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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存藏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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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与西方,社会不同,人生不同,因此历史演进与文化传统亦各不同。姑举三项言之。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中国乃一农业社会,耕稼本为己,剩余乃及人。西方是一商业社会,须货品先有销路,供给了别人需求,自己才有利润可得,故其人生乃先为人。此其一。

人生有工作有休闲。农业工作即为己,故于工作与休闲上不加大分别。商业工作在为人,获得休闲乃为己,故视工作与休闲若为人生之两体,意义价值均大不同。此其二。

中国人常讲中庸之道,凡事甚难恰到好处,过与不及总不免。务农为己,一家百亩,常觉够了,每不贪多。贪多反致荒芜,并无益处。商业应外面需求,愈多愈好,每感欲罢不能,总喜增不喜减。此其三。

但就自然言,有时增不如减。如一日三餐,多吃反伤健康,少吃转合卫生。又如睡眠,多睡反增倦。以言财富,贫而乐,其事易。富而好礼,其事难。抑且贫有限,勤劳即可免此限。富无限,向外追求总难满意。又安贫易,保富难。故以社会整体言,不患贫而患不均,但唯中国人始能有此想法。西方人唯望财富提高,无限度,有危险。

继此又有两观念分歧。贫能俭、有贮蓄,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则无患矣。求富则贵能经营,余赀存积,不如再投入商场,多财善贾,富上加富。故贫人易于安其故常,此之谓保守。富人易于继长增高,此之谓进取。保守心向内,进取心向外。此一歧,乃生出一切更大之不同。

无限进取,无限向前,但仍只为一己生活打算,而工作与休闲,在其意象中,分别乃更大。工作仅生活一手段,休闲转成生活之目的。本来人生即是一工作,休闲乃得继续再工作,故工作休闲,实是人生之一体。从自然生命言,休闲乃手段,工作为目的。今乃倒转,休闲若转成为目的。但人生不即是休闲,于是乃又从休闲中别寻快乐,工作转成负担,不知人生快乐正在工作上。如此一倒转,整个人生观乃不得不大变。于是人生中乃又有专寻快乐之工作,西方文学即由此起。甚至言文化即起于闲暇。中国人则曰民生在勤,不啻认勤劳即生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中自有休闲。一阴一阳,阳即工作,阴即休闲,岂非一体。中国人重勤劳,亦非于休闲有轻忽。农民则减轻其租税,工人则先加以廪给,工农皆世袭,积年累世于不慌不忙不知不觉中得精进,勤劳乃成一快乐,岂休闲之务求。

再申言之,人生乃全从其生命之内部自身演进,生命以外,更无其他功利可图。生命平安快乐,即是生命进步。此非哲理乃实事。人生自婴孩始,婴孩决不为其自身生活有计划有打算。更不把其当前生活作为一种手段,以别有期图。一哭一笑,一休一息,即其生命,亦即其工作与快乐之所在。若谓婴孩赖别人辅养,则长大成人后,岂不仍有赖于别人,不得独立为生。鲁滨逊漂流荒岛,亦有一犬,并有漂流前之一切经验,人生绝非一人独立为生可知。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中国人最高理想之人生,要能勿失其赤子心。天真快乐,本色依然。中国人最重孝弟之德,孝弟即是赤子心。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能孝能弟,斯能在大群中做一人。光大悠久,其本皆在此。

中国古代风俗,工农皆世袭。老斫轮言得心应手之妙,不能以喻其子。然其子自为婴孩,即已视其父之斫轮。初长成人,亦即追随习斫,亦自能得心应手。其孙又然,累代相传。斫轮非其一家之劳作,乃其一家之生命。生命继续不已。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累代相传之斫,必当较前进步。即其生命进步,其快乐又可知,又何待于斫轮外别求闲暇为乐。抑且仅求闲暇,亦非真乐。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此乐乃学不厌教不倦之乐,即孔子生命之乐。若在饭饮枕上求,非生命乐,为乐至浅且暂,实亦无乐可言。

