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出现了一个创作高潮。这原因正象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所预示的：“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报纸上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长短通讯，在紧张的战争中是作者对读者的最好贡献，同时对作者自己的学习与创作的准备也有很大益处。”这《决定》还强调指出，“那种轻视新闻工作，对于这一工作敷衍从事，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宣传而不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态度，应该纠正。”“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都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注：1943年11月8日《解放日报》)正是在这种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条件下，又在党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大批报告文学作品涌现出来。许多工农群众和干部在专业工作者的帮助下，也都拿起笔来，参加了这个写作运动。
这些作品都是作者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后才写作出来的，有的是英雄事迹的真实记录，有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有些综合性报导，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概括写出来的。这些作品以粗犷的笔调，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进程，记载了我解放区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显示了中华民族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罪行，剔发了投降派卖国求荣、反共倒退、残害人民的反动勾当，歌颂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许多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为年青一代提供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和三十年代初期的报告文学相比较，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它们不是“浮光掠影的宣传”，它们的战斗性和真实性是统一在一起的。这里的人物已经不是捆在锭子上呻吟的“中国奴隶的冤魂”，而是在党的领导下觉悟了的广大军民。“革命给了我好日子，我就听革命的话”(丁玲：《三日杂记》)，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共同信念。此外，新的人民英雄形象和革命战争场景的描绘，群众语言的运用，也都是以前报告作品中所不具备的新的特色。
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前后继承关系的。这首先从本时期产生的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反映出来。这部书就是冀中区党政军领导人受了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的启示，发动冀中人民开展群众性的写作运动的成果。作品预定的写作内容是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个人见闻，选择个平常的日子，是为了反映出敌后军民通常的生活和斗争。广大冀中军民积极地投入了这个写作活动。为了在这一天获得一个好题材，有些连队经上级批准打下了敌人的据点，有些人则以各种方式开展了多方面的斗争。不识字不能写的人就请人代笔写稿。这就使送往这书的总编室的稿件，多到用麻袋装，用大车拉。为了保护这些稿件，有的同志甚至流血牺牲。初选出的待审订稿，收作品二百多篇，约三十万字，分为四辑，于一九四二年春用麦秸纸油印出二百部。但审订工作未开始，日寇即开展了空前残酷的长时间的“五一大扫荡”。经过一个夏天，多数被坚壁起来的审订稿都朽烂不能翻阅。后经多方搜求，才得以重新出版。这是一部经魔历劫的书，是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书，也是他们用英勇斗争保存下来的书，是特别值得珍贵的。这里的每个作品，都是一份真实的战斗记录，篇章短小，文字朴素，具有浓重的生活气息。《她》、《刺刀下的殉难者》、《一个英勇沉着的青年班长》、《不稀奇的故事》、《夜过平汉路》、《据点附近的学校》、《轿车里呆了半天》、《微笑》等，都是生动感人的作品，写出了中国人民宁列不屈的性格，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残，描绘了冀中人民的斗争生活场景，赞扬了艰苦不皱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个写作运动影响是深远的，它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锻炼了写作人材，为革命文艺增添了新的血液，自此以后，冀中地区还发动过类似的多次写作活动。直到建国以后，这里的群众众性的写作活动仍然很活跃。
