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和十二月一晃就过去了，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以往，当白昼慢慢变短，气候逐渐变冷时，户外活动会变少。四点半，天色已暗，我感到室内漫长的夜晚非常乏味。我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也不善交往，不喜欢同邻居一道去狩猎，或和他们一起出去吃饭。过去，总盼着年末，圣诞节一过，随着一年中最短的白天过去，就可以期盼春天的到来了。在西部，春季通常早早就来临，甚至在元旦前，第一批草木就发芽了。然而今年的秋季却没有单调乏味的感觉，树叶落了，棵棵树都光秃秃的，褐色的巴通大地被雨水浸得透湿。寒风掠过海面，蒙上了一层灰色，而这一切并未使我触目伤怀。
我和表姐瑞秋已形成一种惯例，很少有改变，而这种惯例似乎也很适合我们。如果天气好，她会一上午指点塔姆林和园丁们栽种，或者检查我们已决定建造的台阶路的进展情况，这项工作除了林里的工人外，还需雇佣额外的人。而我则忙于庄园的日常事务，骑马往返于各个农场，或者去看有我地产的外围地区。我们十二点半聚在一起吃顿简餐，通常是凉食、火腿、馅饼或是蛋糕之类。那正是仆人们吃饭的时间，我们就自己动手，这个时候往往是我一天里第一次见她，因为她通常在自己的房里吃早饭。
当我外出在庄园四周游荡，或待在办公室里，只要听到钟楼上午钟敲响，随即铿锵的收工钟声也敲响的时候，心底就油然而生出一种兴奋，我会猛地兴致勃勃起来。
我手边的活会突然一下子显得平淡无味，如果我骑马出去，比如在草场或是在树林里，或附近的田野上，钟声和铃声回荡在空中——顺风传得很远，以至于三英里外都能听得见——我会不耐烦地调转吉普西往家奔去，好像怕在外面再多滞留一会儿，就会误了午饭时间。如果在办公室里，情形也是如此。我本来两眼盯着面前桌上的资料，嘴里咬着钢笔，靠在椅子上，突然间，会觉得正在写的东西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信可以先放放，数字也可以先不算，其他事务可以另找时间去完成。我得推托身边的所有事情，离开办公室，穿过庭院，回到家里去。
她往往会早我一步到那儿迎我，向我道声“早上好”。她常常会把一个枝状的饰物放在我的碟子边，作为给我的一份礼物，我就别在纽扣眼里。有时我会品尝到一种新的药饮，某种香草酒。在她手中，这种酒可以有百余种配方，不断让厨师试。过了几周以后，斯考比才偷偷告诉我，说厨师每天都背着他去向她讨教，那就是我们现在能吃得这么好的原因。
“太太不想让艾什利先生知道此事，以免认为她太专横跋扈。”斯考比说。
我只是笑笑，假装还不知道。但有时候，我会开玩笑地对我们正吃的饭菜吹毛求疵。“无法想象他们在厨房里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些伙计都变成法国厨师了。”
这时，她会很天真地问：“你喜欢吗？是不是你以前吃过的更可口些？”
现在大家都称她为“太太”，我并不介意，反而很高兴，这使我有种自豪感。
我们吃完午饭，她就上楼去休息。如果这天是星期二或星期四，我会给她叫辆马车，威灵顿便驾车带她到邻里回访来过的客人。有时如果我顺路有事，便和她一起坐车走约一英里，然后我从马车上下来，让她一个人继续走。在她回访时，她会对人表示出深切的关心。她披着最好的披风，带着新的面纱和帽子，我背朝马匹坐在马车里，这样就能看着她了。而她呢，故意逗我，不把面纱掀起。
“为了能听到那些闲言碎语，”我说，“为了能听到一些新鲜事或传闻什么的，我愿变作墙上的苍蝇。”
“跟我一起去，”她回答道，“会对你有好处的。”
