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施与人者，天必与之”，格言集上的这句箴言，每个作家都可以心安理得地以下述的含义予以证实：“讲了很多故事的人，必有人讲故事给他听。”通常人们总以为，在诗人的头脑里，想象力运转奔驰，一刻不停，诗人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库存里不断地杜撰出形形色色的事件和故事。这种想法，其实是最错误不过的了。事实上，只要诗人观察和谛听的本领日益增长，接连不断地总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和事件需要他去复述，那他根本不必杜撰，只消把这些向他涌来的人和事予以再现就行了。经常试图解释别人命运的人，定会有许多人向他叙述自己的命运。
这本书里发生的事情也是从头到尾几乎原封不动由别人以书中复述的形式说给我听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最近到维也纳去，这一次因为事务庞杂，弄得我疲惫不堪。晚上我到市郊的一家饭馆去吃饭，满心以为，这家饭馆早已不是时髦酒家，问津者想必寥寥无几。可是我刚踏进门去，就懊恼地意识到我估计错误。在近门的第一张桌子旁边就有个熟人站起身来，用各种手势表现出他真诚的快乐。当然，我并没有报以同样的热忱。他邀请我在他身边坐下。如果说这位热心的先生是个令人不快或者招人讨厌的人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只不过是死乞白赖硬要结交朋友的那种人。他们像孩子集邮那样孜孜不倦地积攒朋友，因而对他们收集的朋友当中的每一种样品都怀有特殊的骄傲。这个心地善良的怪人是个知识渊博、办事干练的档案管理员，这个职务反倒成了他操的副业。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则仅仅限于这样一种微小的满足：碰到报纸上偶尔出现的每一个人名，他都能怀着虚荣心，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口气补上一句：“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或者“啊，昨天我还跟他见过面呢。”或者“我的朋友A君对我说，而我的朋友B君认为。”就这样一口气顺着字母表把他的朋友挨个介绍。在他的朋友们发表的新戏初次公演的时候，他总是忠实可靠地鼓掌喝彩，第二天早上准给每一个女演员打电话表示祝贺。他绝不忘记每一个朋友的生日，报上发表的使人不悦的评论他总瞒着不让朋友知道，而赞扬的评论他便出于好心关注一一寄给朋友。所以说，他不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人物，他是真心诚意地对人热心。要是你偶尔求他帮个小忙，或者能让他把朋友熟人当作纪念物收藏起来的珍藏馆增添一件新的珍品，他就会感到无比幸福。
但是，没有必要对这位“百有份”朋友作进一步的描写（趋炎附势之辈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维也纳人通常用“百有份”这个轻松的讽刺字眼来概括他们当中那些心地善良的清客类型），因为谁都熟悉他们，大家都知道，你要是态度不粗暴，是无法抵御他们来亲近你的那些举动的。这些举动本身无害，而且动人。所以我无可奈何地在他身旁坐下，天南海北地瞎聊了一刻钟。这时有位绅士走进饭店。他身材颀长，脸色红润年轻，可是两鬓斑白，十分刺眼，看上去非常引人注目。他走起路来，腰板挺直，一望而知他当过军人。我邻座的朋友以他典型的巴结劲跳起身来忙着招呼。那位先生对他这热乎劲的回答，与其说是彬彬有礼，毋宁说是满不在乎。侍者急忙快步赶来，那位新来的客人还没点菜，我这位“百有份”朋友已经挪近我的身边，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您知道他是谁吗？”我早已深知他这种收藏家的骄傲，他收藏中每一件稍微有趣一点的样品都要拿出来炫耀一番。唯恐他长篇大论地解释个没完，所以我只是冷淡地说了句：“不知道。”表示兴趣不大，一面继续切我的巧克力蛋糕。可是我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只有使得这位攀高枝拉关系的能手更加兴奋。他小心翼翼地用手遮着嘴，轻声轻气地对我说：“这位就是陆军总监部的霍夫米勒啊，您知道吧？他在打仗的时候荣获了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1]。”这个事实似乎并未像他预期的那样使我深受震动，于是他便以一种爱国主义读本中弥漫着的热忱开始向我详细叙述，骑兵上尉霍夫米勒在战争中建立了什么样的赫赫战功：起先在骑兵中作战，后来在彼阿维河上侦察飞行的时候，独自击落三架飞机，最后在机枪连里，他占领并且坚守一段阵地达三天之久。所有这一切经他一讲，又平添许多花絮，我在这里都略而不提。讲述过程中他一再表示无比惊讶：我对这位杰出人物竟然一无所知，要知道卡尔皇帝[2]曾经亲自把奥地利军队中最稀罕的勋章授予他，以资褒奖。
