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长篇小说《蚀》一样，茅盾最早的短篇集《野蔷薇》中的五篇小说(写于一九二八年二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也流露出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内的消极低沉的情绪。这五篇小说都“穿了恋爱的外衣”，作者是想在人物的恋爱行动中透露出“各人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恋爱描写的背后”显示“一些重大的问题”(注：《写在〈野蔷薇〉的前面》，见《野蔷薇》，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7月初版)。《创造》中的君实，按着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想把守旧的妻子“创造”成资产阶级的女性，但妻子娴娴却超过了他的“中庸”的理想，比他“先走了一步”。他的几年来的努力完全白费，所得到的结果，正好是对于他原先的理想的嘲笑。《诗与散文》中的青年丙厌弃了“散文”式的桂奶奶而想得到“诗”似的表妹，但是“诗”和“散文”两者都从他的手中失去了：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其它三篇(《自杀》、《一个女性》、《昙》)的主人公所有的也都是“悲剧的或阊澹的结局”。不过作者在《创造》和《诗与散文》中，对君实和青年丙这两个人物采取了批评和揶揄的态度，对受新思潮冲击“先走一步”的娴娴和敢于打破传统思想束缚的桂奶奶表示了肯定的倾向。在这些地方寄寓了作品的主题。但是《诗与散文》关于两性关系的渲染过多，不免妨碍主题的突出。在茅盾的另外一些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它们表现出早年接受的自然主义创作理论给他带来的消极影响。
《宿莽》集(写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中的《大泽乡》取材于历史事实，描写秦代“闾左贫民”在遣戍渔阳的征途中，杀死富农军官、高举义旗的故事。小说刻划了富农的代表人物——两个军官在戍卒起义前的恐惧、悲哀和挣扎，也描画了那些开始依靠自己力量挣脱压迫者的销链的贫苦农民的复仇火焰，尽管这篇小说被茅盾自己认为是“脱离现实的”(注：《茅盾文集》第7卷《后记》)，它却是作家开始不满意自己原先那些作品的情调，一时又未能把捉住现实斗争的重大题材的情况下，转而取材于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故事之作。小说描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这样的内容容易令人联想到当时正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并且从中领悟其战斗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泽乡》不仅是茅盾思想变化的一个标志，其本身也是富有现实意义的。
茅盾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是《林家铺子》和《春蚕》，它们都写于他创作《子夜》的同一年。茅盾在《子夜》的《后记》中说：“我的原定计划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我本来都打算连销到现在这本书的总结构这内；又如书中已经描写到的几个小结构，本也打算还要发展得充分些；可是都因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因而本书就成为现在的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由此可以知道，以小市镇和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林家铺子》和《春蚕》，正是作家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原来计划的一部分，同样是黎明之前的旧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切写照。
《林家铺子》和《春蚕》描写的都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前后的动乱生活。“一二八”后，茅盾曾经回到故乡小住。在那里，他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魔爪，已经将农村经济推入破产的境地，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炮火更加速了它的崩溃。原先曾经是相当富庶的江南农村及小市镇，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些都给茅盾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由此孕育了《林家铺子》和《春蚕》等作品的艺术构思。《林家铺子》中的林先生是一个小市镇的商人，他兢兢业业地经营他的店铺。然而农村破产和农民购买力的锐减，使得他一再减价的商品仍是销路不佳；上海战争的影响又使得他在年关迫近时不惟金融上无处通融，而且债主登门坐索，穷于应付；更其严重的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对他一再敲诈勒索，甚至强迫他的女儿为妾；此外，还有资本较他雄厚的同行们的排挤倾轧，落井下石。林家铺子终于在这些重重压迫下倒闭了。林先生从他父亲手里承继了这样一个小店铺，资本既不雄厚，政治上又无奥援，虽然也有一股商人唯利是图的剥消思想，但处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政治的双重压力下，除了小心翼翼做些小生意以守成保身而外，没有也难以有更多的奢望。他在汹涌而来的多种打击前面，百般挣扎，力图使自己的铺子幸免于倒闭而不可得。唯其林先生是这样安分己，林家铺子的命运就更加典型地表现了当时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整个工商业的共的前途。小说还写到了林家铺子的倒闭给予象朱三阿太、张寡妇那样将自己仅有的积蓄存在铺子里的贫民的致命打击，说明这决不只是林先生个人的破产，他也并不是最不幸的受害者，此外还牵连到许多人的生活。因为林先生在铺子倒闭以后，还可以一走了之，另作打算，而这一群人则是无路可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最后依靠。小说就在这些不幸者疯狂的惨呼声中结束。这样的处理，一方面是对于整个悲剧的制造者提出了更加有力的控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旧社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真相和林先生性格中的两重性。作品对于他是既有同情也有批判的。在一个短篇小说中，通过一家小店铺的倒闭的故事，写出了如此深广的社会内容，充分表现了茅盾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艺术手腕，也正构成了他的作品一个重要的特色。
