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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天地与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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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余尝谓研讨中国现代思想,东西方语言文字之翻译,乃一大问题。如何把中文翻成西文,此暂不论。而西文中译,则已有许多问题,深值讨论。如时间空间,已成现代中国一普通流行语。但就中国传统观念言,并无空间一词。此语译自英文之space。但英语space应作场所讲,即中国言地区或部位,却不应翻为空间。不知此一翻译源自日本,抑自中国。要之,意义不恰当,有待辨别。

中国人好言天地,天即指时间言,故又曰天时。地指地位,亦言处所,又言地理,皆指区域言。位,人所站,不指空。中国古人又言海阔天空,天乃可言空。佛教言四大皆空,又言空假中。中国古代儒道两家思想皆无此空字义。利马窦来中国,著有天主实义一书,力斥佛家之言空,道家之言无。则知以空间译西语,宜无当西方本意。

子贡有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可见孔子以前古人,本亦言性与天道,只孔子不之言。孟子则好言性,庄老道家则好言天道。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生天地间,向前演进有一道,但无论如何此道总逃不出于天地之间。天地变动不居,亦各有其道,故老子言天法道,乃言天之为天,一切变动,亦有其道。而此道何来,老子言其乃自然如此,从俗语则为自己如此。道只是道,更无所取法。

天地是一大自然,万物与人类同产生在天地间,故亦各是自然,即言其各是自己如此,更无其他力量使之如此。儒家言不同。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此重言性,万物与人皆有性,此性皆受命于天,乃不谓之自然。故儒家言天,实即如道家言自然。道家言地法天,儒家或亦承认,故曰“天尊地卑”,天地地位不同,却不得谓天地皆属空。故空间一语,中国向来无之。

中国人认为人生一切活动皆本于其内在之性,而人性则禀赋于天,故在人生中即涵有天之一部分,而与天为一。故曰“通天人,合内外”,实即融为一体。推此言之,一切生物,草木禽兽,同有生,亦同有性,亦同本于天,亦与人可融成为一体。有生物之外,又有无生物,亦各涵有性,亦皆禀赋于天。而有生无生,万物同在天地间,故曰天地万物。人生则其中之一部分,一形态,固不能自外于天地万物而成其所谓人。故中国人观念,特谓在天地万物中有人之存在。而尤重其内在之心而言,其心又可谓乃天地万物全体一中心之表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即人心。人能知己之生命,即天地万物之一中,斯能与其他有生无生万物相和,而天地即位于此,万物亦育于此矣。

中国人此一观念,乃自其农业来。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生命之所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胥视天时而定。五谷百蔬,牛羊鸡犬,岂不与我同此一生命,亦安此而乐之矣。

西方古希腊,生事重在商。内不足,必向外经营。故其天地万物观,自与中国人不同。一舟在海上,上苍苍,下茫茫,不知边际,不知方向,内外隔别,而所重则在外。忽见云霄中高山耸立。自舟中远望此峰,视线成一弦,即可揣知舟达海岸之方向与距离。此实成一三角形。故古希腊人即知有几何学,而中国古人无之。

柏拉图榜其墙,不通几何学勿入吾门。则柏拉图之哲学思想,其多本几何学可知。几何学分点、线、面、体为四,线有长度,面有宽度,体有厚度,而点则无长宽厚可言。然点既无长,何得成线。线无宽,又何以成面。面无厚,又何以成体。此诚难加说明。中国人观念大不同,先认其体,乃有面有线有点之成立。点即自体中分出,故点亦有长有宽有厚,亦自为一体。唯其度数,微不可测。

庄周书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尺之长宜可取其半。既有其他一半之存在,宜可仍取其半。如是以往,仍必有一半之存在,但非言语与数字之所能表达。一人之生,不过百年,在天地万物中,其微小尚不如一尺之棰万世取半之所余,而仍自有其一存在。西方几何学谓之点,中国则谓之端,俗谓之起点。中国人乃在一体中认其点,西方人乃从一点上认其体。中国人重时间,西方人重空间,此为其大不同所在。

故中国人见解,先有天,乃有地,然后乃有万物之与人。西方人重外,乃不知有天。近代科学中之天文学,实亦无异于地质学。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十大行星绕之。太阳系又在星河中,尚不知星河有几百千万。此则自一物一体一形上来求天,天亦如地如万物,唯形体大小有辨而已。中国人之天乃自抽象言,而西方人之天则自具体言。即西方宗教家之言上帝与天堂,岂不亦具体,唯科学家渺不得其处而已。

