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下面听着！”
他听到这么叫他的声音时，是站在值班房门口，手中的旗子卷在短短的柄上。从那里的地形看，我相信他不可能不知道这声音来自哪个方向；然而尽管我就站在他头顶的峭壁上，他却并不抬头看我，反而转身朝铁路线上眺望。他这么做时，态度有些特别，尽管我怎么也说不清特别在什么地方。我只是觉得他的态度与一般不同，以致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他的身体按照透视法相应缩短了，又处在下面一条深沟的阴影中，我却站在他顶上高高的地方，强烈的夕阳光辉正笼罩着我，我必须用手挡在眼睛上，才能看清他。
“喂！下面听着！”
他不再眺望铁路，旋转过身子，抬起了头，看到了站在上面高处的我。
“这儿有没有路，可以让我下来与你谈谈？”
他仰起脸望着我，没有回答，我俯视着他，不想迫不及待地重提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就在这时，地面和空中隐隐出现了一阵颤动，随即变成了强烈的震荡，火车风驰电掣般驶过，使我慌忙退后了一步，仿佛它的力量足以把我卷下去似的。当蒸汽从疾驰的火车冲上峭壁，经过我的身边，向远处滚滚而去以后，我再向下探望，发现他正把火车经过时展开的旗子重新卷拢。
我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他一眼不眨地端详了我一会，这才举起手中卷拢的旗子，指指我站的峭壁上两三百码远的地点。我朝下向他喊道：“好，知道了。”然后朝他指的地点走去。到了那儿，我仔细打量了一会，才发现了一条崎岖曲折的小径，沿着斜坡上凿出的梯级向下蜿蜒，我便踩着这条路下去。
这个路堑相当深，两旁又非常陡。它是从黏滑的山石中开辟而成的，我越往下走，那些石头越是潮湿，渗出的水也越多。由于这些原因，我走得很慢，这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去回忆他向我指点这条路时，那副勉强和不得已的独特神气。
当我走到曲折的小径下端，重又看到他时，我发现他站在铁轨中间，刚才火车便从这条路上通过，他的姿态好像是专门在等我。他用左手托着下巴颏儿，那胳膊肘便搁在横过胸前的右臂上。这种等待和提防的姿势使我觉得有些蹊跷，我不由得站住了一会。
我重又往下走，到达了铁路旁边，逐步向他靠近，发现这是一个脸色又黑又黄的人，胡子是黑的，眉毛粗浓。他的职务便是守在这儿，一个我所见过的最荒凉阴沉的地方。不论哪一边，都是高低不平的、潮湿滴水的石壁，抬头只能望见一条狭长的天空。向前看，一边只见到这个大土牢在弯弯曲曲、漫无尽头地向前延伸，另一边不远处有一盏阴暗的红灯，红灯那边是更加阴暗的隧道口，隧道黑咕隆咚的，建筑结实，给人一种粗野、窒息、恐怖的感觉。阳光在这里简直无路可入，以致空中弥漫着泥土和霉烂的气味；阴风不时阵阵吹过，使我不寒而栗，仿佛已离开了人间世界。
在他动弹以前，我已走近他的身边，可以摸到他了。然而哪怕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仍未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只是退后一步，举起了一只手。
我对他说，在这儿工作是很寂寞的，我从那边峭壁上向下探望时，正是这点吸引了我。据我猜测，客人在这儿是罕见的，因此我想，我这个不速之客也许不致不受欢迎吧？我见到的这个人一辈子生活在狭小的天地中，直至最近才摆脱了一切，重新燃起了兴趣，想看看人们的伟大活动。我讲的大致便是这些意思，但我的措词是否得当，我毫无把握，因为我一向不善于跟人谈话，何况这个人身上有一种东西，使我不敢造次。
他用非常奇怪的目光瞧了一下隧道口的红灯，又向它周围打量了一会，仿佛在寻找什么，然后向我回过头来。
那灯也是归他管的吧？是吗？
他回答时声音轻轻的：“你不知道它是我管的吗？”
我端详着他呆滞的眼睛和阴沉的脸，头脑中闪出了一个荒谬的念头：这是一个幽灵，不是人。于是我开始琢磨，他有没有意识到我的想法。
