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派林骑马回去。经过树林，来到镇上，最后回到家中。我走了近二十英里路，在镇码头的小酒馆里，我停下来喝了点苹果酒，但没吃东西，所以到四点钟时，我简直快饿死了。
房顶钟塔上的钟刚好在报时，我骑着马直奔马厩，扫兴的是威灵顿正等在那儿，而非我的马夫。
看见吉普西大汗淋漓，他咂着舌头说：“这样不行的，菲利普先生，主人。”我下马时像以往从哈罗回来度假一样，觉得很是内疚。“你知道马跑得太热，是会着凉的，现在你让它这么大汗淋漓地回来。如果你一直在让它追逐猎犬的话，它现在绝不适宜再追了。”
“如果我们一直在追猎狗，恐怕这会儿还在波得敏的沼泽地里。”我说，“别蠢了，威灵顿，我有正事去拜访肯达尔先生，然后进了趟城，把吉普西搞成这样，我也很难过。可没办法，我想它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但愿它没事，先生。”威灵顿说着，将手在马肚子上来回抚摸，好像我刚让马参加了场越野赛跑。
我回到屋里，走进书房，火烧得正旺，不过没有我表姐瑞秋的影子。我摇铃叫来斯考比。
“艾什利夫人呢？”见他进来我问道。
“夫人是三点过一点儿回来的，先生。”他说，“从你走后，她就一直和花匠们在园子里忙活，塔姆林现在和我一起在管家房里，他说他从未见过这种事，从没见过她那种做事的方式，他说她是个奇迹。”
“她肯定累坏了吧。”我说。
“我也担心她累坏了，先生。我让她去睡会儿，可她不听。‘让伙计们给我拿几桶热水，斯考比，我要洗个澡。’她对我说，‘我还得洗洗头。’我正准备让人去叫我侄女，让夫人自己洗头，好像不合适吧，可她依然不同意。”
“叫伙计最好也给我弄点热水来，”我对他说，“我这一天也累坏了，而且饿得要命，我想早点吃饭。”
“好的，先生。四点四十五好吗？”
“好吧，斯考比，如果你能办到的话。”
我吹着口哨上了楼，准备脱掉衣服，坐进卧室炉前热气腾腾的浴盆里。家里的几条狗从表姐瑞秋的房里出来，沿着走廊向我走来，它们已经习惯了家里的这位客人，而且跟着她到处转。老多恩在楼梯顶上使劲朝我摇尾巴。
“嗨，老伙计，”我说，“你可知道，你不忠实，你背叛我，去投靠一个女人。”它用黏糊糊的舌头舐着我的手，讨好地朝我挤眉弄眼。
伙计拿来一桶水倒在浴盆里，我盘腿坐在盆里，一边给自己搓澡，一边哼一曲不成调的歌，飘在水汽里，真是好惬意呀。当我用毛巾擦身上的水时，我注意到在我床边的桌上有一瓶花，是一枝枝从林子里采来的花，有兰花，还有仙客来。以前从没有人在我的房里摆过鲜花，斯考比想不到这一点，伙计们也想不到。肯定是表姐瑞秋，见到这些花，我的情绪更加高昂。她可能从早到晚在摆弄那些花草、灌木，但她竟还有时间插上一瓶鲜花。我系上领带，穿上用餐外套，嘴里依然哼着不成调的歌，然后穿过走廊，敲了敲表姐的门。
“谁呀？”她在里面问。
“是我，菲利普。”我答道，“我来告诉你今晚晚饭要早点吃，我饿极了。而且听说了你的事后，我想你也和我一样吧。你和塔姆林究竟做了什么，让你非得洗澡洗头不可？”
回答我的是一阵爽快的笑声，极富感染力。
“我们就像在地下室打洞的鼹鼠一样。”她在屋里高声说。
“你没让眼睫毛都粘上土吧？”
“到处都粘的是土，”她说，“我已经洗完澡了，这会儿正在弄干头发呢，我已经收拾妥当，现在看来像极了波比姑妈，你进来吧。”
我打开门，走进她的房间，她就坐在炉前的凳子上，我竟没有马上认出她来。她脱了丧服的样子大不一样，身上裹了件白色的罩衫，领口和袖口都系了带子，头发不再从中分开，而是全都别在头顶上。
我还真没见过谁打扮得比这更像波比姑妈，或其他随便什么姑妈的了，我站在门口直瞪眼。
“过来坐吧，别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她对我说。
我关上门，走过去坐在椅子上。
“请原谅，”我说，“关键是以前我从未见过女人着便装的样子。”