“我可不想去，吃饭的时候，你会全部讲给我听的。”
我站在路中间看着那辆马车轱辘而去，车窗内会伸出一块手帕逗趣地朝我舞动。在这之后，我只有到五点吃晚饭时才能见到她，这段时间像是晚上见面前非穿插不可似的。这期间不管我是有差事，还是在忙庄园的事，或是和人们闲谈，都一直有种急不可耐的感觉。几点了？我看看安布鲁斯的手表，唉，才四点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只要回到家里，经过马厩，我就知道她是否已经回来了，因为可以看到马车是否已停在车棚里，马是否吃了料，饮了水。进了家门，经过书房和客厅，两间房子要是空荡荡的，就知道她已经上楼休息去了。她在饭前总要休息的。那时我会先冲个澡，或洗洗脸，换好衣服后，再到下面的书房去等她。随着钟表指针接近五点，我开始越来越焦躁不安，我开着书房门，以便能听见她的脚步声。会先听到狗的嗒嗒脚步声——现在我对它们来说已无足轻重，它们像影子似的跟着她——接着听到的是长裙拂过楼梯的沙沙声。我想这是一天中我最欣赏的时刻。声音里有某种期待中的心悸，一种急切的渴望。以至于她进来时我几乎忘记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不知道她的长裙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不管是挺括的丝绸，还是缎子，或者是棉缎，她行走时不时地擦着地板，不知是长裙本身在飘动，还是因为由她穿着，行走时步态优雅，反正那本来暗淡简朴的书房，她一进来，就会突然焕发出光彩。
烛光中的她有着白天没有的温柔，就好像早上明媚的晨光和下午暗淡的色彩都被工作和劳务所掩盖，生机勃勃，但实实在在。当夜幕降临，百叶窗紧闭，风平浪静，回到家的氛围中，她那一直掩盖着的光彩便四溢开来，她的面颊和秀发更加光彩夺目，目光幽远，无论她转过身来说话，到书橱取书，还是弯下身子轻轻拍拍伸着懒腰躺在火炉前的多恩，举手投足自然优雅，显得那么迷人。此时此刻，我真想不通我以前怎么还会认为她很普通的。
斯考比通知晚餐已备好，我们便走进餐厅，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我坐在桌头，她紧挨我右侧，这在我看来已是寻常事，没什么新奇可言了。我再不是一个人坐在那儿，穿着那件旧夹克，也不换衣服，面前放着一本书，免得和斯考比说话。然而假如过去经常都这样，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兴奋了。吃喝的过程，现在都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种新的历程。
几个星期过去了，兴奋的感觉并未减弱，反而还有所增强，结果我总不由自主得找借口去屋里转上一阵子，哪怕每次只五分钟也好，就为了能看她一眼，这样除了中午和晚上的正常相聚外，还能增加一点机会。
她要么是在书房，要么有事正好经过大厅，或者也有可能在客厅里等候来访者，她会稍带一点惊讶地笑着对我说：“菲利普，怎么这会儿回家来了？”她这么问，我还得编点理由。至于那些花园里的事，过去安布鲁斯总设法引起我的兴趣，而我总是见了哈欠连连，躲之不及的，如今只要有种植方面或台阶路建设方面的事，我会毫不犹豫亲临现场。每天晚饭后，我们又会共同研究她从意大利带来的书，把其中的图案作一些比较，再争论一番，看哪个能效仿。现在想想，即便她建议我们在农场的田地上建一个罗马废墟的复制品，我想我都绝无二话。我或者说可以，或者说不行，或者说的确好，或者还摇摇头，但实际上我从来都没有真正在听，我的乐趣只在于看着她满怀兴致地忙碌，看着她对比着插画深思熟虑，看她皱着眉头，手拿钢笔在纸上做标记，还看她的手翻了一本又一本。
