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一个社会的制度，就是为事实而想的办法，故必事实到了那一步之后，才能产生那新的制度。中国现在却是不幸得很，因为他的制度，并不是依事实才想出的办法，反都是忘记了自己的事实，仅看见他国的表面——如法律、制度，及一切完备之设施等——便想全盘采用，希望能突然涌现出新制度来，那怎能成功呢？要想一个新制度成功，非先从造成新的事实上着手不可。例如经济是事实的主要部分，是事实的骨干，想有公共组织，必先使其经济生活得关系能达到公共联合的地步而后可。若各自谋生，没有什么关系，则公共组织便不会成功。因为经济进步，能使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相关联而不能分开；并且因生活上的连带关系，遂相随而发生政治上的公共组织。总之，经济上越分业越进步，分业越多，则彼此互相需要而不能分离者亦愈甚，亦即是社会关系密切的程度相随而加高，有如密织之网。既集众人于一块，故须有公共组织以解决公共问题，而后公共组织于焉以成。反过来说，中国以前社会所以散漫，虽有文化上其他因素，亦是经济上未进步到需要公共组织。还有经济进步然后人民才有余裕来参加政治。如此，新的行为习惯才能渐渐养成，而新的制度亦随之成立。由此可知，今日应注意者，端在新经济如何形成之一点上。
乡村建设的办法，较之欧洲则更进一步。欧洲经济之发展，是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来的，以至闹成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政治经济两面不相应。我们今想从合作注意入手来谋经济上团结自卫；从合作组织来引发地方自治。这便是从经济组织引入政治组织。一则由于农民与工商业者不同：农民需要合作，工商业容易走入竞争。二则我们在国际经济侵略压迫下，不得不联合自卫。且不如此，则人民对于政治不感觉需要，所谓组织，便将无从组织起。由生计问题将农民牵引到一块，由新经济之促进，使人民感觉新生活之需要，则此后对于一切行政教育建设诸问题，自会去找；不用催迫，自然会要求参与实行，或比别人替他想得更为周到。孙中山先生遗教所说的“地方自治体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且亦为一经济组织”，要由此才得实现。如此之进步是自己真进一步。所谓因下层需要而发动的建设，事权将始终是握在下层，可以免却近代国家的一切危险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