不仅言天有如此,即言人生,中西方亦同样有其极相类似之一大分别。中国人言人生,乃先从人生之大全体言,亦可谓乃人类之大生命。人必有性,性必禀赋自天,古今中外,凡属人莫不如此。信得此理,守得此道,则同谓之人。违此理,蔑此道,严格言之,不得谓之人。故曰“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与夷狄之分,亦在明得此理,守得此道而已。其他则本无甚大区别。西方人言人生,则从人生百年中言之。每一人百年之身,无不有大异。故西方人乃仅知有小生命,不知有大生命。仅知生命之短暂狭小一小形象,不知有生命大全体之大形象。今人则谓此小形象为具体,而指此大形象为抽象。必谓具体乃实有,抽象则属人之想像。此即西方几何学由点起言,而中国则由体起言。实则西方人乃主自无生有,接近中国之道家言,终非中国人所主。

即从科学言,西方医学必分人身为各部分。如头脑、胸腹、四肢,人身乃合此诸部分而成。中国医学视人身为一体,虽可分各部分,而实相互通。故中国医学诊病必方脉,而西方医学则先从尸体解剖始。一视人身为一生命,而一视人身若为一堆物质之配搭,此即其大不同所在。

诗经言:“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中国人不仅视人如此,其视鼠亦然。鼠亦有生命,此必有其体。鼠之体,即鼠之生命之所寄存与表现。故鼠体略相同,即知鼠之生命之略相同。人为万物之灵,人之生命自与鼠之生命有大不同。鼠则各自为生而已,人则有大群体,如家庭,如乡里,如国,如天下,非各自为生,乃会通大群之生以为生。此会通大群之体,则谓之体。如人生有言笑坐行,在大群生命中,则皆应有礼,乃可相安而共其生。

不仅生人相处有礼,即生人与死人之间亦有礼,乃可会成一体以为生。不仅对死人如此,即对天地万物亦必各有礼。此礼即相与为生之一体。中国人体用之体,乃推吾身之体以为言,而变以为礼字。此非详究中国人之人生观,则不易知此义。

中国人言礼,更重在行此礼者之心。西方人认人身重要在脑部,一切知识,一切命令,皆由脑。中国人则重视心,又更甚于脑。心有两义,一在身之胸部,血脉流贯全身,而集散则在心。伤脑,此身尚可活。伤及心,血脉停止,生命即绝。一则心为一抽象字,不限在身之胸部,而可会通及于身外。心与心相通,并可与千里以外,千年以上人之心相通。人心乃人类大生命一主要关键。脑只限于身,心始通于群。中国人言人心,于此尤有深义。

人与人之间,心与心相接相通谓之仁,其表现则为礼。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此“仁”字极难译为西文。西方人无此观念,甚难有类似之字。而“礼”字亦难翻,其他类此者不少。孔子言人生,极重此仁字。人心何以有此仁?后起儒家则谓仁本之性,故人道即天道。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专就人心之仁言。则孔子言人生,仅就平面言,后起儒家则就立体言。此则异而实同,所谓吾道一以贯之也。

数年前,余曾撰质世界与能世界一文,大意分西方人所认者为质世界,中国人所认为能世界。果以质言,人之一身乃多种细胞组成,新陈代谢,全身细胞无一日不在变换,此身非复前身,然人之生命则延续如常。且人之生命亦绝不限于此身。如衣食温饱,乃延续此身之最要条件。饮食进口入腹,化为营养,此即生命所系。衣穿身外,温暖同亦生命所系。而衣服之质料颜色式样,亦可谓同属生命一表现。又如目视耳听同为生命。视所见,听所闻,宁不属生命?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日光水声视听所及,即同属生命一部分。不得谓其在外,与此生命无关。唯言脑,则同如言耳目,同属身之一器官,其功能同亦限于身。心则非此身之一器官,乃可谓驾于身而存在,即通于身之内外而存在,乃始为生命之表现。近人每言物质人生与精神人生,心即精神人生之表现。

孔子前,郑子产已言,人死,体魄埋于地下而腐化,魂气则无不之。已分人生之体魄与魂气为二。如目之视,耳之听,此属人身器官作用,谓之体魄。人之死,视听皆绝,耳目同腐,然人之生前见闻,功能不限于一身,而兼及于身外。所谓魂气,飞扬无不之,即其生前已然。而其死后,则亦仍然,不随此身躯以俱腐。孔子之生,老而死在鲁。但其魂气,则常周游,普及全中国。死而犹然。迄今两千五百年,可谓孔子魂气尚在。中国人心中尚有孔子其人,此即孔子之魂气。亦可谓今日国人之心,亦能远扬两千五百年前,与孔子当时魂气相接。中国人又常言精魂神气,前人言魂气,后人言精神,此即一种精神人生,亦可谓乃人类之大生命。