我们并不总坐在下面的书房里。有时她邀我一同上楼，到波比姑妈的闺房去，我们把书和花园设计图铺上一地。我是楼下书房的主人，但在她的闺房里，她是主人。我说不清是不是觉得在这儿更好，我们彼此都不拘谨而更随意。斯考比不打扰我们——她巧妙地免了那道送银茶盘的程序——她亲自给我俩配置药饮，她说这是一种大陆上的习惯，这种药饮对眼睛和皮肤都有很好的作用。
饭后的闲暇转瞬即逝，我希望她忘掉时间，而钟楼上讨厌的钟声不知不觉就在我们头顶敲响十点，打破这份静谧。
“我不知道都这么晚了。”她经常会说着站起来合上书。我懂得这意味着分别，即使站在门口继续说点什么，这样的小伎俩也无济于事，十点钟的钟声响了，我就得马上回去。有时她让我吻她的手，有时让我吻她的面颊，有时她像拍小狗一样拍拍我的肩头，她再也没有靠近过我，也没有像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双手捧着我的脸。我没有追求这些，甚至也不希望这样，但在我给她道过晚安，顺走廊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窗户，看着窗外寂静的花园，听着那片林子下面的小海湾里回荡着远处大海隐隐约约的涛声时，我就如同假日已结束的孩子一般，感到莫名的惆怅。
一整天时时刻刻热切盼望的夜晚就这么结束了，下一个这样的夜晚又似乎是那么遥远。无论我的心还是我的肉体都还不能安歇。过去，她来这儿之前，冬天晚饭后，我总在火炉旁打个盹儿，打着哈欠，伸伸懒腰，然后拖着重重的脚步到楼上去，舒舒服服钻进被窝，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而现在，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了，我简直可以整夜踱来踱去，或者一直聊天聊到天亮，前者的做法很傻气，后者的做法则没有可能。于是我便一屁股坐到窗前的靠背椅上，一边抽烟，一边望着窗外的草地。有时凌晨一两点钟，我才会脱衣睡觉，我就那么一直坐在椅子上发呆，脑子里一片空白，无声无息地让时光白白流走。
十二月月圆时，第一次霜冻就到了，这样的不眠之夜变得更加难熬，但同时又有一种美感，晴朗的夜色，丝丝寒意，深深打动了我，我真有些如痴如醉。窗外长长的草坪，连着草地伸向远方，一直伸到大海边。所有一切都披上了一层白色的霜衣，在月光的映照下银光闪闪。草坪周围昏暗的树木十分幽静，几只兔子跑出来在草地上乱刨，然后又一哄而散各自回洞里去了。一片静寂中，突然传来一声雌狐的尖叫，接着是低低的啜泣声，十分怪异，那不像是平常夜里发出的其他叫声，但不会有错，接着我看到一个瘦小的躯体钻出树林，在草坪上一闪，瞬间又躲到树密的地方去了。一会儿又从远处空旷的公园里传来几声那样的尖叫。此时那轮满月爬上枝头，悬挂在空中，窗前的草坪又恢复了寂静，我不知道瑞秋是否已在蓝色卧室里入睡，还是也像我一样，窗帘拉开着。十点钟让我睡觉的钟声又敲响了一点、两点，我多么希望我身边这丰富的美丽能两个人共享。
不强求的人会拥有一个平淡的世界。这并非现实世界，而是仙境，所有这一切都属于我，而我不想一个人独占。
于是我便像晴雨表一样，由狂喜和兴奋一下子跌到灰心、失望中去。想起她曾说留下和我待一小段时间，我不知道还有多久，不知道会不会一过完圣诞她就冲我说：“菲利普，我下周要去伦敦了。”由于天气的缘故，种植工作都停了下来，春季来临前的这段日子里，估计都不会有太大进展。路则差不多能修好，因为现在气候干燥，会进展得顺利一些。可是只要按计划做，即使她不在场，工人们也会干出个名堂来的。万一她哪一天要离开，我无法找到理由来挽留她。
