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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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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孔门四科首德行。此德行二字,乃西方所无。如战国有阴阳五行家,言五行生克,亦称五德终始,是五行即五德,实皆本于性,故曰德性,亦曰德行,或称性行。孔子言有狂狷与中行之分,中行即德行或性行。衣食住行,乃个人自然生活中事,孝弟忠信,乃大群人文生命之行,两者绝不同。

易言“果行育德”,乃谓以果决果断果敢之行。以渐滋生长完成其德。故果行乃非人生日常之行,虽非成德之行,乃育德之行,乃生命性之行,非生活性之行。性属自然,德则人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果行育德,即是学而时习。中国之所谓学,乃生命之学,乃本于自然以达于人文,乃天人合一之学。故中国有教育一名辞。西方则传授知识,有教无育。亦可谓西方人仅注重外在之自然方面,不注意到内在人文方面。故其学乃以成物,非以成人。

人谓中国传统亦同有哲学,其实亦可谓中国传统亦同有科学。唯中国哲学仅可谓多自然哲学,即偏在天的一面。而中国科学则多偏在人文方面,即如阴阳家五行五德之说,即可为人文科学一代表。中国阴阳家言,乃汇通儒道以立说。其实如墨家,如道家,皆可谓其有合于人文科学,但偏在自然哲学方面。儒家则较近于人文哲学与自然科学方面。要言之,自然与人文哲学与科学之会通合一,乃为中国学术思想主要一大纲领。德行之学,则可谓乃自然科学、人文哲学之会通,而孔门儒家为之主导。孟子继孔子后有三圣人论,其实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德行之学,皆人文哲学,而皆植根于自然科学,如是而已。

此下三千年,中国学术思想率无以逃于此。今人率尊西化,乃无德行之学可言。曰平等,曰自由,曰独立,非德性,非人文生命所有,故可谓非人生之本行,乃人生之外行。仅以成物相争,非能以成德自立。举世祸殃,乃无可逃避矣。可叹何如。

(二)

行业二字可连言。然中国人则重行甚于重业。俗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此行字即指业言,然必改言行,以其重要出人者在行不在业。如孝弟忠信,乃从事各业者所共同应具之行为。从事工商业仍当孝弟忠信,则同得为尧舜。谓之为状元,乃言其为人上人,出人头地,如山东有乞丐武训是已。实则状元并非能出人头地,即仕为宰相,亦非出人头地。古今为宰相而遭人鄙视诟骂者何限,即贵为皇帝亦多遭人鄙视诟骂。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为君当有君行,如尧舜,即君中之状元,故曰行行出状元。中国人又常连言学业,然从事此业不为谋生,志于学,志于道,敬业乐群,乃不为一身谋,而为大群谋。故学行连言,犹多于学业连言,学业终与其他行业有不同。俗又言唯有读书高,则学业又为百业中之状元矣。

职事二字亦可连言。唯职业连言,则似最属后起。言职业言行事,则职近业非所重,事属行始当重。如纣为君,箕子、比干、微子为臣,论职则君尊臣卑,论事则纣可诛,而箕子、比干、微子孔子称之为三仁,永受后代崇仰。一职有一职当行之事,故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果居臣位,而其上不当则可辞职不居,如孔子之辞鲁司寇是也。故职业有定分,而行事则可自由。亦有为一小吏,而其人乃高出君相之上者,史乘所载,历代有之。

远溯太古,原始人类即有职业行事可分。如出而渔猎,可称是职业。归洞窟中,男女老幼群聚团居,言笑欢乐,或石上雕刻绘画,或玩弄牲畜如羊彘之类,或月夜在洞外歌唱舞蹈,此当属行事,非职业。循此以下,畜牧时代,耕稼时代迄于今,职业行事依然有分。大体言之,职业主要多对外物,行事主要则对同群。职业必由个人分别操作,行事则必联合他人。职业所以维持生活,而行事则为生命之发抒。职业必有外在约束,而行事则出一己志愿。职业乃属人生之手段,而行事则为人生之本身。