这使我退后了一步。但在我这么做时，我从他眼眸中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对我的畏惧。这样，我的荒谬思想便不翼而飞了。
“你望我时，”我说，勉强笑了笑，“好像有些怕我。”
“我有些怀疑，”他答道，“似乎以前看见过你。”
“在哪儿？”
他指指他刚才望过的那盏红灯。
“在那儿？”我说。
他一眼不眨地注视着我，答道（但几乎听不到声音）：“是的。”
“我的老兄，我在那儿干吗啊？好吧，不去讲它，反正我从没到过那儿，这你放心好了。”
像我一样，他的顾虑消失了。我问什么，他马上回答什么，态度从容，措词恰当。他在那儿忙不忙？很忙，那是说他的责任很重，但一丝不苟和高度警惕是对他的最大要求，至于真正的所谓工作——体力劳动，那却几乎没有。变换信号、修剪那些灯的灯芯、有时转动一下这根铁柄，便是在那个意义上他所要干的全部劳动。关于那些漫长而孤独的时刻，我看得很严重，他却只是说，这种刻板的生活方式在他说来早已形成，他从小就习惯了。他在这条深沟里还学会了一种语言——如果单凭眼睛了解事物，赋予粗糙的思想以相应的发音，可以称作掌握了一种语言的话。他还能计算分数和小数，学过一点代数；但从前，在他小时候，他对算术简直一窍不通。他上班时，是不是必须待在潮湿的山沟里，绝对不能离开这些高耸的石壁，到上面的阳光中走走？哦，那得根据时间和条件决定。有时火车到得多一些，有时少一些，白天和黑夜的某些时刻都是这样。在晴朗的日子，他有时也离开下面阴暗的地道，到上面活动活动。但通信机的电铃随时可能找他传递消息，这时他必须特别注意，因此我想，那种轻松的时刻是不多的。
他带我走进他的值班房。那儿生着火，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有工作簿供他记载一天的活动，还有一架电报机，包括指示板、机面和磁针，以及他刚才提到的小电铃。我说，希望他不要见怪，但我认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也许（我想我这么说并无恶意）他的文化程度高于目前的职务，他答道，这种稍稍不相称的情形在各行各业中并不罕见，他听说，在工场、警察局，以至最糟糕的部门——军队中，都是这样；据他所知，在铁路的任何上层机构中也不可避免。他年轻的时候（我真不敢相信，待在这小屋子里的人也可能有年轻的时候），学过自然哲学，听过讲课，但他莽莽撞撞胡乱行事，错过了各种机会，结果每况愈下，再也无法出头了。在这方面他没什么可抱怨的。他给自己做了一张床，他只得躺在这上面。现在要换一张已为时太晚了。
这些话是经过我压缩的，他谈的时候从容不迫，那严肃阴沉的目光有时望望我，有时望望炉火。他不时插一声“先生”，每逢谈到他的青年时代，尤其如此，似乎要求我理解，他并不想自命不凡，他只是我现在看到的他而已。那个小铃打断了他几次，他必须收读电文和发回电。有一次火车经过，他不得不站在门外，举起了旗，与司机交谈几句。我看到，他在执行任务时一丝不苟，非常精细，谈话简短扼要，讲完了必须讲的话以后便保持沉默。
总之，我觉得，从担当这样的职务看，他是个万无一失的人选，只有一点叫我不能理解，那就是他在同我聊天时，两次脸色发白，中断了谈话，一次是尽管小铃没有响，他却把头转向了它，还有一次是打开小屋的门（为了不让有害健康的潮气进屋，门一直关着），向隧道口附近的红灯张望了一会。在这两次，他走回火边时，脸上都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神气，这种神气，在我们刚才还离得远远的时候，我已发现过，只是无法确定它的意义。
我站起来打算告辞时说：“你几乎使我觉得，我见到的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
（恐怕我必须承认，我这么讲的原因只是要让他感到满足。）
“我相信我一向如此，”他答道，声音像开始谈话时一样轻，“但我心里其实很不安，先生，很不安。”
如果可能的话，他也许会收回他的话。然而话已经讲了，而我又很快接了上去。
“为什么？什么事使你不安？”
“这是很难讲清楚的，先生。这谈起来非常非常困难。如果你再来看我的话，我尽量告诉你吧。”
“好吧，这很明确，我一定会再来看你。你说，什么时候合适？”
