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上法拉一起去找基阿马。和基库尤人打交道时，我总是会带上法拉。他对有关自己的纠纷并不怎么上心，但是一旦遇到与民族感和部落世仇有关的纠纷时，他就像所有索马里人一样，会完全失去理智。但当面对别人的纠纷时，他就会表现出相当的智慧和判断力。另外，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斯瓦希里语，所以也是我的翻译。
去之前我就料到，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把卡尼纽的财产剥夺完。卡尼纽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羊群被各种人夺走。一部分用于赔偿死去的孩子和受伤孩子的家庭，一部分用于维持基阿马。会议一开始就违背了我的意愿。因为我觉得，卡尼纽和其他孩子的父亲一样，也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况且，我觉得，他的孩子的命运是这些孩子中最悲惨的。瓦迈死去了，所有事情也就跟他没关系了；万扬格里在医院住着，有很多人照顾；只有卡贝罗被所有人抛弃了，甚至都没人知道他的尸骨在哪儿。
现在，卡尼纽很好地扮演了一头肥牛的角色，为大家提供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他是我这片土地上最富有的非法棚户之一。我对他们的财产都做过统计，他拥有三十五头牛、六十头羊和五个妻子。他的村庄离我的树林很近，我经常看到他的孩子在树林里放羊，也总能看到他的妻子们来树林里砍树。基库尤人不懂得什么是奢侈，即使是最富有的人，生活上也跟穷人差不多。在他的房间里，除了一个可以坐的小木凳外，没有任何家具。村里有许多小屋，青年人、女人和孩子们经常一群一群地聚在周围，非常热闹。太阳落山的时候，挤奶的时间就到了。奶牛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穿过平原，向村里走去。它们的蓝色影子在旁边的草地上温柔地移动。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这位老人笼罩在一种农场老式富豪的光环中。老人本人极瘦小，整日披着一件皮外套，黑色的脸上常常透出一股精明，上面有细细的皱纹交错，里面布满了污垢。
我和他之间有过好多次激烈的争吵，甚至还威胁要把他赶出农场，都是因为他在农场上的特殊交易。卡尼纽和附近的马赛族关系都很好，还把四五个女儿都嫁给了他们。基库尤人曾告诉过我，古代的马赛人觉得和基库尤人通婚是一种侮辱。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为了延缓消亡，这个奇特的民族不得不放下自己的骄傲和基库尤人通婚。马赛妇女总是不生育，而年轻的基库尤女孩生育能力又很强，所以慢慢就受到了这个民族的青睐。卡尼纽的女儿们都很漂亮。他用这些女儿从保留区边境换回了许多毛皮光滑、活蹦乱跳的小母牛。当时，有好多基库尤老父亲都是用这种方式富裕起来的。有人告诉我，基库尤的大酋长基纳恩朱把自己二十多个女儿都嫁给了马赛人，然后从对方那儿得到了一百多头牛。
一年前，马赛居留区因为爆发口蹄疫被政府隔离，基库尤人就再也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了。卡尼纽的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困境。马赛人是游牧民族，总是根据季节、雨季和牧草变换住所。在他们的牲口群里，本该属于卡尼纽的那些牛四散在旷野里，有时候会离他有一百多英里远，所以根本没人知道这些牛现在是个什么情况。马赛人完全就是寡廉鲜耻的牛贩子，对谁都是如此，更别说他们所鄙视的基库尤人。但他们也是优秀的武士，听说也是很好的情人。面对他们，卡尼纽女儿们的心就像古代的萨平妇女[1]一样，他无法再依靠她们了。于是，这个足智多谋的基库尤老人就想趁夜里地区专员和兽医部门的人睡觉的时候，把他的牛运过小河，送到我的农场上。但这种行为是在犯罪，非洲的土著们都知道这里的检验检疫条例，而且也很尊重它们。如果这些牛在我的农场上被发现，这座农场就会被隔离和封锁起来。所以，我就专门派人在河边抓卡尼纽的仆人们。于是，在有月光的夜晚，河边就有了很多颇具戏剧性的大型埋伏。会有人飞快地沿着银色的河水逃窜，整件事的主角——小母牛们也会惊慌失措地四散逃跑。
