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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礼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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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此由老子重自然,轻人文,认唯道乃自然,德以下皆已落入了人文,故有此言。其实人文亦从自然演出,亦即自然中一枝节一表现。依儒家言,德出于性,性即自然。中庸言“天命之谓性”,韩愈言“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是也。人类既具此德,便演出仁来,仁乃人之德性中一最先亦最高之项目。有此内在之德,与外达之仁,乃始有一切人道可言。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是矣。孔子言人文之道,而其道乃由天来。孔子十五志学,五十而知天命,即知此人文大道之本源来历。当谓有道始有德,有德始有仁,乃为有当于自然人文演进之道之大顺序。老子重本轻末,乃有此失。

人类原始时代,唯见有自然之道。由是而演出德与仁,乃始有人文之道。义与礼,则为推行仁道之两项目。仁根于其内在之德,义与礼则仁之表现于外在之枝。孔子常仁礼并言,而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则仁在内,礼在外,仁为本,礼为末。至于义,在论语中其地位似尚不如礼之重要。故言仁义,或言礼义,义皆居次,有其遵依,似无独立地位。

墨子始重言义。孟子并言仁义。而荀子则重言礼。孟荀皆阐扬孔子之道,孟偏内,荀偏外,孔子则执其两端用其中,更为周到而完备。老子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是亦谓礼当本于忠信。忠信亦德之内存,亦仁之所有,外见于礼,较之内存于德者,自易趋向于薄。非谓礼无忠信,读老子原文自知。至其曰乱之首,则礼亦在治道中,非可谓礼即为乱,亦读老子原文而可知。

唯人道演进至于礼,当已为人文之道之最高阶层。离失于此即成乱,此亦无可疑。然则人群果失于礼而乱,又当奈何?今姑为老子续下一语,则或当曰失礼而后法。荀子言礼,韩非学于荀即继言法。韩非书中,又多阐申老子义。司马迁言:“申韩本于老庄,而老子深远矣。”老子书不言法,此即较申韩之深远处。而申韩实从老庄来,司马迁所言,亦见其深远。

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然西方社会亦非无礼,中国政治亦非无法,主从轻重之间,乃成双方文化一大差异。中国古人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已礼刑并言,唯礼在上,刑在下,此乃在西周盛世,宗法封建,礼乃其大端。宗法重孝,孝道乃仁道中最主要者,则宗法亦仁道之本。以今日语言人,政治即建基于人之性情。换言之,即建基于人之德。所以礼治亦即是德治,非可离人之德性以为政而治。刑非人之德性,外于德性乃有刑。故刑法乃政治之末梢,非政治之基本,不得已而用于庶人,但决不能尚刑以为治。

自孔子以下,可谓礼已下及于俗庶。仪礼十七篇,乃士礼,实起于孔子之后。礼既下及于士,遂亦广及于庶人,而刑法乃亦上及于高级行政人员,即大夫一阶层。因宗法封建,即不啻政府操于一家长族长之手。春秋战国以下,宗法政府日趋崩溃,士庶人升进从政者日多,则在政府中亦自不能只尚礼而不用法。礼下及庶人,而刑上及大夫,此为秦汉以下政治与上古三代政治一大演变,亦可谓,乃由社会演变到政府。社会既变,政府亦不得不随而变,是亦一种极自然之趋势。

然变亦由渐不由骤。如西周之初,周公诛管叔,称为大义灭亲。一门亲族同执政,何得论法。以义灭亲,乃礼之变,非法之所能定。下及战国,如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乃客卿,非亲属。则可以法处,不以礼遇。刑不上大夫之说遂渐废。下及李斯,以楚国一庶民为秦相,父子同遭斩首,乌所谓刑不上大夫。汉兴,萧何与高祖同起,最相亲。然其为相,亦以罪入狱。行政不能无法,有罪嫌宜当下狱受审。然当时一般人心理,皆以周祚八百载,秦二世而亡,故群尊礼而鄙法,认为既居宰相之位,又焉得下狱受审。士可杀不可辱,宰相尤为士中之冠冕,岂得施刑。故此下汉廷大臣遇罪嫌,乃仅由皇帝赐死,不再下狱受审。乃以表示皇帝尊礼大臣,不敢以法相处。大臣自尽,乃表示其地位之尊,其人格之高,而死生则犹在其次。故此下中国武臣有宁为杀头将军,不为降将军之风。下至宋儒,亦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此皆重视礼在生之上。孟子已言:“呼尔而与之,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所谓“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礼之本在仁,而礼之节则为义。过此一步,虽死不蹈。中国文化传统尚礼之风有如此。尚礼则主者与受者,人我易成为一体。尚法则执法者与犯法者,彼此敌对。故礼启和,法启争,此为二者之大别。今人竞慕西化,轻礼重法,乃以西汉赐大臣自尽为帝王专制之一证,此犹指鹿为马,而竟不知马之外尚有鹿。万物有生,何必只是一形。可悲亦可叹矣。