《冀中一日》印出后的七年，在解放战争胜利高潮中，由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动员全军同志“在渡江作战中动笔为文”，便产生了另一部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渡江一日》。全集收作品一百二十篇，二十余万字，反映了我军渡江作战的艰苦而英勇的过程以及战役规模巨大、战役组织复杂等等情况。每个作品篇幅不长，只用朴实的文字写下了指战员们的实际战斗过程，没有华而不实的空谈。其中《炮击江防》一组文章生动地报导了我炮兵部队的成绩，写出了人民炮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敌人苦心经营十个月的江防工事的过程，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炮兵俘敌般》一组文章，反映了一场英勇的保卫战，我炮兵严惩了横行在长江里的帝国主义舰艇，捍卫了祖国主权，显示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严正立场。《渡江突击队中的一个向导》、《聂春台和他的小船》、《一个水手的日记》，赞扬了船工们的斗争精神，生动地写出了军民同心同德奋勇渡江的热烈场景，说明了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也是一场必然要胜利的革命战争。从《冀中一日》到《渡江一日》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坚持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这些用艰苦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还用文字记载了这个战斗，这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情。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创造文化的生动证明，也是革命文学事业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例证。
除了这两部大型的群众性的报告文学集以外，其他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还写了很多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曾把其中的优秀作品向新中国的读者作过广泛的介绍，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作者出版了通讯报告和散文的专集，在当时也很受读者欢迎。
反映抗日游击战争的生动斗争场面的，首先推周游的《冀中宋庄之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救》)。这是一九四二年冀中空前激烈的反“扫荡”中一次惊天动地的模范战斗。我游击队仅以两个连的兵力，依据宋庄这个平原上孤立的村落，抗击了二千五百名拥有精良装备的绝对优势的敌人，战斗从白天到黑夜，整整坚持了十四个种头。我英勇果敢的子弟兵，杀伤了敌新任冀渤特区“扫荡”司令官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人之多，而自己只伤亡了七十三人，最后胜利突围出来。这一仗极大地挫伤了敌人“剿灭”冀中的“雄心”。作品反映的内容甚为广阔，开头交代了战斗的起因，结尾说明了战斗胜利的意义和影响，文笔活泼，记叙中夹以议论抒情，把战场上敌我双方优劣形势的转变情况反映得尤为细致生动，既写出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写出了我军英勇沉着应战的过程，它是报导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篇佳作。冠西的《南北岱崮保卫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反映的是一场英雄的保卫战。战斗是为了粉碎日寇扶植汉奸吴化文建立反革命据点的阴谋而展开的。我英勇的九十三名游击队员，坚守在八百平米左右的南北岱崮崮顶上，抗击了敌人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空军中队、一个伪军团的持续半个月的疯狂攻击，在敌人进攻最猛烈的时刻，“南北岱崮象火海中的孤舟，暴乱地颠簸着。”即使如此，这支英雄队伍仍然坚守在阵地上。最后，由于完成了任务，他们在黑夜里从敌人纵深五里的包围圈里突围出来。作者深怀敬意地写道：“象一切革命记载里写着的一样，除了共产党的军队，历史上再也找不出这样的战斗！再也找不出这样的军队！”作品对子弟兵英勇战斗的作风的描绘是生动感人的，文笔也流畅明快。但这一场战斗在鲁中地区的作用和意义作品并未明确指出来，这个不小的缺点降低了作品的历史意义。周元青的《解救》(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救》)生动地报导了我游击队一次胜利的夜袭战斗。子弟兵敢于为人民的解放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表现得很突出，对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也作了真实的揭露。作品剪裁得当。夜战场景的描绘，黎明景色的点染，衬托战士们胜利的心情，都表现得恰到好处。这是当时获得好评的一个作品。