“这不能叫着便装，”她说，“我吃早饭时就穿这身衣服，安布鲁斯以前总把这叫修女衫。”
她抬起胳膊，开始往头发上别发夹。
“二十四岁了，”她说，“你早该见惯像波比姑妈梳头这类家常事了，你觉得尴尬吗？”
我两手抱在胸前，跷起二郎腿，继续打量着她。
“一点也不尴尬，”我说，“只是有点儿吃惊。”
她笑了笑，将发夹全衔在嘴里，然后再一个个取出来。她将头发先卷起来，再按常规在脑后梳了个低低的发髻。整个过程只花了几分钟，或者是我觉得只花了几秒钟。
“你每天都这么快就能梳好头吗？”我惊奇地问。
“噢，菲利普，你知道得太少了，你太少见多怪了。”她对我说，“你从来没见过你的露易丝梳头吗？”
“没有，我也不想看。”我回答得很干脆，突然记起我离开派林时，露易丝那番临别的话。瑞秋表姐笑了起来，把一只发夹丢在我腿上。
“作个纪念，”她说，“把它放在你的枕头底下，明早吃早饭时，注意看斯考比的表情。”
她走进对面的卧室，门敞开着。
“你就坐在那儿，我换衣服时，你跟我说话得大声点儿。”她喊道。
我偷偷地看了看那张小写字台，想看看那儿有没有教父的信，但什么也没有。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或许她把信拿到那间卧室里去了。她可能不会对我说什么，可能会将这看成我教父与她之间的私事，但愿如此。
“你这一天都哪儿去了？”她朝我喊道。
“我进城去了，”我说，“那儿有几个人我必须去见见。”我用不着提银行的事。
“跟塔姆林和花匠们在一起干活，真是太高兴了。”她喊道，“几乎所有的花草都留下了，菲利普，你知道，那花园里仍有很多事要做，草地边的灌木丛需要清理掉，要铺条小路，把整块地都种上山茶花。这样，不到二十年，你就能有一个春意盎然的花园了，整个康沃尔的人都会来看花。”
“我知道，”我说，“安布鲁斯早有此愿。”
“这需要仔细规划，”她说，“不能光靠碰运气，也不能光靠塔姆林，他人不错，但他的知识太有限了，你为什么自己不在那上面多花点心思呢？”
“我不太懂那些事，”我说，“而且，那也从来不归我管，安布鲁斯知道的。”
“一定得有人帮你，”她说，“你可以从伦敦请个设计师把它规划一下。”
我没搭腔，我可不想再从伦敦寻个设计师来，我敢肯定，她比任何设计师都更精于此道。
就在这时，斯考比出现在走廊上，但踟蹰不前。
“怎么了，斯考比？晚饭准备好了吗？”我问道。
“还没有，先生。”他答道，“肯达尔先生的仆人杜伯森骑马给夫人送来封信。”
我的心一沉，这个讨厌的家伙准是在路上什么时候停下来喝酒，才耽搁到这么晚，这会儿我得赶上看她读信了，真不是时候。斯考比去敲那扇开着的门，然后把信送了进去。
“我想，我还是下楼在书房里等你吧。”我说。
“不，别走。”她喊道，“我穿好了，一起下去，这儿有一封肯达尔先生的信，大概是邀请我们一起去派林。”
斯考比沿着走廊走了，我站起来希望能跟他一起走。突然，我觉得不自在，有点儿紧张，那间蓝色的卧室里寂静无声，她肯定在看那封信。仿佛过去了几个世纪，她才终于从卧室里走出来，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已打开的信。她已经打扮好了，准备吃晚饭了，或许是她的皮肤与那身丧服形成的反差，她看上去显得很苍白。
“你都做了些什么？”她说。
她的嗓音与刚才截然不同，有点莫名的嘶哑。
“做了什么？”我说，“没什么，怎么了？”
“别撒谎了，菲利普，你知道怎么了。”
我站在炉前，手足无措，眼睛乱转，不敢看那双充满责备和疑问的眼睛。
“你去派林了，”她说，“你今天骑马去找你的监护人了。”
她说得对，我真是无可救药，无用之极，连个谎都撒不了，无论怎么说，在她面前我就是这样。
“也许是你说的那样，”我说，“那又怎么样？”
“你让他写的这封信？”她说。
“不是的，”我说，显然有些理亏，“我没做过这种事，是他主动写的。当时，有些事需要商量，我们谈到一些法律事务时，他便写了这封信，而且……”