从中国文字言,礼即体。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鼠属自然生命,有此体,即有此生。人类进入人文生命,单有此身体,则仅为禽兽生。前进而为文化人生,则必处大群中以为生。礼即是此大群之生之体。饮食、衣服、居住、行走往来,此属维持生命之手段,而非人类有生之体。人生之体在其群,非可单独以为生。礼则以处群,离群即无礼,斯不得有人生之体矣。衣食住行所需,皆属物质,皆在身外,亦仅以补给维持此身。其生命之内存于心者,则为人之情感。中国人则谓其最主要者曰仁,仁即人生群居之情。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则礼虽表现于外,而必属于心。仁与礼当表里一致内外一体,亦不能仅存此仁而无礼以为表。

人生之礼最大者有二,一曰婚礼,一曰丧礼。夫妇人伦之始,无夫妇即无人生,即堕退为禽兽生。禽兽之生,亦有演进成夫妇者,故婚礼最为人文之大礼。而丧礼则更大于婚礼。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唯死生之际,丧葬哀祭,有往而无来,有施而无报,最见此情之真,此心之仁。合死生为一体,故丧礼尤大于婚礼。西方文学重悲剧,中国人则哀礼犹重于喜礼,孰为有当于人生之真情,此亦一大别。

中国人言社会,则尤重其礼俗。俗亦礼也,唯俗限于一地一时,礼则当大通于各地各时,其别在此。故中国言天下,而西方则仅言社会。而其言社会,则仅重经济,不重礼俗。如此则将何以得大群之长治而久安。老子以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始。如婚姻之礼,相与为偶,即终身不变,此非忠信之厚乎?一死一生,乃有葬祭之礼,此非忠信之尤厚乎?人无忠信则其群乱,群之乱,则非法无以为治。故当曰:“礼失而后法。”西方人婚姻,法犹重于礼。结婚离婚莫不有法,无法则无以为夫妇。然法制双方之外,礼则实根于双方之内,而相通相和,成为一体。则亦可谓礼厚而法薄矣。中国社会既贵礼,彼我相通,则不待法之制其外。余抗战时寓成都北郊赖家园,识一老农,年逾八十,其家距成都府城不到二十华里,步行两小时即达,但此老农终其身未到府城。中国人未赴城市,未睹官府衙署者,到处有之。晚清一德国人至北京,城内亦有警察装门面,城外无之,大惊奇。遂留中国,研究中国文化,读中国书,成为西欧一有名之汉学家。中国广土众民,乃可无警察,近代国人则亦谓之帝王专制。不知民众尊王,乃其礼。而政府之统治,亦不待警察。此亦中国文化一特征。

中国崇礼,精义深旨,繁文缛节,非片语可尽。如衣服,西方人主要在求个人合身,中国人主要则求在群中得体。故西方衣服亦一种艺术美,即使特出群中亦为美。中国则衣服之礼亦在道义中,非可谓之乃艺术。但亦可谓中国道义乃人生最高艺术,则中国之衣服是一种群体美,须其融入群体以为美。故西方人袒胸露臂,衣服可不掩其肉身。衣服乃是艺术美,肉身则为自然美。中国则以衣服掩其身,露其肉身,则为非礼。冠冕裙钗都为礼。非为美,故曰得体。亦可谓此乃中国之一种抽象美,即人文美,乃属精神之美。西方则重具体美,即自然美,实亦一种物质美。