过去安布鲁斯在家时，到了圣诞节前夜，他总会给佃户们准备一顿晚餐。前几个冬天，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放弃了这种活动，因为在他旅游归来后，他会举行一次仲夏聚餐。现在我决定按照老习惯举行一次这样的聚会，因为瑞秋还留在这儿。
在我小的时候，圣诞晚餐是圣诞节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通常在圣诞夜的前一周，工人们会搬来一棵高大的冷杉树，把它抬进马车房上面的那间长形房间，也就是我们举行圣诞晚餐的地方。树放好了，往往不让我知道。但一般情况下，中午仆人们吃饭的时候没人在眼前，我就绕到后面，爬上楼梯，来到通往长形房间的侧门旁，于是我就能看到那棵大杉树了。它就在房间尽头那个树缸里，靠墙脚堆着还没排列整齐的长搁板饭桌。我开始帮着布置是我第一次从哈罗回来度假的时候。这种身份的转变不同寻常，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以前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常坐在安布鲁斯身边，身份转变后，就能单独坐在餐桌的一头了。
现在，我又一次打发那些林木工人去挑选圣诞节用的杉树，事实上我也亲自去了林子。瑞秋别提有多高兴了，远比任何庆典都更使她开心，她诚恳地请教斯考比和厨师，又去看了食品库、储藏室以及游艺室。她甚至还说服了我的男管家，同意由她指导两个巴通姑娘做法兰西风格的糕点。一切都令人激动不已，同时又充满了神秘色彩，因为我不让她事先看到那棵树，而她也对圣诞晚餐的菜肴严格保密。
她一收到包裹，就让人拿到楼上去。我去敲她的闺房门，可以听见撕纸的声音，然后像是过了一个世纪，才传来她的声音说：“进来吧。”只见她屈膝跪在地板上，眼睛放光，两颊绯红，地毯上零乱地放着几样东西，上面用布盖着，不让我看。
我又一次回到了童年时代，回到了以前那种兴奋中，那时我穿着睡衣，踮着脚尖站在楼梯上，偷听下面的窃窃私语，安布鲁斯会突然从书房出来，笑着说：“睡觉去，小混蛋，不然我就剥了你的皮。”
有件事让我伤脑筋，我拿什么做礼物送给瑞秋呢？我花了一天时间，转遍了特鲁洛镇的所有书店，目的是找一本园艺方面的书，但无功而返。更有甚者，哪一本也比不上她从意大利带来的书。我对什么样的礼物才能取悦于女人一无所知。我教父以往给露易丝送礼物时，常常会买些布料做件衣服。但瑞秋只穿丧服，我不能送她这些东西。记得有一次露易丝很喜欢从伦敦带回来的一个项坠盒，有个星期天，她就戴着那个项坠和我们共进晚餐。想到这儿，我马上有了主意。
我们家收藏的那些珠宝中，一定有可以作为礼物送给瑞秋的饰物。这些东西没和艾什利家的文件资料一同放在家中的保险柜里，而是保存在银行里，安布鲁斯考虑得十分仔细，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火灾。但我不知道那儿都有些什么，只依稀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曾和安布鲁斯一道去过银行，他拿出一串项链，微笑着告诉我，说它是我们祖母的，我母亲结婚时曾戴过，但只是在婚礼那天，而且是借用的，因为我父亲不是直系。安布鲁斯还说，如果我表现好，他会允许我送给我妻子。现在我意识到，银行里存放的任何东西都属于我，或者说，在三个月后将属于我，但这不过是个措辞问题。
我教父当然知道银行里存放着些什么样的珠宝首饰，不巧的是他因事去了伊塞特，要到平安夜和露易丝来参加圣诞晚餐才回家。我决定自己去银行，要求看看那些珠宝。
柯奇先生以他惯有的客套礼貌接待了我，带我进入他那面朝海港的私人储室，细听我的要求。
