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那天我们过得很愉快，一切由她安排。我们骑马去看了庄园的农场，还去了农舍和山庄，把安布鲁斯的衣服送给那儿的居民。到每一家，他们都要请我们吃馅饼和品尝布丁，以至当夜幕降临，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都饱得吃不下饭了，而我和她则在客厅的壁炉上烤栗子吃。
接着，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她命令我紧闭双眼，笑着上楼去了她的闺房。然后又下来往我的手里塞了一棵小树。她把小树装饰得稀奇古怪，极为漂亮，上面挂的礼物都用很艳的彩纸包着，每份礼物都非常滑稽，我明白她这样做是想让我忘记圣诞前夜那场丢失珍珠项链的闹剧。可我忘不掉，而且我也不原谅那件事。圣诞节以后，我和教父之间关系冷淡。他听信那些无稽之谈，使我很反感，但更让人烦的是，他死咬住遗嘱的话不放，非要再做三个月的监护人。就算瑞秋花费的比我们预料的要多，那又怎么样？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她的需要，不论是安布鲁斯还是教父都不理解佛罗伦萨的生活方式，也许她过日子是很奢侈，但这能说是罪行吗？对那儿的社交方式，我们无法定论。我的教父一生过得很节俭，再加上安布鲁斯也从没特意为自己开支什么，因此教父想当然地认为这儿所有的东西属于我之后都得继续保存下去。我几乎无所需，而且我和安布鲁斯生前一样，不想为自己花钱。然而我教父这么吝啬，反而激起我一股强烈的反感，我决定我行我素，花自己的钱。
他指责瑞秋挥霍给她的生活费，那样的话，他也可以指责我在家乱花钱。我决定新年过后，把家园再进一步开发一下，不过不只是花园这部分，还有修建中的巴通田上的台阶路，再就是路边挖空造蓄水池花园，这是模仿瑞秋书上图画修建的。我还决定修复一下房子，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凑合着，每月叫庄园的石匠纳特·敦来修房时，他在房顶上从一架梯子爬到另一架，修好那些被大风卷起的石板瓦，边干边背靠烟囱吸着烟管。现在该是整理整个屋顶的时候了，换上新砖、彩瓦、新水道，再加固那些长年因风蚀雨淋而受损的墙壁。大约两百年以前，议会会议一场洗劫，使我的祖先们无法避免房屋遭到毁坏，但从那以后，基本上没怎么修复过。现在我可以弥补以往的疏忽，如果教父觉得因此铺张而不高兴，就让他见鬼去吧。
于是我随自己的意思行动起来。一月份还没过，就请了大约十五到二十人，有的修复房顶，有的修楼，也整修了屋内。他们按照我的旨意，装修了天花板和墙壁。一想到我把装修花费的账单交给教父时，他脸上可能出现的表情，我就有种莫大的快意。
装修房子为我提供了不接待来访者的借口，于是就暂时停掉了星期日聚餐，我免去了帕斯科一家和肯达尔父女的常规来访，也就看不到教父的影子了，这正是我的意图之一。同时我也根据斯考比喜欢扎堆的特点，他在仆人中四处张扬说艾什利夫人因为客厅有工人在干活，目前无法接待来访客人。于是那个冬天和初春，我们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这正合我意。波比姑妈的闺房——瑞秋坚持用这个名字——现在成了我们的聚居地，每天的事忙完后，瑞秋会在这儿坐着做一些针线活，或者看看书，而我则注视着她。自从圣诞前夕的珍珠事件后，她的言行举止更优雅得体，那事尽管让人难以置信地感受到了温情，但有时还是难以接受。