那个死去的孩子的父亲叫乔戈纳，他跟卡尼纽相反，是一个穷人。他只有一个老妻子，所有的财产就是三只羊，而且也不打算再多养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我很了解乔戈纳。枪击事件发生前一年，基阿马还没有成立，农场上发生了一起恐怖的凶杀案。我在农场上建了一座磨坊，海拔比河水高。两个印度人把它租赁了下来，为基库尤人磨玉米。某天夜里，这两个印度人被人杀死，所有的财物都被偷走，杀人凶手却一直没有找到。凡是在这个地区生活的印度商人和店主都被吓跑了，好像是被一场大风暴吹走了似的。在磨坊里工作的普兰·辛格也想走，我只好为他配了一把老式猎枪，然后磨破了嘴皮才把他留了下来。凶杀案过后的那几个夜晚，我总是觉得自己听到房屋周围有脚步声，所以就派了一位守夜人，在周围守了一周时间。这个人就是乔戈纳。乔戈纳这个人温和柔弱，根本不是杀人凶手的对手，但他是一位特别友好、亲切的老人，和他聊天总是让人感觉很愉悦。他的一举一动都像是一个开心的孩子。他那张宽大的脸盘上永远浮现着激励和热情，无论什么时候看到我，他都会笑。在基阿马的会上看到我之后，他显得非常高兴。
那时我正在读《古兰经》，看到他我想到了里面的这句话：“永远不要因为穷人而背离正义。”[2]
至于给卡尼纽“剥皮”这个目的，除了我，基阿马里至少还有一个人也意识到了，这个人就是卡尼纽本人。老人们围成一个圈，每个人都很专注，都在为这次会议积极地利用自己的智慧。卡尼纽坐在地上，披着一件大羊皮斗篷，斗篷帽子盖住了他的头。帽子下时不时地传来一声他的哀鸣和啜泣声，听起来就像是一只嚎叫了很久，已经精疲力竭的老狗，只是尽力地维持着自己那条悲惨的老命。
老人们希望先讨论那个受伤的孩子万扬格里，因为这样他们就能无休止地谈判下去。如果万扬格里死了，要赔偿多少？如果他变成了丑八怪呢？如果他不能说话了呢？法拉代表我发言，他说，在我去内罗毕见到医生之前，我不会参与讨论。他们于是只好咽下失望，开始准备讨论下一件事情。
我让法拉告诉他们，基阿马有责任尽快定下这个案子，不能就这样一直坐在这儿讨论到死。很显然，这不是一起谋杀案，只是一起性质比较严重的事故。
基阿马里的老人们很尊重我的发言，他们非常专注地听着。但法拉刚说完，他们就开始表示反对。
他们说：“姆萨布，我们确实是什么都不懂，但我们看你也不太懂啊。我们只听懂了你说的一部分。但的确是卡尼纽的儿子开枪的。否则，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受伤？如果你想听到更多详细的情况，梅格会告诉你的。他的儿子当时就在现场，他的一只耳朵被打掉了。”
梅格是我的农场上最富裕的非法棚户之一，可以说是卡尼纽的死对头。他看起来很高贵，很有威严，而他的话也颇有分量，他说得很慢，说着说着就会停下来思考。他说道：“姆萨布，我儿子告诉我，所有的孩子都拿过枪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拿起枪，指着卡贝罗。但卡贝罗没有告诉他们怎么开枪，他肯定也不会告诉他们的。最后，他把枪拿了回去，就在这时，枪响了，所有孩子都受伤了，乔戈纳的儿子瓦迈被打死了。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我已经知道这些了，”我说，“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运气差，就是一个事故。我也有可能在我的房间里开枪，你，梅格，也有可能从你的房间开枪。”
这些话引起了基阿马的极大骚动。他们全部看着梅格，梅格开始有些不安了。
然后，他们自己讨论了一阵，声音很小，几乎是在低语。之后，他们继续开始和我探讨。“姆萨布，”他们说，“这次你的话我们一句都没听懂。我们只能认为，你考虑的是来福枪，因为你自己很擅长用它射击，但提到猎枪，你就不行了。如果那是一条来福枪，你说的就是对的。但没有人能从你的屋里，或是梅格的屋里，朝着‘博瓦纳’米南亚的房子射击，然后杀死屋里的人。”
我停了一会儿，开口说道：“这儿的所有人都知道，开枪的人是卡尼纽的儿子。那么，卡尼纽就要送给乔戈纳几只羊，以弥补他的损失。但你们也都知道，卡尼纽的儿子不是个坏孩子，他不是故意要用枪打死瓦迈的。如果是这样，卡尼纽就不需要赔偿这么多的羊。”
