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突然疯狂地迷恋上了俄国。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他痛惜逝去的青春年华，痛惜随着青春年华逝去的一切——那时的义愤填膺，那时鲁莽冲动，那时的万丈豪情。还有那绿色明媚的清晨，矮树林里黄鹂啁啾，吵得你耳朵发聋。他坐在咖啡馆里，一边用带吸管的苏打水稀释着黑醋栗甜酒，一边揪心而忧伤地回忆过去。是什么样的忧伤呢？——唉，至今也没有好好思量过。一声叹息，胸口鼓起，随之也鼓起了遥远的过去，他父亲从坟里爬了起来，昂首挺胸站在他面前。他就是伊利亚·伊里奇·比奇科夫，le ma?tre décole chez nous au village，(1)打着一条炭黑色的领带，领结打得漂亮别致，穿着府绸夹克，纽扣是传统式样，从胸骨以上扣起，往下不远就没有扣了，这样衣服的下摆就不会遮住横过马甲的怀表链。他脸色红润，头顶已秃，不过尚残留一簇软发，宛如春季里鹿角上的绒毛。他两颊上布满小皱纹，鼻侧长了个肉疣，这东西在肥大的鼻孔的映衬下，好像是一个趴在那儿的涡螺。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每逢假期，因诺肯季叶都会从镇上出发，去勒什诺看望父亲。他于是陷入了更深的回忆之中：村头的那座旧学校拆除了，清出建新校的场地，然后是奠基仪式，风中举行的宗教仪式，康斯坦丁·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掷出一枚旧金币，金币一侧栽进了泥土里。新学校的外面由灰色粗粒花岗岩砌成，里面散发着阳光晒胶水的气味，三四年里一直这样，又过了好长时间还是这样（也就是说，这气味和记忆粘在一起了）。教室里配备了闪闪发亮的教学设备，比如放大了的农田和森林害虫的图像。不过因诺肯季叶对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提供的那些鸟类标本很是厌恶。就想愚弄普通民众！是的，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年轻的时候，看河对岸的那座大庄园，透着古老的特权和帝国的气势，在绿色的水面上投下黑沉沉的巨大倒影，他就心生憎恨（也就是说好像很仇恨一般）。那片绿水一带依稀可见淡黄色的聚伞圆锥花，在冷杉林中到处开放。
新学校建于世纪之交，那时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正好结束了他的第五次中亚探险回国，和他的年轻妻子（那时他四十岁，大妻子一倍岁数）在圣彼得堡政府为他建造的勒什诺庄园避暑。上帝啊，潜入往事之水，那是多深啊！一层透明的薄雾渐渐消散，这层薄雾仿佛起自水下一般。在这层薄雾中，因诺肯季叶看见自己三四岁时的模样，进了那座大庄园，在那些富丽堂皇的房间中跑来跑去。他父亲则踮着脚尖走动，手上还捧着一束湿漉漉的山谷百合。他手握得如此之紧，以至于攥得吱吱作响。周围的一切似乎也很潮湿，一层薄雾泛着微光，微微颤动，吱吱作响，这便是唯一能看清的东西。可是几年以后，这层薄雾变成了一段耻辱的回忆：他父亲紧攥花束，踮着脚尖走动，两鬓暗暗流汗，一副感恩戴德、奴颜卑膝的样子。原来一个老农民告诉因诺肯季叶，是“我们好心的主人”帮助伊利亚·伊里奇从一件虽说无足轻重但却十分麻烦的政治事件中解脱出来，要不是伯爵出面说情的话，他就被流放到帝国的蛮荒之地去了。