在人民战争中创造这样惊人战绩的，不只是钢铁子弟兵，还有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华山的《窑洞阵地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的十月》)，是太行武乡地区广大民兵开展窑洞阵地战的全面的综合性报导。作品以简洁的文字，记述了这个地区人民利用窑洞打击日寇的发展过程。一九四年起，敌人施行离间民兵和群众的阴谋，民兵们停止了活动，特务汉奸横行起来。一九四二年二月武乡人民便遭到敌人残酷的血洗。血的教训，使人民觉醒过来，“不打活不成”。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挖出了各种“保险窑”，安全地转移了群众和粮食，组织民兵开展灵活斗争，有效地打击敌人，甚至使临近敌人驻地的人民都能开展生产和集市贸易活动，民兵武装组织因此也获得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作者敢于从实际出发，如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斗争挫折和血的教训中成长起来，正是这个作品可贵而富有战斗性的地方。郑笃的《英雄沟》(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反映了武乡东南漆树坡村民兵开展的一场悲壮的窑洞保卫战。民兵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可歌可泣，而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则令人发指。饱含在作品里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是强烈感人的。但作品缺乏剪裁，情节显得枝蔓不集中，语言也不够洗炼。报导日本法西斯摧残中国人民的暴行的作品还有严辰的《人圈》(注：见严辰的通讯报告集《在城郊前哨》，收入《大众文艺丛书》)，仓夷的《无住地带》(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救》)。前者反映了日寇在所谓“满洲国”“国境线”的长城一带，实行“集家并村”的毒辣政策，造成“无人区”以防止我八路军的活动，因而使这里的人民遭到了空前的灾难。后者反映了一支游击队在这“无人区”所开展的艰苦斗争。朴素的文字，翔实的记载，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是从难以想象的灾难中进行英勇奋斗才获得解放和新生的，它会激起每一个读者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
以上是专业工作者关于抗日战争的专题报告作品中的一些情况。这些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反映的内容还是多方面的，既报导了子弟兵的英雄战绩，又反映了民兵们的英勇斗争；既如实地写下了日寇的法西斯暴行，又反映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坚强地团结起来，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这是作品显示出来的一致的战斗特色。
关于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报告作品，数量更多一些。这是因为解放区军民中确实涌现了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在生产战线上，用艰苦斗争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专业作者们把他们的事迹报导出来，正是为了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励他们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把革命推向前进。这些作品在当时确实起过思想感染和精神鼓舞的作用。
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英雄沟》、《诺尔曼·白求恩断片》、《英雄的十月》等书所收录的作品，大多是革命战争中英雄人物英雄事迹的优秀报告。这里首先引人注目的便是活跃在革命战争前线的英勇机智的游击队员和战斗英模人物。丁奋的《没有弦的炸弹》记叙了一位侦察员灵活机智地和敌人作斗争的惊险故事，也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关怀爱护子弟兵的动人情景，通篇用活泼的群众口语写下来，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作品。李后的《宋纪柳》(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记叙了山东赣榆地区一位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员的故事。“宋纪柳”这个名字对于敌伪就是“一个可怕的灾星”。在敌伪中间流传一句誓言，“谁要是不凭良心，出门碰见宋纪柳！”作品精当地选择了几则故事，描绘了这位英勇机智的游击队员的形象，热烈赞扬了他的灵活巧妙的战斗作风。在敌人料想不到的地方和时候，宋纪柳偏偏出现了，因而使他们大吃苦头。选材精当，描写集中，是这篇作品的突出特点。华山的《碉堡线上》(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的十月》)用了较长的篇幅，广泛地反映了敌占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敌人作斗争的情况，集中地写出了年仅十八岁的游击队长小刘灵活地和敌人展开斗争的故事，小刘和当地群众有着血肉般的关系，又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积极发展人民自卫武装，消灭了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了许多伪军，所以，他能在敌人“模范治安区”纵横驰骋。他是敌人悬赏八十万元捉拿的“八路军探子”，但敌人始终抓不到他。他浑身黑色打扮，头缠一条白毛巾，骑着自行车，枪柄上拖着一长溜红飘带，在敌人碉堡前飞驰而过。日本宪兵队出动大批人马去抓他，不料却挨了伏击，宪兵队长龟太郎险些送命。一转身，这小刘又是另一种打扮出现在敌人面前了。敌人非但不怀疑他，还认为他是“良民”；他负了伤，还在龟太郎的介绍下住进敌人军队医院。小刘在对敌斗争中能够出奇制胜、神通广大，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敌占区人民的配合、支持和保护。作品并没有把他写成“无根之木”的孤胆英雄，而是把他当作敢于斗争的人民群众的代表来加以歌颂。