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提罗耳酒家”是个舒适的小酒馆，名声不是太好，坐落在一条古色古香的弯曲小巷里，地势偏僻，属于一家二三流旅馆。这家旅馆在我们军官这个圈子里特别受人称赞，因为看门的宽厚健忘。虽然警察局有明文规定，客人向他要双人房间——哪怕是在青天白日——他总故意忘记让客人填写来客登记单。对于或长或短的幽会时间还有一个保密的安全措施，谁要想进到那些艳穴中去，用不着通过那扇惹人注意的大门（小城市里耳目众多），而是大大方方地从酒店的正厅，直接登上楼梯，就能达到那秘密的目的地。这座酒家，固然名声不是最好，然而在楼下酒店里卖的泰拉纳酒和穆斯卡特酒则相反，酒味浓烈，无可指摘。每天晚上，市民们聚坐在不铺桌布的笨重的木头桌子旁边，喝上几杯烧酒，总要纵谈天下国家乃至本城的大事，时而激烈，时而和缓。这间长方形的房间布置得有点俗气。这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些老老实实的酒客。他们在这里无非是喝喝酒，大家在一起很沉闷地坐一坐。房间的四周比正厅高出一级，安置了一排所谓的“包厢”，各个包厢之间都用相当厚的隔音木墙隔开，墙上还多此一举地用几幅烙铁画[1]和幼稚的祝酒辞作为装饰。八个小单间正对中间正厅的那一面都用厚厚的门帘遮得严严实实，简直可以称为Chambres séparées[2]，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用处。如果驻防地的军官和服役一年的志愿兵想和来自维也纳的几个姑娘玩一玩、乐一乐而不让人看见，就预先订好这么一个包厢，据说，连我们一向严格注意军风军纪的上校对这项明智的措施也表示赞许，因为这一来，老百姓基本上不可能了解他手下那些年轻小伙子花天酒地的情况。在这家酒家内部的规矩里，保密也是至高无上的法则：根据酒家老板费尔赖特纳先生的严格指令，那些身穿提罗耳地方民族服装的女侍者如果事先不在门口大声干咳几声，就不得掀开神圣的门帘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打扰军官先生。除非他们打铃明确招呼侍者才得进入包厢。这样，既维护了军队的尊严，也保障了军官的娱乐，真是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这样一个包厢仅仅用来安静地谈话，这在那家酒店的历史上大概也是不常发生的事情。可是在康多尔大夫向我叙述这件重要事情的原委之际，要是闯进来几个伙伴，打打招呼，好奇地七问八问，搅得无法往下谈，或者进来一个上级军官，我还不得不毕恭毕敬地跳起来立正敬礼，那就未免太煞风景。我和康多尔一起穿过酒店的正厅，单单这件事，就已经叫我感到浑身不舒服——我独自一人跟一位陌生的胖先生这样亲密无间地溜进一间密室，这在明天不知会引起人们一阵什么样的揶揄讪笑！——可是一迈进酒店的大门，我就十分满意地断定，店里顾客稀少，景象萧条，在一个小小的军队驻扎地，每到月底，都必然是这幅景象。我们团里的人一个也没有，所有的包厢都空着供我们挑选。
显然为了让女侍者不要再来，康多尔一下子就要了半立升白葡萄酒，立刻把账付清，并且扔给姑娘那么多小费，她于是感激地说了声“谢谢”，就此再也不露面了。门帘垂落，只不过有时候从中间正厅的那些桌子上传来含糊不清的说话声或者一阵笑声。我们在小单间里，完全与外界隔绝，不受任何干扰。
康多尔先把我的高脚杯斟满酒，然后给自己斟了一杯；他的动作表示出某种凝神沉思的样子，我从中看出，他正在打腹稿，把他想告诉我的一切（也许也包括他想瞒我的事情）在心里预作安排。等他把脸一转向我，先前他脸上那种叫我十分厌恶的瞌睡惺忪，颟顸迟钝的神气已一扫而空，他的眼神变得十分专注。
“我们最好从头讲起，先把贵族大人拉约斯·封·开克斯法尔伐完全搁在一边。因为那时候还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贵族呢。既不存在身穿黑上衣、眼戴金丝边眼镜的地主，更不存在这么个显贵。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边境的一个贫穷不堪的村子中只有一个瘦小的犹太少年，胸部狭窄、眼光犀利，名叫莱奥波尔特·卡尼兹，我想，大家一般只管他叫莱默尔[3]·卡尼兹。”
我听了大概直跳了起来，或者用什么别的方式表示了我的极度惊讶，因为我对什么都有思想准备，唯独对于这点大出意料。可是康多尔面含微笑，泰然自若地往下讲道：
“是的，他叫卡尼兹，莱奥波尔特·卡尼兹，这点我无法更改。直到很久以后，才根据某位部长的申请，把姓名改成这么响亮的匈牙利姓氏，并且缀以贵族的标记[4]。您大概根本没有想到，一个人长期住在这里，只要势力大，门路广，就能蜕皮新生，把姓名变成匈牙利文，有时甚至还能让自己当上贵族。细想一想——您这么个年轻人又怎么能知道这种事呢，再说岁月悠悠，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这个无名小卒，这个目光犀利、机灵狡猾的犹太少年在农民进酒店痛饮的时候，给他们照看马匹或者车辆，要不就给市场上的女商贩把篮子提回家去，换得几枚土豆。