人生自父母,其身即由父母之身分来。其魂气,其精神,亦同有由父母分来者。父母子女相聚一家,身躯各别,而魂气精神则相通,故一家有一家之风。此风字即犹言气字。如风之起,不限在一草一木,一地区,乃会合一广大地区之万千草木之摇动呼啸而合成为一风。孔子开门授徒,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乃会通师弟子七十余人魂气精神之相通而合成一风,此即孔门之儒风。又乌得谓此风乃不属于人生。此风乃学风,亦可谓之为德风。孔子大德,乃起此大风,遍流行于全中国,达两千五百年之久,迄今而不辍。

若言孔子之身,亦远有所自。其父其祖,乃鲁国人。推而上之,为周代之宋国人。更上,则为殷人。自其远祖契以来,传至孔子,已数十代千年以上,在中国史籍记载中,皆有名字可稽。自孔子以下,迄今亦历七十余代。中国人视此大血统,为同一生命之相传。其他人亦然。故中国乃一氏族社会,祖宗子孙,指其男性言。尚有女性,为母为妻为媳,为外家。故中国人视中国人,乃如一大生命,分化出无可计数之小生命。试读百家姓,就此百家而浏览其家谱,各记数千年来之一脉相传,而推以及于历世之外家,则五千年来,中国人之同属一家,岂不确凿有据。

然此只就身言。若就心言,则道一风同。而在此一同之中,则仍不害其有众异。唯众异则必会归于一同。中国人言异,则莫先于天地。易系辞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中国人重象,形则小异,象其大同。上言西方人言天亦如言地,每以其形言。其言人生,亦好以形言,不好以象言。故好言身言脑,不言心。脑主知识,心则必及性情。如言喜怒哀乐,岂不人人同有,岂不更为生命所寄,而实无具体可言。西方文学述及喜怒哀乐,必详陈具体事实。不知限于具体事实中,则非喜怒哀乐之真矣。中国人则多表之以声,闻其声,斯知其情。禽兽亦有情,岂不闻其声而知。不仅有生者有情,即无生亦同有情。楚辞言:“悲哉秋之为气也。”欧阳修有秋声赋。人自天地中生,人之性情即自天地大自然之性情来。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此非一片春情乎?草与花与莺,皆有生命,然不得谓春亦生命。春夏秋冬四季,皆无生命,然不得谓生命中无此春夏秋冬四季之变化。生命中有魂气,春夏秋冬四季,斯即天地大自然之魂气。

晋人言:“风景不殊,而举目有河山之异。”河山属地,仅有形。风乃气流,景则光辉,此属天。无风景,则河山亦何堪欣赏。陶渊明结庐在人境,非有河山之胜,亦同有风景之美。宋人诗:“云淡风轻近午天,随花旁柳访前川。”一川流水必辅之以两岸之花柳,又必在近午淡云下,轻风中,此一川遂足资流连。故知人生不只限于身,仰天俯地,顶天立地,乃有此生。而岂衣食温饱之谓生乎。

或疑尊卑贵贱,失平等义。不知平等乃从小生命观相互起争而来。苟从大生命观着眼,则天自尊,地自卑,而万物与人则尤卑。张横渠西铭:“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则无生尊于有生,自然尊于人类,亦可见矣。然天地乃因人而尊,苟使无人,则浑沌一块,复何尊卑之别。杜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蒿目无人,则山河草木,有生无生,春意虽浓,亦唯增诗人之悲伤而已。唯中国人能抱大生命观,故治中国文学,读中国书,诵中国诗词,看中国戏剧,乃见人生之真处深处。此当超乎形上,得其气象,乃见人生之性情。如西方文学,仅在具体人事中,而人事又必在具体器物中,则诚浅之乎其视人生矣。

故人生必在大同中,不在小异中。“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类聚群分,皆以见小异,非以见大同,而吉凶乃于是而见。若论中国,大河长江,南至珠江,北至黑龙江,西达澜沧江,一片大地,尽为一中国。共于此土,则尽为中国人。类聚如此之众,群分又如此之大,自生多吉。欧洲地广虽逊亚洲,而分为四五十国,日以相争,以吉以凶,人生真理即此见矣。

