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时期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的作家沙汀，在抗日战争时期，继续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写他熟悉的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着重暴露国统区农村的政治黑暗，在小说创作上获得了重大的发展。他不仅写了后来收入《播种者》、《堪察加小景》等集子中的短篇小说，还写了中篇小说《闯关》和长篇小说《淘金记》、《困兽记》。
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后，国统区的政治形势逆转。部分作家对抗战的乐观幻觉一经破灭便转化为悲观失望。在小说创作上，他们中一些人或是醉心于经历回忆以及身边琐事的描写，或是将小市民的时尚凑进“抗战”的主题中，编织一些以抗战为点缀的绯色恋爱故事。较多的作家则逐步认识到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及抗战的艰苦持久性，从而写出了许多反映国统区主要矛盾斗争的暴露讽刺作品。沙汀就是与茅盾、张天翼等一起，同属有成就的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
沙汀原名杨朝熙、杨子青，一九四年出生于四川安县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他从小随舅父(一个袍哥组织的首领、开明士绅)经常出入四川农村和小市镇之间，对于地方军阀在四川农村的基层统治和豪绅集团的腐败情形非常熟悉。他在中学时期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并开始爱好新文艺。大革命失败后在四川参加过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三十年人初他在上海开始创作时，曾得到鲁迅的指导。沙汀根据自己对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的理解，在早期创作中力图反映“现时代潮流中击圈”内的生活，表现土地革命运动的影响和多方面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写出了一些较有意义的作品；但由于未能深入到斗争生活中去，大都凭借一些间接得来的材料进行写作，因此出现了某些印象式的写法和概念化的倾向。这时候，沙汀从自己创作实践中，逐步体会到鲁迅在给他和艾芜的通信中所指出的“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和“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注：《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的重要；同时，接受了茅盾指出的要避免“那种印象式的写法”(注：转引自沙汀的《感谢》，载《文哨》第1卷第3期，1945年10月1日)的意见。在提高了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认识的基础上，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他把笔锋转向自己所熟悉的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克服了自己早期创作中“凭一时的印象以及若干报纸通信拼制成”(注：沙汀：《兽道·题记》)和“单用一些情节、一个故事来表现一种观念、一种题旨”(注：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的缺点，重视人物性格的刻划，对生活的本质进行深入开掘，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创作上出现了新的面貌。
抗战爆发后，沙汀从上海回到四川，本想凭着他对故乡生活的熟悉，反映抗战中欣欣向荣的气象。但是，在落后的四川，他看到的所谓新事物，“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他认识到，“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决心要将一切“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注：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由此可见，沙汀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中国黑暗的暴露，是出于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自觉要求。沙汀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这种明确的革命观点和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的作品深刻地“表现出了旧的社会制度的丑恶本质和它的日益腐烂”(注：《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如果说，战前沙汀的大部分作品还是对现实黑暗作一般揭露的话，那么，他在揭露战时种种新旧痼疾时，则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机构，指向了他们所推行的一系列反动政策，揭示了国统区黑暗、丑恶现象的根源。