塔尼娅常说，不只是在动物界，就是在植物和矿物界，也同样能找到他们家的亲戚。的确，一直以来，俄国和外国的博物学家都用“戈杜诺夫”来命名新发现的野鸡、羚羊、杜鹃花等种群，甚至还出现了一整套的“戈杜诺夫系列”（他自己只命名昆虫类）。他有过这么多重大发现，对动物学作出过杰出贡献，还历险上千次，并以藐视风险而闻名，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让人们宽容他的贵族出身和万贯家产。更有甚者，别忘了，总有些知识分子会我行我素地进行些毫无用途的科学研究，所以戈杜诺夫常受人指责，说他关注“新疆臭虫”胜过关注俄国农民的疾苦。因诺肯季叶年轻时听了伯爵的故事，总是深信不疑。其实那都是些荒唐的传言，说他走到哪里都有情妇，像中国人一样凶残，还执行沙皇的秘密使命——和英国人作对。他的真实形象一直模糊不清，只记得他摘下手套投出一枚金币（在因诺肯季叶更早一点的记忆里，他只记得他初来庄园时，庄园主人在迎客厅里见到一个卡尔梅克人(2)领着的这个身穿天蓝色衣服的小孩，有点犯糊涂）。后来戈杜诺夫又去了撒马尔罕(3)或是维尔内(4)（他通常都从这两个地方出发开始他传奇般的游历），这一去就是好长时间。他外出时，他的家人就到南方避暑，看样子他们喜欢克里米亚乡村胜过自家的乡下别墅。他家的冬天都在首都度过。在首都，他家的房子靠着码头，是一幢二层私宅，漆成了橄榄色。因诺肯季叶有时会碰巧经过那里，所以他还记得透过落地窗前饰有图案的薄纱，依稀可见一尊女人雕像，撅着凹凸有致的白色屁股。几个肋骨暴突的橄榄色男人雕像柱子支撑起一个露台：这些石像紧绷着结实的肌肉，痛苦地扭曲着嘴巴，这让我们那位容易激动的贵族想起受奴役之苦的无产阶级形象。在涅瓦河多风的早春里，有那么一两次，因诺肯季叶在码头上看见过戈杜诺夫的女儿，牵着她的猎狐狗，身边陪着家庭女教师。她们也就是一闪而过，但给他留下的印象却历历在目：塔尼娅穿着齐膝的靴子，一件海军蓝短外套上镶着黄铜色的圆纽扣。她快步走了过去，还拍了拍海军蓝短裙上的褶皱——用什么拍的呢？我想是用那条牵狗的皮带。拉多加湖(5)的风吹起她海军帽上的丝带，身后不远走着家庭女教师，穿一件大尾羊皮的夹克衫，一边扭动着腰肢，一边甩着一只胳膊，手上套着一个紧紧卷起来的黑色皮手笼。
因诺肯季叶寄居在姨妈家，姨妈做裁缝，住在奥克塔的一间出租房里。他性情乖僻，不善交际，整日里只是埋头苦读。原本只期望得个过得去的分数就行，不料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十八岁时进了圣彼得堡大学学医，令所有人大感意外。他父亲崇拜慕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就是看他学业出众，现在更是顶礼膜拜了。因诺肯季叶在特维尔市(6)做了一夏天的家庭教师。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一四年的五月，又回到了勒什诺。他不无沮丧地发现，此时的河对岸庄园里，已经恢复了生机。
他又想起了那条河，那陡峭的河岸，还有那古老的公共浴室。公共浴室是一座木头建筑，建在木桩上。一条阶梯小径往下通向那里，台阶上每隔一层就有一只蟾蜍。沿土路下去就是教堂后面的茂密桤树林，但土路从哪里开始，并不是人人都能找得到的。经常陪伴着因诺肯季叶在河边玩耍的是瓦西里。他是村里铁匠的儿子，一个不知道确切年龄的年轻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十五岁还是二十岁）。他体格强壮，长相丑陋，常穿一条不合身的裤子，上面还打着补丁。一双大脚不穿鞋子，颜色脏兮兮的像胡萝卜一般，性情与那时的因诺肯季叶一样阴沉。松木桩在水面上倒映出或弯或直的倒影，形成六角手风琴形状的图案。浴室里朽烂的房梁下传来响亮的流水声。