务农经商,同属职业,但业农自给自足,其事单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家人团聚,职业行事分别易显。业商则销售货品,必待他人购取,以其赢利维持生计,事已复杂。又供求双方交涉多,家人共聚期转促。疏者亲,亲者疏,职业与行事易混淆,难显分别。抑使职业重于行事,而个人意义乃日增。中国人多业农,遂重家庭,重宗族,群体意识更深于个体。而西方古希腊人多业商,家庭观念较淡,宗族观念更渺然,而个人主义则日重。此皆由职业而影响其行事。

近代科学发展,利用机器,工商业性质大变,乃以集体为主,而有公司与工厂之组织。参加其业者,不仅隶属于集体组织之下,抑又隶属于各项机器之下,每一个人多失去其自主性。又有女工童工,一家皆散入工厂中,于是职业团体乃代私人团体而出现。即每一职业团体中之少数主持人,所谓企业家或资本家,上面复有政治压逼,赋税重重,于是自由、平等、独立之呼声,乃日呼日高。实则此等口号,乃从各人内心发出,乃人类生命之自然要求。于是先有政治革命,乃有近代之民主政治,继之有职业革命,乃有更近代之共产主义,乃及集体罢工运动之出现。此可谓是人生行事。于是职业则多具服从性,而行事则多具反抗性。此诚近代人生一大变。

实则此一大变,乃胥由职业之团体组织化来。职业本为维持生活,应由私人各自负责,乃属自由平等独立性的。行事为生命之发抒,各人之小生命投入群体之大生命中,此为生命发抒之唯一趋向。如家如国如天下,有群体,斯见大生命。而此大生命则属小生命之集体,当以各自小生命为中心。如夫妇,为夫始有妇,为妇始有夫,则夫妇互为此一体之中心。如父母子女,为父母始有子女,为子女始有父母,则父母子女亦互为此一体之中心。若各自自由平等独立,则无此一体可言。故在职业上,始有自由平等独立可言,乃带有反抗性。在行事上,应无自由平等独立可言,乃带有服从性。如父母对子女言自由平等独立,则不尽为父母之责任。如子女对父母言自由平等独立,则不成为子女之身份。即夫妇亦然。由一家推之一国,君民上下,必当明责任,明身份,更无自由平等独立可言。为君为卿,有其君卿之责任。为民众,为百姓,有其民众百姓之身份。即如近代之民主政治,国民只有一票选举权,政治元首既经选定,则为国民者应向之服从。虽在选举上少数服从多数,但在选举后则多数仍服从少数。要之,政治以服从为主,不以反抗为主。若论职业,则应许反抗,可以辞职,可以转业,岂得不许其自由。

如上所分析,政治应属行事,不属职业。中国向来为君主政体,然为君者,亦当知服从道义,服从制度。为臣者虽有出处进退辞受之自由,然居其位,则有其责,无所逃其任。即在近代民主政治,元首亦当服从法律。推而言及国际,亦属政治问题。孟子曰:“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仍当一本道义,相互服从,天下始得平。岂得各以自由平等独立为言,则天下必入于乱矣。

中国周易六十四卦,首以乾坤两卦,乾主健主阳主动,可谓具自由性。坤卦主顺主阴主静,可谓具服从性。一阴一阳之谓道,乾属天,坤属地,人生天地间必同具此乾坤两道,始得成为人道。故无严格之自由与服从可分,但亦可谓人之行事则属天道,人之职业则属地道。近代之职业集体化,则不啻以天道转隶于地道,而人道失其正,乃为近代人生一大问题所在。

然近代之职业集体化,乃由利用机器来。人生职业本为对物,今则物为人用,听人支配,可省人力,则人之生命应可在行事上多发抒,而在职业上少拘束。然事实上乃有大不其然者,则在利用机器益增多产,而徒增贫富之别。其病乃在资本主义之为祟。

今果使废去资本主义,而并世科学落后诸民族,均教以利用机器,从事农工业,则人类生产当尽够其维持生活。而商业牟利之性质,则必加改良。仅求通有无,以信义为主,一如中国传统之所为,以农工为本,而商业仅为其副。则职业性之压逼自可日减,而人类乃尽可向人生方面一途发抒迈进。而人生理想庶可正常而勿歧。