他这个时期的小说针对那些借抗战以营私、大发国难财的国民党基层官吏和土豪劣绅，撕下他们的冠冕堂皇的“抗战”外衣，揭露出他们把丑恶扮为美好、将残忍装成人道的底面不符的矛盾现象，将其可憎、可笑、可鄙之处发掘出来，投以毁灭性的笑，写下了许多有讽刺喜剧色彩的短篇作品。
写于武汉失守前夕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表现了某县城的上层分子为争夺防空协会主任的头衔而演出的一场丑剧。参加这场争夺的，有进过防空训练班，却在任职后仍然每天“吃茶打麻将”，甚至被一枚搁置在会址门前的炸弹吓得不敢上班的“防空专家”；有“用钱漂亮”，竟把防空协会当成练习嗓子的场所的绸缎铺小老板。而那位决定人员任用的县长本人之所以“热心”防空事业，是因为这样做可以飞黄腾达，获得一个“专员录用的资格”。这篇作品在《文艺阵地》上发表后，杂志主编茅盾曾在《编后记》中说，它“寄沉痛于幽默”，“愈咀嚼其味愈苦”。如果说这篇作品在辛辣的笑声中，还可以看出作者的“不能抑制的显然的愤怒”，那么稍后写的一些短篇，在作者更多地看到现实黑暗的情况下，感情趋于冷静，批判、讽刺的锋芒更严密地隐藏在现实画面之中。不同于漫画式的夸张和突出刻划的手法，这些短篇长于白描，把一些平平常常容易为人们忽略的东西通过精练含蓄的笔黑勾画出来，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借助艺术形象的发展逻辑显示作者的倾向，以收到讽刺的效果。以兵役问题为题材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写于一九四年下半年)，就是具有这种讽刺特色的著名短篇。小说写联保主任方治国因为新县长扬言要整顿兵役，所以匆忙地向县里告密，致使土豪邢幺吵吵的已经缓役四次的第二个儿子被抓了壮丁，于是方、邢二人之间矛盾尖锐化，在茶馆里公开争吵，而且愈演愈烈，终至于当场出彩，打得鼻青眼肿。小说揭示了邢幺吵吵和方治国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社会本质和性格特征，展开了他们之间真实的性格冲突；还借助各个有个性的次要人物的烘托和整个茶馆环境氛围的渲染，把一台“讲茶”写得有声有色，别开生面。这一个众目睽睽的场面，使争吵双方的劣迹公之于众，而邢幺吵吵的大哥与新县长的勾结则作为“暗场”处理。两条线索，一虚一实，相辅相成，有力地暴露了抗战中国统区基层政权的腐烂。这场冲突不仅使镇上的头面人物失去了体面，而且通过冲突的喜剧结局，暗示出继前任县长被撤职之后，新任县长的整顿兵役也不过是一个骗局。正是这位高喊要“整顿兵役”的新县长，在接受贿赂之后，借一个可笑的理由，即壮丁排队报错了数，然后加上“没有资格打国仗”的名目，将邢幺吵吵的儿子“开革”出来。这画龙点睛的一笔，将作品的锋芒指向兵役问题上弊政产生的根源——国民党政府，从而使小说有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
在沙汀的短篇小说中，象上述这种完全以反面事物作描写对象的作品，为数不少。如果说《在其香居茶馆里》一篇中联保主任方治国“两眼墨黑，见钱就拿”的种种劣迹是通过争吵双方的互相揭露从侧面表现出来的，那么，《联保主任的消遣》则选取了联保主任彭痰在坐酒店、逛公园谈笑游乐中，凭自己个人好恶摊派救国公债的几个片段，从正面色画了一个任意鱼肉人民、腐蚀抗战的国民党基层统治者的形象。《在其香居茶馆里》还提出了一个问题：邢幺吵吵们的子女亲戚既被免役，壮丁的数目由什么人补充呢？短篇《替身》通过生动的形象，回答了这个问题。它从另一个角度揭开了兵役制的内幕：保长李天心正为凑不足最后一名壮丁而焦急，因为“没有一个他好下手！他们不是他的亲戚，就是他的亲戚的亲戚，有的还同那些地位比他高得多的人有瓜葛。”于是，一个过路的老盐商就被胡里胡涂地“铲去头发胡子”充作了壮丁，兵役制的受难者就是这些无辜的人！沙汀的这些作品，将尖锐的政治揭露与对社会黑暗的剖析结合起来，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现实斗争中的迫切主题，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而作品的这种倾向性，即对于反面事物的揭露、鞭挞和嘲笑，又是通过人物真实关系的描绘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沙汀刻划反面人物，不是将他们脸谱化、漫画化，而是按照生活本身的生动和复杂的内容，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多样性。沙汀小说这种不露声色的客观描绘和在真实的现实画面里隐含讽刺喜剧因素的特点，深受我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等作品的影响，也从俄国作家果戈理、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经验中得到借鉴。鲁迅的小说如《肥皂》、《高老夫子》运用“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白描手法塑造反面形象，更使沙汀直接从中得到教益。