我想她并不知道我内心有着怎样的波动。当她从我的椅子旁经过时，她那双手一会儿搭在我肩膀上，一会儿抚摸着我的头，一边谈论着花园或其他一些事务，这使我心跳加速，无法平静下来。看着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一种快乐，有时我甚至会想她是否故意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手搭着窗帘，望着外面的草坪，因为她知道我在注视她。她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叫我的名字，菲利普，对于其他人，我的名字是个简短的词，念的时候常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字母上。而她叫我的名字时，故意拖长中间音节的发音，这种发音方式在我听来，多了一层我喜欢的音调。小的时候，我一直希望被称作安布鲁斯，而且直到现在我还有这种愿望。现在令我高兴的是，我的名字的发音，比安布鲁斯还意义深远。工人把铅管立在墙上，用作从屋顶到地面的导水管，当他们安装好开关时，我抬头看见低端匾牌上刻着我名字的字母缩写“P·A”，下面是日期，再下面是我母亲的狮子饰章，我心里油然升起一股莫名的自豪感，似乎属于我的某种东西将一直延续到未来。瑞秋站在我的身旁，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到现在才觉得你很自豪，菲利普，我因此更爱你了。”
是的，我非常自豪……然而也伴随着空虚感。
屋里和地里的装修工作继续进行着，初春的到来夹杂着痛苦和欢乐。乌鸦和苍头燕雀开始在窗下歌唱，把我和瑞秋从睡梦中唤醒，中午我们见面时都提到了这事，她的房间在房子东侧，加之窗户宽大，阳光最先照到她枕头上，我那边迟一些，穿衣服时才有阳光。向窗外望去，越过草坪可以看到大海，可以看见马群及远处小山上人们在犁地，海鸥在上空盘旋，附近一带的牧场上有群群母羊和小羊，舒适地相互依偎着。弧形的小道上，一群麦鸡扑腾着翅膀跑来。一会儿它们成双而飞，雄鸡翱翔天空，兴奋地翻着筋斗。远处海岸上麻鹬发出尖锐的啼叫声，那些捕捞牡蛎的人们身着黑白相间的衣服，像牧师一样，为了一份早餐，一本正经地弄着海草。在太阳光的照衬下，空气略带一股咸味。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斯考比来找我，并告诉我说，东庄的山姆·贝特现在生病了躺在床上，非常希望我能去看他，因为他有件重要的东西要给我。他还暗示说东西太重要了，所以不能交给他的儿子或女儿。我并不太在意。这些乡下人，他们常在一些小事上大做文章，故作神秘，自觉很有意思。不过到了下午我还是沿着大道来到路口，这是四条路的交叉口，我拐向农庄去找山姆聊一聊。他坐在床上，面前的毛毯上，放了一件安布鲁斯的衣服，是圣诞节那天我们送给他的。我发现衣服颜色是淡色的，我没见过，我想一定是安布鲁斯天气炎热时在欧洲大陆买的。
“哎呀，山姆，”我说，“看见你卧病在床上真难过，你怎么了？”
“老毛病，咳嗽，菲利普先生，每年春天都犯，”他答道，“在我之前，我父亲就患这种病，再过一个春天我也会像父亲一样进坟墓了。”
“别胡说了，山姆，”我说，“都是些骗人的老话，儿子怎么会因为父亲害有此病而因此短命呢？”
山姆·贝特摇了摇头。“不，这其中是有道理的，先生，”他说，“而且你也是知道的，安布鲁斯先生和他父亲也就是你伯父不就是这样吗？同样患了大脑疾病！没有什么办法能违背自然规律，我在牛身上也发现过类似的事。”
我什么也没说，同时也感到纳闷，山姆怎么知道安布鲁斯得什么病死的，我对谁都没说过呀，真不可思议，谣言已传遍了整个乡村。
“你该让你女儿向艾什利夫人要些药剂来治咳嗽。”我对他说，“她对此颇有研究，用桉树油就是她的一种治疗方法。”
“我会的，菲利普先生，我会的，”他说，“但首先我觉得该请你亲自来一下，因为有封信的事。”
他压低说话声，表情一本正经。
“什么信，山姆？”我问道。
“菲利普先生，”他答道，“圣诞节那天，你和安布鲁斯夫人善意地给了我们一些这位已故主人的衣服之类的东西，我们都很骄傲，我们每人都分到的是同样的东西。现在你看，床上这件衣服是给我的。”他停一下，抚摸着衣服，敬畏的神情正如当天接受衣服时一样，“当天晚上我把这件衣服拿了出来，先生。”他继续说道，“我对女儿说，如果我们有玻璃柜，就把它放在玻璃柜内，但她叫我少胡说，说衣服就是穿的。可我绝不会穿的，菲利普先生，那样我就太放肆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先生。我把它放在那边的衣柜里，时不时地拿出来看一看。后来，我不停地咳嗽，就躺在床上了，我也不知为什么，竟突然想穿这件衣服，就是像现在这样躺在床上的时候，衣服不太重，后背很轻巧，菲利普先生，我昨天第一次穿上了它，于是我发现了这封信。”