“肯达尔先生有无可能反对？”他问。
“当然不会反对，”我不耐烦地说，“这完全可以理解嘛！”实际不是这样。但我不到几个月就要过二十五岁生日了，如果一点小事还要征求教父同意，简直是荒唐可笑的，想起来都令人生气。
柯奇先生去保管室取那些珠宝。这些珠宝被装在封死的盒子里，他启了封，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铺开一块布，把珠宝一件件放到上面。
我没想到存放的珠宝这么好，有戒指、手镯、耳环、胸针，其中许多都是配套的，例如有一个红宝石头饰和红宝石耳环的套饰，还有一个蓝宝石的手镯、项链垂饰和戒指套饰，然而我看着这些东西，都不愿用手去碰。我有些沮丧，因为我想起了瑞秋还穿着丧服，不宜戴彩色的宝石，如果我给她这些，没什么用，它们对她毫无用处。
接着柯奇先生打开了最后一个盒子，从里面挑出一条珍珠项链。项链有四股，像箍带那样紧绕着脖颈，连接处是一块钻石，我立刻认出来了，它就是我小时候安布鲁斯给我看的那条项链。
“我喜欢这件，”我说，“这是所有饰物中最好的一件，我记得安布鲁斯堂兄曾给我看过的。”
“哦，或许想法不一样。”柯奇先生说，“要让我说的话，红宝石价值最高。不过那条珍珠项链有一种家族感情，你祖母安布鲁斯·艾什利夫人当新娘时，在英国宫廷上戴着它。接着当地产继承权传到你伯父时，这条项链自然就给了你的伯母菲利普夫人。这个家族的不同成员在婚礼上都戴过它。你母亲也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我认为她是最后一位戴这条项链的人。你堂兄安布鲁斯先生是决不允许它出这个郡的，如果在别处举行婚礼，就不能戴这条项链。”他手里拿着这串项链，窗口射进来的光照在那些圆滑的珍珠上，光彩夺目。
“这确是一件精美的东西，”他说，“戴过它的女人没人能佩戴超过二十五年，我参加了你母亲的婚礼，她长得漂亮，戴上这条项链更是增色不少。”
我伸手从他手中拿过那条项链。
“呃，我想现在就拥有它。”我说，然后把那条项链连同包装布一同放进盒子里，他吃了一惊。
“艾什利先生，我不知您这样做是否明智，”他说，“如果丢掉或者没放好，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会丢掉的。”我简单地说了一句。
他看上去不大高兴。我急着脱身，唯恐他争得更厉害。
“如果你担心我的监护人会说什么，”我告诉他，“请放心好了，等他从伊塞特回来，我会谈妥的。”
“希望如此，”柯奇先生说，“不过我更希望他现在就在这儿。当然等你四月份成了财产合法继承人，那你把这些珠宝全拿走也理所应当，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该要你服从这种程序，但这是很严肃的法律问题。”
我把手伸给他，祝愿他圣诞快乐，然后得意洋洋地骑马回家了。纵使我搜遍整个国家，我都找不到比这一件更好的礼物给她。谢天谢地，珍珠是白色的，而且想想还有一点顺理成章，因为最后一个佩戴这件珍珠的是我母亲，我会把这告诉她。现在我可以心情愉快地迎接圣诞节了。
还需等两天……天气晴好，霜也只有薄薄一层，看来圣诞晚餐会在晴朗无雨的夜晚举行。仆人们都非常兴奋，圣诞前夜的那天上午，房子里的餐桌和长椅就已被摆放整齐，而且刀、叉和盘碟一应备齐，窗梁上挂满常青藤，我叫斯考比和小伙子们和我一起装饰圣诞树，斯考比决定自己担任这项仪式的主持人。他站在离我们远一点的地方，以便看得更清楚。我们把那棵树朝这边转转或再朝那边转转，把这根树枝抬高点，再把那根树枝抬高点，使树上的松果轻重协调。他朝我们比画着手势，俨然一个弦乐队的指挥。