“一到天亮我就下班了，要到明天晚上十点再上班，先生。”
“那么我在十一点来。”
他感谢了我，与我一起走到门口。“我用我的白灯给你照亮，先生，”他说，声音低低的，有些特别，“让你找到上坡的路。但等你找到它以后，别再喊我！你到了山壁上也别出声！”
他的态度使我觉得这个地方更冷了，但我只是答了声“很好”，没有再说什么。
“等你明天晚上下来时，也不要喊我！请允许我在临别前提一个问题。今天晚上你大喊：‘喂！下面听着！’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是为了招呼你，大概讲过那样的话……”
“不是大概，先生。就是这句话。我听过好多回了。”
“就算你听到过好多回吧。但毫无疑问，我是因为看到你在下面，才这么讲的。”
“没有其他原因？”
“难道还可能有其他原因不成？”
“你没有意识到，这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促使你这么讲吗？”
“没有。”
他向我道了晚安，举起了手中的灯。我朝铁路线下行的方向走去（我很不自在，仿佛背后有一列火车正在驶来），找到了路。上坡比下坡容易一些，我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客店中。
下一天夜里，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前往，我的脚踏上斜坡上那条曲折的小径的第一级时，远处的时钟正打十一下。他在坡底等我，手中提着他的灯。我走到他身边后说道：“我没有喊你，现在可以讲话了吧？”“当然，先生。”“那么，晚安，这是我的手。”“晚安，先生，这是我的手。”这样，我们并排走向他的值班房，进了屋子，关上门，坐在火边。
他在我们坐定后，立即稍稍向前俯出身子，用轻得跟耳语差不多的声音开始道：“我已打定主意，先生，不必你再问第二次，便告诉你使我不安的是什么。昨天晚上我把你当作了另一个人。那使我不安。”
“因为你弄错了？”
“不。因为那另一个人使我不安。”
“那是谁？”
“我不知道。”
“他像我？”
“我不知道。我从没见过他的脸。他的左手一直遮在脸上，右手挥动着——剧烈地挥动着。这个样子。”
我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动作，那是警告的手势，仿佛他迫不及待地在拼命喊叫：“看在上帝分上，赶快离开铁路！”
“一个月夜，”那人道，“我正坐在这儿，听得一声喊叫：‘喂！下面听着！’我一跃而起，从门口眺望，看见这个人站在隧道附近的红灯旁边，像我刚才做给你看的那样，向我挥手。那嗓音仿佛喊哑了，喊的是：‘当心！当心！’然后又喊道：‘喂！下面听着！当心！’我抓起我的灯，把它转成红色，朝那人影直奔而去，一边喊：‘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在哪儿？’当时他就站在黑洞洞的隧道外边。我走近以后，有些纳闷，不知他干吗用衣袖遮着眼睛。我跑到他跟前，伸出了手，想把衣袖拉开，他顿时不见了。”
“跑进隧道了？”我说。
“没有。我跑进隧道，走了五百来码，这才站住，把灯举在头顶上，我看到了里程碑上的数字，看到了石壁上蜿蜒而下的水渍，看到了拱顶上渗出的水点，但我没看到他。我赶紧跑出隧道，比进去时跑得更快（因为我对这地方天然怀有无法克制的厌恶），我用我的红灯在那盏红灯周围查看，又从铁梯爬上隧道顶的平台，然后下来，跑回这儿。我向铁路两头发了电报：‘我接到了警报。有没有出什么事？’两头的答复都是：‘一切正常’。”
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指在我的背脊上缓缓移动，但我强作镇静向他说明，这个幻影一定是他的错觉，有时疾病影响了主管视觉器官的某根神经，便会发生这种现象。大家知道，这常常弄得病人烦躁不安，其中有些人甚至意识到了这种折磨的性质，对自己进行试验，结果也证实了这点。“至于喊声的幻觉，”他说道，“那么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山沟里，我们说话这么低的时候，你只要静静听一会风声，或者风怎样在电报线上呼啸而过，你便会产生那种幻觉。”