系辞又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大人生乃一易知易从之人生,小人生则一不易知不易从之人生。故言中国人生乃一易知易从之人生,而西方人生则乃是一不易知不易从之人生。于是而有哲学,有科学。哲学不易知,科学不易从,而人之为人斯亦难矣。

中国人重德,德即性也。有德乃有业。且不言农业,姑言工业。如陶瓷成器以供用,而其形态,其光色,非为供用,乃以悦人之目,乐人之心,使为可亲。故中国工业乃艺术化,亦与人同在一大生命中,而相与共融为一体。即中国之烹饪,亦臻艺术化。中庸言:“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此味即艺术化。今人称人情味,则此情亦艺术化。情化为德,中国人言道德,是亦人生一大艺术。苟非明乎大人生之意义,则亦不足以语此。

在上引系辞一节中,有一字大堪注意者,厥为一“位”字。大人生中有小人生,此小人生在大人生中则有其所居之位。人之始生为婴孩,在家中,唯待父母长上之养育辅教,斯其位最下。及其长大成人,成德成业,以立以达,而其位乃大不同。如鲁哀公为君,季孙氏为三卿之长。而孔子则为一平民。然孔子之德业,则居天下古今之高位。以其志在人类,志在天地,不在其一小我,而在一大生命以及天地一大自然,所谓居天下之广居。其位高,斯其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亦遂与其他人不同。中国人则称此等人为大人,或称圣人,稍下则有贤人君子。而最居小位者,则称小人。其所居不平等,犹如家屋有大小,居屋不同,同一家人,地位亦有不同。德业不同,斯其人生之不同则尤大。

汉儒言:“黄金满篑,不如遗子一经。”拥有黄金,乃可建造一大屋。通一经,斯可成德立业。既不得谓居屋非其人生之一部分,则德业岂得谓非人生。屋可亲,岂得如德业之可重。抑且黄金与居屋,必求之于外。德则成于己,成于内。由立德而成业,其业亦在己在内,故为易知易从。今试问,从何处去觅此黄金?纵善经商,亦不易知。但成德立业,则即在己心。如居家为孝,幼稚皆知皆能。大舜之孝,亦易知易从。不如陶朱公之经商致富,其事必有待于外,非可本于己而必得。

鼠居厕则食粪,居仓则食粟。焉得谓其所居所食,乃在鼠之生命之外,与鼠之生无关。人生亦如此。故李斯观于厕鼠之与仓鼠,乃弃其为吏,而从学于荀子。此后乃贵为秦相。中国人言,人品有万般,唯有读书高。此言为一文化人,即始得人生之高位。李斯为人,兴于鼠,亦仅得比于鼠。仓鼠之与厕鼠,其为鼠则一。李斯亦终为一小人而止。观其临死前之告其子者,而可知矣。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振衣濯足,乃人生常事。然在千仞冈上,临万里流,境不同,斯其振衣濯足亦不同。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既不在千仞冈上,亦不在万里流边,而其意境又不同。若如颜渊居陋巷,则犹不如陶潜之东篱,而其意境又不同。颜子在孔门德行之科,则人生高位,在德不在境。今人好处富贵,不知富贵亦一境,在所遇,而不可求。故孔子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我亦为之。”中庸言:“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富贵亦非不可居。子贡货殖亿则屡中,其贤仅逊于颜渊。而尧舜贵为天子,天子亦一位,非不可居,但非尽人可求。孔子则位虽高,而尽人可求。故其弟子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司马迁赞孔子,亦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能知希圣,斯亦可谓之贤人矣。

系辞又言:“圣人设卦观象。”周易上下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可以象千古万变之人生。而其大要,则不出两端。一曰时,一曰位。小我人生必占一地,又必占一时。位属地,时属天。位尚易知,时则难知。诗人言:“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世上之时短,已历千年。山中之时长,则仅七日而已。其实此事亦易知。忙忙碌碌,日不暇给,转瞬之间,岁月已过。而方其岑寂孤居,则日长如年,有不胜厌倦之苦矣。或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为奴为役,岁月易消。若由其作主,则己本无主,岁月难消,自不待言。

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亦可谓孔子大圣,乃最能处其时。孔子自言:“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孔子以来,已两千五百年,人之寿跻七十者,虽曰古来稀,亦已不可胜计,谁复得从心所欲不逾矩之一境。是孔子之处其时,不啻如坐山中,乃竟如登天上矣。

