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叙曰：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敦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后，以思其德一作恩德。其上下及一无下字。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巳，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仲尼既没之后，田文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损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设。有谋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国，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仗于诈谋之弊，终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脱字。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
曾序：
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摘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
《国策》刘向校定本，高诱注，曾巩重校。凡浙建括苍本皆据曾所定。剡川姚宏续校注最后出。予见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录》刘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刘序次之。盖先刘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今不敢失其旧，故次曾氏焉。吴师道识
《战国策》
序：国策，史家流也。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汉称为《战国策》，杂以短长之号，而有苏张纵横之说，学者讳之，置不论，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记一时事辞，善恶必书，初无所决择。楚曰梼杌，书恶也。鲁曰《春秋》，善恶兼也。《司马史记》、班固《汉书》有佞幸等列传，学者岂以是为不正，一举而弃之哉。矧此书若张孟谈、鲁仲连发策之慷慨谅毅，触詟纳说之从容，养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谋，贤莫尚焉；王斗之爱縠忧，国莫重焉。诸如此，类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违也。若之何置之曾。巩之序美矣。而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则亦求其故而为之说。非此书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岁。由学者不习。或衍或脱。或后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时次相糅。刘向巳病之矣。旧有高诱《注》，既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浸微浸灭，殆于不存。彪于是考《史记》诸书为之注，定其章条，正其衍说，而存其旧，慎之也。地理本之《汉志》，无则缺；《字训》本之《说文》，无则称。犹杂出诸书，亦别名之。人姓名多不传见，欲显其所说，故系之一国，亦时有论说，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谬，备《七略》之缺。以之论是非，辨得失，而考兴亡，亦有补于世绍兴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缙云鲍彪序。
曾序。见前。
刘序。见前。
刘氏定著三十三篇，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一，中山一。今按：西周正统也，不得后于东周，定为首卷。
彪校此书，四易稿而后缮写。己巳仲春重校，始知东周策严氏之贼，阳竖与焉。为韩策严遂阳竖也。先哲言校书如尘埃风叶，随扫随有，岂不信哉！尚有舛谬，以俟君子。十一日书正曰：严遂阳竖，事有差互，说见周韩策。国策校注《序》：
先秦之书，惟战国策最古，文最讹舛。自刘向校定已病之。南丰曾巩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后汉高诱为《注》，宋尚书郎括苍鲍彪诋其疏略缪妄，乃序次章条，补正脱误。时出已见论说，其用意甚勤。愚尝并取而读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缪妄，则鲍氏自谓也。东莱吕子大事记间取鲍说而序次之，世亦或从之。若其缪误，虽未尝显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见，遂益得其详焉。盖鲍专以《史记》为据，马迁之作固采之是书，不同者当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善于阙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残文，汉儒校《经》，未尝去本字，但云某当作某，某读如某，示谨重也。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比事次时，当有明征。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又其所引书，止于《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多摭彼书之见闻，不问本字之当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隐》、《正义》皆不之引，而《通鉴》诸书亦莫考。浅陋如是，其致误固宜。顾乃极诋高氏，以陈贾为《孟子书》所称，以伐燕为齐宣，用是发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闵之年，《通鉴》谓史失其次也。鲍以赧王为西周君，而指为正统，此开卷大误。不知河南为西周，洛阳为东周。《韩非子》说秦王以为何人？魏惠王盟曰里，以为他事；以鲁连约矢之书为后人所补。以魏几鄢陵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马子期为楚昭王卿。此类甚多，尚安得诋高氏哉？其论说自谓翊宣教化，则尤可议。谓张仪之诳齐梁，为将死之言，善周人诈以免难，为君子所恕；张登狡狯，非君子所排；苏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