“菲利普先生，我觉得这个角度并不好，”他说，“树如果稍稍向左偏一点，效果会更好。啊！太远……对，好一点。约翰，右边第四根树枝弯了，抬起一点，哎，哎，动得太厉害了，把枝条展开，亚瑟，把枝条展开。要把树摆放得像长在那儿一样，吉姆，别踩着枝条上的圣果。菲利普先生，就现在这样吧。再动一点的话，整个效果就破坏了。”
我从来没想到他居然会有这样一种艺术品位。
他身子后仰，手背在后面，眯着眼睛。
“菲利普先生，”他对我说，“我们已经达到完美的境界了。”我看见约翰捅了捅亚瑟的肋部，然后离开了。
晚宴定于五点钟开始，肯达尔父女和帕斯科一家将是唯一名符其实的“马车老友”，其他人将乘坐四轮轻便马车或两轮轻便马车而来，甚至有些住在附近的会走路过来。我已将所有的名字都写到了纸上，然后放在适当的盘子里，谁要是识字有问题或根本就不识字的话，邻座可以帮忙。一共有三张餐桌，我坐第一张桌的首席，瑞秋坐末席，第二张桌由巴通来的比利·洛威坐首席，第三张的首席则是库木比来的彼得·约翰。
按照惯例，五点一到，所有的人都在那间长形房间集中坐好。大家坐好后，我们再进去，晚宴结束时，我和安布鲁斯会把圣诞树上的礼物分发给大家，通常给男人们的是钱，给女士们的是新围巾，以及给每人一只装满食物的篮子。礼物从未变过，改变任何一点程序都会使他们感到惊讶，但这个圣诞节我已让瑞秋同我一道分发礼物。
在着衣准备就餐前，我已经把那串珍珠项链送到了瑞秋房间中，装在盒子里，在里面附上一张小纸条，我在小纸条上写着：我母亲最后一个佩戴它，现在它归你了，我希望你今晚戴上它，直到永远——菲利普。
我洗完澡，穿上晚装，在五点差一刻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肯达尔父女和帕斯科一家不会来屋里打招呼，按照习惯，他们会径直去那间长形房间，同那些佃户闲聊或者帮忙砸冰块。安布鲁斯一直认为这主意不错，仆人们也在那里。我和安布鲁斯经常穿过房子后面的石廊，走过庭院，出去后再上那排台阶来到马棚上面那间长形房间。今晚，我将和瑞秋一起去那个房间。
我下了楼，在客厅等她。我站在那儿，心里有些惶恐，因为我从来就没给女人送过礼物，或许那样做是失礼的，或许只有鲜花、书或者画是适宜的。假如她生气了怎么办呢？就像她上次对生活费的事一样，或者又莫名其妙地以为我这样做是为了侮辱她？想到这儿，我不禁毛骨悚然，现在的每一分钟，对我都是慢性折磨。终于，我听见了她下楼的脚步声，今晚没有狗跑在她前面，它们早早就被锁到了窝里。
她缓步而来，那长裙熟悉的窸窸窣窣声越来越近。门开了，她走进来，站在我面前。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她穿着深黑的衣服，但长裙是我从未见过的。长裙很宽松，只是胸和腰部收了点，她的衣服有一种光泽，就好像有光照在上面。双肩露在外面，头发梳得比平时高一些，发髻高高扎在脑后，耳朵露在外面，脖子上佩戴着那条珍珠项链，这是她身上唯一的珠宝，贴着她的肌肤，闪着温和的银色光芒。我从未见她如此光彩照人，如此神采奕奕，露易丝和帕斯科一家都说对了，瑞秋确实很美。
她站了一会儿，注视着我，然后伸手给我，叫“菲利普”。我朝她走去，站在她面前，她伸开双臂，搂住了我，眼睛里充满了泪花，但今晚我并不介意。她的双手从我肩上挪到我的脑后，抚摸着我的头发。
她吻了我，但和以前不太一样。我拥着她，站在那儿想：不是因为想家，也不是因为得病，不是大脑发热——而是因为这个，安布鲁斯才死的。
我回吻了她，这时钟楼上的钟敲响了五点，她没说话，我也没有。她把手伸给我，我们一块儿走下黑暗的厨房通道，穿过庭院，走向马车房上面那间灯火通明的长形房间，走向那欢声笑语和那些满怀期待的兴奋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