《春蚕》的写作时间略后于《林家铺子》，它是以江南农村为背景的。它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困苦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旧中国农民须在年成丰收之外，去另找真正的出路。作品采用虚写的手法把人物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一二八”的上海战争刚刚过去，由于外货倾销，民族丝织工业陷于破产的境地，因而江南一带农民的主要副产品——蚕丝也就没有了销路；封建地主阶级的高利贷剥削更加残酷；资本家也乘机压低蚕丝的收购价格。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老通宝一村人经过一个月的辛勤紧张的养蚕劳动，虽然取得了多年未有的蚕茧丰收，但是丰收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富裕和幸福，而是更多的贫困和灾难：“因为春蚕熟，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老通宝家……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的忍饿熬夜还都不算！”老通宝是一个勤劳忠厚而又保守落后的老一代农民。他凭着“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的经验来分析和对待眼前的事物。他限约地觉察到，世界之所以“越变越坏”，都只因为有了“洋鬼子”的缘故，因此他不仅痛恨“洋鬼子”，而且仇视一切带有“洋”字的东西。他热爱劳动，相信只有田地熟和蚕花丰收，才可能使他们的日子变好。他也相信命运和鬼神，虔诚地遵守、而且要他的儿子阿多也遵守养蚕时的一切禁忌。时代变了，周围环境变了，而他的思想却一直未变，这是他成为悲剧性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儿子阿多，性格与他不同：他不相信田地熟或者蚕花丰收，就可以改变他们穷苦的命运；他没有老通宝的那种忧愁，对世事永远乐观；他开始对社会现象作更深一些的思索，“他觉得人和人中间有什么地方是永远弄不对的”，虽然他还“不能明白想出来是什么地方或是为什么”。这样，小说就在如何摆脱自己贫困处境的课题上描写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村中两代人的冲突。而阿多一代农民的逐渐成长和老通宝一代农民的逐渐觉醒，也就成为旧中国农村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继《春蚕》之后的《秋收》和《残冬》，所揭示的就正是这种趋势。在《秋收》里，当老通宝的“大熟年”的“肥皂泡整个儿爆破”，因而送掉他一条老命的时候，最初的觉醒意识，是在他“明朗朗”的眼睛里透露出来了。《残冬》更进一步地描写了农村灾难的加深和农民反抗斗争的崛起。这三个连续的短篇，当时被称为“农村三部曲”；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深重苦难和他们从守旧、迷惘中觉醒，终于起来抗争的历史动向。特别是其中的《春蚕》，整个作品就象是一支交织着农民的希望、忧虑、欢乐和失望的乐章，使读者的心情紧紧地跟随人物命运的发展而起伏变化。后面两篇情节发展得过于急促，人物性格的发展脉络勾勒得不够清晰，因而人物形象不及《春蚕》中那样丰满鲜明。
《林家铺子》和《春蚕》等作品，都抓住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艺术上作了出色的表现。当城市、乡镇许多大小企业纷纷停业倒闭，“谷贱伤农、丰收成灾”这种畸形的却又是普遍发生的事实使农民在难得的欢乐中一下子堕入绝望的境地，——就在这样一个经济崩溃席卷整个中国、人心惶恐不安的严重时刻，这些作品及时地将人们关心的生活现象和其中的矛盾斗争加以艺术的概括，揭露产生这一切的社会要源，确实起到了使人们惊醒、感奋的战斗作用，在文艺界和社会上激起广泛的反响。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固然由于茅盾比较熟悉故乡江南一带农村和小市镇的生活，“一二八”后的回乡之行又提供了若干新的创作素材。另一方面也是和他具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修养分不开的。这帮助他敏锐地发现和分析重大社会现象，掌握事物的本质，领会其中的意义，清楚事态发展的来龙和去脉。这也正是茅盾的作品常常能够深广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野蔷薇》中《创造》等小说到《林家铺子》、《春蚕》，可以看出茅盾短篇创作的显著进展：第一，是作家政治视野和作品题材范围的不断扩大。《创造》等作品，大多描写知识分子的恋爱纠葛，题材比较狭窄；稍后《宿莽》集中的《大泽乡》等篇则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再创造来曲折地服务于现实斗争；到了《林家铺子》和《春蚕》，作者就着重于现实生活的描写，而且把笔端伸展到旧中国破产的农村和小市镇了。题材范围的不断扩大，正是作家的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和政治视野不断扩大的结果。第二，《创造》等篇中的人物都生活在个人狭小的天地里，时代面貌展示得不宽广，不清晰；而《林家铺子》和《春蚕》则是把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和复杂的社会斗争里加以刻划。第三，《创造》等小说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心理的静态描写来显示作品的中心思想和人物性格；而《林家铺子》和《春蚕》，则是通过人物自身在生活激流里的挣扎和行动来突出他们的性格、心理，并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茅盾曾经说过：“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难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他的苦心不得不是继续地探求着更合于时代节奏的新的表现方法。”(注：《宿莽·弁言》)长篇从《蚀》到《子夜》、短篇从《野蔷薇》集到《林家铺子》和《春蚕》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茅盾努力不断提高作品思想性的同时，在不断探求新的表现方法方面也付出了辛勤劳动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这个时期里，茅盾还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取材多样，题旨积极，从不同的方面反映社会现实和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小巫》刻划地主和反动军警私相勾结贩卖鸦片，地主“老爷”和“姑爷”为了争夺“团董”的位子互相火并，而当地人民则在这个时候举起武器暴动了。《第一个半天的工作》描写女职员为了保住职位，被迫卖俏调情以逢迎上司的强作笑颜的辛酸生涯。不少作品着重描绘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城乡劳动者的困苦。《当铺前》通过王阿大一家人的悲惨生活和他在当铺前的一幕，展示了一般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下惨绝人寰的遭遇。《水藻行》以两个不同性格的农民财喜和秀生的家庭生活和困难处境为中心，表现了农村中的惊人苦难和反抗斗争的萌芽。《大鼻子的故事》写的是上海小瘪三的生活，他们年幼无知，却已沾染上不少恶习；但作品不仅写出这些并非他们的过错，还在结尾时让主人公参加学生的游行队伍，一起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样的处理，表现出他们正直可爱的一面。《儿子开会去了》(注：载《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号，1936年6月10日。原题《儿子去开会去了》，解放后收入《茅盾文集》经8卷，改为今名)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参加示威游行，反映了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要求。这些作品或长或短，但都含意深长，从社会生活的一个角落来显示时代风貌的主要方面。在茅盾的短篇创作中，这样的作品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