一个圆形锡铁盒，装满泥土——装得不能再满了——以前是用来盛水果硬糖的，现在蚯蚓在里面无精打采地蠕动。瓦西里小心翼翼地不让钩子尖头穿透蚯蚓的躯体。他把蚯蚓丰满的那部分穿在钩子上，让其余部分自然垂着。接着用他神圣的唾沫给这家伙加了点味，然后把沉甸甸的钓鱼线从浴室外的木栏上垂下去。夜幕降临，有什么东西缓缓划过天空，宛如一把宽大的淡紫色羽扇，或像是飘在空中的山脉，侧峰突出。蝙蝠已经飞了出来，沉重却毫无声息，膜翼带来的速度令人心惊。鱼儿开始咬钩了，瓦西里懒得用鱼竿收线，便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越来越紧的鱼线，轻轻拽了拽，试试松紧，然后猛地一拉——一条斜齿鳊，或是一条鱼，就突然蹦上岸来。鱼嘴又小又圆，没有牙齿，他从里头取鱼钩，总是漫不经心，无所顾忌，啪的一声轻响，就弹出来了。然后他把那发了狂的家伙（鲜血从撕裂了的鱼鳃中汩汩流出）放进一个玻璃罐里——罐子里早有一条突着下唇游来游去的圆鳍雅罗鱼了。垂钓最宜在温暖多云之时，看不见的雨丝落在水面上，荡起无数相互交织又不断扩大的涟漪。有时某处会出现一个不同的涟漪，突然形成一个中心：跳出一条鱼来，随即又消失了，或是落下一片树叶，随即随波而去。在不冷不热的蒙蒙细雨下洗澡，多痛快啊——两种同质却不同形的元素交织起来，下面是深厚的河水，上面是来自天上的轻柔雨水。因诺肯季叶聪明，游了几下，便悠然自得地用毛巾久久地擦洗身子。那些农民的孩子却在水中不停地扑腾，直至筋疲力尽才出来，结果一个个浑身发抖，牙齿打颤，肮脏的鼻涕从鼻孔一直流到嘴唇上。他们单足站立，跳来跳去站不稳，拉起裤子就往湿漉漉的腿上套。
那年夏天，因诺肯季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郁闷。他很少和父亲说话，要说也是咕哝一下或“嗯”的一声。对伊利亚·伊里奇来说，面对儿子就是非常尴尬的事——他总结其中原因，主要是因诺肯季叶和自己当年这个年纪时一样，一心要躲在单纯而隐秘的世界里。每当想到这些，他心里又觉得害怕，又觉得可怜。比奇科夫校长的房间：斜斜照入的阳光里微尘飞舞，阳光照亮一张小桌子，那是校长亲手制作、亲手油漆的，还亲手在上面做了烫花图案。桌上天鹅绒的镜框里有一张他妻子的照片——那么年轻，穿一件漂亮的裙子，披一件细长的披肩，束一条紧身的腰带，长着一张迷人的椭圆形脸蛋（这个脸型正符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女性美的观念）。照片旁边有一方水晶镇纸，内嵌珍珠母贝做的克里米亚风景图，还有一块小公鸡形状的擦笔布。墙上方，两扇窗子之间，有一幅列夫·托尔斯泰的肖像，上面用极小的字体印着他写的一篇故事全文。因诺肯季叶睡在隔壁小房间的皮革沙发上。在户外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他睡得很香。不过有时候也会遇上色情梦境，兴奋之下醒了过来，有好几次紧张得不敢乱动，只能继续静静地躺着。
早上，他总是去树林里，腋下夹本医学书，双手插在白色俄式外套的一圈流苏下面。他学着左翼分子的风格把学生帽斜戴在头上，这样他棕色的头发卷就垂下来遮住不平整的前额。他的双眉总是紧锁，挽成一个死结。要是他嘴唇再薄一点的话，他还算得上英俊。一进入树林，因诺肯季叶就坐在一截粗壮的桦木树干上。这棵树不久前被雷电击倒，现在碰一下满树枝叶仍然晃动。他点起一支香烟，拿书堵住了蚂蚁匆忙爬过来的道路，陷入了忧伤的沉思之中。他是个孤僻、敏感、易于冲动的年轻人，对社会问题极其敏感。他厌恶戈杜诺夫乡村生活的整个环境，比如那些干粗活的人——“干粗活的人”，他重复了一下这个词，随即厌恶地皱了皱他那肉乎乎的鼻子。