这次是一个叫阿瓦鲁的老人说话了。他曾经坐过七年监狱，与文明世界的距离要比在座的其他人近得多。
他说：“姆萨布，你说卡尼纽的儿子不坏，所以卡尼纽就不需要赔偿这么多羊。但如果他的儿子是故意打死瓦迈的，那他就变成了一个坏孩子，如果这样的话，就对卡尼纽是一件好事吗?即使他要赔偿那么多的羊，我们还能高兴得起来吗？”
“阿瓦鲁，”我说道，“你也知道，卡尼纽失去了他的儿子。你在学校里工作，你知道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很聪明。如果他在各方面都很不错，那么对于卡尼纽来说，失去儿子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接下来是一阵长长的沉默，老人圈里没有任何声音。最后，卡尼纽好像突然想起来一个忘记了很久的痛苦或责任，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哀嚎。
法拉说：“夫人，让这些基库尤人说出他们心里想的数字吧。”他是用斯瓦希里语对我说的，所以参加集会的其他人应该都能听懂。这句话成功地让他们陷入了局促不安中，因为“数字”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没有哪个土著人愿意说出来。法拉扫视了一圈老人们，然后用傲慢的语气建议：“一百只。”这个数字太不可思议了，任谁都无法去认真思考。静寂，一片静寂环绕着基阿马。这些老人们感到自己陷入了索马里人的嘲讽中，于是选择继续沉默。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低声说：五十，但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是被法拉的玩笑话掀起的气流吹起，轻飘飘地飘浮在了空中。
过了一会儿，法拉语速很快地说了个数字：四十，那语气就像一个对数字和家畜买卖非常在行的老练牛贩子。这个数字把老人们心里的想法激发出来，他们开始热烈地讨论起来。他们现在需要时间，需要思考，需要喋喋不休，但毕竟谈判的基础已经确立了。后来，我们回到家，法拉很有信心地告诉我：“这些老头们肯定会问卡尼纽要四十只羊。”
在基阿马聚会上，卡尼纽还经历了另外一次严重折磨。当时，大腹便便的老卡塞古站起来，建议要一头一头地从卡尼纽的绵羊和山羊中挑选赔偿的羊。卡塞古也是我农场上很有钱的非法棚户，他有一个大家庭，他是父亲，也是祖父。这个建议是与基阿马的传统不符的，乔戈纳不可能自己想出这个主意的，肯定是他和卡塞古一起谋划出来的，主要是为了卡塞古的利益。我没有出声，想等等看别人的反应。
首先是卡尼纽，他看起来像是要彻底放弃去殉难一样地低下头，低声呜咽着，好像每挑选一头动物，他就被拔掉一颗牙似的。卡塞古犹豫着说要一头黄色的无角大山羊。卡尼纽的心碎了，他终于精疲力竭。他把头从斗篷里露出来，往前走去，同时做了一个很有力的手势。有那么一刻，他像公牛一样朝我咆哮了一声，他这是在向我求救，是一种从苦难的深渊里发出的可怕呼喊声。然后他抬头匆匆地看了我一眼，明白了我是站在他这边的，他不会失去那只黄山羊。于是就坐了下来，再不出声了。过了一会儿，他看了卡塞古一眼，眼神里满是讽刺。
大约过了一周，基阿马们的听证会和后备听证会才结束。赔偿金最终定下，是四十只羊，由卡尼纽赔偿给乔戈纳，但在移交羊的过程中，不允许挑选，哪怕一只都不行。又过了两周，有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法拉给我带来了新消息。他说，从涅里来了三个老基库尤老人，昨天已经到了农场。他们在山上的涅里小屋里听到了这起案件，于是就从那儿步行过来，准备登台演出了。他们说，瓦迈不是乔戈纳的儿子，而是他们已故哥哥的儿子，因此，对瓦迈的死亡赔偿依法应该属于他们。
我笑了，居然还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人。我对法拉说，他们还真是涅里的基库尤人。法拉沉思着说，不是这样的，他自己认为他们是对的。乔戈纳确实是六年前从涅里来到农场的，而且根据他搜集的资料，瓦迈确实不是他的儿子。“一直都不是。”法拉说，“两天前，乔戈纳收到了卡尼纽赔偿给他的二十五只羊，那真是他撞了大运。卡尼纽很可能更想任这些羊走到涅里去，好避免在农场上再见到它们，毕竟它们以后不再是他的了，再见到它们，他会感到很痛苦。乔戈纳要小心，这些来自涅里的基库尤人不是容易摆脱的。他们已经在农庄安营扎寨住下来了，还威胁说要把这个案子捅到地区专员那儿去。”
