来所说：“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象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新文学社团和刊物在知识青年中如此竞起兴办、蔚然成风，确是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前后我国文化界的一种突出的现象。这种状况之所以出现，首先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有关。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英、日三国在欧战结束后重又加紧侵略，各自扶植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五四”之后的一个时期里，中国重复陷入连年混战的局面。皖、直、奉各系以及南方的一些军阀之间，相继发生战争，民族工业发展迟滞，农村经济凋敝，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以后，开始从事工农群众运动，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专心一志地致力于革命力量的积累和准备，因此在“五卅”斗争爆发以前，轰轰烈烈的大规模革命高潮没有出现。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沉闷的政治气氛，许多经受“五四”新思潮冲击、怀着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深地感到失望和悲哀。他们一时找不到正确的斗争去向，却渴望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倾吐内心的苦闷，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新文学作为整个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五四”前夕起一直在知识青年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就容易使他们选择文学这种样式，走上从事文学活动的道路。其次，从文学运动本身来说，“五四”以后客观任务也已有了变化：即由最初侧重旧文学的破坏转到新文学的建设，由最初理论的倡导转到以发展创作为主。这一新的任务，显然是文学革命倡导时期原有的几个综合性团体和刊物所难以胜任的，它需要广泛的群众性和较强的专业性。大批专门的文学团体和刊物的出现，正好适应了这一历史的要求。
在上述众多的不同倾向的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仅成立早，活动久，而且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也最有代表性，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正当“礼拜六派”小说在都市中盛行之时。因此，它在反对旧的封建文学的同时，着重反对这种有着庸俗倾向的游戏文学。其宣言声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可以说，从有益于“人生”出发，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注：参阅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这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所共有的基本态度。他们肯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注：《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5月25日)，不承认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的观点(注：郎损(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势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创作也大多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出现不少所谓“问题小说”。至于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会员们的意见却并不一致。部分成员抽象强调文学的“美”和“真”；即如提倡“血和泪的文学”(注：西谛(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号，1921年6月30日。)的郑振铎，在反对借文学“阐道翼教”的封建观念的同时，也有“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注：《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的说法。但就当时以写批评论文为主要任务的沈雁冰来说，却是比较明确地鼓吹着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苦痛”以及新旧两代的思想上的冲突(注：郎损：《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正是从这种主张出发，有些成员后来在“五卅”革命高潮推动下，更进一步接受了建立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揭起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譬如讲佘山必须至少去过一次，必不能放无的之矢”(注：沈雁冰：《什么是文学》，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但是由于受到近代欧洲文艺思潮的影响，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他们的理论中也杂有自然主义的成分，并且把自然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最新发展来加以提倡(如《文学与人生》、《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为了推进新文学的创作，文学研究会十分注重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而这种介绍，也是和他们整个文学主张相一致的。沈雁冰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说：“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艺术是最高的实体，人生不过是装饰’的思想，不能不说它是和现代精神相反；诸如此类的著作，我们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所以介绍时的选择是第一应得注意的。”本着这种精神，文学研究会着重翻译俄国(以及苏俄)、法国及北欧、东欧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同时也从笼统的“为人生”思想出发，介绍了阿志跋绥夫、安特列夫诸人不满现实但具有明显悲观颓废甚至反动倾向的作品)。《小说月报》曾经出过《俄国文学研究》特号、《法国文学研究》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此外还分别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刊。该刊在十二卷一号的《改革宣言》中早就表示：“同人以为写实主义(文学)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可以看出，后来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正是沿着这一方向来实践的。