我们坐在那儿听了一会以后，他答道，我的话都很对，他应该对风和电线多一点了解，因为他时常得独自一人在这儿守望，度过漫长的冬夜。但是他必须向我声明，他刚才的话还没讲完。
我请他原谅，于是他拍拍我的胳臂，又缓慢地说了下面这些话：
“在那个鬼出现以后不到六个小时，这条铁路上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不到十小时，死伤者便陆续运出隧道，经过了那个幻影站过的地方。”
不安的战栗通过了我的全身，但是我尽量抵制这种情绪。我答道，不可否认，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巧合，它必然会在他头脑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毫无疑问，这种令人惊异的巧合是经常发生的，这一点在分析问题时必须考虑在内。我又道（因为我看到他似乎要对我进行反驳），当然，我应该承认，正常的人在思考生活问题时，对巧合一般是不大理会的。
他又要求声明道，他的话还没有完。
我又请他原谅我再次打断他的话。
他重新把手搭在我的胳臂上，用迷茫的眼睛从肩上望望背后，开始说道：“这事正好发生在一年以前。过了六七个月，我已从诧异和震惊中恢复过来，可是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站在门口，望着那盏红灯，这时我又看到了那个鬼。”他停止了，一眼不眨地瞧着我。
“它喊你没有？”
“没有。它没有出声。”
“它挥动胳臂没有？”
“没有。它只是靠在灯杆上，两只手遮住了脸。像这个样子。”
我又一次端详他的动作。这是哀悼的动作。我在坟地上见到过这种姿势的石像。
“你有没有向它走去？”
“我回到屋里坐下了，这一部分是为了让思想镇静一些，一部分是因为它使我有些头晕。等我重又走到门口时，日光已高高照在头顶，鬼不见了。”
“但接着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这次什么事也没有吧？”
他用食指在我手臂上轻轻叩了两三次，每次都露出恐怖的神色点一下头：
“就在那天，一列火车驶出隧道时，我从靠我这边的车窗中发现车内乱糟糟的，许多人的头和手挤在一起，还有什么在挥动。我一看到，立刻向司机发出信号：停车！他马上关闭机器，紧急刹车，但火车仍从这儿向前滑行了至少一百五十码。我随即奔去，还没到达那儿，便听到了可怕的尖叫声和哭喊声。一个美丽的少女在一节车厢中突然死了，她给抬到这屋里，停在我们中间的这块地上。”
我不由自主地把坐椅推后了一些，望望他指出的那些地板，又望望他本人。
“这是真的，先生。真的。当时的情形就像我讲的一样，一丝不差。”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我的嘴非常渴。风在电线上呼啸，用漫长凄凉的哀鸣代替他的故事。
他重又开口道：“现在，先生，想想这一切，你就明白我心里多么不安了。一星期前那个鬼又回来了。从那以后，它一再在这儿出现，但断断续续，忽隐忽现。”
“在灯光那儿？”
“在红灯那儿。”
“它的样子像在做什么？”
他尽量装出迫不及待地拼命喊叫的样子，重复了一遍以前那个手势：“看在上帝分上，赶快离开铁路！”
然后他继续道：“这使我无法平静或休息。它在喊我，往往接连几分钟之久，显得十分危急：‘下面听着！当心！当心！’它站在那儿向我挥手。它使我的小铃发出声音……”
我抓住这机会，问道：“昨天晚上我在这儿时，你走到门外，是因为它弄响了你的铃吗？”
“是的，铃响了两次。”
“好啦，”我说，“你瞧，你的想象使你上了大当。那时我的眼睛看着铃，我的耳朵也在听着，如果我还是一个活人，那么我没有听到铃声。没有，别的时候也没有听到，它只在车站与你联系时，才按照事物的自然法则发出声音。”
他摇摇头：“我还从没犯过那样的错误，先生。我从来不致分不清鬼的铃声和人的铃声。鬼的铃声是铃中一种奇怪的震动，它没有任何来源，铃也从来不动。你没听到铃声，这并不奇怪。但我听到了。”
“那么你向外张望时，鬼在不在那儿？”
“它在那儿。”
“两次都在？”
他坚定地重复了我的话：“两次都在。”