几天后，当这些涅里人出现在我房子前面的时候，我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涅里人是基库尤社会的下层人。面前的三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三条肮脏邋遢的土狼，偷偷摸摸地沿着瓦迈的血迹走了一百五十五英里来到这里。乔戈纳也过来了，显得非常激动和痛苦。这两拨人的反应如此不同，很可能是因为，那三个涅里人本就一无所有，所以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而乔戈纳现在已经有了二十五只羊。这三个陌生人坐在石头上，像是羊身上的三只跳蚤。我根本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不管真实情况如何，那个死去的孩子活着的时候，他们可是对他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我现在有点同情乔戈纳，他在基阿马听证会上表现不错，而且我也感觉他一定因为瓦迈的死非常伤心。
当我问他话的时候，他浑身颤抖着，一直在叹气，他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所以就没有和他继续交谈下去。
两天后，他一大早来到我的房子里，我正在打字机上打字，他请求我为他做记录，内容是关于他与死去孩子的关系，以及孩子的家庭。他想让我把记录下的文字交给达戈雷蒂的地区专员。乔戈纳这种单纯简单的做事方式让我很受触动，因为尽管整个事件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却完全没有显露出任何个人的意识。很明显，他把这种解决方式看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且还带着风险。他是带着深深的敬畏来做这件事的。
接着，我花了很长时间把他的叙述记录了下来，毕竟这是一份关于延续了六年之久的事件的报告，内容还颇为复杂。在叙述的过程中，乔戈纳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思考，然后再重新叙述。大多数时间，他都是两手抱头，只在偶尔间严肃地用手拍打头顶，好像要把储存在里面的事实拍出来一样。他甚至还走到了墙边，像基库尤妇女生孩子时一样，把脸贴在了墙上。
我给这份报告做了个副本，直到现在还留着。
整份报告很难懂，里面记叙了很多复杂的事情，还有很多不相干的细节。乔戈纳记不起来所有的事情也是正常的，但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能够完全回忆起所有的事实。报告的开头是这样的：
涅里的瓦韦鲁·瓦迈想死的时候，纳-塔卡·库法——想要死的时候，他有两个妻子。其中一个妻子有三个女儿，瓦韦鲁死去之后，她又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至于另外一个妻子，瓦韦鲁还没有把娶她时的债务还清，还欠她父亲两只羊。这个妻子怀孕的时候劳累过度，在抱一堆柴火的时候流产了，谁也不知道以后她还能不能生孩子……
故事就按照这样的叙述方式继续下去，把读者拖进了一个关于基库尤人生活和关系的巨大迷宫中：
这个妻子有一个儿子，名字叫瓦迈，也在生病，大家都说他得了天花。瓦韦鲁很喜欢这个妻子和孩子，他临死前非常担心，因为他不知道在他死之后，她要怎么生活。乔戈纳·坎亚加当时欠了瓦韦鲁三个先令，因为要买一双鞋。瓦韦鲁就建议，他们之间达成一份协议……