孔子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二千年来之古,已尽在孔子之心中。又曰:“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其或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是若孔子身后三千年之人生,亦已在孔子之心中。孔子虽生七十年,而所见所知,则达五千年。此所谓山中七日,世上千年也。唐人之诗又有之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孔子志学地位之高,故有其所见所知之远。小人唯求一身温饱,否则求富贵长陷尘网中,何以知于此。

故人生当论其时,论其位。而其时其位,则唯在其心。乌得以百年之身为人生之位与时?继此当论动静。一若时则动,位则静。不知位亦有动,时亦有静。天地合一,斯动静亦合一。可分而不可分。一动一静,分为阴阳。阴阳亦可合可分。阳则可见可知,阴则不可见不可知。人能见知及于不可见不可知,亦唯吾此生则止矣。我之祖宗子孙不可见不可知者多矣,然实同此一生。吾之国,吾之天下,不可见不可知者又多矣,然实亦吾之一生也。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必知其所不知,始为知。中庸言:“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今夫地,斯一撮土之多。”昭昭之外,岂不尚有天。然知此昭昭,不知其外,斯亦知天矣。故必兼不知以成其知。犹如必兼无生,乃以成其生。外于天地万物,则无以成吾生。故兼天地万物以为我之生,犹兼不知以成吾之知。唯知有大小,亦如生有大小。要之,其为生为知则一。

中国人能安于所不知,此即乐天知命。西方人必求知其所不知,必求无所不知以为知。故天文学家不知天。地质学家不知地。生物学家不知生。不学医,不习解剖,又何以知己之身。然至今西方医学,仍为不知身。专务于知,宜其终陷于不仁而不自知。斯亦无奈之何。

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凡此孝弟爱亲之行即其生,此即己之立矣。学文则推己以及人,旁及于他人之生,以至于万物,而达于天地之广大与悠久。各种花样,皆谓之文。登高自卑,行远自迩。己生不立,则又何自以及此。“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不知孝弟爱亲以为生,此亦可谓之盲生。科学发明,尽成瞎马。今日之举世巅危,又岂夜半深池之可相比拟。

孔子又言:“仁者乐山,知者乐水。仁者静,知者动。仁者寿,知者乐。”此非仁知分言。天地大自然有动有静,有山有水,斯人性亦有仁有知。然系辞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则天之所赋犹其始,但仅有其可能而已。作成之则在地。如人之生,由母受父精为之始,由母怀胎十月作成之。唯有始,始有成。故人虽自母腹生,而终必尊其父。人之生,可以仁,可以知。系辞又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则人之成其仁成其知者,其事乃在人。犹我之有生,始自父母,作成为人,则犹在己。故天一位,人一位,亦复各有其时。非有天可以无人,亦非有人乃可无天。即此章孔子言仁知,若分言之,亦可谓乃兼言之。仁则知矣,知则仁矣。孝弟爱亲属仁,然非不兼知。不知父母,斯何孝。不知长上,斯何弟。不知有众,斯何爱。不知有仁,斯何亲。若如西方人,唯抱个人主义,向外求知,斯亦唯知动,唯知乐。男女恋爱,是一乐。经商牟利,是一乐。奥林匹克运动会争一冠亚军,是一乐。核子武器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灭人之国,绝人之族,亦一乐。然岂真乐之所在?故兼知始是仁,兼动始是静,兼乐始是寿。反而言之亦然。人生如循环,知有时,斯知有古往今来。知有位,斯知有彼我相别。知有天地万物,斯知我生。知我生,斯亦知天地万物之并在吾生矣。此所谓通天人,合内外。何以知之,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而亲仁,斯乃可以为知矣,而岂不爱无仁之谓知?亦岂不知之谓仁,不行之谓知?可不求其全体,而唯钻牛角尖蛮触相争之谓即人生乎?而亦岂外于天地万物而独可有我之生之存在乎?即此求之,亦可当下而是矣。中国人言圣,实亦言其聪明。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远胜于人,斯谓之聪明大圣。然耳聪则犹必在目明之上。目视有色可见,耳听之声无可见,犹有听于无声之声者。如天命,此即无声之声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此则听于无声,而不啻耳提而面命之矣。中国学术思想好言其大局与全体。如言人生,乃举古今中外人类生命之大全体言。人生以外,则言天地,亦举其尊卑阴阳动静刚柔,亦言大全体。至于枝节部分,则贵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分别善处。要之,以不违大局全体为主。此亦中国传统一主要精义所在,学者所当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