唯更有其重要者,自由平等独立三口号,并非人生大道所在。抑且其语空洞,实无具体领导功能,于此最当加以纠正,而反抗性则尤须提防。非遇甚不得已,则不宜肆行反抗。反抗若属积极性,其实转属消极。服从若属消极性,其实正是积极。于此当深辨。而更主要者,则为务使人明得职业与行事之分别。职业乃人生中所不得免,当属人生消极方面。行事乃人生所应有,正属人生之积极方面。果能明此,则自能重行事而轻职业,即重德行而轻事为。中国传统中之士,则正为唯求有德行,而非职业。仕宦从政,亦为求行事而非职业。学以明道,则学亦一行,而非事为职业。至于职业,则最多能不违一义字,但终当不起一道来。人群中能多不谋职业,而唯劳心明道努力行事之人,则病害宜少发生之余地,而亦庶乎其几矣。

(三)

今人言人生,好言行,言活动,言向前进步。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行乃是生命一重要性,立是其起始,达则其归终,各有其意义与价值。

西方人只言行,乃若个人生活性。中国人必言立达,其行乃若大群生命性。

宋代王荆公其先有志儒学,及相神宗,推行新法,反对者群起。荆公不之顾,亦卒无以消散反对者之气氛,乃乞身退。神宗再起用之,所遭反对益盛,不得已,又乞身退。居于金陵之钟山,以吟咏终老。如荆公,可谓有所立无所达,然读其晚居钟山诗,想像其生活,亦可谓在私人则有所达,终不失为一儒一学者,是即其所达也。其性褊急,执意肆行,事功无所成,而志节则完好。故后之学者亦终以平恕责之而止,不更加以深斥。

西汉末,王莽亦以历行新法遭乱身死。然其与荆公终不同。王莽篡汉,改创新朝,其先之恭俭自约,博得众誉,其志所在,无以自白。荆公则为国为民,其意在公,昭然明显。行有未得,则洁身而退,亦只可谓其未达于大贤,未可疑其自始即非一君子。若王莽则令人疑其为一伪君子,真小人。乃其立身不正,非拘于今人所谓君主专制一观念而责之。

后汉末曹操乃与王莽同称。曹操天才横溢,政治军事文学皆超卓绝世。虽终身未敢正式篡位,乃以待其子而自居为周文王,伪迹无以自掩,此亦其居心立己之未达于正。若论成败,则曹操未有败,而身后则名裂,此见中国论人之严。

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国人言立己,首在立其志立其德,为仁人。命则其所遭遇。孔子之为大圣,在其志在其德。其道未行,则时代之命。孔子三十而立,其授徒,其出仕,其去卫去陈,其归老,则未有一念之私以求有利于一身。如王莽,如曹操,使能忠于平帝、献帝,亦未尝不足有为于其时。其自私自利,而不得为一仁人,则非时代限之如此。春秋责备于贤者,两汉之亡,后人不以责之平、献两帝,而必责之莽操,此于大群生命可谓有真知卓见。中国人之论立己大义有如此。

宋神宗尊信王荆公,使在相位,不以朝臣之群加反对而加以罢免,后人则贤之。果使神宗早免荆公,则荆公退居下位,或亦如欧阳修曾巩,转以益成其学,而宋祚亦不遽衰。然君职当用贤,荆公一时之贤,神宗能信用之,斯即无足深责。其责则在荆公不能宽裕以教,和谐以济,其失败亦不得诿之于时代。尧能用舜,斯尧责已尽。舜之殛鲧而用禹,舜责亦已尽。使孔子居司寇不去,终亦不得行其道,斯孔子亦无以为大圣。中国人论立己大义又如此。

今人则先求己利,如为商即是。中国科举制度商人不得应试,因求己利,则己先不立,更无以立人之上矣。如为劳工,仅求一身温饱,亦为己利。然其利小,则亦不深责。但其不能立身则一。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劳力为己,劳心乃为人非为己,非为己乃可食于人。孔子为鲁司寇,高官厚禄,非求而至,然而孔子乃辞而去。唯立己,能有所为,亦能有所不为。有进亦有退,自有立场,屹立不动,不随外面形势而转移,始见其有己。如求富贵,则必随人脚跟转,依人意向移,无己可立矣。