如平剧,梅兰芳、程艳秋皆以男性为名旦,亦有以女性演男角者,男女互易,不觉其不自然。此因中国人重抽象犹过于重具体。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亦一种人文抽象美。若必求具体,则如富贵,又乌得人人同有之。故西方女性美,则具体言三围,中国则曰窕窈淑女,言其德性,乃在抽象。又或言其动态之美,如西施之颦,而东施效之。又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笑一盼,皆属动态人文,非具体物质。

又如民间游戏,舞龙舞凤,皆属抽象动态美。龙最无具体可求,乃于人人之心情想像中得满足。论语言“北辰众星拱之”,此亦非具体,乃一抽象。中国人尊君,亦如在天之北辰,在地之龙,亦皆尊其抽象。尊其位,非尊其权。位则虚。为君者能恭己而南面,仅居虚位,不仗实权,则其尊长在人心。今人以西方凭仗实权之君,疑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为帝王专制,则拟于不伦矣。

然抽象亦不离于具体。离具体,则无抽象可言。易言:“亢龙有悔。”凡具体则无不卑下,无不平常。能于具体中呈现其抽象,始有高贵稀奇可言。而抽象必落入具体中,孔子门人称孔子贤于尧舜,因尧舜犹高居天子之尊位,孔子则一卑下平民,乃更见其伟大。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方圆亦一抽象,规矩则落于具体。西方人重具体更甚于重抽象,柏拉图榜其门曰:“不通几何学,勿入吾门。”几何亦一种抽象之学,而柏拉图之于方圆,则从具体求之。认为真方真圆乃在天上。落入世间,则具形非真。是世间实无抽象可求。则西方人之重具体,亦由此可推。

今以礼言,天子居朝廷,进宗庙,万方诸侯皆来朝,雅颂即属治平之大礼。然庶人宾主相聚一堂,亦同是礼。中国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关关雎鸠通于夫妇之礼,呦呦鹿鸣通于宾主之礼。上下交相敬。孔子之在鲁,进而仕,退而离去,鲁君及三家皆于孔子致敬礼。其游齐,及在卫、在陈、在楚,各国君臣亦均知敬礼。老而返鲁,鲁君臣仍敬礼不衰。虽不听孔子言,而敬礼有加,孔子当身固亲受之。苏格拉底在雅典,青年相从讲学,乃下狱幽死。其所讲较之论语,一属玄言,一属实论。孔子对时政明加讥评,而备受尊养。苏氏未有具体陈说,而遽婴罪戾。尚礼重法,东西社会显不同。

孔子后有墨子,亦显获诸侯之尊礼。下至于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见梁惠王齐宣王,皆当时一世巨君,其致敬礼于孟子者又何如。而柏拉图则在自己宅第中,讲学著书,不闻雅典政府于彼致敬礼,亦不闻其他城邦社会上下于彼有若何之礼遇。

下及罗马,希腊诸学人多以家奴为师。犹太人耶稣,自称上帝独生子,于偏僻小渔村传道,信从者得十三人。而上十字架与两盗同钉死。其徒乃潜入罗马,黑夜地下讲道。其时乃值中国西汉之初,如淮南王河间王,皆广揽宾客群聚讲学。其风传至中央,武帝亦心慕之,乃以天子之尊,礼贤下士。朱买臣以会稽一樵柴汉,其妻耻而离之,武帝乃加亲遇,任为宫廷侍从。朝廷无此用人之法,而帝王有此赏识之礼。在上者有礼以亲其下,在下者又乌得无礼以敬其上。而今国人则鄙之曰专制。不知专制民主,皆西方语,皆从法律制度言。中国则崇礼。叔孙通为汉定朝仪,尊君卑臣,后代学人讥之。礼之深义,叔孙通固未足与语,但其所定朝仪之尊卑,亦与近代国人所深讥之专制有别。要之,礼与法必当辨。

在上既重法,在下者亦不得不对法有争。耶教徒始在社会下层兴学,首为在下犯法者作律师辩护。次为医,为贫病者治疗。但避不言政治,乃由纳税人争选举议员,始成民主政治。政府征税,必得纳税人同意,此亦法,非礼。至如为君者上断头台,政治领袖称公仆,更为非礼。上下无礼,何以言治。此为西方历史演进与中国大不同处。