整个作品富有传奇色彩，又饱含着浓重的战斗生活气息，是反映抗日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的佳作。此外，作者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踏破辽河千里雪》、《其塔木战斗的英雄们》、《英雄的十月》(注：均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的十月》)等长篇报导，描绘了东北战场上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热情地歌颂了许多英雄战士，说明了人民战争的胜利正是这些英雄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语言明快，记事生动，是华山通讯作品的鲜明特点。周落的《我们的连长何万祥》(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报导了战斗英雄何万祥光荣的一生。他出身贫苦，十六岁参加革命，为人民立下了累累战功，事迹很感人。作品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是如实地反映了英雄在党的教育下的思想转变过程，说明了无产阶级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力图详尽地反映何万祥的许多动人事迹，用心是好的，但也因此显出选材不精的毛病。
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从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群众中也大量涌现出来，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诺尔曼·白求恩断片》)详尽地报导了晋绥边区特等英雄、劳武结合的模范张初元的事迹。张初元是一个无地的农民，又是一个赤贫的煤矿工人，在旧社会受尽剥削与压迫。自从晋西北政权成立，张初元“心都亮啦”，他成了穷人的办事人”，担任民兵分队长，组织民兵反对“维持”敌人，成立变工互助组，把劳力武力结合起来，发展了游击区的生产，受到群众热烈拥护，被评为劳武结合的模范。作品在歌颂英雄事迹的同时，还歌颂了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改变了农民群众的命运，主题是鲜明的。但这作品记事过繁，用笔太细，因此显得冗长拖沓。袁潮的《李家沟反维持记》(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是邢台驻敌附近李家沟小村群众和敌人作斗争的生动报导。他们惩办了替敌人办事的伪保长，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抗交敌人摊派的捐税和苦役，成立自卫武装，灵活地展开斗争，以致使“鬼子钻进炮楼里不敢动弹”，而“李家沟的老乡却过着愉快的生活”。作品热情地赞扬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他们的聪明才智，笔调灵活，选材精当，群众语言的运用尤为生动，是报导农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一个好作品。此外，姬长义的《夺来的枪》，吴林泉的《赵有功保田有功》(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都是朴实亲切地反映农村群众实行劳武结合，开展自卫斗争的生动报导。
在人民军队指挥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也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通讯作品对此也作了反映。周而复等人所写的《海上的遭遇》(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报导了新四军团以上干部五十多人组成的赴延安学习的非战斗的队伍在海上和敌人发生遭遇战的经过。这虽然是一些非战斗的人员，其中还有不少女同志，在陆地穿行的战斗中，却足以说明他们正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他们从苏北盐河淮海一带，穿过故人层层封锁，抵达黄河边上的六合庄，一直有超过他们二十倍的敌人兵力在追踪。由于他们开展了灵活的战斗，一再甩开尾追的敌人，而且越战越强。不幸的是他们在乘木帆船到滨海区去的途中，因海上停风，没有动力，碰上了日寇的巡逻艇，因而发生了一场悲壮的遭遇战。干部们在敌人强大的火力扫射下，又缺乏海战经验，只凭借木船顽强地抵抗了一天，没有一个屈服动摇的。其中师参谋长彭雄同志和旅长田守尧同志等都是久经考验的新四军的将领，负了伤仍然指挥战斗，掩护别的同志撤退，最后光荣牺牲。作品说，“象这样悲壮的斗争，象这样无畏的斗争，在抗战史上是可歌可泣的，这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凛然气节。”作品饱含革命激情，热情歌颂了这支干部队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诺尔曼·白救恩断片》)，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崇高的精神境界。疾病痛苦地折磨着这位共产党人的身体，却摧残不了他的革命精神。他在病床上时刻都在想政治问题，关心党的工作，关怀战友和同志，豪迈乐观地和疾病作斗争。“能够为人民劳动，便是最大的幸福”，是他在病中常说的一句话。当他知道病情恶化危急时，他毫不颓丧，而是抓紧时间，为革命事业多贡献一些意见，使革命早一点成功。他在病中的生活仍然是很朴素的，凡是为他准备的用品，他总要注意防止浪费。他爱好文学，也很了解祖国医学。他对于文化学术的发展发表过许多精辟有益的见解，至今看来也还是正确的。通常用简洁的文字记写下来，饱含作者深沉的警意和怀念。这是一篇很感人的悼念文字，也是一篇革命世界观的赞歌。陈祖武的《八面山中》(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放》)是随王震同志率领的南下支队在湖南桂东县境八面山中行军战斗的两则日记。作品用深沉的色调描绘了山高路险、天雨泥泞、敌军围困给部队造成的困难，揭露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阴谋，歌颂了革命战士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生动地抒写了司令员王震同志坚定沉着、英勇果断、爱护群众、身先士座的革命作风。正是在他的正确指挥下，部队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冲破了国民党军在八面山的包围圈。作者文笔老练，记事中杂以议论抒情，艰苦斗争生活场景写得很逼真，人们的思想情绪也反映得很真切。