“而且你告诉他你的表姐瑞秋要去教意大利语，是这么回事吧？”她说。
我觉得忽冷忽热，浑身不自在。
“不全是。”我说。
“你当然明白，我当时这么说只是在跟你开玩笑。”她说，可她如果当时只是在开玩笑，干吗这会儿非得对我发这么大的火？
“你不明白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她说，“你让我感到莫大的羞辱。”她走到窗前，背对我站着，“如果你想羞辱我，”她说，“上帝作证，你达到目的了。”
“我不明白。”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傲慢？”
“傲慢？”她转过身，乌黑的大眼睛愤愤地看着我，“你怎么敢说我傲慢？”她说。我注视着她，感到十分愕然，刚才还和我有说有笑的人，瞬间就发这么大脾气。接着，令我自己大为吃惊的是，我的紧张感一扫而空，竟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我就是要说你傲慢，”我说，“这还不够，我要说你简直是傲慢无理，被羞辱的不是你，而是我。你不是在开玩笑，当你说到教意大利语的事时，你的话是那么的干脆，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你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你就那么想的。”
“就算我是那个意思，”她说，“教意大利语有什么让你觉得很耻辱的呢？”
“对一般人来说，这没什么，”我说，“但你这样，就不一样。安布鲁斯·艾什利夫人教意大利语就是耻辱，这给她的丈夫蒙羞，他因为疏忽没有在遗嘱中对她有所安排，而我，菲利普·艾什利，他的继承人，不允许这样。你可以每季度拿到那笔生活费，瑞秋表姐，当你从银行取这笔钱时，请记住它不是这座庄园给你的，也不是这座庄园的继承人给你的，而是你的丈夫，安布鲁斯·艾什利给你的。”
说这番话时，我心里的怒气丝毫不亚于她，让一个人站在那里指责我羞辱了她，我简直罪该万死，如果她拒绝本来就属于她的那笔钱，那我更是万劫不复。
“怎么样？你明白我对你说的这一切吗？”我说。
有一会儿工夫，我以为她会扑过来揍我，可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盯着我。接着，她的双眼溢满泪水，然后她推开我，回到卧室里，一把将门摔上。我走下楼，来到餐厅，摇铃叫斯考比，对他说“可能艾什利夫人不会下来吃饭了。”我给自己倒了杯红葡萄酒，独自坐在餐桌的一端。上帝！我心里想，女人就是这样吗？我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这么精疲力竭过。即便收获的季节里和男人们一起整日整日在外面干活，即使跟拖欠房租的住户们争辩，或者处理与邻居的争执，所有这一切都比不上和一个女人五分钟的相处，她的满心喜悦，一眨眼就变成了敌意。而且，眼泪总是她们的杀手锏吗？是不是因为她们非常清楚眼泪对于旁观者的效果？我又倒了杯红葡萄酒，斯考比就在我旁边打转，我恨不得他离我远远的。
“夫人是不是身体不适，先生？”他问我。
我或许该告诉他，夫人并非身体不适，而是在发脾气，说不定过一会儿就会摇铃叫威灵顿驾车送她去普利茅斯。
“不是的，”我说，“她头发还没干，你最好让约翰送一份到她房间里去。”