中国人道贵人,而西方无之。如言男人女人,在中国语中同是人,而西方则分别为两字,无同一人称。又如中国语,希腊人、罗马人、英国人、法国人同是人,而西方则主要以地区为分别,亦无共同一人称。即此一端,可证西方人自始即无一共通的人之一观念。孟子曰:“彼人也,我亦人也。”西方似无此观念,则宜其个人主义之伸张。非赖法,无以成为群。中国则在大群中有个人,由礼以见其相互之分别。若果各个人本自分别,则独立平等自由,何待有礼来再加以分别。然果各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务,则何以成群。群日大,争日烈,唯有绳之以法,而法亦终难以作长久之维持。

今国人则一慕西化,唯知法,不复知有礼。夫妇之礼,则谓之夫妇之不平等。父子之礼,则谓之封建思想。君臣上下之礼,则谓之专制政治。清末谭嗣同有言,中国有五伦,西方人唯朋友一伦。其实中西双方之所谓朋友亦不同。苟使西方人亦知有如中国人所谓之朋友,则乌得不知有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其他中国之四伦。谭嗣同受知于光绪,终以身殉,中国传统君臣之礼未尽摆脱。此下如王国维,曾为宣统师,乃不剃长辫,终亦于颐和园投水自尽。此亦有君臣之礼存其心中。然谭、王两氏此等行为,拘小礼,伤大道,实未可谓有当于中国传统尊五伦之要旨。王国维昧于民族大义,堪供嗤笑姑不论。谭嗣同在保王变政运动中为四君子之一,其所为虽亦忠君爱国,实亦不足为当时之楷模。中国人之知礼守礼,其中乃有一套大学问。王国维治文学,奖许及于曹雪芹,实已深染西化,未能通达大礼可勿论。谭嗣同首得读王船山遗书,出处进退,此诚中国士人所讲求之大礼所在。果以谭氏较之船山,则相差远矣。通时达变,大仁大义,此乃中国尚礼一重大精神之所系,谭氏似不足以语此。

礼之大者姑勿论,而论其小者。余生晚清之末,幼时见婚礼中新娘必穿红裙,礼毕即卸,平时决不穿。遇家族有礼,始得再穿。死后入殓又必穿。红裙乃婚姻之表帜,女子必成年出嫁始得穿,所以每逢穿红裙,即不啻告其已为一成人,必郑重将事,是谓礼教。此乃教其心深处,而岂法律禁戒所能及。不忆何时起,遂不见此红裙,此之谓礼废。

中国称衣冠之邦,亦不忆自何时起,男子乃无冠。尚忆民国十六七年间,教书苏州中学,讲堂上学生二三十人,各戴一帽,各不相同。余告诸生,如此成何形态。然其时尚各穿一长袍,以后则长袍亦不见。衣与冠皆以蔽身御寒而止。不知国家社会遇大典礼,何以为容。但当时尚有此感想,此后则并此感想而无之。

又其时中学开学放学必在礼堂行礼,大学则无之。丧礼为中国社会相传一最大典礼,今则尽在殡仪馆举行。吊者可集千人以上,送葬则数十人而止。公墓兴,私墓几废。要之,丧葬已变成一公共仪式,私家哀情转非所重。丧服亦废。中国之人生变文化变,当以礼之变为最重大最首要。所变者,不在其仪式之表于外,乃在其情感之存于心。中国民族成为举世最大一群体,其来源首当及于其心之能有诚。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迄今则人而不仁无情无礼,不知将何以维其后。但遇一运动会,则观者可上万人,又有圣火传递,更形隆重。国家大庆典游行结队可达数十万人,一时宣传谓其空前。皆尚局面观瞻,不问内心情感。一散会则渺不复存矣。此非礼变,实乃心变,乃实际人生一大变。此社会将何以维持。今日国人深慕西化,则唯有待西方人来作维持,庶国人有所追随。

实则西方自始即是一商业社会,个人之交接,以及群体之团结,皆赖财富。故不贵礼而贵法。中国此下立国,群认唯有进为一商业国家,乃始有望。西方又是一宗教社会,宗教亦有礼,唯在信仰上。中国此后倘能亦同有此等宗教信仰,岂不亦庶有望。而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之所谓礼,则与商业与宗教信仰皆有扞格不相容处。仅言民主科学,似非穷源探本之图,此有待善言历史文化者有以阐发之。古人言,舍其旧而新是谋。舍旧非难,谋新实难。此则待吾国人之善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