“现在你愿意与我一起到门外，看看它在不在吗？”
他咬着下嘴唇，似乎有些不愿意，但还是站了起来。我开了门，站在台阶上，他站在门口。那儿的红灯亮着。可以望见阴森森的隧道口。可以望见铁路两旁高耸的潮湿石壁。星星在石壁上空闪烁。
“你看到它没有？”我问他，特别注意他的脸色。他的眼睛鼓起，睁得大大的，但也许，我把目光焦急地投向那同一地点时，我的神色并不比他好多少。
“没有，”他答道。“它不在那儿。”
“一点不错，”我说。
我们重又回到屋里，关上了门，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我正在考虑如果这是我占了优势我该怎么利用这优势时，他又开口了，而且口气那么斩钉截铁，似乎在主要的事实问题上，我们之间并无分歧，这使我觉得我还是失败了，又落到了最不利的地位。
“现在，先生，你想必已完全明白，”他说，“使我这么害怕、这么不安的是这个疑问：那个鬼究竟要向我表示什么？”
我告诉他，我并不认为我已完全明白这点。
“它在警告什么？”他一边说一边琢磨，眼睛望着炉火，只是偶然看我一眼。“那是什么危险？在什么地方？铁路上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危险。也可能发生可怕的灾祸。在前两次出事后，还会发生第三次，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的确弄得我惶恐不安，无法平静。我能做什么呢？”
他掏出手帕，擦掉了额头上挂下的汗珠。
“如果我用电报向铁路两头，或者任何一头，发出危险警报，却讲不出个所以然，”他继续道，用巴掌抹着汗，“我只能自找麻烦，毫无好处。他们会认为我疯了。事情会这样：我发电道，‘危险！注意！’他们回电道，‘什么危险？在哪里？’我发电道，‘不知道。但是看在上帝分上，千万小心！’结果他们把我撤换了事。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他内心的痛苦是很值得同情的。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所感受的精神折磨，他要为生命负责，可又不知道怎么尽这责任，这叫他无法忍受。
他把乌黑的头发掠到脑后，在极端的忧郁苦闷中，用两手不住向太阳穴那里揉擦，一边继续道：“如果事故一定要发生，为什么不告诉我它要发生在哪里？如果这可以防止的话，又为什么不告诉我怎么防止？它第二次出现的时候，用手遮住了脸，它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快死了，让她留在家中’？如果那两次它来是为了让我看到，它的警告是可靠的，因而使我对第三次有所防备，那为什么现在不向我明确提出警告？可我，上帝帮助我吧！我只是守在这偏僻地方的一个可怜的信号员！为什么它不找别的可以信任、又有力量采取行动的人呢？”
我看到他这副样子，觉得为了这个可怜的人，同样也是为了公众的安全，我目前应该做的便是安定他的情绪。因此我把我们之间关于真不真的讨论完全丢开，向他表示，任何人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就行了，尽管他不理解那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但他理解自己的责任，这至少是值得欣慰的。我的努力成功了，这比说服他放弃他的信念效果大得多。他变得镇静了；时已深夜，他的职务所规定的工作需要他更集中注意力，于是我在凌晨二时离开了他。我曾表示愿在这儿过夜，但他坚决不同意。
我走上斜坡的时候，不断回顾那盏红灯，我不喜欢它，如果我的床铺在它下面，我一定睡不安稳，我想我不必隐瞒这点。那两次意外事故和那个死去的姑娘也使我感到不快。我认为我也不必隐瞒这点。
但是我头脑中考虑得最多的，是我听到这秘密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个人是明智的、清醒的、勤劳的、精细的，这我已获得证明；但处在目前的心理状态，他能永远保持不变吗？尽管他只是一个小职员，但他担负着极端重要的责任，那么我愿意（比如说）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便保证他继续一丝不苟地行使他的职责吗？