实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则一开始就表示了一些不同的主张。他们并不象文学研究会那样在艺术究竟“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争论中明确地站在人生派一边。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一文认为：“这种争论也不是决不可以避开的。如果我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那么艺术与人生便两方都不能干涉我们，而我们的创作便可以不至为它们的奴隶。”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编辑余谈》中也说：“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可以看出，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这正是初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们企图用来统一“人生”与“艺术”两派矛盾的主要依据。与此有关，他们崇“天才”，重“神会”，讲求文学的“全”与“美”，宣传过艺术“无目的”论，这些自然表明他们确曾受过“艺术至上”思潮的影响(作为封建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对立物，这种思潮最初在文艺青年中流行原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现实生活毕竟没有为他们准备下“象牙之塔”。他们在提出“文学本身的使命”之前，仍然首先十分强调文学“对于时代的使命”，主张对旧社会“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注：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生”(注：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他们认为“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而所谓“内心的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时代的战士的要求。这些理论主张自然是含混而充满着矛盾的，但也恰好表现了当时一些具有革命要求而思想不免有些朦胧的小资产阶级文艺青年的特点。正是从强调“内心的要求”和尊重自我出发，创造社作家形成了自己的浪漫主义倾向。作为创造社成员之一的郑伯奇说过：“创造社的作家倾向到浪漫主义和这一系统的思想并不是没有缘故的。第一，他们都是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而国内国外所加给他们的重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第二，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祖国便常生起一种怀乡病；而回国以后的种种失望，更使他们感到空虚。未回国以前，他们是悲哀怀念；既回国以后，他们又变成悲愤激越；便是这个道理。第三，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长久，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这也使他们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创造社成员在外国文学家和哲学家中，喜爱歌德、海涅、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雨果、罗曼罗兰、泰戈尔、王尔德，以至斯宾诺沙、尼采、柏格森；他们着重翻译介绍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同时也介绍过一些象征派、表现派、未来派的杂质；他们还在反对自然主义的时候用了“庸俗的写实主义”的口号，在具体论述中贬低了现实主义的意义。——所有这些，也都和他们强调自我、尊重主观的思想倾向有关。创造社在其成立前后和文学研究会就创作与翻译、文艺批评等问题发生过争论，这除去门户之见以外，实在也反映了两种文艺思潮和倾向的差异。但两个团体在反对封建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方面。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共同对当时文艺领域的反动倾向进行了斗争。随着革命现实的发展，后期创造社转而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在这点上，文学研究会一部分成员则又和他们殊途而同归了。
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外的一些重要团体，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和贡献。其中就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而论，大致又可分出接近于文学研究会或接近于创造社的两类：语丝社、未名社同文学研究会的倾向颇为相似，而南国、弥洒、沉钟等社团则不同程度地受有创造社的影响。
语丝社是原先和《晨报副刊》有密切关系的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在该刊被研究系加紧控制的情况下另行组织的团体。虽然没有独自的文学主张，但它所进行的许多文学活动对新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周刊《语丝》，多载杂文、散文，从事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形成一种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对以后的散文产生了影响。除了部分提倡个人趣味的小品之外，《语丝》总的倾向是健康的。在和封建势力和买办文人所作的斗争中，以鲁迅为首的语丝社成员，发挥出较强的战斗作用，表现了《发刊词》所声称的那种“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的精神。在介绍外国民间文学和讽刺幽默文学方面，《语丝》也做过若干切实的工作。未名社的活动者则多为青年。其刊物《莽原》(后来是《未名》)，以“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注：鲁迅为《莽原》周刊所拟的出版预告，见1925年4月21日北京《京报》广告栏)为主旨，在抗击旧势力方面显得比《语丝》更为急进；与青年学生运动的联系也较为密切(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斗争在刊物上均有较多的反映)；还发表不少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未名社特别注重介绍俄国文学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其中因翻译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而产生过不良影响，但在介绍外国进步文学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为借取战胜恶势力的精神力量，《莽原》还以专号介绍罗曼罗兰，也宣传过尼采的超人思想。