我不由自主地受他诱惑，举目向邻桌望去，以便隔着两米远的距离观察一下这位一度盖上历史印记的英雄人物。可是我从那里碰上了一道严峻愠怒的目光，似乎想说：那个家伙向您胡诌了什么关于我的事情了吗？我脸上没什么可看的！与此同时，这位先生作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友好的动作，把椅子往旁边一挪，断然地把脊背朝向我们。我有些不好意思，收回我的目光，从此不再瞅他，哪怕只是出于好奇也决不去瞟一眼那张桌子的桌布。不久我就向我那位善良的饶舌朋友告辞，可是在我跨出门去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他马上换了个座位，坐到他的主人公那里去了，大概是以同样的热心向那位介绍我，就像他向我介绍那位一样。
这就是全部经过。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如是而已。这种萍水相逢的匆匆一面照理我一定会很快忘记，可是无巧不成书，第二天，我就在一个小型晚会上面对面地碰上了这位不久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先生。不过这次他穿着晚礼服，这就比他穿那身更像运动服的家常便服更加引人注目，更加风度潇洒。我们两个都竭力掩盖脸上的微笑，大凡在一群人当中有两个人共同保守一个秘密，他们脸上就会露出这种诡秘的微笑。他也一眼认出了我，就像我认出他一样，很可能我们两个都同样想起了昨天那位企图给我们拉上关系，可惜遭到失败的朋友，并且为之忍俊不禁。我们起先都避免互相交谈，事实上要交谈也不可能，因为我们身边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讨论。
如果我提一笔，这次讨论是在一九三八年进行的，那么实际上也就事先泄露了讨论的题目。编年史家们日后记载我们这个时代，将会确定，一九三八年，在我们这个惊慌失措的欧洲，每一个国家，人们每一次谈话的内容几乎都是推测新的世界大战是否可能爆发。这个题目不可避免地吸引着每次聚会的人们。人们有时候有这种感觉，仿佛并不是活生生的人在估计和希望中反映出自己的恐惧，而是气氛本身想借助语言震颤扩散，这种气氛实际上是一种激动的时代之风，蕴藏着秘密的紧张情绪。
主人引导着这次谈话，他的职业是律师，天生喜欢强词夺理，他以流行的论据证明着流行的胡言乱语，什么这一代新人深知战争是怎么回事，决不会毫无准备糊里糊涂地投入一场新的战争，就像参加上次大战那样。早在动员参军的时候，步枪就会向后开火，特别是像他那样的前线老兵，谁都没有忘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几万几十万个工厂里正在生产炸药和毒气，而他却以虚夸的、蛮有把握的口气轻描淡写，漫不经心地否定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像他食指轻轻一弹抖落了他烟头上的烟灰一样。这种神气使我恼火。我以相当果决的口气答道，我们不能老是相信我们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些指挥战争机器的机关和军事部门也同样没有睡大觉，趁着我们用各式各样的乌托邦来自我陶醉的时候，他们充分利用了这段和平时期，事先就把群众严密组织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把群众武装就绪并掌握在手里。就在现在，还在和平时期，由于宣传工作日趋完善，民众当中的奴性已经增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我们必须清楚看到这一事实，只要无线电把总动员令下达到各家各户，从这一刻起，不会遇到任何抵抗。人在今天不过是一粒灰尘，他的意志根本不再算回事了。
不言而喻，大家都一致反对我，因为在实践中屡试不爽的是，人们自我麻醉的欲望想要摆脱内心深处明明已经意识到的种种危险，最喜欢采用的办法总是竭力否认这些危险。再说隔壁房间里已经摆好了丰盛的晚餐，我的这种警告碰到廉价的乐观主义，势必听上去很不讨人喜欢。
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位荣获玛丽亚·特蕾西亚骑士勋章的先生这时挺身而出支持我的论点，刚才我还本能地误认为他是我的一个对手呢。他神气激烈地说，人不过是件东西，今天这时势居然还把人的愿望也考虑在内，这纯粹是胡言乱语。因为在下一次战争中真正起作用的将是机器，人只不过沦落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而已。早在上次大战的时候，他在战场上就没有遇到过多少明确肯定战争或者明确否定战争的人。大部分人都像是一股灰尘被风刮起似的卷进了战争，然后就像卷进了大旋风似的陷在战争之中，每个人都失去个人意志，颠来倒去，给晃得昏天黑地，宛如大口袋里的一粒豌豆。总的说来，因为逃避现实而遁入战争的人数也许会比逃出战争的人数更为可观。
我感到意外，侧耳倾听，尤其是他往下说时的激烈神气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不要自我欺骗。如果我们今天在某个国家为异国他乡进行一场战争——譬如说为一场在波利尼西亚进行的战争或者在非洲哪个角落进行的战争——擂鼓招兵，定会有成千上万人闻声跑来，也不清楚跑来干啥，说不定只是因为乐于逃避自己或者逃脱不愉快的环境。然而真正为反对一场战争而进行的抵抗，我只能说相当于零。个人反抗一个组织总比随波逐流要求更多的勇气，也就是个人的勇气，在我们这个组织日益完善，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这类勇气已经绝迹。我在战争中几乎只遇到群众性的勇气，也就是排在队伍里表现出来的勇气，要是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概念，就会发现稀奇古怪的成分：含有很多虚荣心、许多轻率甚至无聊，尤其含有许多恐惧，是的，生怕落在人家后面，生怕被人耻笑，生怕单独行动，特别是生怕和群众性的热情相对抗；那些在战场上公认为最勇敢的人，其中大部分在我后来私人接触的时候，作为平民全是些相当成问题的英雄。”“请您注意，”他彬彬有礼地转过脸去对主人说道，主人则做了一个鬼脸，“我自己也绝不例外。”