我想这就是男人婚后面对的生活吧。摔上门，然后无声无息。饭只能一个人吃了，到处跑了一整天所激起的食欲，澡盆里的那份轻松，还有炉火边宁静的夜晚，一边看着那双白皙的小手悠然地做着绣品，一边和她闲聊的那份安逸，都慢慢地消失了。我心情愉快地换好衣服，准备吃饭，又兴致勃勃地走过走廊，敲响她的房门，看见她坐在凳子上，身上裹着那件白色晨衣，头发别在头顶，当时心情多好，我们多融洽，多亲密，亲密得让人觉得整个晚上都将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可现在呢？独自一人坐在餐桌旁，前面放着块牛排，却觉得那不过就是一块跟我毫无关系的皮鞋皮。这会儿，她在做什么？在床上躺着？蜡烛灭了吗？窗帘放下了吗？屋子里是不是一片漆黑？或者，已不在气头上了，是不是眼中的泪水已干，正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房中，吃送上去的饭菜，只是想给斯考比做做样子？我无从知道，也无所谓了，安布鲁斯曾经说过的话是对的，他过去常说，女人是一种聚也匆匆，散也匆匆的人。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我绝不结婚……
吃过晚饭，我来到书房坐下，点上烟斗，将脚搭在火具上，想让自己在饭后的小睡中平静一下心情，这种小睡平常是悠然、恬静、从容的。但今晚，一切都索然无味，我已经习惯了看着她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肩膀微侧，正好让灯光照在她手里的活上，多恩就卧在她脚边，可现在那张椅子莫名地空着。好了，见它的鬼去吧，一个女人何以竟能搅了整个夜晚。我站起来从书架上找了本书，翻了几页。我肯定是打了个盹，因为我再抬起头时，房间角落里那台钟的指针差不多指到九点了，那就上床睡觉吧。火已经灭了，再坐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我把狗牵回狗窝——变天了，外面刮着风，飘着零星小雨——然后，我闩上门，回到自己房里。就在我刚要把脱了的衣服扔在椅子上时，我看见了一张字条，就放在我床头桌子上那罐花的旁边。我走到桌边，拿起纸条，读了起来，字条是瑞秋表姐留的。
“亲爱的菲利普，”字条上写着，“如果可能的话，请原谅今晚我对你的无礼，在你的家里，我这么做，实在是令人难以原谅。我并没有什么理由来解释我的言行，只是因为最近这些天里，我很反常，所有的情绪都会随时表现出来。我已经给你的监护人写了封信，感谢他的来信，而且，我将接受那份生活费。感谢你们俩的慷慨与善意，感谢你们为我着想。晚安，瑞秋。”
我把这封信读了两遍，然后放进口袋里，她的骄傲与怒气都已烟消云散了吗？是否这些情绪都随着泪水一起消融了？她接受了那笔生活费真是卸掉了我的一个负担。我曾设想要再去一次银行，作进一步的解释，撤回先前的传票，然后便是与教父的面谈，想象着会有不止一次的争论。整个事情最糟糕的结局就是瑞秋被扫地出门，独自回到伦敦，住在那些简陋的小屋里，教她的意大利语。
我不知道她是否花了很大的努力才写成这张字条，想到她费了很大劲儿才迫不得已这么做，真是难受。从骄傲变为委曲求全？我对她不得不这么做很反感。自从安布鲁斯去世以来，我头一次为发生的一切事怨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早作打算的，谁都可能生病，甚至猝死，他应该也知道，由于他没有作出任何安排，他的妻子便生活在我们的怜悯和慈悲中。只要当时给我教父写封信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我想着她坐在波比姑妈的房间里给我写这张字条。不知道她是否已离开那间屋子回去休息了。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沿着走廊走过去，站在她套房旁的拱门下。
她房间的门开着，卧室的门紧闭着，我敲了敲卧室的门，没人答应，过了一会儿，她问道：“谁呀？”
我没有回答，而是开着门走了进去。房间里很黑，借着我手上蜡烛的光，我可以看到床上的帐子半掩着，可以看见床罩下她的轮廓。
“我刚看了你的字条，”我说，“我想为此来感谢你，并对你道声晚安。”