正象罗曼罗兰所呼号的：“世界闷死了。——开窗吧！放进自由的空气来吧！来呼吸英雄的气息吧！”他们在激烈战斗中深感孤独苦闷，渴望在自己周围“聚集些英雄的‘朋友’”，相互激励，坚持前进。其中如高长虹等具有小资产阶级狂势性的青年，则深受尼采思想的反动影响，以“倔强者”和“世上最孤立的人”自炫，神经质地怀疑和不满一切人，向一切人“宣战”。从《莽原》分裂出去以后，他们又另刊《狂飚》，并回过头来攻击鲁迅。一部分人后来走向堕落，正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和创造社倾向相接近的一些社团中，情况也很不一致。弥洒社主要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他们宣称“我们乃艺术之神”，并从《弥洒》第二期起在扉页上标出“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宗旨，有着明显的逃避现实的倾向。浅草——沉钟社则更多地为创造社对现实的强烈反抗精神和真挚直率的自我表现所吸引。他们最初也不免受过“为艺术而艺术”思潮的影响。《浅草》创刊时就曾在《编辑缀话》里声明：为免除纠纷，“决意把批评栏取消”，“希望文艺上的各种主义，象雨后春笋般的萌茁。”后来的《沉钟》上除介绍罗曼罗兰、霍普德曼之外，对王尔德、尼采和美国神秘派作家爱仑坡等也表现过较大的兴趣。但苦难的社会现实以及成员本身采取的脚踏实地的态度，推动着沉钟社的健康发展。《沉钟》从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刊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终刊(注：沉钟社于1925年10月创刊《沉钟》周刊，1926年2月停刊，共出十期；1926年8月出版《沉钟》半月刊，至1927年1月第十二期休刊；同年7月出特刊一期；1932年10月续出第十三期，至1934年2月第三十四期停刊)，在时断时续的首尾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以朴实而带有悲凉色调的创作和对外国文学的切实介绍，为新文学的发展尽了一份力量，因而获得了鲁迅给予的“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一称誉。
此外，成立较早而展开活动较晚的新月社，则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初期新文学中唯一有点代表性的流派。新月社主要成员都是英美留学生，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主张：宣称艺术美的至高无上，颠倒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认为“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艺术虽不是为人生的，人生却正是为艺术的”，提倡“反写实运动”，认为“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为了建立一种“纯粹的艺术”，要求文艺“解脱自然的桎梏”，而去接受艺术格律的束缚，“乐意戴着脚镣跳舞”(注：以上文字分别引自闻一多《诗的格律》、赵太侔《国剧》以及余上沅《国剧运动》一书的《序》。闻一多《诗的格律》中谈到的“乐意戴着脚镣跳舞”一语，原是Bliss Perry教授的话)。具体到诗歌方面，他们提倡格律诗，主张诗要有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认为“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注：徐志摩：《诗刊放假》，《晨报副刊》1926年6月10日《诗刊》第11号)，否定“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说。在戏剧方面，他们与文学革命初期《新青年》的主张相反，肯定中国旧戏的“程式化”、“象征化”的表演艺术，以之为“纯艺术”的极致。新月社在诗歌和戏剧方面例如格律、程式的某些具体见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部分成员在诗歌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新月社文艺主张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它们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很深，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毒素。后来他们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上述各种不同社团流派活跃的状况，自然不能不在创作上反映出来，促使创作发生变化。较之新文学的倡导时期，一九二一年以后的文学创作有了进展。作者队伍迅速扩大。作品数量显著增多。由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种基本创作倾向也分别形成。短篇小说方面，除鲁迅继《呐喊》之后写了《彷徨》一书中诸名篇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作家和一些优秀作品。长篇或中篇小说也有人开始试作。自由体新诗在《女神》出版后盛行一时，呈现新的局面。散文(包括杂感)得到了蓬勃发展。话剧也从外国作品的翻译改编转而有较多的的创作。描写从旧的束缚下觉醒过来的知识分子形象，表现他们面对现实人生问题所作的思索和反抗封建黑暗势力的要求，这是新文学从“五四”过后到“五卅”时期的一般倾向。部分作品则还真切反映了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痛苦生活。在知识青年中，新文学终于排除封建旧文学而获取绝对的优势。但另一方面，随着文学革命兴起以后各种思潮的纷至沓来，这个期间创作上不健康倾向也很明显。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青年对社会实际生活极少了解；在黑暗重重的现实面前，他们由于一时代不到正确道路，对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化的现象又不能从阶级观点上加在理解，因此，容易感到孤独、空虚。而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无批判吸收，则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消极的影响。“十九世纪文学的基本的、中心的主题”，如高尔基所说，原“是个人由于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脆弱无力而引起的悲观思想”(注：《和青年作家谈话》，见《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北京第一版，第299页)，这种悲观思想侵蚀着当时不少文艺青年。反映在创作上，许多作品不仅题材狭窄(所谓“首首离不掉‘伊’，句句抛不开‘爱’的现象)，内容也往往成为病态的感情宣泄或至于无病呻吟。部分作家的作品则更严重地发展了消极颓废、逃避现实的倾向。后来茅盾评述这个阶段创作情况时说：“到‘五卅’的前夜为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话容或有些过分，但作为一种倾向和气氛，它确曾是一个时期内历史的存在。文学上的这种情况，在党所领导的全国革命浪潮高涨和革命文学的旗帜举起之后，才有了较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