周而复写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用了较长的篇幅，报导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深入前线、救死扶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竭尽劳瘁的许多动人事迹，是一曲高亢的国际主义精神的赞歌。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来了大批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深入敌后，深入前线，雷厉风行地开展工作。他说，医疗工作的目的“不仅为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为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新中国”。他是新中国无私的助产士。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为中国人民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创建国际和平医院。他为伤员着想，敢于批评某些人员的不负责任的作风，敢于严格要求。在严冬，他把自己的被子送给伤员盖。他把炊事员特别为他做的营养品亲手喂给重伤员吃。他的“万能血型”输进了中国八路军普通战士的血管里。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他还做着断肢和腹腔手术；他救活了许多英勇善战的革命战士，还为晋察冀边区的人民施行治疗。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清晨，白求思同志因竭尽劳瘁而逝世时，全边区的人民和子弟兵听到这消息后，没有一个人不悲痛下泪的。这可见白求恩精神感人之深。现在，白求恩的名字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名字，他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将被中华民族的子孙的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人民群众是在斗争中逐步觉醒和成长的。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了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了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些生动情况，从翻身农民和子弟兵身上都一再反映出来。朱襄的《天水岭群众翻身记》(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报导了天水岭村农民群众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思想大解放的过程。党的政策武装了群众，人们在“倒不清苦水讲不清理，说不出冤气找不出穷根”的口号鼓舞下，开展了群众性的忆苦活动，认清了地主阶级剥削本质，从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经过激烈斗争，“地主们都依法退出了粮食、土地，群众血的仇恨雪洗了，自己的土地房屋收回了，‘命运’、‘良心’等思想上的枷锁被打碎了，天水岭真正翻身了。”作品报导的情况在当时是有普遍意义的，它说明了解放区农民群众冲破旧的思想体系的束缚，正是他们精神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
人民文艺丛书所收的董彦夫的长篇报告《走向胜利的第一连》，详细地反映了一个连队思想转变的生动情况。开头，一连是个落后连队，干群之间存在着严重不团结现象，还染有旧军队的习气，如打骂体罚战士等。这个连队由地方部队改编过来，又由于长期连续作战，得不到整训，新补充的解放战士也没受到过革命教育，因而存在许多不正之风。新委任的副指导员韩守红是一个老战士，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运用自己在整风运动中学到的一系列的民主方法，针对连队的问题展开工作，发动战士，活跃民主生活，很快改善了干群关系，纠正了不正之风，使一个落后连队变成了先进连队。这个事例说明了人民军队必须按照革命民主原则建立起来，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个作品是作为一份典型经验写作出来的，材料引用丰富，文字较为谨严。韩塞的《不要杀他》(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放》)报导了一个罕见的事件。事情发生在新解放区栾平县洞台村。这里的群众对八路军还缺乏了解放，地方工作也没基础。负责收容病号的副班长郭桂生为了找老乡抬担架，向山后奔逃的老乡鸣枪示警，不幸打死了老乡。这是严重违反军纪的行为。部人领导决定把郭桂生押回洞口村“偿命”，并向群众反复说明“爱护老百姓是八路军的光荣传统”，郭桂生虽然是战斗英雄，是共产党员，但他打死老乡的事情是部队铁的纪律所不容许的。这事情教育和感动了洞台村全体群众(包括死者的母亲和爱人)，他们坚决要求“不要杀他”。当地干部也带头检查工作，承担事件的责任。他们还“立了一个全村的保状”，要求从轻处理，免予死刑。部队负责人接受了群众要求。通过这个事件的处理，歌颂了我八路军严格执行纪律的革命作风，教育了战士要永远忠于人民，也教育了群众更加热爱子弟兵。作品篇幅不长，但选材精当，描写集中，主题鲜明突出。同名歌剧《不要杀他》，正是依据这一真实事件加工改编的。