沙汀的另一些从被迫害者角度揭露现实政治黑暗的短篇，则明显地表露出作者对强暴者的愤怒和对弱者的同情。《老烟的故事》一篇，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所造成的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写一个“生活在空隙中的人”，因为害怕突然加在头上的政治迫害，惶惶不可终日，终于神经过敏，生病致死。作者对这个怯弱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批判。小说以丝丝入扣的心理刻划，通过被迫害者的敏锐而令人颤栗的感受，揭露和控诉了国统区魑魅横行、狐鼠成群的特务统治，也鞭挞了在绞架、陷阱面前畏缩、懦怯的灵魂。《小城风波》、《两兄弟》、《春潮》等篇则在暴露罪恶的特务制度的同时，写出了被迫害者的不屈和反抗的情绪。
沙汀的短篇中，展现了生活的积极一面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有《磁力》。作品表现了国统区进步青年“充满了热诚和信心”，向往并奔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景。那时常闪耀在袁小奇心目中的“一片广阔无垠的雪地”、“络绎不绝的跋涉者”、“所梦想的目的地”，与国统区’无声无臭”、“卑俗灰暗”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篇小说在收入短篇集中时，即经作者修改，删掉了袁小奇被逮回的提示(注：《磁力》最被发表于《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合刊。1942年9月出版小小说集《磁力》时，作者作了修改)，以奔向新的目的地结尾，更增强了对生活积极面的描写。《堪察加小景》(后改名《一个秋天的晚上》)写一个阿哥被抓壮丁、家庭生活无着因而沦为流娼的少妇，她在流落到一个城镇时又遭到乡长老婆的迫害，被当众侮辱并带上“脚柞”示众，但她却得了憨直的所丁和因躲壮丁而当了班长的小粮户的儿子的同情。作品在揭露“天下老鸦一般黑”的阶级压榨的同时，表现了底层人民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互关心和友爱的动人情景，在晦暗、沉闷的现实中闪耀着“对于生活的信赖”(注：《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的光辉。
一九三八至三九年，沙汀还在敌后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从四川到延安，并随军去过晋西北和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作为这一段经历在创作上的收获，是写了著名的传记性的报告文学《随军散记》和散文集《敌后琐记》。后来，又写了表现根据地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闯关》(后曾改名《奇异的旅程》、《封锁线前后》)。这篇小说写一支在少数战斗队员护卫下的文化工作者的小队伍，经过艰难的历程终于胜利地通过敌人铁路封锁线的故事。围绕着通过封锁线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作者以对比的手法，着重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嘉和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事干部余明的不同态度和性格。小说真实生动地刻划了左嘉的冲动的热情、浓厚的虚荣心和懦怯、脆弱的性格特征。余明的形象虽然不及左嘉写得细腻，但他的直率粗鲁而坚定有力的性格气质，却把握得比较准确。这个比较真实的抗日根据地军人形象在抗战初期的文学中出现，是难能可贵的。
沙汀对抗战中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现实黑暗的讽刺和暴露，还通过他这个时期写的长篇小说反映出来。长篇《淘金记》写于作者从抗日根据地回到四川后的一九四一至四二年，最初曾以《烧箕背》和《北斗镇》为名发表在期刊上(注：《烧箕背》，《文艺阵地》第7卷第2、3期；《北斗镇》，《文学创作》第1卷第5期)。小说以开采烧箕背金矿的事件作为线索，写地主劣绅们为发国难财而掀起的内讧，刻划和展示了各有性格特色的地主阶级的群丑图。在北斗镇上互相争夺的势力中，有“在野派”哥老会流氓头子林幺长子，依附于地方上怪势力的恶霸白酱丹和渐趋没落的女地主何寡母等。其中白酱丹的形象写得最为成功。作为现任联保主任龙哥的“智囊”与“神经”，白酱丹的刻毒和凶狠隐藏在“斯文迟缓”、“和蔼可亲”的外表下。他不仅为了自己的私利苦心钻营，夺得了烧箕背的开采权，而且自觉地充当反动腐朽制度的维护者，想方设法“增强力量”，“维持后方治安”。这一性格鲜明的人物概括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他是国民党反动、腐朽统治所培植和养育出来的最凶残、丑恶、无耻的政治流氓，同时又是这个腐烂、崩坏的社会制度赖以维护、支撑下去的支柱。作品另一塑造得成功的人物是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的代表人物——联保主任龙哥。从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作者许多短篇小说中联保主任的影子，同时又进行了新的艺术概括和创造。这个“有点名士气”的统治者，“心直口快”，粗野无忌，干坏事也似乎出自内心的真诚。“他可以毫无恶意，毫无打算，和毫无愧色地获取任何自己高兴的物事。”他做起囤积生意来也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凭直觉采取断然行动，竟然与精密的打算不相上下，因而屡获暴利，这说明他的一举一动与这个腐烂社会的脉搏是何等合拍！