孔子于门人独许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实则其他门人皆求有立,子贡子路亦未见其失身。冉有使季氏富于周公,孔子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实则冉子亦显其理财之能,非为向季孙氏求进,而孔子非之。故知进不知退,骋其才能以显其长,皆非立己之道。求富求贵,益可不论。

今人则知有进,不知有立。在资本主义下,求为一大企业家大富豪,而百千万劳工屈居其下。微薪薄酬,勤苦度日,人与己同是一人,故立己立人非有二道。己当立,人亦当立,唯当各自从立己做起。剥夺劳工之剩余价值,以为己利,既非立人之道,即亦非立己之道。又且经商赢利,如在赌场,有赢必有输,己之富乃以形人之贫。输者既竭,又何得赢。故商业有不景气,商业进步必有止境。人不立,则己亦倒,何能以一赢长立于群输中。

抑且求富必继之以求贵,否则又何以保其富。故资本主义之后,必继之以民主政治。其先选举资格乃以纳税额之高下为定,继之以普选,然仍赖财富,始能操纵选举。其在国际间,则尚武力,乃有帝国主义。立国犹立人,胜于他人,非所以立己,胜于他国,亦非立国之道。西方有罗马帝国,继之为大英帝国,今皆何在。非道则不可久,亦其宜也。要之,今日世界趋势,有己则无人,皆非中国传统立己立人立国之道。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谓乃中国人立己之道之四纲领。最后游于艺一项,包括最广。食衣住行诸端所需,以及一切礼乐,皆即艺。立己不以损人,斯可矣。今人之艺,则务争胜竞利。即如乐师乐工,中国古代早有之,乃一公职。守其职以维生命,维生命乃义非利。后代有乐妓,亦公职,亦以维生命。今之音乐家,则争利并争名。中国古乐师,亦有声名可传,如师旷伯牙,名传于今越两千年,乃群誉之,非己之求。能立于己,则不待求于外矣。绘画亦公职。中国以宗法社会而创为封建政治,同一氏族,组成同一国家,各业皆公营,非图私利。立国为公,立己亦为公。渐解放,渐为私,此则为小人非君子。立己则自求为君子,不为小人。小人则即今之所称个人是也。

近人则音乐绘画皆成商业,画家有展览会,画品标价出售,中国无此例。人慕其画,请托求乞,而厚加馈赠,此属礼,不属商。其他如渔猎,亦由政府民众集体为之,所获归之公,由公散之私。余幼年乡间有一湖,广五里,长十里,入冬定时大捕鱼,亦公非私,即古礼之遗。即为人,亦不称私,故人之幼年称子弟。子弟父兄,亦公非私。非有父兄,焉得子弟之称。非人亦焉得己称。故立己乃立群中之己,非外于群而有己。故立己在立其德。如为子弟,则有孝友之德。如为朋友,则有忠恕之德。岂立己之为立其财富,立其权位乎。今人又好称人权,依中国古人观念,人之于人,皆非贵有权。若谓有之,则子弟亦唯有孝友之权而已。人之为君子为小人,他人无其权,唯己有之,故贵自立。今人又不称子弟,改称青年,此则西方之个人主义,乃可平等自由独立于社会群体中,而他人不得相干涉。又常言青年为国家之栋梁,但从不闻人言子弟为国家之栋梁。此唯西方二字可以明辨其意旨之所在。

近人又有各种运动,皆重比赛,重竞争,必使一己超出他人之上。亦如财富权位,己为冠军,则他人仅得为亚为季,而余人则尽归于失败。岂非人之失即己之得乎。人尽如此,国亦然。如最近以色列之与巴勒斯坦,只许以色列立国,再不许巴勒斯坦同样立国。其他国与国间亦尽相争,更不相容。今日之国际相争,亦如开一世界大运动会。中国言立己立人之道,岂固如此?故中国只求治平,求己国之治,不在他国之乱。而今日立国,则必言富强。然绝未闻己国之富必待他国之同富,己国之强必待他国之同强。此如运动会,绝不能使预赛者之同为冠军。中国少林寺以擅武术闻,然打擂台则属江湖事,绝不闻少林高僧亦为之。