根据协议，乔戈纳将拥有他快要死去朋友的妻子和孩子，还要把朋友买妻子时欠下的三只羊还给人家的父亲。接下来，报告就变成了一份花费清单，详细地记录了乔戈纳在收养瓦迈过程中的花费。乔戈纳说，他刚把生病的瓦迈接回家，就为他买了一种特别好的药。他又从印度人杜卡那儿买了大米，因为他光吃玉米长不大。有一次，他还被迫给邻居的一个白人农场主付了五卢比，因为农场主说瓦迈把他的一只火鸡赶到了池塘里。可能是因为他在筹这笔钱的时候花费了很大功夫，所以这笔大花销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说完一遍后，还回过头又重复了一遍。从乔戈纳叙述时的神态看，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已经死去的孩子不是自己的。三个涅里基库尤人以及他们的话，让他在各方面都受到了震动。心底简单的人都愿意收养别人的孩子，还会把这孩子当成亲生的看待。纯朴的欧洲农民也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乔戈纳终于把故事叙述完了，我把它全部记录了下来，告诉他，我要念给他听听。他转过身把背朝着我，好像要避免分心似的。
当我读到“他派人把乔戈纳·坎亚加找来，这是他的朋友，住得不远”这句话时念到了他的名字。听到他自己的名字后，他迅速地转过脸看了我一眼，眼神热烈无比，燃烧着火焰，脸上绽开了大大的笑容。这眼神，这笑容，立刻把这个老人变成了一个孩子，一个代表年轻的符号。读到末尾的时候，我再次读到了他的名字。为了确认文件的真实性，他自己在这个名字上按上了他的拇指印。听到我读他的名字，他的那种颇有活力的、直勾勾的眼神又出现了，只是比上次更加深邃，更加温和，还多了一丝高贵和尊严。
上帝用泥土捏出亚当，然后朝他鼻孔中吹了口气，他就成了一个活人，就在此时，他朝上帝匆匆瞥了一眼。乔戈纳此时的眼神就让人想到了亚当。我创造了他，然后把他展示给了他自己：乔戈纳·坎亚加的生命是永恒的。我把记载着他的故事的纸递给他，他接过去，表情里满是虔诚，还带着那么一丝贪婪。他把纸折起来，放进斗篷的一个角落，用手捂着。如果丢了，他肯定会受不了，因为那里装的可是他的心，是他这个人存在的证据。那里有着关于乔戈纳·坎亚加的一切，能够永远地把他的名字保留下来。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语言，以优雅、真实的状态在我们中间占了一席之地。
我在非洲生活期间，非洲土著人刚刚开始接触文字世界。如果我愿意，我本来是有机会抓住昔日的尾巴，去体会一段我们自己的历史。在那段历史中，生活在大平原上的欧洲居民会以相同的表情看着信件在他们面前展开。在丹麦，刚好是一百年前，文字才出现。小时候，老人们会娓娓道来当时的情形。从他们的讲述看，欧洲人和非洲人看到文字世界时反应是相同的。但是，普通人往往很少会为了艺术的本身，而对某种艺术原理表现出谦卑和狂热，就像乔戈纳一样。
年轻土著之间的书信往来是由专业的书信人代写的。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老人会学习书写，一些年纪很大的老人甚至会来我的学校上课，很耐心地接受ABC的折磨，但大多数老人对文字还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只有一小部分土著人能够阅读。所以，农场上的仆人、非法棚户和苦力一般都会把他们的信交给我，让我给他们读。我打开信，逐字逐句地研究信的内容，觉得几乎每封信都太琐碎了。这种感觉是带有偏见的文明人的通病。当诺亚方舟里的鸽子带回那根小小的橄榄枝后，你可能也会很认真地研究它，不管它长成什么样子，它都比整个方舟里的动物有分量，毕竟它代表的是一个绿色的新世界。
土著人的信就类似这个橄榄枝，遵循着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神圣的模式，大多是这样的：“我亲爱的朋友卡莫·莫尔富，我现在把笔握在了手中，”（不要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因为是专业的写信人写的）“要给你写信，我很久之前就想给你写封信了。我很好，也希望你很好，托上帝的洪福，非常好。我妈妈也很好。我妻子不太好，但是我希望你的妻子会很好，能得到上帝的怜悯，很好。”接下来就是一串人名，然后报告每个人的情况，都很琐碎，只偶尔会有很精彩的内容。然后信就结束了，“现在，我的朋友卡莫，我要结束这封信了，因为我没时间给你写了。你的朋友恩迪韦蒂·洛里。”
一百年前，为了给年轻好学的欧洲人传递同样的消息，骑手跳上马鞍，策马飞奔；邮差使劲吹响了号角；带有舌形金边的纸张被制造出来。信件受到了欢迎，被收信人珍惜、珍藏。我自己也亲眼看到过几封这样的信。