中国人言乐,主存藏,不主表现。有存藏,自能有表现。能表现,仍贵能存藏。存藏在内为己,表现在外或为人。老斫轮所乐,即在其日斫不已得心应手之生命中。非求其斫轮之得人欣赏,或获厚利,更非于斫轮后求获休闲,别寻他乐。子子孙孙,世袭其业,世传其乐,人生如此,更复何求。此即中国文化真精神所在。亦可谓中国文化乃一生命文化,存藏在己。不失其赤子之心,即此意。

人生婴孩期,亦可谓即自然生命一种最高艺术之表现,此下各期生命贵能承之不失。赤子之心,即其生命艺术最深厚之根源。赤子初生,乃与自然大天地同体。中国最佳之田园诗山林诗,亦可谓皆从此心来。最佳之亭园建筑,亦从此心来。最佳之山水禽鸟花卉一切绘画,亦从此心来。此皆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之一种表现,即一种极深之守旧,所守即此心。人之耄老,登一山,沿一水,坐一园亭中,仰天俯地,乐不可言,亦仍此赤子心。天真纯洁,活泼自然,无旁杂,无纠缠,无拘束,此是人之真生命,何乐如之。

今人最好言新。如旅途中,遇见家人,父母夫妇兄弟,或旧相识,其内心之乐,较之途逢新人,相差又如何。少小离家老大还,旧家旧乡皆可喜。乡音无改,斯即生命之无改,更可喜。鬓毛衰,则无可奈何。身变而心不变。但儿童已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本属旧人,乃成新知,则又可悲之至。实则生命是一旧,乃可乐。日新月异,生命何在,可乐又何在。

中国人又言:“人唯求旧,物唯求新。”此物字乃指日常所用言,若传家保藏之物,则亦唯旧乃贵。如一花瓶,乾隆窑景泰窑可贵,宋窑唐窑尤可贵。如墙上一画,明画元画可贵,宋画更可贵。天地大自然如一大物,中国之园亭建构,则把此大物依稀仿佛存藏其中,常供游人玩赏,又何等可贵。可知人心所贵,终在旧,不在新。中国山川名胜,岂不凡新皆由旧,愈旧而愈新。

如登泰山,如游西湖,乃及其他名胜,其间皆存藏有累代积世相传之人心。而此等心则绝非功利、机械、变诈、争夺、霸占心,大体是至诚恻怛之一片天真赤子心。即如名胜中多有古刹,乃有前世高僧来此潜修。后人仰慕瞻拜,亦以新心接旧心,亦即孟子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而生命快乐即在其中。埃及金字塔罗马斗兽场,无可同类相视。

读中国书,如游中国名胜。如古诗三百首,每一诗,均三千年前中国人之生命心情,从一不知名人口中吐露,从一不知名人笔下写出。如关关雎鸠,乃中国古人夫妇和爱心,任由后人心自加体会。文学全是一生命,是一古今不朽之大生命。一吟咏,一写作,同是一生命工作,而快乐自在其中。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则与中国古诗三百大不同。其述故事,乃求听者爱听。乃为人,非为己。希腊荷马史诗亦然。大众所喜,乃为文学。舞台戏剧亦如是,乃为观众之欣赏。凡所表现,主要皆在外,不在内。

屈原离骚,犹离忧。心藏忠君爱国之忧,一吐为快。此亦生命一工作,亦生命一快乐。司马迁太史公书亦然。其写作心情,在报任少卿书中,已表露无遗,是亦司马迁生命所在。以自己生命来体会到古人生命,宜其书之超绝千古,无与伦比。此等心情,此等工作,可谓乃中国传统之文化心情,文化工作。故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人类自有一大生命存藏,中国之史学文学,皆此大生命之工作表现。西方文学则皆以个人主义之小生命工作,故不求传统,仅重开创。至于史学,则晚近始有,非古代西方人所重。