我以为她会坐起来，点亮蜡烛，可她没这么做，依然静静地躺在帐子里面的枕头上。
“我还告诉你，”我说，“我绝不是在施舍什么，请你相信这点。”
帐子后面传出的声音平静、柔和得令人奇怪。
“我从来没认为你是在施舍。”她答道。
我们彼此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教意大利语这件事并不让我心烦，在这类事上，我没有什么自傲可言，我受不了的是你说我这么做有损于安布鲁斯。”
“确实是这样，”我说。“可现在不提了吧！我们没必要再去想它了。”
“你完全是善意的，而且也是出自你的本意，才骑马到派林去见你的监护人，”她说，“我那会儿一定非常粗鲁，一点儿规矩都没有，我不能原谅自己。”她声音又带上了哭腔，我被什么触动了，喉咙一阵发紧，身体也一阵发紧。
“我宁可你打我一顿，”我对她说，“也不愿让你哭。”
她在床上挪动了一下，摸到手帕擤鼻涕，那种姿势和声音再平常简单不过了，可此时出现在帐子后面的黑暗中却让我有点支撑不住的感觉。
紧接着她又说：“我会接受那笔生活费，菲利普，不过从下周起，我不能再打搅你了。如果合适的话，我想下周一离开这儿，搬到别处去，或许是去伦敦吧。”
她的话令我一阵茫然。
“去伦敦？”我说，“为什么呢？到底怎么了？”
“我原本只打算来一两天的，”她说，“我已经待得比预期的长。”
“但你还没见过所有的人，”我说，“你还没有做完你该做的事。”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说，“反正，那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这话听起来简直不像她说的，声音有气无力。
“我原以为你喜欢做这些事。”我说，“在庄园里到处走走，拜访一下佃户们。每天我们一起出去逛的时候，你看上去是那么的高兴，而且，今天你还和塔姆林一起收拾那些花木呢。难道这一切只是做做样子，还是仅仅出于礼貌？”
她没有马上答话，过了一会儿说：“有时候，菲利普，我觉得你什么都不理解。”
或许我是那样的，我很不高兴，感到受了伤害，而且我也不在乎了。
“好吧。”我说，“如果你想走，那就走吧。这会引起许多闲话，不过这也没什么。”
“也许，”她说，“如果我待在这儿，会有更多的闲话。”
“你留下来会有闲话？”我说，“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你就是属于这儿的，按理说如果不是因为安布鲁斯神志不清，这儿难道不就是你的家？”
“噢，上帝，”她勃然大怒，对我大发雷霆，“那你觉得我是为什么别的原因才到这儿来的吗？”
我又说错话了，轻率和莽撞使我总说错话，我忽然有种无望和力不从心的感觉。我走到床边，拨开帐子，俯视着她。她倚在枕头上，两手抱在胸前，好像穿了件白色的什么衣服，领口一圈褶边，很像唱诗班那些男孩们穿的罩衣。她的头发松散着，用一条丝带系在脑后，就像我记忆中露易丝小时候的样子。她一下子看上去这么年轻，竟让我感到震惊。
“听着，”我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事，不知道你做那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对于你，对于任何女人，我全不了解。我只知道，现在我喜欢你待在这儿，我不想让你走，这很复杂吗？”
她把手捂着脸上，几乎是在抵挡，好像我在伤害她一样。
“是的，”她说，“非常复杂。”
“那么是你把事情搞复杂的，”我说，“不是我。”
我两手抱在胸前，注视着她，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其实我一点儿都不轻松，只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站在那儿，而她躺在那儿，让我有种优势。我不明白一个头发松散的女人，脱去女人的身份，重新回复一个女孩的模样，怎么还会生气。