“所以说，开克斯法尔伐，或者不如说卡尼兹的父亲绝不是一位显贵，而是一个穷困潦倒，鬓发卷曲的犹太人，在这座小城的城关地区靠近乡间公路租了一家烧酒店。伐木工和马车夫每天早晚都要在这酒店里歇歇脚，喝上一杯或者几杯七十度的烧酒，以便在进入喀尔巴阡山之前或者从喀尔巴阡山回来之后暖暖身子，挡挡寒气。有时候这种流体的烈火把他们烧得火气太旺，那他们就把椅子、杯子全都砸烂。在一次这样的喧闹之中，卡尼兹的父亲挨了致命的一击。有几个喝得烂醉的农民从市场上来，开始斗殴。酒店主人想保住店里这点可怜的家当，试图把这帮打架的人劝开。有个彪形大汉，是个马车夫，猛的一拳把他撂在角落里。他躺在地上爬不起来，直哼哼。从这天起，他就咯血不止，一年之后，他死在医院里。身后没有留下一文钱。母亲是个勇敢的女人，她给人当洗衣妇、接生婆，勉强养活了自己和岁数很小的孩子们。同时她还捎带做点小买卖，这时候莱奥波尔特就跟在她身后帮她背包裹，另外，莱奥波尔特只要有可能，还去挣三五个铜板。他给商人跑腿，挨村送信。在他这年龄，别的孩子还在兴高采烈地玩玻璃球，而他已经知道各式各样的东西卖什么价钱，这些东西在哪儿买卖，怎么买卖，怎么样才能使自己对别人有用，不可缺少。除此之外，他还能找到时间学点东西。犹太人拉比教他念书、写字，他领会得很快，十三岁上就已经在一个律师那儿充当文书，临时帮忙，为小商小贩起草呈文，填写税单，挣上几个铜板。为了节省灯油——每用一滴煤油对于贫寒人家都是浪费——他就一夜一夜地坐在巡路工人住的小屋的信号灯旁——村里没有自己的火车站——细心阅读被别人扔掉的破报纸。早在当时，村里的老大爷就都点头晃脑，胡须直颤，表示赞赏，并且预言，这小子准会有出息。
“他后来是怎么起家的，怎么离开这座斯洛伐克的村庄到维也纳去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可是等他二十岁上在这一带露面的时候，已经是一家颇有声望的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了。他办事不知疲倦，所以在这项公开活动之外，他还兼办成百件小业务。这样，他就变成了在加利西亚被叫做‘买办’的那号人，经营各种买卖，介绍各种业务，到处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
“起先人们容忍他。不久就开始注意到他，甚至已经缺他不可。因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精。这里有个寡妇想给女儿找门亲事，他就立刻摇身一变，成为婚姻介绍人，那里有人想移居美国，希望得到有关的消息和证件，莱奥波尔特就给他打听消息，办理证件。另外他还出售旧衣服、钟表和古玩，帮人给田产、货物、马匹估价并进行交换，若是有个军官要人担保，他就帮他办到。就这样，一年年过去，他的知识和他的影响范围也就随之扩大。
“一个人这样不辞辛劳、坚忍不拔，是会挣大钱的。然而真正的财产总只能通过收支、盈亏之间的特殊关系才能得到。而这又成了我们的朋友卡尼兹飞黄腾达的过程中的另一秘密。在这些年里，他除了资助过一大批亲戚并且供他弟弟上大学之外，几乎没花过什么钱。他为他自己购置的仅有的重要东西乃是一身黑外衣和那副您也非常熟悉的镀金的金丝边眼镜。戴上这副眼镜，他在农民那里，就为自己赢得了念书人的威望。可是他景况富裕之后许久，还是小心谨慎地一直以小小代理人的面貌出现。因为‘代理人’是个奇妙不过的字，简直是件肥大的大氅，什么东西都可以藏在这件大氅下面。开克斯法尔伐在这大氅下面首先隐藏了这一事实，那就是他自己早已不是介绍人，而已经是金融家和企业主了。他认为发财致富本身要比在人前摆阔来得重要得多，也正确得多（他好像读过叔本华那几段明智的补遗：关于人的真实的情况以及冒充的样子）。
“一个人既勤奋又聪明，同时还节约成性，迟早会挣得一副家产，我觉得对此无须作特别的哲学上的探讨。另外也不值得赞赏。我们当大夫的终归知道得最清楚，在生死关头，一个人的银行存折是帮不了他多少忙的。在我们的卡尼兹身上，从一开头就确实使我佩服的乃是他那简直可说是魔鬼似的意志：他在增长财富的同时，也定要扩大知识。乘坐火车时的漫漫长夜，在汽车里，旅馆里，在徒步赶路的空闲时间，他都用来念书学习。他钻研了所有的法典，从贸易法到工商法，为了充当他自己的律师。他像一个职业的古董商一样注意伦敦和巴黎拍卖的行情，并且像一个银行家一样熟谙各种投资或者交易，因此他的事业也就自然而然地逐渐经营得规模越来越大。他从农民那里跑到佃户那里，又从佃户那里跑到贵族大地主那里。不久，他就给人介绍买卖全年收获的庄稼和整片森林的林木，向几家工厂提供原料，建立银行财团，末了甚至某些军需物资也归他供应。于是在政府各部的接待室里便越来越经常地可以看见这件黑外套和这副金丝边眼镜。这时候他也许已经拥有二十五万，说不定五十万克朗的财产。可是本地人还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微不足道的代理人。在胡同里遇见‘这个’卡尼兹打招呼，还是极其怠慢地回个礼，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福星高照，从莱默尔·卡尼兹猛的一下子摇身一变，成了封·开克斯法尔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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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画家用烧红的铁笔在木板上烙印作画。
[2] 法文：隔离室。
[3] 意思是傻小子。
[4] 即加上“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