文史外,一切学问亦无不然。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与习,皆即己之生命,岂不可悦。远方朋来,与我同此生命,岂不可乐。纵无人知,己之生命则仍然,故曰:“人不知而不愠。”必待外面人知,则生命之意义价值亦浅薄难定矣。

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八字,述出了孔子毕生学不厌教不倦之一番赤子之心来。赤子初生,其父母即是一古,与我同是一人,而信之好之。孔子之生,中国文化传统已历两三千年,孔子乃此文化传统中一婴孩。及其长大成人,能为中国文化传统一孝子,一忠臣,心愿已足。人由天生,天命人在人群中做一人,此乃人之性,即天之命。故中国人言“安分守己”,“乐天知命”。孔子之为人,亦何尝不如此。

孔子曰“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此乃孔子之表现。颜渊言“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此则孔子之存藏。泰山其颓,哲人其萎,表现只是一时髦,一摩登。逝者如斯,生命如此,孔子大圣亦终如此。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存藏乃始是真生命,真传统。今人则必谓孔子乃二千五百年前一人物,此即知表现不知存藏,其深受西化亦可知。故在西方人生中,独耶稣一人能复活。在中国人生中,则人人皆得有不朽,此其异。

孔子作春秋,相传由闻西狩获麟而作。今人则谓之迷信。孔子闻获麟而心忧,则孔子作春秋,亦犹后起之屈子作离骚,同是一生命工作。孔子春秋因鲁旧史,亦是述而不作,唯寓褒贬深意。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正月前加一王字,此即有深意。孔子亦未必对其弟子详加解释,或偶有申述,其弟子传习之,又详加讨论,乃有公羊榖梁左氏三传,而左氏传尤网罗遗闻,详加记载。此一经三传,乃历百年以上,不知几何人之工作而始成。在中国则称之曰春秋一家。此如百亩之田,父传子,子传孙,以耕以耘,乃一大生命工作,非小生命工作。至于论语,乃由孔子门人弟子,积数传数十百人之合力而成。此亦一种家学,乃为后代儒家学之始祖。中国一切学问皆求成家,与西方之个人独创,而今国人乃亦称之为专家学者又不同。

今再申言之。亦可谓中国大群主义,为人即所以为己。如孝弟忠信,即在成贤成圣是矣。西方个人主义,为己亦即以为人。如大资本家给养大批劳工,乃以造成大财富。当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向外侵略,而西洋文化遂亦遍布全世界。中国亦备受欺凌压迫,而崇扬西化,乃有新文化运动。可见无内外,无群己,而天人合一,乃一无可违背之大自然中一大生命。和合人文自然,乃始两得之。分别人文自然,则必两失之。讨论中西文化异同,于此不得不深加注意。

天地万物唯此心最能日变日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乃指此心言。日新而不失其旧,个人生命大群生命皆如此。中国人抱有心生命一观念,心统性情,故中国生命哲学最好言性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喜怒触于外,发于内,最易见,亦暂而易变。哀乐藏于内,更具时间性,不易见,不易变。爱恶已由情转性,亦即欲。欲之正面即爱,反面则恶。喜怒哀乐亦皆欲之正反面。故性即欲,欲即性。唯性乃存藏于内,欲则必发于外。故性可常,而欲必变。西方人好言男女之爱,近于欲。中国人好言父母子女之慈孝,始见性。中西文化歧异只在此。

(二)

中国五千年文化有其一贯相承之传统,举其大者有二。一曰政统,一曰学统。政统在上,学统在野。先言学统。

先秦以下中国学术分两大统,曰儒,曰道。儒统始于孔子,孔子自叹道不行。学不厌,教不倦。登其门受业者逾七十人,知名于时者不逾二十人。或先孔子卒。孔子身后,其弟子无一在朝得势者。然儒学乃大行。李斯相秦始皇,公孙弘相汉武帝,两人皆出儒统,然为儒林所鄙。儒统之传,大贤豪杰多在野。宋代王安石司马光,两巨儒皆在朝为相。然儒学大统则传自同时在野之周敦颐,终其生仅为一小县令。两千五百年来儒学传统大体皆如此。无权无位,群所归向,而儒学尊严乃成中国文化体系中一大传统。