今人好言自由平等独立,窃谓此三语亦唯中国人立己之道最足以当之。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不为,非不能也”。人皆可以为,斯为最自由。如富如贵,非人皆可为,则无自由可言。人之德性,最为平等。如孝,如忠信,岂不人人能之。忠信或遭不利,人斯不为。然不忠不信,又岂必尽有利。倘人人尽为我,先以利计,又谁为必能得利。此则有命。今人又不信命,而唯好利,则将无所不为,而终亦无利可得。此可谓之愚而不仁。但时代如此,风气如此,而我能独立不惧,强力不反,此之谓能立,此之谓有己。若人尽好富,我亦好富,人尽好贵,我亦好贵,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此为孔子所深鄙之乡愿。今则尊之曰现代化大众化,而惜其无一己之独立精神,彼不自惜,斯亦无奈之何矣。

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富贵名位,人孰不知。己亦知富贵名位,乃不知其己。以今语言,则为不知有他自己独立之人格。孔子之谓可知,即指己之人格言。中国人又说:“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又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己之心难以告人,唯富贵名位可以告人。故今日之人生,乃为一争富争贵争名争位之人生。其心则用在争,在富贵名位,则又何能有一独立之己。自由则在争平等,争富争贵,实即在争一不平等,如是而已,他复何知。

然则居今之世,而求立己之道又奈何。曰不求富,不求贵,不好名,不好位,不务前进,宁后退。处治世宜如此,处乱世则更然。今之世宜当为乱世非治世,则立己之道在是矣。或疑何以为国家,为民族?曰己之不立,而唯有富贵名位之是图,则又何国家民族之有?今之人为己争,乃谓为国家民族争,则国家民族前途乃全在己之富贵名位上,又岂然乎?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能不富不贵,无名无位,而即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始是其己立。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岂必有富贵名位。或曰,居今世,不斗争,不前进,则受轻蔑,受蹂躏。曰立己贵有自信,亦贵能信及人。苟唯富贵名位之可信,此亦不信己,又不信人,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是矣。故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学即学其信而好古而已,立即立己,不惑亦即信其己之学,则立己立人自信己信人始。否则请信孔子。舍此复何道之从。

今人又好尚多数。唯今人仅尚一世之多数,中国人则尚千万世之多数。孔子为至圣先师,其在中国已得两千五百年之多数信仰,则孔子之自立其己,又岂不可信不可好乎?国人试以此思之,宜亦知所以立己之道矣。若并此而不之信,不之好,则又何言。

(四)

某西人治中国儒学有年,著有多书,谓中国儒学与西方个人主义相通,此层大值深究。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意,为己之学,乃学己之何以为人。为人之学,乃学己之何得为人用。人之生,乃求做一人,非求为人用。故孔子曰:“君子不器。”器即为人所用。学做人,当从自己做起。学为一人,乃共通义。当从己始,亦共通义。则此非个人主义可知。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习乃行,即习做人,故中国人之学,重行犹过于重知。书有之“匪知之艰,行之维艰”,明亦重行。阳明唱良知之学,为知行合一,曰“不行只是不知”,其重行又可知。近代孙中山先生唱为知难行易之说,乃告其党人信彼言而行,是亦重在行。不仅儒学重行,墨家道家亦重行。凡所陈义,皆必以行实践,乃所谓学。岂著书立说之谓学乎。此一义最当认识明白。