由于他代表着政权的力量，因而在烧箕背开发权的争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与农村豪绅集团狼狈为奸，充分说明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反动本质。与人物性格的刻划和情节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作品还对抗战时期四川农村的特定环境进行了开掘：抗战中阶级矛盾存在的事实有所表现；国民党政府发布的“生产”、“救国”、“禁政”等法令、措施和保甲制度、袍哥组织的反动性、欺骗性，关于国民党中央迁都重庆后给四川农村带来的影响以及作品结尾抗战蛀虫们由金矿开发转向更易获利的粮食投机等描写，也进一步点染了战时国统区的时代气氛，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战斗意义。《淘金记》是沙汀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充分显示出作者生活积累的丰富和艺术技巧的圆熟。由于作者对四川农村的生活和历史，各阶层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地方风俗习惯相当熟悉，加以冷静的观察、细密的剖析，真实精细地描绘现实关系，成功地运用四川方言土语。因而绘制出一幅幅乡土气息十分浓郁的四川农村风俗画。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较之短篇小说中的同类人物，概括的社会历史内容更为丰富深刻，人物怀格也更为完整鲜明。这部小说的矛盾冲突完全遵循人物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性格的内在逻辑来展开，因而真切自然，充满生活实感。情节单纯集中，不枝不蔓，同时又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描写洗炼，针线缜密，一丝不苟。人物语言个性化，而且特别注意具体的语言环境，一个断句，一个反问，一种语气的强调，都经过安排，耐人寻味。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对生活中的正面力量缺少表现，所写的劳动群众大多愚昧无知，连一点愤怒、反抗的情绪都没有，整个作品没有一点关于出路的暗示，致使画面显得过于阴森和晦暗。这是作者受生活实践的限制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视野不够开阔和艺术构思上的缺陷造成的。
写于一九四三年至四四年的另一长篇《困兽记》，表现的是四川某小城镇中一群知识分子在时局逆转后陷于无法自拔的苦闷生活。一位从前线归来的旧友唤起了他们在抗战初期宣传抗日的热情。但他们重新筹备的暑期演剧活动，终因不容于反动当局而归于失败。小说以这个情节为主线，穿插着因苦闷生活而发生的爱情纠葛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共同的抑郁、愤怒、苦闷和追求。作品还写了从前线归来的章桐的再次出走和老教师中作“切切实实致力于一种平凡寂寞的工作”的情节，预示着一种新的希望。但是，整个作品笼罩着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沉重苦闷的气氛，艺术描写上有繁琐拖沓的缺点。
一九四四年，沙汀在重庆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理论上进一步认识到“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一原则的重要；同时，抗战胜利前后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四川农民的自觉斗争或自发反抗日益蓬勃开展，城市的民主运动也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压迫而高涨起来；这些都为他在作品中更好地表现人民的民主要求和反抗斗争生活提供了现实根据。在抗战时期，沙汀的小说主要是从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动及其内部的矛盾纠葛上来暴露政治黑暗的。而在他解放战争时期写的小说中，农民和其他底层人民的形象成了作品的主人公。正是从底层人民的要求出发，作品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掠夺、欺骗和压榨，表达了人民群众抗日反蒋的民主要求，显示了他们愤怒、反抗的情绪和日益增长的斗争力量。
长篇小说《还乡记》写于一九四六年。作品一开始就展现了抗战时期四川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的画面。林檎沟——这个具有农民自发斗争传统的山村，自从三十年前一场农民暴动被镇压以后，贫苦农民长期饱受剥削、压迫，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冯大生的被迫卖壮丁，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所过的非人的生活，以及他的作为“抗属”的家人遭到保甲长的欺凌，充分说明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权不仅不能满足贫苦农民最低限度的民主要求，而且以抗战为口实对他们肆意荼毒。