他把那位胖车夫也划分到这一类人当中。车夫满脸雀斑，穿着灯芯绒制服，打着橙棕色裹腿，浆挺的衣领紧紧裹着红褐色的脖子。每当他在车棚里支起那同样令人厌恶的红色皮革敞篷时，他的脖子就涨得发紫。还有那位花白络腮胡子的老仆人，他的工作就是割掉那些刚出生的猎狐狗的尾巴。还有那位经常昂首阔步地穿过村子的英语教师，他总是不戴帽子，穿着雨衣和白色裤子——村子里的男孩们都诙谐地将之称为穿着衬裤、不戴帽子的宗教游行。还有那些乡下女孩，她们的任务是在园丁的监督下，每天早晨给庄园里的道路清除杂草。那个园丁穿件粉红色衬衫，背有点驼，耳朵也聋了，每天傍晚收工时，他都会带着异样的热忱与悠久的虔诚把门廊旁的沙子打扫干净。因诺肯季叶仍旧将书夹在腋下——这样他就不能交叉双臂了。他平时喜欢抱起双臂来，斜靠在公园里的树上，闷闷不乐地思索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那依然静寂的白色庄园闪亮的屋顶。
那年夏天他第一次看见他们是在五月底（旧历），从一个小山包上往下看到的。山脚下蜿蜒盘旋的路上过来一群人马：最前面的是塔尼娅，像个男孩似的骑在一匹神采奕奕的枣红马上；后面紧跟着的是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其貌不扬的他骑着一匹矮小得出奇的鼠灰色的马；他们后面是一个穿着长裤的英国人；再后面是某个表亲；最后面的是塔尼娅的弟弟，一个十三岁左右的男孩。小男孩突然纵身策马，一路越过其他人，向前面斜坡上的村庄疾驰而去，双肘像赛马师一样来回运动。
之后他又偶然遇见过他们几次，终于——好吧，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准备好了吗？那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大热天——
那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大热天，割草的人们正沿着通往庄园的道路两旁劳作，他们的衬衫时而搭在右肩上，时而搭在左肩上，很有节奏。“愿上帝帮助你们！”伊利亚·伊里奇按照过路人行礼的惯例向正在干活的人打招呼。他戴着他最好的那顶草帽，抱着一束淡紫色的沼泽兰。因诺肯季叶一言不发地跟在一边，嘴巴张得圆圆的（他一边嗑葵花籽，一边津津有味地嚼着）。他俩快到庄园了。网球场一头，有个侏儒聋园丁，穿着粉红色衣服，围着工作裙，正在往桶里浸泡一把刷子。他深深弯下腰去，一边向后倒退，一边在地上拖出一条粗粗的奶油色线。“愿上帝帮助你！”伊利亚·伊里奇走过去时说道。
庄园里的林荫大道上摆着一张桌子，俄罗斯的阳光在桌布上洒下斑驳的影子。女管家披着披肩，又直又硬的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男仆端来巧克力，她正舀出来分放在深蓝色的杯子里。从近处看来，伯爵的容貌和年纪相称：淡黄色的胡子中有几绺已经发白，皱纹也从眼角到鬓角呈扇形散开。他一只脚搭在花园长凳上，引逗着一只猎狐狗跳跃。那只狗不仅跳得很高，够得着他手中湿漉漉的球，而且跳得非常巧妙：它会在空中扭动身子，以使自己蹿得更高。伯爵夫人伊丽莎白·戈杜诺夫身材高挑，面色红润，戴一顶硕大的波浪形帽子，和另一个女人从花园里走了出来。她正和那个女人聊得热火朝天，不时两手一摊，这是俄国人表达爱莫能助的手势。伊利亚·伊里奇手捧花束站住，鞠躬致敬。五颜六色的薄雾中（这是因诺肯季叶当时的感觉；他前一晚曾简短排练了如何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但到头来不管用，还是十分尴尬），好像有些年轻人忽隐忽现，还有孩子在奔跑；不知谁的黑色披肩，上面绣着艳丽的罂粟花；又是一条猎狐狗，而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双透过亮光和暗影看过来的目光，还有那虽然有点模糊但已然对他形成致命诱惑的脸庞——那就是正在庆祝生日的塔尼娅。