我觉得，如果我把他告诉我的事，通知他公司的上级，那无异是对他的背叛，我不能那么做。我首先应该坦率地对待他，要他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因此我最后决定，打算陪他（同时暂时保守着他的秘密）去找我们所知道的当地最有经验的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告诉过我，第二天他上班的时间有些变动，下班是在日出后一两个小时，到日落后不久便上班。我与他约定到时候再去看他。
第二天傍晚天气很好，我提早出门，想看看夜色。我穿过田野，走近深深的路堑顶上时，太阳还没有落山。我对自己说，我的散步得再继续一个小时，半小时往前走，半小时往回走，这样正好是前往信号员小屋的时间。
在继续散步以前，我走到山壁边上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地点，机械地向下瞧瞧。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惊恐心情，因为就在隧道口的附近，我看到一个人用左手的衣袖遮没了眼睛，拼命在挥动他的右手。
无名的恐怖压得我透不出气，但一会儿便过去了，因为我马上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人，离他不远还有一小群人，他似乎是在向他们表演他刚才作的手势。危险信号灯还没点亮。灯标旁边搭了一个矮小的木棚，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它由几块木板和一张帆布构成，大小不过相当于一张床铺。
我不由得意识到这儿出了什么事，刹那间自我谴责的恐惧感笼罩了我的心，我觉得这灾祸可能是由于我离开了那个人，没有通知派人去查看或纠正他做的事。于是我沿着小径尽快往下直跑。
“出了什么事？”我问那些人。
“信号员今天早上压死了，先生。”
“是待在值班房的那个人吗？”
“是的，先生。”
“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先生，你是不是认识，”那个人代表大家说，庄严地摘下帽子，提起了帆布的一只角，“因为他的脸还相当安详。”
“啊，这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生的？”我问，把脸转向一个人，又转向另一个人，这时小木棚又盖上了。
“他是给车头撞倒的，先生。在英国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自己的工作。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退出轨道。那时天已大亮。他吹灭了火，把灯提在手中。火车驶出隧道时，他背对着车头，它把他压在下面了。驾驶机车的人刚才把当时的情形做给大家看了。汤姆，再做一遍给这位先生看。”
这是一个穿粗糙的黑衣服的人，他走回了隧道口他原来站的地方。
“车子在隧道中打弯时，先生，”他说道，“我看到他在隧道口，好像这是从望远镜中看到的一样。我已来不及刹车，但我知道他一向十分小心。由于他似乎并没听到汽笛，车子却在向他驶去，我赶紧关闭机器，一边尽力大声喊他。”
“你喊什么啦？”
“我说：‘下面听着！当心！当心！看在上帝分上，赶快离开铁路！’”
我吃了一惊。
“唉！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先生。我不停地喊他。我不敢看，用这条胳臂遮住了眼睛，还用这条胳臂一直挥到最后，但一切都没有用。”
我不想再谈任何一个奇怪的细节了，在结束这篇故事的时候，我只想指出，火车司机发出的警告，不仅与不幸的信号员一再向我复述的那些叫他不安的话完全符合，而且与我——不是他——赋予他所模仿的那个手势的那些潜在的话（它们只存在于我的心中）完全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