道家起自庄周,乃战国时宋一漆园吏,位卑名微。继之有老子书,其作者姓名更无考。两人之弟子亦无知名。道学之传,乃更无在朝踞高位掌大权者。其在野亦多隐沦。较之儒,益不显。然在中国文化传统大体系中,则道终与儒相抗衡。

次论政统。君位世袭,历四五千年不变,然朝代则屡变。但政统实不在王朝之血统,而在其历代所通行之制度。故一部二十五史,自班固汉书以下,皆为断代史。而唐之杜佑通典,宋之郑樵通志,元之马端临文献通考,后人称之为三通。继之又有续三通九通十通,实为中国之通史。专论制度沿革,乃见中国政统之所在。朝代变,制度不变,其中有历夏商周三代而来者,有自秦汉以下历朝所新创者。然其大意义所在,则仍有承袭,未能大违于前古。古今一贯相承,此始可谓之政统。

各项制度,绝不自帝王制定,亦绝少制定于宰相。乃出自在朝或在野某几人之主张,经政府群僚集议而成。详见史籍。尤以三通及五礼通考为备。亦可谓政统大体源于学统,而又大体源于儒统。周公制礼作乐,远在西周之初。秦汉以下,立法大意率本孔子。故中国人于政统学统之上,又言道统,大体则自周孔创其端。周公在朝,贵为摄政,其得创制成统则固宜。孔子在野,仅为一开门授徒之师,乃得为此下两千五百年政统学统道统之祖师宗主,其事尤值深阐。

孔子既卒,非能自尊,乃由后世人尊之。在野多尊孔,在朝者则多来自在野。乃至贵为帝王,亦必尊孔。而在朝之尊孔,又终不如在野之盛。故历代大儒多在野。达而在朝,其见尊之程度转减。考之史籍可证。在野之足以转移在朝,考之道家更可见。佛教东来,高僧多在山林,在野尊之,而在朝亦尊之。其事亦同似道家。又如蒙古入主,军权则蒙古人亲操之,财货权则操于回人,而其君亦信奉中国之道教。社会则儒风终盛,元代政制亦随此形式而变。中国政道传统之在野胜于在朝,而儒统之终不可侮,专就元代历史言,亦更可见。

故中国文化传统其主要乃在野,其力若散不成统,而转成为大统。元代道家,若有力成统,虽称盛一时,而终即于衰,不能如儒家之为统。其中有深义,讨论中国文化传统,必当注意。西方耶教亦在野,然必有教会组织,并拥戴一教皇。新教无教皇,但亦有教会组织。孔子卒,门人欲奉有子为师,曾子拒之,议遂罢。论语学而篇,以有子曾子语继孔子,是当时孔门犹同尊此两人。墨家有钜子组织,但钜子不由推选,而由前任指定。然墨家传统终绝。两汉儒统之昌,经学在朝乃亦转不如在野之盛。及东汉之末,郑玄以在野一征君,括囊大典,集经注之大成。又即有王肃起而持异。南宋朱子编北宋周张二程语为近思录,又为四书集注章句,可谓集理学之大成。又即有陆象山起与持异。故中国儒学,孔子下既无组织,又无定尊,一若散而无统。乃其为统之深沈博大,更远胜于耶教。

佛教在中国,亦散而无统。历代高僧,皆由后人尊奉,非以大组织成大力量。即如达摩面壁,其后乃有禅宗。然自达摩始,祖师相传,亦只六传而止。此后支派丛立,禅风遍天下,但终亦非有一严格之组织。神会上凭政府力量,名噪一时,但后即阒寂无闻。其遗集,直至近代,乃于巴黎所藏敦煌钞本中得之。又如玄奘西游,归而得皇室尊养,然唯识一宗,乃亦不得与天台华严禅诸宗争盛。故耶教在西方,两千年来唯尊一耶稣。佛教在中国,历代高僧,名言崇论,著述斐然,虽其教来自印度,然亦终与中国传统相会相成。其在印度已中绝,而在中国则永传无穷。观佛斯知儒,是皆散而无统,又多在野不在朝,而终亦成为中国文化中一大传统。