我看见她眼睛扑闪着，就好像心里在寻找一些借口，寻找一些新的理由来解释她为什么该离开。突然，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
“今晚你曾告诉我，”我说，“我应该从伦敦请个设计师来规划一下那些花园，我知道这也是安布鲁斯过去一直想做的事。问题是我一个设计师也不认识，而且，如果我请这么个家伙跟在身边，我会气疯的。如果你对这块地方还有点感情，知道它对安布鲁斯意味着什么，你或许能在这儿再待几个月，替我把这件事做好。”
这些话说得恰到好处，只见她手里抚弄着那枚戒指，凝视着前方，我已经注意到，这只是她掩饰自己心事的把戏。我继续扩大成果。
“我从来就搞不懂安布鲁斯从前做的那些计划，”我对她说，“塔姆林和我一样也搞不懂，我知道，他能创造出奇迹，但他必须有人指导才行。这一年来，他不止一次地跑来向我请教，而我却根本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如果你留在这儿——就等过了秋天，这期间有很多园艺方面的活儿——那就帮我们解决所有问题了。”
她将那枚戒指在手指上套来套去：“我想问问你，教父是什么想法？”她对我说。
“这跟我教父没关系。”我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了，一个未成年的小学生？你只需考虑一件事，你自己是否愿留下来，如果你确定想走，我也不强留。”
令我吃惊的是，她平静地低声说：“为什么你要那么问？你知道我想留下来。”
我的天，我怎么知道？她嘴里说的一直是相反的话呀！
“那么说，你会留下来，再待一段时间，”我说，“来照顾花园？就这么定了，你不会反悔吧？”
“我会留下来，”她说，“再待一段时间。”
我使劲忍住不笑，她的眼睛是严肃的，我有种感觉，如果我笑，她就会改变主意，我心里清楚，我赢了。
“那么，好吧，”我说，“我该向你道声晚安就走了。你写给我教父的信呢？要不要我去把它放到邮袋里？”
“斯考比已经拿去了。”她说。
“那你现在可以睡了，别再生我的气了。”
“我没生气，菲利普。”
“可你确实生气了，我都以为你会揍我。”
她仰头看着我。
“你有时真傻，”她说，“傻得让我觉得，说不定有一天我真会揍你，过来。”
我靠近了些，膝盖碰到了床罩。
“弯下腰。”她说。
她把我的脸捧在手里，吻了我。
“现在去睡吧，”她说，“做个乖孩子，好好睡觉。”说完推开我，拉上帐子。
我手里拿着烛台，跌跌撞撞地走出了那间蓝色的卧室。我觉得头重脚轻，还有点儿晕晕乎乎的，好像喝了白兰地，而且当我站着俯视她倚在枕头上时，心里感到高于她的那种优势，此刻全都消失殆尽，最后的决定是她作出的，最后的态度是她表明的。那种小女孩似的模样和那件像唱诗班男孩子的罩衣一样的衣服让我产生了某种错觉，她一直就是一个女人。不知为什么，我很开心。误会解除了，她已经答应我留下来，再也没有眼泪了。
我没有立即上床就寝，而是又回到了楼下的书房，给我的教父写了封短信，让他放心，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他不需要了解那个我们两人之间令人烦恼的夜晚，我随便涂了几句，去大厅将它放进邮袋里，以便早晨送走。
斯考比和往常一样，将邮袋放在了我的桌上，钥匙搁在旁边。我打开邮袋，有两封信落在我手里，都是瑞秋表姐写的，一封是写给教父肯达尔的，她刚才已经说到了，另一封是写给佛罗伦萨的瑞纳提先生的，我将这封信端详了一会儿，便将它和另一封都放回了邮袋里。我真傻，或许根本就是愚蠢又荒唐，那个男人是她的朋友，难道她不应该给他写封信吗？但等我上楼去睡觉时，我确实觉得好像被她揍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