反映翻身农民新的精神面貌，歌颂他们积极支援解放战争的精彩报告，当数洪林的《一支运粮队》(注：见人民文艺丛书《飞兵在沂蒙山上》)。这支队伍共有六百二十七人，推着二百八十辆小车运粮支前。队员多数没离过家，更没有战场经验，开始时存在着一些散漫现象和畏难情绪。经过集体生活和战争环境的锻炼，他们成了一支觉悟高、纪律好的战斗队。他们下定决心“不立功，不回家”；下雨宁肯自己淋湿一身，也不让粮食着雨；他们自己吃“爬豆饭”，一定要把好粮食送上前线。他们在驻地还帮助受到国民党残害的群众重建家园。他们明确地认识到：“并不是什么空洞的民主要胜利，新中国要胜利，而就是他们自己要胜利！”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他们把粮食作了多次转运，毫无怨言。最后，当孟良崮战役刚刚结束，这支六百多人组成的“生命线”，把几万斤小米送到了将要断炊的前线部队里。在胜利了的阵地上，“到处都在谈着：七十四师，小米。”画出了人民战争胜利喜悦的动人场景。运粮队指导员对这支队伍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忍饥受寒，翻山越岭，日日夜夜，推着二百多斤沉的车子，历尽辛苦，要是没有一定的觉悟，没有一个坚定的认识，他们如何能够坚持呢？谁说他们落后呢？谁说他们自私呢？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消灭中国反动派这件艰巨斗争中尽了他或多或少的力量。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平凡的、朴素的、诚实的人们，他们参加了战争，支援了战争，同时也赢得了战争！”这是对人民战争胜利根源真切形象的说明。通篇都是用指导员自述的方式记叙下来的，其中许多场景的描绘，队员们心理状态的变化，指导员自己的感触和赞许，都是用生动的口语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极为动听，是文情并茂、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作品。
周立波的特写集《南下记》写于抗战胜利以后。它是作者随王震同志所率南下支队行军途中的见闻，共计十四篇。观察细致，文笔简洁，生动地描绘了当年的艰苦斗争生活。其中对李先念、王震同志的革命作风的记叙，更为细致生动，并切感人。
反映这同一行军的长篇报导还有李立的《四十八天》。作品用日记的形式反映了这支队伍到达衡阳获得抗战胜利消息以后的四十八天的战斗历程。作者说，“日本投降后，我们南进的任务也变了，首先要配合友军沿粤汉路接受日本的投降，然后再与东江纵队会合，来争取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早日实现。”但这个新任务后来也是改变了的，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不但指令广大人民军队“驻防待命”，还密令五个军对这支南下部队实行围追堵截。因此，作品所反映的四十八天的战斗，就是和国民党反共军队作斗争。这支队伍在王震同志指挥下，以神速的行军和英勇的战斗，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直插湘南，渡大庾岭，回旋粤北，与东江纵队会合不成，便甩开追敌，重返井冈山，从湘赣边境直抵湘鄂边境与中原解放区部队汇合。所到之处，真如一道铁流，敌人望风披靡，而人民群众却笑逐颜开地欢迎老红军胜利归来。作者用明快的语言记写下来的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指挥员刚毅果断的战斗作风，以及江南人民欢迎亲人归来的情景，开篇一阅，便令人神旺。
孙犁是用浓重的抒情笔调，反映冀中地区人民英勇斗争的一位著名作家。一九五八年，他把以前出版过的《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嘱咐》、《农村速写》、《村歌》等六个集子，按时间顺序合编成《白洋淀纪事》，第二集是散文、特写、通讯。这些作品反映的生活面较为广阔，风格独具特色，形式灵活多样。《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和《采莆台的苇》，同是反映白洋淀妇女对敌斗争的故事，效果却大不一样，前者于机智勇敢的斗争中充溢着乐观豪迈的气氛，后者则在沉着对敌时使人产生难耐的紧张和担心。《游击区生活一星期》报导了游击区人民对敌斗争、坚持生产等方面的紧张生活情况。由于作者曾经深入群众斗争，感受到了那里的人民群众思想感情上跳动着的脉搏，因此，写出了这样精彩动人的战斗生活的赞歌：“生活在这里是这样充实和有意义，生活的经线和纬线，是那样复杂坚韧。生活由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结合，生活由民主建设和战斗热情结合，生活象一匹由坚强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织造着的布，光彩照人，而且已有七个整年的历史了。”抗战胜利以后，作者还写了许多反映这地区农村生产情况的作品，也都清新可爱。《织席记》简洁生动地写出了胜利前后人民生活的变化。《张金花纺织组》、《曹密回和李素忍》反映农民群众在生产合作组织中思想转变情况，朴实真切。《“帅府”巡礼》是对于勤奋的劳动者的赞歌。《象片》抒写了一位军属把自己在日寇刺刀逼迫下拍的照片寄给前线的丈夫，反映了冀中人民牢记过去苦难，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作者的家乡就在白洋淀附近，他曾在这里坚持工作和斗争，熟悉这里的人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作品总是情不自禁地发掘和表现着人民心灵的美，具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抒情风格。
