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新民丛报》初创，主要文章几乎都出自梁启超之手。毛泽东曾回忆：“16岁时，读到了《新民说》，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不仅时常模仿梁氏文风，还取名‘子任’，意为做梁启超(任公)的学生，后来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梁启超的文章推崇备至， 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大量地邮寄回国内给他。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
北洋时代，梁启超曾两次担任政府总长，一是1913年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二是1917年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时间都不长，以梁任公之人格和赚钱能力，实在没必要贪墨。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
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任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得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当时有多火呢？据学者陈明远考证，“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元，占五分之二。”
梁启超也颇有经济眼光，将不少钱拿来投资，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北洋其他实业里投资。梁启超还很注意投资房产，从1912年归国之后，十余年时间在北京买下了几处住房，都是气派的四合院，无论租与卖，都是大资产。让他最满意的房子还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三层小洋楼组成。他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也是在这里写成，后开辟为梁启超纪念馆。1925年8月，梁启超还出资1万元买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座两层小洋楼作为梁家人休闲避暑所在。无论梁启超收入有多高，他的钱来得都很干净。
康有为：最有钱的民国文人
民国年间，康有为在文坛上的地位显然不比在晚清那会儿，即便后起之秀们对这位顽固的保皇派精神领袖多有批判，却丝毫影响不了其张扬着发大财。如果说康有为是民国文人中最有钱的人，没有之一——估计没人能反对。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软禁，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其时六君子被弑，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益颇丰。
1906年春，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向华侨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发现商机，买下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大片房产。不久之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演讲又募集了不少资金。
1914年春，康有为携全家迁居上海，他预测到上海的地皮肯定会涨，迅速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了大片地皮。此后，上海地价连续飞涨，康有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大赚特赚。
1921年，64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晚年的康有为除了在张勋复辟时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大事儿。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四处游玩结交朋友，有时候两者结合起来，在游玩中投资赚钱。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三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除了投资房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有为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康有为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住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