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像个倒在地上的影子似的跟在上校背后，穿过几道走廊和楼梯，都是被煤油灯照得半昏不黑的，阴沉沉空荡荡，可是弥漫着许多人的体臭汗味。这位什维托查·布本切克上校是个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经历过多年戎马生涯的老兵。在我们的上级军官中大家最怕的是他。他长得短腿，短脖，低额头，他的毛茸茸的浓眉底下，藏着一对深陷的目光炯炯的眼睛，看起人来很少含有笑意。身体粗壮结实，步伐沉重有力，这清清楚楚地暴露了他的农民出身（他是巴拿特[1]人）。可是他凭这个水牛似的低额头和他钢铁一样坚硬的头颅，慢慢地、坚韧不拔地一直爬到上校的地位。他不学无术，谈吐粗鲁，动辄破口大骂，举止不登大雅，所以多年来，部里自然把他从一个外省的驻防地塞到另一个外省的驻防地去。等他得到将军的红丝绦还得走一大段路呢，这点在上层领导圈子里可以说已是既定方针。可是尽管他其貌不扬，俗不可耐，在军营里和练兵场上却没有人能和他匹敌。他熟悉操练规程上最细小的条目，犹如苏格兰清教徒之熟悉《圣经》，这些条目对他来说，并非可松可紧的法律条文——机灵一些的长官是会灵活处理使之自圆其说的——而简直是宗教的诫命，当兵的人无权讨论这些条文有没有意义，是不是荒谬。他完全献身给崇高的军事服役，犹如信徒之献身于天主。他不近女色，不抽烟、不赌博，一生一世没进过一次剧院，没听过一次音乐会，和他的最高统帅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一样，除了操练规程和但泽的陆军报之外，其他书刊他一概不读。世界上除了奥匈帝国的陆军之外，其他东西对他都不存在。而在陆军之中只有骑兵，骑兵之中只有轻骑兵，轻骑兵当中只有一个团，只有他那个团。在他这个团里，各方面的工作都得比任何一个团做得好，这便成了他生活的意义。
一个视野狭窄的人如果手里有权，本来无论在哪里都是叫人难以忍受的。可是在军队里，那就最为可怕。因为在部队里服役，是由上千条极端精确、大多数早已过时、僵化的条例拼凑起来的，这些条文只有狂热的老丘八才背得出来，只有傻瓜才要求别人一字不差地照办，因此在军营里，没有一个人在这位信奉神圣的操练条例的狂热分子面前感到安全。他那肥硕的身影雄踞马上，对人形成一种吹毛求疵的恐怖，他威风凛凛地坐在餐桌旁，像针一样锋利的眼睛咄咄逼人，他使餐厅里和办公室里的人都感到心惊肉跳。无论他上哪里，那里总先掀起一股恐惧的寒风，如果全团列队等候检阅，布本切克骑着他那匹矮小的锈褐色的阉马慢吞吞地走来，微微低垂脑袋，活像一头公牛冲出去之前的架势，这时队伍里任何动作都凝固僵硬，就像对面开上来敌人的炮兵，已经从炮架上卸下大炮，正在瞄准。大家知道，第一发炮弹随时可能射来，难以幸免，不可阻挡。谁也无法预料这第一颗炮弹是不是就命中他。甚至连战马也像冻成了冰块，纹丝不动，耳朵也不颤动一下，听不见刺马针的声响，听不见呼吸声。然后，这个暴君悠然自得地骑着马，慢吞吞地走过来，显然在享受从他身上发出去的慑人的恐惧。他用他那十分严密的目光挨个仔细检查，什么也别想逃过他的眼睛。这道钢铁般的训练有素的目光什么都看得见，能逮住戴得低了一指的军帽，每一粒没有擦亮的纽扣，佩刀上的每一个锈斑，马身上的污泥痕迹。只要他一查出这最最细小的违反规章的行径，马上就刮来狂风暴雨，或者不如说是一股夹杂着咒骂之声的污泥浊水的洪流劈头盖脸地冲来。在那箍得很紧的军服领子下面，喉结好像患了猝发中风症似的鼓了起来，宛如一个突发的肿瘤，剃短了的头发下面的额头涨得血红，粗大的青筋一直爬到太阳穴上。然后他就用他震耳的哑嗓子破口大骂，他把整桶的脏水秽物都倾倒在那个可能有过失也可能无辜的牺牲品的头上。有时候他的话实在不堪入耳，军官们都恼火地低头看着地上，因为他们当着士兵的面为他感到羞耻。