吴伯箫的《黑红点》是抗战后期的通讯专集。这里每个作品篇幅不长，但组织精当，描绘了游击队员们生龙活虎的形象，写出了大生产带来的大丰收的繁盛景象。《黑红点》是一篇记事性的报告作品，冀南敌占区人民将所记汉奸走狗伪军干坏事的记录叫做“黑红点”，这是敌人一份很灵验的“生死簿”。作品围绕这个“生死簿”组织了几则小故事，说明了这种巧妙的斗争方法的效果和作用。《化装》一篇情节更为曲折生动，把敌人写得既狡猾又愚蠢，把人民群众写得既勇敢又聪明。《一镡血》记写了山东博平沙区阚庄人民和铁杆汉奸齐子修斗争的悲壮事迹。这“一镡血”是敌伪残杀人民的罪证，也是人民要复仇的坚决表示。一年以后，这里发展成抗日根据地，人民展开了更英勇的斗争。本集第二部分作品如《南泥湾》、《火焰山上种树》、《新村》等篇，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绿化荒山、移民安置等情况，洋溢着热爱边区新生活的感情，纯朴可爱。《出发集》是作者一九四六年以后的作品集，第一辑是散文，其中《出发点》一文是生动的散文诗。这是作者离开延安时唱出的赞歌，也是延安精神的赞歌。作者文学修养较深，对斗争生活也有亲身体会，反映在作品里便显出选材适当，结构谨严，文笔老练。
刘白羽是解放战争时期报告作品的多产作家。一九四六年《环行东北》一书，以宏大的规模反映了东北地区巨大深远的历史性变化。这书是他作为“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的记者进入东北，前后用了半年时间，进行了广泛的采访而后写成的。其时抗战刚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又在策划内战。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是全国人民系念的地方。国民党谎称“东北没有中共武装”，把人民力量诬之为“敌伪武装余孽”、“土匪”，妄想使东北人民从做日寇的奴隶，转做国内反动派的奴隶。《环行东北》全书共十三章，征引大量事实，戳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它介绍了东北人民自“九一八”事变后，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苦斗和反抗。他们没有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过一份干粮和一颗弹药的援助，在绝境里英勇斗争，因而产生了强大的抗日联军和东北民主力量。作品还介绍了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等许多人民英雄壮烈斗争的事迹，揭露了日寇残杀中国人民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内战的真相。作品还用了较多的篇幅报导了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给人民带来的翻身喜悦和民主政权建设情况。东北人民十四年的历史，是一部由悲哀、绝望到胜利、欢乐的历史。东北人民懂得，正是国民党政府过去出卖了他们，使他们痛苦地度过了十四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决不许“解放之花”因国民党的“接收”而“枯萎”，他们将牢记过去的历史，踏平一切阻碍而前进！因为作品如此尖锐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宣传骗局和内战阴谋，所以出版后不久，即遭到反动当局的追禁。此后，作者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又写了许多报告作品，先后收录在《光明照耀着沈阳》、《历史的暴风雨》、《为祖国而战》等集子里。作者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选取了最生动的故事，揭示了人民战争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必然性：
傍晚，田野路上有不少队伍，毫不停息地朝四平前进。……从前面火线上下来的人，传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师一个通讯员，在激烈的火线上奔跑着，忽然他发现一个婴儿被遗弃在地下——这块地方，每一刻时间都可能落下滚烫的钢齿，把这个小小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夺去。这个通讯员未加思索，一刻不停就英勇的往那子弹飞啸着的地方跑去——他就立刻把婴儿紧紧抱在怀中，冒着危险，追了二里地才在一条满是弹穴的街上追到了那个妇女，她一眼见到这个战士手中的婴儿，她的亲生骨肉，她痛哭着跪在这个战士面前了。通讯员把婴儿递到母亲的怀抱里，一伸手指给出城的方向，火线上的生死战斗在等待着他，他扭转身就往回走。那个母亲追喊着：“同志！——告诉我，你姓什么？你叫什么？让我永远不忘记你！”通讯员扭转身喊：“我是八路，——我是八路。”这一个普通的通讯员在他的伟大的行为里，代表我们向全世界做了一个宣言：“为了无数同样可爱的婴儿，我们在战斗。”(注：《为祖国而战·一九四七年夏季战记》，收入大众文艺丛书)
一九四九年一月，作者随军穿过山海关，直下平津，迎接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年代。他又写了《人民历史新的一页》、《横断中原》、《火炬映红了长江》(注：见《为祖国而战》一书)等长篇报导，反映了北平解放、中原和郑州解放以及武汉解放的情况，画出了英雄年代的风貌。刘白羽的通讯作品，基本格调是为人民胜利欢呼，为祖国新生歌唱，有强烈的政论色彩，激情饱满，文笔酣畅，具有较强的感染力量。