大家落座后，他发现自己坐在长桌上较暗的一端。坐在桌子这端的人并不怎么交谈，只是个个都扭过头去，紧盯着长桌明亮的一端。坐在那边的人们正在高谈阔论，笑声不断。他们面前摆着一个豪华丰盛、极其诱人的粉色蛋糕，上面插着十六根蜡烛。孩子们大声叫嚷着，那两条狗也叫着跳到了桌子上——而在桌子这端，那些毫不起眼的人们在椴树的影子里坐成一排：伊利亚·伊里奇茫然傻笑；一位体态轻盈却长相丑陋的姑娘满头大汗，显得异常拘谨；一位年老体弱的法国家庭女教师，瞪着一双令人厌恶的眼睛，手在桌子底下抓着腿上一个看不见的什么小动物，不时发出叮当响声；如此等等。紧挨着因诺肯季叶坐的是庄园管家的兄弟，一个愚蠢无趣的结巴。因诺肯季叶和他聊天纯粹是为了打破沉默而已，尽管他们的谈话断断续续，他还是尽力维持着。不过因诺肯季叶后来成为这里的常客后，要是碰巧遇到这个可怜的家伙，从来不和他讲话，总想方设法避开他，像避开一个陷阱或是可耻的回忆。
椴树的翅果在风中缓缓飘零，旋转着缓缓落在桌布上。
在贵族就座的那一头，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抬高声音，朝对面一位穿着花边礼服的年长女士说话，边说边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女儿优雅的腰——女儿就站在他身边，不停地抛着掌中的橡皮球玩。因诺肯季叶一直不停地摆弄着一块掉在盘子外的美味蛋糕。最后他笨手笨脚地一戳，结果蛋糕上那可恶的树莓滚到了桌子底下（那就让它待在那里算了）。他父亲时而茫然傻笑，时而舔舔胡子。有人叫他递一下饼干，他就快乐地大笑起来，赶紧把饼干递过去。突然，因诺肯季叶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喘息声：塔尼娅面无笑容，手里依然抓着那个球。她邀请他过来和她以及她的表兄妹们一起玩。他顿感浑身发烫，头脑发懵，挣扎着从桌子边站起身来。花园长凳是两人坐一条，他把右腿从凳子下抽出来的时候还撞到了坐在旁边的人。
大家说起塔尼娅来，都会欢呼道：“多么漂亮的女孩啊！”她长着浅灰色的眼睛，黑色天鹅绒般的眉毛。嘴巴稍大，薄唇柔嫩，皓齿尖尖——每当她身体不舒服或者心情不好时，依稀可见她唇上微黑的绒毛。她酷爱所有的夏日运动：网球、羽毛球、槌球等。她运动时身手矫捷，神情专注，非常迷人——当然，从此之后，因诺肯季叶和瓦西里下午钓鱼的那种天真质朴的日子也就寿终正寝了。瓦西里对他的这种突然改变大惑不解，常会在傍晚时分突然出现在学校附近，满脸堆笑，把一罐蚯蚓捧到他眼前来引诱他。这种时候，因诺肯季叶内心总在发抖，因为他感到自己背叛了人民的事业。同时又觉得也没能从他的新朋友那里获得多少快乐。因为他并没有真正被视为他们的一员。他们只允许他待在庄园外围的绿地上，参加一些户外娱乐活动，却从未邀请他到他们的家中去。他对此感到极为愤怒：他渴望他们邀请他去吃午饭或晚饭，这样他就可以高傲地拒绝他们，好从中得到快乐。总的来说，他总是小心谨慎，闷闷不乐；总是皮肤黝黑，头发蓬乱，下巴上绷紧的肌肉不停地抽动——他感到塔尼娅对她的玩伴说的每个字都在他心里留下一道侮辱的阴影。仁慈的上帝，他是多么痛恨他们每一个人啊！他恨她的表兄表弟们，恨她的女伴们，还恨那些嬉戏的小狗们。