这样，便从贫苦农民与地主政权的阶级关系的角度剔发了抗战痼疾，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民主、反人民的倒行逆施对抗日战争的破坏作用。作者坚持从人物性格出发展开情节，细致深刻地揭示了冯大生由个人反抗战投入集体斗争的思想发展历程：外表沉闷老实而实则倔强、火爆的冯大生在提起斧头与霸占他妻子的保队副徐烂狗拚命未遂以后，由于个人复仇心切，加以对反动政权缺乏认识，曾经不听老农民的劝阻，企图通过乡保长的公断迅速击败他的直接对手。只有在多次碰壁以后，他才丢掉了幻想，从切身经验中认清了反动政权的真面目。而当他投入到山民反对恶霸地主合谋掠夺农民“笋子”利益的斗争中时，他的倔强、反抗的性格便迸发出新的光彩。最后，冯大生的再次逃亡已与上一次出走不同，他为自己能在这场获得初步胜利的斗争中作出贡献而感到兴奋。围绕这场斗争，作品还在敌我双方刻划了老谋深算的保长的父亲敦五和沉着、老练、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农民张大爷的形象，进一步显示出斗争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还乡记》虽然由于作家生活视野的限制，未能写出农民自发斗争的出路，但过去作品中某些低沉情绪已扫除干净，在深刻精细地描写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同时，如火如荼的气势分明可见。作品避免了国统区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革命文学作品常有的工农形象苍白、人物转变突然或硬加上一个光明尾马的公式化、概念化缺点。比较起来，《还乡记》虽然在人物塑造的丰满程度和艺术表现的完美方面不如《淘金记》，但这部小说毕竟表现了新的主题和人物，而且艺术上仍能与思想内容达到基本统一。生活实感较强，乡土气息浓郁，人物刻划真实，仍然是这部作品的特色。
抗战胜利前后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短篇集《呼嚎》和《医生》，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迅速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国统区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表达了城乡人民在民主运动中的战斗要求。有的作品通过人物对某种件态度的集中描绘，鲜明地刻划了性格特征并表现了尖锐的主题。如《范老老师》和《呼嚎》，由于突出地刻划了范老师的诚实、认真和廖二嫂的耿直、倔强的性格，强调了他们的单纯而牢固的信念，揭示了矛盾的深刻、激烈，因而充分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反对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强烈愿望。有的短篇在精心选取的生活片段中，通过一两个典型情节，对反动事物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如《医生》一篇象一个绝妙的独幕讽刺喜剧。它写四川解放前夕一个老中医在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的情况下，愤怒地咒骂蒋介石是“瘟牛脑壳”，而且由他所熟悉的种种“疮症”联想到已经无用的钞票上那张“突颧骨丑脸”，因而决定用钞票来摊膏药，于是满怀恶趣和愤恨地将膏药往那张“丑脸”上涂。作品以毁灭性的笑为武器，揭示出违背民意的将介石反动政权的必然崩溃。此外，写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的《炮手》，讽刺伪国大选举的虚伪性的《选灾》，揭示反动分子色厉内荏、本性难移的《酒后》等，都表明作者对于短篇体裁愈益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技巧更趋圆熟。综观沙汀的短篇小说，大多选材精严，构思巧妙，善于截取表现力强的侧面，提炼不落俗套的故事情节，从小见大，以部分暗示全体。情节单纯而丰满，描写精炼而从容；在最能表现性格特征的环境中突现人物，在一个片段里提出现实中发人深省的迫切问题，因而能使人在短小篇幅中得到思想启示和艺术感染。但也有某些短篇，或者失于冗长繁琐，或者偏于曲折晦涩，妨碍了读者对作品内容的理解。
从上面概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沙汀的小说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抗战以来国统区农村的生活和斗争，艺术上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虽然由于生活面和政治视野不够开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但在作品所写到的题材范围内，他的小说对时代的本质进行了开掘，从讽刺、暴露的角度反映了现实的主要矛盾斗争，在深入揭露国民党农村反动统治基础——保甲、帮会制度和地主豪绅势力方面；在写出个性鲜明而又有概括意义的人物方面；在短篇小说体裁的运用和富有特色的四川农村风俗画的绘制方面；在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力求思想、生活和艺术三者的统一方面；在战斗的、讽刺的艺术风格的探索和实践方面：他的小说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