他停了下来，在枕头下摸了一阵，拿出一个小包。“菲利普先生，就是这个。”他说，“信肯定是滑进衣服的内层，夹在了里面。拆叠打包的时候肯定是没发现，只有像我这样穿上它又怀着惊叹的心情抚摸时才能发现，我摸到纸张样的东西，所以大胆地用把刀打开了夹层。在这儿，先生，明明白白一封信，封着呢，是安布鲁斯先生给你的信，我认得他旧时的笔迹。看到信，我吃了一惊，就好像，你明白吗？就好像我从死者那儿收到信一样。”
他把信给了我，是的，他说得对，是安布鲁斯写的，写给我的信。看了那熟悉的笔迹，我的心猛地一揪。
“山姆，你这么做很明智，”我说，“叫我亲自来是对的，谢谢你。”
“不用谢，菲利普先生，不要谢。”他说，“我只是在想，怎么这封信几个月了一直在那里，它本应早就给你的。可怜的主人虽然过世了，但希望有人看到信，而且可能想让你看。因此我想最好亲自告诉你，比让我女儿送到你屋里要好。”
我再次谢过他，把信放进贴身口袋，又跟他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离开了。出于某种直觉，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告诉山姆不要对任何人讲这件事，甚至对他的女儿也不要说。原因和他对我说过的一样，是对死者的尊敬。他答应了，我便离开了农舍。
离开后我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穿过树林来到一条小路上，这条路穿过庄园高地，紧挨特里南特的田地和那条林荫大道。安布鲁斯最喜欢这条道，除了南边的灯塔外，这几乎是我们田园的最高处，整个树林以及通向辽阔大海的山谷，都一览无遗。小路两旁的树是安布鲁斯和他父亲种植的，给小路带来了一些阴凉，不过长得还不太高，还挡不住视线。到了五月，满山遍野都是风铃草。小路尽头，树林的顶端，在往峡谷中守林人的农舍去的坡上，安布鲁斯立了一块花岗石。“这块花岗石，”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可以作为我死后的墓碑，你就想我在这儿，而不是和其他艾什利一起在家族墓穴里。”
当他把花岗石立在那儿时，他没有想到，他根本不会躺在家族墓穴里，而是躺在了佛罗伦萨的新教徒墓地。在这块石碑上，他记上了他曾旅行过的地方，并在下面附了一首打油诗，我们一起看时，都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尽管都是无稽之谈，但都是出自他内心的感慨。他离家的最后那个冬天，我经常爬上这条小路，穿过森林，站在这块花岗石旁，俯视着眼前他所钟爱的这一切。
我今天又来到这块花岗石旁。我双手扶着石碑，站立了片刻，无法作出决定。下面，守林人家的炊烟袅袅升起，他家那条狗，他不在的时候总用一条链子拴着，时不时毫无来由地叫几声，或许是因为叫声能与它为伴。白日的光芒即将消失，此时比白天冷了一些，乌云也慢慢布满天空。我看见远处的牛群从兰克里山下来，在林边的沼泽中饮水，在沼泽地那边的海湾里，大海失去了太阳的照射，变成蓝灰色。
一阵轻风吹向海岸，吹得下面的树叶沙沙作响。
我坐在花岗石旁，从口袋里拿出安布鲁斯的信，把它倒扣在膝盖上。信上的红戳印很醒目，上面是他戒指的图样，红嘴山鸦的头，信包并不厚，里面除了一封信什么也没有。我并不想打开这封信，我不知道是什么忧虑阻止着我，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怯懦本能，我把头埋在手中，像沙中鸵鸟一样把头藏起来。安布鲁斯死了，一切往事都已随他而去了。我过自己的生活，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也许这封信中会进一步提到我打算忘记的那件事。如果安布鲁斯指责瑞秋的奢侈，他也可以用同样的言辞来说我，也许理由还更充分，这几个月光花在房屋上的钱就要比他在几年内花的还多，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叛逆。