在我学会斯瓦希里语之前，我和土著人信件的关系相当奇妙。我可以把他们写的东西读出来，但却不懂它们都是什么意思。斯瓦希里语一直没有书面语，最后还是白人们发明出来的。这种书面语完全是按照发音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认真拼写出来的，不存在什么让读者感到迷惑的“古老的拼写法则”。我坐下来，把信件逐字逐句、字正腔圆地读出来。土著们围在我的周围，大气不敢出一声，心悬在半空。虽然我不知道信里具体在说什么，但我能感受到读信的效果。他们有时候听着听着会突然大哭起来，有时候会紧握自己的手腕，有时候会欢喜地喊出声。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嘻嘻地笑，笑声还会随着我的朗读越来越大，最后变成哄堂大笑。
后来，我慢慢地就能理解信里的内容了。我发现，一条信息一旦被写下来，它的效果就会被扩大很多倍。这些信息如果是口头传送的话，肯定会受到土著人的怀疑和嘲笑，因为所有土著人几乎都是很优秀的怀疑论者。但它们一旦出现在信件里，就会变成绝对的真理。对于口语中出现的任何混淆或错误，土著人很快就能听出来。这种错误带给他们一种恶意的快乐，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忘掉。而且因为这个错误，他们会随口就为出错的白人起一个外号，这个外号以后很可能会跟随这个白人一辈子。到了书面语的世界，因为写信人其实也算是文盲了，所以会经常出现错误。但在这种情况下，土著人会坚持把这些错误的语言拼凑成一定的意思，他们会很认真地思考，会去讨论。到了最后，他们常常会相信这些荒诞的话语，而不是去找什么错误。
有一次，我为农场上的一个小男孩读信，写信的人带来了很多信息，其中有一句很简单的话：“我把一只狒狒煮了。”我给男孩解释说，信的本意应该是他抓住了一只狒狒，因为在斯瓦希里语里，“煮”和“捉”两个字是很像的。但小男孩怎么也不同意我的说法。
他说：“不，姆萨布，不对，他在我的信里到底写了什么？他写下的是什么？”
我说：“他说他自己煮了一只狒狒，但他怎么能把一只狒狒煮了呢？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他肯定会多写一点儿内容，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怎么把狒狒给煮了的。”
我如此质疑纸上的文字，让小男孩觉得非常不安，他要回了信，仔细折好，带着它走了。
事实证明，我为乔戈纳记录下的内容对他非常有用。地区专员读完之后，就驳回了那三个涅里人的上诉。三人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的村里，没有从农场得到任何东西。
这份文件后来成了乔戈纳的宝贵财产。我看到它好多次。乔戈纳为它缝了一个很特别的皮包，包的边缘还镶嵌着很多小珠子，包上连着一根带子，整天把它挂在脖子上。时不时地，他会在周日的上午突然出现在我的屋子里，把包取下来，拿出里面的信让我念给他听。有一次，我生病了。病好之后，我第一次骑马出去时，被他远远地看见了。他跟在我后面跑了很长一段路，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我的马旁边，把那份文件递给了我。每次给他读的时候，他的脸上就会显出一种带有浓烈宗教感的胜利表情。我读完信后，他细心地把纸抚平，然后折起来，放进了那个小皮包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记录的重要性没有变淡，反而越来越强了。对于乔戈纳来说，这份记录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永远不会变化。往昔的点点滴滴已经很难回忆起来，即使能够记起来，每次好像都会有变化。但这份记录，就在他的面前牢牢地抓住了往昔，征服和压制住了它，它变成了历史。有了这份记录，这些历史就不会像不断变幻的影子一样有任何变化了。
[1]古罗马初建时，城里妇女很少，邻国妇女不愿下嫁罗马人。罗马人的第一个国王罗慕路斯设下圈套，劫走了萨平的妇女。这些妇女后来在罗马城生下来孩子，在后来罗马人和萨平人之间马上要爆发战争时，她们站出来制止了战争。
[2]原文为: ou shalt not bend the justice of the law for the benet of the Poor.——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