孔子最称颜渊为好学,曾曰:“我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省其私,即省其行。闻师言而发之行,斯谓好学矣。倘唯发之言语议论,则口耳之学,不足称矣。颜渊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文即人文化成之文,非指书本文字。孔门四科,游夏列文学,亦可谓文章,非如后世之所谓文学。四子言志,子路志在治军,冉有志在理财,公西华志在外交,此亦尽可归入文章中。但常日用心在是,专一求用,机会未到,则人生落空,或不免于沈闷,并存未得知我之憾。故孔子独与曾点,因其能不志于见用,而萧然自得,则未失人生之正常。独孔子称颜渊则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诚使颜渊一旦得用,当能大行其道,犹不限于治军理财之一端一节上,此即颜渊所谓之夫子博我以文也。然方其未得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即在日常人生中亦有可乐,何必如曾点之必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乃为乐乎。如子路,如冉有,虽能不忧箪食瓢饮,然仍亦有不见用之忧。颜渊之独出于人人,即颜渊所谓之夫子约我以礼也。是则孔门以及儒家之为学,行固要,藏亦要,或者藏更要于行。有志于儒学者,必先识此。故后世儒家每以孔颜并称,良有深意存其间矣。

己之行与藏,关键在乎人之用与舍,即人之知与不知。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知不知在人,可知则在己。然学益进,则可知益深益难。孔子又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则孔子之不为人知,乃孔子终身之学使然。老子亦曰:“知我者希,斯在我者贵。”前述某西人,乃以此等意识为近于英雄豪杰,求以高出人者作自我表现。但中国人之所谓圣贤,非在求表现以异于人。凡其异于人者,乃其同于人之益广大,益精微,不仅同于一世之人,抑亦同于古今千百世之人。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是孔子非不同于人。人之不能同于孔子,则在其学。故论中国之学,亦必先知论其人。其人不足道,其学又何足论。此乃中国人意见。

用与不用,亦有条件。鲁哀公季孙氏非不欲用孔子,亦如梁惠王齐宣王非不欲用孟子。然所欲用者,乃孔孟之才与智,非能用孔孟之德。才智足以供人用,德则学以自成其己,而非以供人用。英雄豪杰乃以才智供人用,成德则为圣为贤,为己之学。孔子曰:“君子不器。”因君子以德称,非供人用。使丧其德以供人用,则曲学阿世,岂孔孟之所愿。今人皆以才智事业论学论人,则岂能知孔孟之所学。

人之制器为用,此亦通天人合内外之一事。但器为物,唯听命于人,易滋人欲,长人傲。亲于器而疏于人,使为己之德日趋于薄。电脑机器人,可得则必得。夫妇父母子女,可离亦即离。而核武器原子弹一枚,即可杀数十万人,乃为人类谋求和平所必需,则今日世界器为主,人为奴,已为物世界,而非人世界。人则唯求于物世界中寄存,而犹有难得者。又何德之足言。中国儒家为己之学,即成德之学。德非外力可成,而由己之成德,乃亦成人成物。物亦可以为人用,此之谓通天人合内外。为己即所以为人,但此非人人能为,必由少数人导其先路,有施而不求报。此乃中国儒学之精义。

中国人言,人生每分动静。人性亦可分个性与群性。当其动,则个性易见。静则群性乃滋。如原始人时代,以畋为渔,猎取食物以维其生。是其动则赖个己之才智。逮其猎取已够一日之生计,归居洞窟,男女老幼聚处,则群性赖以长育。人生当婴孩期,衣食赖人,不能自主,其时则静过于动,而群性乃特显。逮其成人,中年壮年期出至社会成事,是时则动多于静,始多表现其个性。老而退休,复归于静,群性又特显,如含饴弄孙之乐是也。故一家中,必贵有老有幼,老吾老,幼吾幼,乃中年壮年人事。而男主外,女主内,亦偏动偏静。而女性则偏静,亦偏于显其群性。凡生物莫不如此,而人类之生则其著耳。

中国以农业社会为主,故其人生较偏静,较富群性,而家庭亦特见重。西方以工商社会为主,故其人生较偏动,亦较富个性之表现,而家庭地位之稳固,则远不如中国。中国儒学则求其人在中年壮年期投入社会,而勿忘其自身本具之群性之重要。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五伦,皆重群性。太过于发展个性,则无五伦可言矣。孔子论道首重仁,仁即群性。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亦唯见其富群性,而个性较若未见其确立。人道之大,乃在群性中培养其个性。赤子之心,岂不知有父母亲长,而转若不知有其己。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即立其一己。大学之道,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其一己,但非外于人群以立己,乃内在于人群中立一己。仁义礼智皆在群中,而皆立于己,成于己。己不与群为对立,而己立则为群之中心,此己之能为群之中心者,在其德。孔子少言性,重言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其性。不如丘之好学,则德不如。而孔子又曰“天生德于予”,则德亦天赋之性,而有待于学以成,唯性相近,习相远。又曰“学而时习之”,人生之习,能一本于学,则庶几其近于孔子之儒学矣。