西方政统亦仗外力。帝皇必拥兵拥财以自保其位。中国君位不掌财,不掌兵,乃在下者群尊之以安其位而成其统。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兵权财权仍由政府元首把握。中国则为君为相均不掌财权军权。西方民主选举,又必结党以争。有党乃有统,多党或无党,则其政必乱。中国传统政治下,不许有党。有党则乱,无党始治。此又中西一大异。

西方资本主义,亦赖组织成统。共产主义则于资本主义外,另有组织,另成系统。中国则凡属生产事业,均不许有私家组织。如盐如铁,如丝如陶,后代有如瓷如茶,皆赖群力经营,而政府则防其自有组织,故终无资本主义之出现。更后有漕运,虽政府主于上,而必长期结集群力,乃有帮会之组织。然中国帮会对上不犯法,对下有通财之谊,济贫恤灾,并对社会有大功。明代中国人侨迁南洋各地,亦赖此等意义之变通,而亦有其长期之传统。亦可不向上干涉政治,而在下自有其维持安定继续发展之一道。治中国社会史,必当注意及此。

西力东渐,一时国人自认为中国民众无组织,如一盘散沙。又认在上为专制政治,在下为封建社会。不知中国乃有一散而无统之大传统,不仗外力组织,而其统乃益紧益密,有其不可解散之内力。此诚中国文化传统一深藏之大特征,必当体究深知。

论及中国学术思想,近代国人又必讥其无组织无系统。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不仗外面组织,而能内部相贯通,中国社会如是,学术思想亦如是。即专就儒家言,孔子以下,人人为学不同,人人立言又各不同,然同尊孔子,同为一儒。此真散而无统,而自有其一贯相通之内在大传统。非上下古今博通历代儒家言,又何以知之。

就学术演变言,儒与儒相通,道与儒亦相通,释与儒道亦相通。又且学与政相通,朝与野相通,古与今相通。所以中国民族能不赖外面力量组织,而成为一广土众民之大一统,历四五千年至今,岂一种外力组织之所能至。

颜渊言孔子之教,“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文散而无统,礼则通死生人我以为一体,斯有统矣。“人而不仁如礼何”,仁则本于心,心有同然,相通成体。圣即通义,故曰:“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中国文化传统之最高理想,当即一圣统。其最先基本则为心统,可以各反己心而得之。

中国古代儒家言礼,宋儒则参用道释,改言理字。朱子言:“礼者,天理之节文。”有节有文,斯则礼在人而可上通于天矣。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无心,则为之立心。生民无命,则为之立命。此乃中国往圣之绝学,继此绝学,则可开万世之太平。司马迁言:“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今日国人竞言求变求新,其意皆在外,曷不于己心求之。仅求之于外,事事物物,则不得不加以一力以为统,西方之法统即在此。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今当易其辞曰:“凡吾中国人,则无不可为一理想之中国人。”中国文化大传统,则即在吾国人之内心。反己以求,即心而得。今再易其辞曰:“中国文化传统,即是一人心自由之传统。”今吾国人竞言自由,乃茆外力组织中求,曷不于吾民族文化传统中求,又曷不于己之内心求。

今再要言之,天地自然乃一大存藏,人生文化则只是其一表现。人之此心,则即表现即存藏。通天人,合内外,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者即此心。中国人知重此心,西方人则转而重物。故中国人生主存藏,西方人生主表现。存藏可通而能常,表现必别又多变。双方文化传统,乃及一切学术思想,所异即在此。愿吾国人贤达善加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