不料，这一切突然在无声的混乱中暗淡下来，最终消失了！八月里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坐在公园尽头的长凳上，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因为他怀里揣了一封信，正如一部旧小说中描写的那样，那是一个赤脚小女孩从庄园里给他带来的信。信写得如此简短，以至于他一度怀疑这不过是一个故意羞辱他的玩笑罢了。不过最后他还是屈就了这次召见——也的确算是屈就。秋风飒飒的夜晚，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格外清晰。她来了，语无伦次的话语，十分亲昵的举动，都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她用冰冷的灵巧手指突然亲密地抚摸起他来，使从没有过男女肌肤接触的他感到异常惊奇。一轮巨大的月亮迅速升起，透过树梢洒下亮光。塔尼娅泪如泉涌，用满是咸味的嘴唇对他乱亲一气。她说她妈妈第二天将带她去克里米亚，一切都完了——唉，他当时怎么会那么迟钝！他哀求道：“塔尼娅，哪儿都不要去！”可是一阵风淹没了他的话语，她哭得更厉害了。塔尼娅匆匆忙忙地离开后，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只听见耳朵里嗡嗡作响。过了一会儿，他才沿着那条乡村小路朝桥的方向往回走，小路似乎在黑暗中扭来扭去。后来就是战争年代——救护工作，父亲的去世——随后，一切土崩瓦解，不过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快到一九二零年时，他已经在波希米亚一个温泉浴场为贝尔教授当助教了。大约三四年后，他仍然在这位肺科专家手下工作，有一天，在夏蒙尼附近一个叫萨沃依的地方，因诺肯季叶碰巧遇到了一位年轻的苏联地质专家，就和他聊起天来。那位地质专家说，五十年前，伟大的费尔干纳(7)探险家费琴科就是在这个地方像一位普通游客那样死去了。多么奇怪（这个地质专家继续说道），事情往往是这个样子：死亡习惯在荒山沙漠中追赶那些英勇无畏的人，竟然会在各种环境中和他们开开玩笑——倒是毫无恶意，自己也不曾料想让他们死得措手不及。就这样死去的有费琴科、谢韦泽夫、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还有那些颇负盛名的外国人，像斯皮克、杜蒙特·德于维尔。因诺肯季叶此后又花了几年时间做医学研究，对政治流放问题就很少关心过问了。有一次，他碰巧在巴黎逗留了几小时，要和一个同行谈业务。他正一边往一只手上戴手套，一边往楼下跑，跑到一个楼梯平台处，一位高个子女士佝偻着背从电梯里走出来——他立刻认出那是伯爵夫人伊丽莎白·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我当然记得你，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呢？”她说道。她并没有看他的脸，却紧盯着他的身后看，好像有什么人站在他后面似的（她有点斜视）。“哦，请进，亲爱的。”她回过神来，接着说道。房门前放着厚厚的擦鞋垫，落满灰尘，她用脚尖挑起擦鞋垫的一角，从下面取出钥匙开门。因诺肯季叶跟着她进了屋，心里很是不安，因为她丈夫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他听别人说过，但现在怎么都想不起来别人到底是怎么说的。