颜渊之赞孔子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此赞孔子之人,非赞孔子之学。其他弟子则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此亦赞其人,非赞其学。孟子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亦学孔子之人。故曰知人论世,世不同,斯人亦不同。学古人必知古人之世,世既变,斯为人之道亦当变。而其中存有不变者,知此则能自立其己矣。某西人言中国儒学亦犹西方之个人主义,能由此窥入,则不失儒学之真矣。

今人乃舍己以为学,一若学是学,己是己,学为己之人生中之一部分。学以为人,以供世用,非以学为己,即非学己之为人。如是而来批评古人之学,谓学术思想皆有其时代背景,则当改孟子言为知学论世,不当仍谓知人论世矣。

舜之孝,乃行于舜之家庭中。我之家庭与舜不同,则所行自不同,而仍当同于孝。孔子之学乃行于孔子之世,我之世与孔子不同,则所学亦不同,而仍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则一。孟子称伊尹为圣之任,伯夷为圣之清,柳下惠为圣之和,而孔子则为圣之时。此伊尹、伯夷、柳下惠之三圣,皆特显其个性,而孔子则更显其群性,以其最能追随于时代,而若不见孔子之个性。然宁得谓孔子无个性,此则为孔子所最恶之乡愿矣。今人好言现代化,当知于现代化中立一己,或为伊尹,或为伯夷,或为柳下惠,皆得为圣人。而唯孔子乃至圣。能明斯义,庶可与论中国之儒学。若己实无意于做一伊尹,或伯夷,或柳下惠,更无论于孔子,而轻以论孔子之学,则风马牛不相及,亦以自表现其一己之所学而已。此孔子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其于孔子又何预。

然则当今之世,欲学孔子又奈何。孔子生在两千五百年前,又何尝知有今世,则亦唯有自为其己,自志于学,自立自成其己而已。唯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果欲学孔子,亦唯对孔子有信,能述而止矣。至于己之为己,则仍待己之自反。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则孔子不拒来者,唯来者自拒孔子。则孔子曰:“桓魋其如予何”,亦唯一任之而已,此亦所谓不相为谋也。孔子之个人主义殆如此。历代以来,凡有得于儒学之真传者,殆亦如此而已。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则去兵,去食。而曰:“民无信不立。”信即群性完成之最要因素。夫与妇相信,父母与子女相信,人与人相信,国与国相信,而天下平。何以得人信,则在对人无欲。而女性阴静,尤易有信。佛徒言“善男信女”,发扬群性在起信,发扬个性在行善,而善必在群中见。中国儒学精神在做人,主要在由己做起。然不能离群以为己,必处群始有己,故为己即所以为人,贵于群性中培其己。

孔子曰:“智者乐水,动而乐。仁者乐山,静而寿。”故中国人于尊贤外,又必敬老。濂溪通书亦曰:“主静立人极。”而妇女老幼皆偏静偏群,若较弱,较无用。今人撇开做人来讲儒学,不反求之己,不本于内在之性情,不本于人群相处,而徒以西方哲学家活动分子之言来治儒学,儒学之受人诟病,好静不好动,在其弱,似无用,在其如群中之妇女老幼。而今人方各自务为一壮丁,务各自骋其才智为一英雄豪杰,以超出于人群之上。如此乃为道地的个人主义。苟使妇女老幼亦竞倡个人主义,曰自由,曰平等,不仅违其性,亦徒自吃亏。中国儒学则务求人人可守可行,尽为大群著想,唯由己做起而已。天下平即平在此。殆非个人主义之可尽。此亦吾今日国人所当反身自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