但要是不读这封信的话……不知他会怎么说？如果我现在把它撕成碎片扔掉，永远不知道内容，他会责备我吗？我拿着信，在手中掂来掂去，看还是不看？上帝，为什么要让我抉择呢？在家中，我对她一片忠诚，在她的闺房里，注视着她的脸，她的手，看着她的笑容，听着她的声音，就不会有什么信缠绕着我。而在这儿，坐在这块石头旁，他的力量巨大无比。这里是我俩常常一起来的地方，他手中就拿着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根拐杖，还穿着同样的衣服。像一个小孩向上帝祈求在他生日那天天气晴朗一样，我现在祈求上帝，希望信中的内容不会使我感到任何不安。然后我就打开了信封，上面的日期是去年四月，因此这信是他死前三个月写的。
我亲爱的孩子：
如果我没常写信给你，并不是因为我忘了你。我心中一直想着你，也许这几个月比以前更惦念你。但信可能递错地方，或被别人看到，我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因此一直都没写信，或者即使写了信，也几乎没什么内容。我一直在生病，发高烧，头痛。现在好一些，但能好多久，我说不准，还会发烧，还会头痛，发作的时候，我的言行就没准了。这一点是肯定的。
但我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引起的，菲利普，我的孩子，我很烦，应该说还不只是烦，我处于极度痛苦中。我记得冬天给你写了信，在那以后不久就生病了，所以记不得自己是怎么处置那封信的，很可能在病痛发作的时候把它给撕了。我在信里肯定说了她的问题，令我非常关注的毛病。这些缺点是否遗传，我不敢说，但我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我还相信我们，失去了几个月大的孩子对她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
顺便说一句，关于这件事，我以前给你的信中都未提过。当时我俩都受到了很大震动，对于我来说，我有你，还能以此感到安慰，但对于女人来说，伤痛会深得多。她制订了一大堆计划和设想，可大约四个半月后，一切都落空了。而且医生告诉我她不能再生了。她的痛苦可想而知要深得多。我敢肯定，从那以后，她的态度就变了，越来越大手大脚花钱，我能感受到她开始躲避我，对我说谎，这同她刚与我结婚时表现的热情态度截然相反。后来几个月，我发现她与那个叫瑞纳提的男子来往密切，我以前几封信中提及过此人。他是桑格莱提的朋友，可能还是他的律师，她常去找他问这问那，而不来找我。我相信这个男人对她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而且我怀疑他暗恋她好几年了，可能桑格莱提活着的时候就爱上她了。尽管不久以前我丝毫不相信她和他有那种关系，但现在，自从她对我的态度改变以后，我再不能完全相信她了，每当提及这个名字时，她眼中的阴影、话中的语气，都能唤醒我脑中最可怕的疑虑。
她的父母都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她出嫁前和第一次结婚后过的生活，都是我们之间避而不谈的话题，但我能感受到她的举止行为与我们家族的人迥然不同。那桩婚姻并不圣洁。我怀疑，事实上我敢肯定，她从他那里能拿到钱，金钱——愿上帝原谅我这么说——是现在唯一能打动她的东西。我相信，如果孩子还在的话，就不会这样。我多么希望当时医生劝我不要旅行，我不听他的话就好了，那样就能把她带回家，我们现在就和你在一起，大家都会很开心。
偶尔她又好像恢复成正常的她，一切都很好，好得让我觉得像是做了场噩梦，醒来后又回到了结婚最初几个月的幸福中。然后，只要一句话或者一件事，一切就又消失了。我来到平台上，就会看见瑞纳提在那儿。一看见我，他俩就都不说话了，我不由得揣测，他俩在说些什么。有一次她走进屋去，剩下我和瑞纳提单独在一起，他突然问起我的遗嘱。我们结婚后，他偶然见到过遗嘱。他说按照现在的遗嘱，如果我死了，我妻子将什么也不会得到。这点我清楚，无论如何我会再立份遗嘱纠正这个错误，而且在上面签上我的名字，如果我能肯定她开支过大的毛病只是一时的而不是根深蒂固的，我会请人连署。