我喜欢他说话的这种态度，我很想向他走过去，可是这时女主人已经在招呼大家进晚餐。我们两人的座位隔得很远，无法再交谈。一直到大家动身回家的时候，我们在衣帽架旁才又碰在一起。
他对我微笑道：“我想，我们共同的保护人已经间接地为我们介绍过了。”
我同样微笑道：“而且介绍得颇为详尽。”
“他大概大大地吹嘘了一番，我是一个多么骁勇善战的阿喀琉斯[3]，而且大大地炫耀了一番我的勋章。”
“差不多。”
“是的，他对我的勋章感到无比骄傲，就像对您写的书那样骄傲。”
“可笑的怪人！不过比他恶劣的大有人在。话说回来——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走几步。”
我们一同往前走。他猛的一下子转过脸来对我说道：
“请您相信我，要是我说，几年来，我为这枚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受的罪比什么都厉害，这可的确不是说漂亮话，这枚勋章不大符合我个人的口味，我嫌它太显眼。不过，说老实话，我在战场上得到这枚勋章，把它挂在胸前的时候，我起先当然感到浑身热血沸腾。我毕竟是从小受军人教育长大成人的，在士官学校听人说起这种勋章就像听一则传奇似的。这种勋章每次战争也许只有十几个人能得到，所以的确像是一颗福星从天降落。不错，对于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来说这当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你一下子就站在全线官兵前面，大家都侧目而视，陡然间，你胸前有个东西耀眼生辉，活像个小太阳，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皇帝陛下和你握手表示祝贺。可是您瞧，这种褒奖只有在我们军人世界才有意义，才算数，等到战争一结束，还一辈子作为一个盖了戳的英雄走来走去，未免可笑，因为你不过有那么一次的确很勇敢地行动了二十分钟之久——也许并不比上万个别的军人更勇敢，你只不过比他们运气好，让人看见了，说不定还有更令人吃惊的事，那就是你是活着回来的。人们到处都盯着看这块小小的金属片，然后满怀敬畏之情抬起眼睛来瞅我，这样过了一年，我可真的受够啦，我不愿再做一个活动的纪念碑到处游荡。这样没完没了地引人注目实在叫我冒火，这也是为什么战争一结束我马上解甲归田的决定性的原因之一。”
他的步子越走越急。
“我说，这是原因之一，但是主要的却是私人的原因。这个原因您也许会更加容易理解。那就是我怀疑自己的资格，反正彻底怀疑我的英雄行为。我自己总比那些瞪着眼睛傻看傻瞧的陌生人知道得更加清楚，佩戴这枚勋章的那个人绝非英雄，甚至可说正好是英雄的反面。有些人想要脱出绝望的境地，因而狂热地投入战争，我就是其中之一。与其说是忠于职守的英雄，毋宁说是怕负责任的逃兵。我不知道您的感觉如何，我至少觉得头戴祥光和圣人光圈这样的生活是极不自然、难以忍受的。自从我用不着在我的军装上面挂着我的英雄业绩招摇过市以来，我真觉得如释重负。要是有人把我往日的光荣抖搂出来，我现在还会火冒三丈的。我何必不向您承认呢，昨天我差一点要走到您的桌边向那个饶舌的家伙嚷嚷，他要吹牛让他拿别人去吹，别吹我。整个晚上您那充满敬意的眼光一直叫我心里难受，为了更正这个饶舌的家伙的胡言乱语，我恨不得强迫您听我说，我是如何通过曲折的道路才当上这个英雄的——这是一段离奇的故事，但它至少可以证明，勇气往往不是别的，恰好是真正的软弱。反正，就是现在叫我把这故事坦率地讲给您听，我也毫无顾虑。一个人生活中二十五年前发生的往事，已经和他不再相干，早已是另一个人的事情了。您现在有空吗？您听着不觉得无聊吧？”
不用说，我当然有空；我们在早已阒无人迹的街道上踱来踱去，走了好久。接连几天我们还长时间地待在一起。他讲的故事，我只作了很少的改动，无非是把骠骑兵改成轻骑兵，把军营的位置在地图上挪动一下，以便叫人难以辨认，并且出于深谋远虑，预先把所有的真实姓名都划掉。但是本质的东西我一点也没有添枝加叶，现在不是我，而是讲这故事的人开始现身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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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丽亚·特蕾西亚（1717—1780），奥匈帝国女皇，以她命名的勋章为最高军功章。
[2] 卡尔一世（1887—1922），奥匈帝国最后一个皇帝，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被推翻。
[3]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