曾克在抗战后期散文通讯集《光荣的人们》，这些作品是她在太行山区和延安时期写的，其中写到的许多人物，都是从八年抗战和大生产运动中考验过来，并且还在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表现了女性作者对斗争生活独到的细致观察和特有的敏锐感受。《劳动的妇女们》用细致的文笔写出了太行山区农村妇女纯朴坚强的性格。正是这些劳动妇女们，她们在民族灾难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她们献出了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担负起男子们留下的工作：农业生产，抚育孤儿，承担抗勤工作。作者从她们的生活里体会到了她们的痛苦，同时也感受到了快乐和希望。抗战胜利是由这样无数的无名英雄艰苦斗争赢得的，她们的贡献和牺牲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乡居生活》是作者深入斗争生活的体会。她成了群众的知心人，因此获得了许多写作素材，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通篇洋溢着作者热爱群众生活的感情，亲切感人。《挺进大别山》是作者跟随刘邓大军南征时记录下来的速写，这六组文章以活泼的文笔，反映了这一伟大进军。其中《送别》、《沙原上》、《史玉轮同志永垂不朽》、《突击》、《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过涡河》等篇写得尤为生动，文字流畅自然，生活气息浓厚，写景抒情，互相映衬，更显得轻灵可爱。
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六十八天》是反映华东解放战争的两部长篇报告。作品重点报导的是年轻的人民炮兵在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成长起来以及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作者是连队指导员，对连队成长过程十分了解，因此，反映的情况是朴实亲切的。这支人民炮兵连队完全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武器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的，许多成员也是“新解放的同志”，为了完成“挺进到鲁南蒋匪占领区”去的任务，连队开展了多方面的政治工作，提高了战斗情绪。十天飞速行军，克服了敌人干扰、山路崎岖、天热、缺粮缺水等困难，终于和整个野战兵团象尖刀一样插进了敌后，进逼孟良崮。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歼灭了敌军五大主力之一“七十四师”，敲掉了蒋介石的一个狼牙，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六十八天》是反映这个野战兵团和炮兵连队从沂蒙山区出发，沿陇海路东段向南推进，参加淮海战役的过程。作者对整个战役情况虽然了解有限，但他还是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这个战役进展的大致情况。我军越战越强，敌军节节败退，最后被围困在一个狭长地带上。人民炮兵在淮海战役中成长更为迅速，由连队发展到炮兵营、炮兵团以至于成为纵队，达到了和坦克兵团、步兵兵团协同作战的巨大规模。作品还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战争的支援，反映了蒋军对人民生产、生活的灾难性破坏，反映了敌军官兵争粮、争水、士气沮丧等狼狈处境，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不同军队的性质和作风。全战役历时六十五天，加上三天行军，共计六十八天，歼敌正规军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及其他队伍共计六十余万人。淮海战役的胜利，使敌人南线战场上主要力量全被歼灭，为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准备了条件。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这是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正确领导的再度证明，并充分表现了我军和人民力量是无比的强大。”韩希梁的报告作品，是用他参加斗争生活的经历和体会写成的，很少浮华雕琢，文笔粗犷质朴，战斗生活气息强烈，时代感也很鲜明。它为我们了解当年斗争情况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的材料，并由此获得感染与教育。这正是作品可贵的地方。
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转向反攻阶段，进而到取得胜利，又转而到解放战争胜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空前变化的伟大时代。进程是如此之迅速，规模是如此之巨大，内容是如此之深刻，其间出现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是难以数计的。解放区产生的大批通讯报告，正是这场规模宏大的历史巨变的反映。与实际斗争相比，这里列举的作品是不算多的；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却是报告文学的一次大丰收。这些作品的作者们(包括群众创作者和专业工作者)，都是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的战斗的一员，他们的作品不但是当年壮丽斗争的再现，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因此，这些作品即使在结构上和文字上还存在着一些粗糙和值得推敲的地方，但由于它们是火热斗争生活的反映，总是涂饰着不可重复的历史色彩，显示着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