顺便说一下，我立的这份遗嘱会给她房子和庄园，但只能供她活着时享有，她死后归你，而且还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庄园应完全由你管理。
遗嘱还没有签字，原因我已经说了。
注意，是瑞纳提问到遗嘱的，也是瑞纳提让我注意到目前这个遗嘱的漏洞。瑞秋并没问过我，但是不是他俩在一起时说到过？我不在场的时候他俩会谈些什么呢？
这件关于遗嘱的事发生在三月份，应该承认，当时我感觉并不好，头脑糊涂。瑞纳提提及的事可能是他已谋算好的，认为我活不太长了。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他俩并未在一起谈起过，我无法查证。现在我常感到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警觉，显然很陌生，我抓着她时，她好像很害怕，有什么可害怕的？害怕谁呢？
两天前，我产生了写这封信的想法，因为我又像三月份一样发起高烧。发作很突然，一阵剧痛，一阵恶心，迅即感到头痛难忍，几乎要发疯了，晕得站都站不住，接着，疼痛消失，又一阵难以抑制的困意袭来，我便四肢无力，跌倒在地，或倒在床上。我想不起来我父亲是否也曾这样。目前只是头痛和情绪恶化，暂时没有其他症状。
菲利普，我的孩子，你是这世上我唯一能信赖的人，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可能的话，来找我。对尼克·肯达尔什么也别说，对谁都不要说，尤其是千万不要写回信，只要来就行了。
有一个想法一直使我不得安宁，他们是不是想毒死我？
安布鲁斯
我把信按原先的折痕折好。下面农舍花园的狗不叫了，听见主人开了大门，狗朝他发出迎接的叫声，接着传来水桶碰撞声、关门声。对面山上穴鸟从树林中飞出，盘旋在上空，呱呱地叫着，后又黑压压地成群飞到沼泽地旁的树头。
我没撕掉信，我在花岗石下面挖了个洞，把信夹在我的笔记本中，一同埋入黑土里，然后我用手把坑填平，走下山去。我穿过林子来到下面的大道上，等爬上回家的路坡，我听见收工的工人的笑声和谈话声。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他们吃力地大步穿过公园。那些工人整日工作的地方，这时只有脚手架靠在墙上，一片空旷苍凉的景象。
我从后门穿过庭院进了家。我的脚步声刚在石板上响起，就见斯考比从管家房中出来，脸上一副惊恐万状的神色。
“真高兴您回来了，先生。”他说，“夫人一直在找你呢，可怜的多恩出事了，她非常焦急。”
“出事了？”我问，“出什么事了？”
“房顶上的一块石板砸在了它身上，先生。”他说，“你知道它最近耳朵不好使，总在书房窗外晒太阳，不肯挪窝，石板肯定砸到了它的背，它动不了。”
我去了书房，瑞秋正跪在地板上，多恩的头枕在她的腿上。我进去的时候，她抬起头来看了看我。
“是他们害了它。”她哭着说，“它要死了。你怎么在外面这么久？如果你在，事情就不会发生。”
她的话听起来好像和我脑中已淡忘的什么话一样，但想不起来是什么了。斯考比离开了书房，就剩下我俩。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多恩是你的。”她说，“只是你的，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死。”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了下来，我意识到此时我想的不是埋在花岗石下的那封信，也不是躺在我们俩中间已不能动弹快要死的多恩。我只在想一件事，自她来我这里以来，这是她第一次不为安布鲁斯悲伤，而是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