过了一会儿，塔尼娅回家了。岁月的蚀刻针把她的脸刻得更加轮廓分明，脸盘变小了，眼睛越发亲切。她立刻点起一支烟，一边笑着，一边毫不拘谨地回忆起那个遥远的夏天来。他倒是觉得奇怪，塔尼娅和她母亲都未提起那位死去的探险家。她们说起往事，也就一笔带过，而不是失声痛哭。他这个陌生人，提起那些往事也得强忍着才不至于哭起来啊。也许，她们母女所显示出的正是她们这个阶级所特有的自控力？不久，一个十岁左右、脸色苍白的黑发小女孩走了过来。“这是我女儿，过来，宝贝。”塔尼娅一边说，一边把沾有唇膏的烟蒂放进一个用作烟灰缸的贝壳中。接着，她的丈夫，伊万·伊万诺维奇·库塔索夫，也回家了。伯爵夫人在隔壁房间迎接他，因诺肯季叶听到她用带俄国腔的法语介绍客人：“le fils du ma?tre décole chez nous au village。(8)”这使他想起有一次塔尼娅当着他的面让一个女伴注意他好看的手时所说的话：“Regarde ses mains!(9)”现在，听着这个小孩用悦耳、地道的俄语回答塔尼娅的问题时，他脑海中不禁升起一个恶毒而荒唐的想法：哈，如今她们再也没有钱来请人给孩子们教外语了！——那一刻他并没有想到，在那些流亡岁月里，一个孩子生在巴黎，又上了法语学校，对他来说，俄语恰恰是最无用、最豪华的奢侈品了。
勒什诺的话题渐渐散去了。塔尼娅把一切都记乱了，坚持说他过去常常教她唱一些激进学生唱的革命前的歌曲，比如其中有一首是关于“暴君在他的宫殿里设宴享受，而命运之手已在墙壁上写了可怕的文字”(10)的。“换言之，我们最初的stengazeta（苏维埃墙报），”库塔索夫评价说，“真是个大智慧。”又提起了塔尼娅的弟弟：他现在住在柏林，公爵夫人便开始说起他来。突然，因诺肯季叶发现了一个绝妙的事实：什么都没失去。无论什么，都没有失去。记忆积累成了宝藏，储存起来的秘密在黑暗和尘土中增长。忽然有一天，一个过路的游客，来公立图书馆借一本二十二年都无人问津的书。他起身告别，她们也未盛情挽留。真是莫名其妙，他的双腿竟然在发抖。这真是一次震撼人心的经历！他穿过广场，走进一家咖啡厅，要了杯饮料，又赶紧站起来，把压扁了的帽子从身子底下拿出来。他感到坐立不安，非常害怕。他觉得令他不安的原因有好几个：首先，塔尼娅仍然和过去一样，还是那么迷人，那么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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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语，我们村里的小学校长。
(2) Kalmuck，主要住在俄罗斯西南部卡尔梅克共和国的蒙古民族。
(3) Samarkand，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的历史古城。
(4) Vernyi，哈萨克斯坦前首都和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阿拉木图的原名，一九二一年改称今名。
(5) Ladoga，位于俄罗斯西北部，是欧洲最大的湖泊。
(6) Tver，俄罗斯特维尔州首府，位于伏尔加河和特维尔察河交汇处。
(7) Fergana，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费尔干纳州首府。
(8) 法语，这是我们乡村教师的儿子。
(9) 法语，看他的手！
(10) 引自《圣经》中巴比伦王伯沙撒的典故，“命运之手已在墙壁上写了可怕的文字”，意为灾难即将来临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