士兵们就像害怕真正的撒旦那样怕他，他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关他们禁闭，有时候在盛怒之下甚至会挥动他那粗壮的拳头打在他们脸上。我亲身经历过，有一次，这个“癞蛤蟆”——我们都叫他癞蛤蟆，因为他发火的时候，肥肥的脖子涨得都要爆炸了——在马厩里大叫大嚷，一个小俄罗斯来的轻骑兵在旁边那个马厩里按照俄罗斯的方式画了个十字，并且嘴唇哆哆嗦嗦地开始背诵起一段简短的经文。布本切克来回折腾这些可怜的小伙子，直到他们精疲力竭。他训练他们，让他们重复进行卡宾枪的操练，直到他们的胳臂都快折了为止。他让他们长时间地骑在性子最烈的马上，直到鲜血顺着裤子流了出来。可是使人惊讶的是，这些善良老实的受害的农家子弟以他们愚鲁迟钝、战战兢兢的方式热爱他们的暴君甚于爱一切态度更温和、因而和他们更有距离的军官。仿佛有某种本能告诉他们，这种严厉的作风是来自一种顽固狭隘的愿望，一心想要维护天主喜欢的那种井然秩序。再说我们当军官的也并没有受到更好的待遇，这也使这帮倒霉鬼得到了安慰，因为一个人一旦知道，他的邻人也同样挨了一顿训斥，那么哪怕是最严厉的训斥，他接受起来也就轻快得多。公正神秘地抵消了暴力的分量：士兵们怀着满意的心情一再津津乐道地重温年轻的W亲王的故事。这位亲王和至高无上的皇家沾亲，因而认为，可以胡作非为。可是布本切克照样不讲情面，罚他十四天禁闭，就像罚哪一个老农民的儿子一样。部长大人们从维也纳打来好几次电话，全都白费力气。布本切克对这位门第高贵的罪犯一天也没减刑——话说回来，这股倔劲当时断送了他的前程。
不过更加奇怪的是，就是我们当军官的也摆脱不了对他的某种依恋。他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作风含有一股傻乎乎的真心实意，这使我们也为之折服。尤其使我们心服的是他那无条件的待人友好的团结精神。就像他容不得哪怕是最后一名轻骑兵制服上有一点灰尘、马鞍上有一点污泥一样，他也同样不能容忍一丝一毫的不公正行为。团里发生的每一件丑闻他都觉得是对他本人荣誉的打击。我们都属于他，大家都清楚知道，如果有谁闯了祸，最聪明的办法是直接跑去找他，他首先会把你骂得狗血喷头，然后还是会平息怒气，想办法把你救出困境。如果要让一个军官得到晋升，或者给一个处境狼狈的军官从阿尔伯莱希特基金里去争取一笔津贴，那他是不含糊的，他立刻驱车到部里去，用他的顽固脑袋硬顶，直到事情办成。不论他怎样虐待我们，使我们生气，我们大家在我们心里的一个隐秘的角落里还是感觉到，这个巴拿特的庄稼汉比一切贵族军官更加忠诚、更加诚实地捍卫着军队的意义和传统，捍卫着这看不见的光辉，我们这些薪俸很低的下级军官内心深处与其说是靠军饷为生，还不如说是靠这看不见的光辉生活。
这位什维托查·布本切克上校，我们团的首席刽子手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现在跟在他身后登上楼梯。他一辈子为人富有丈夫气概，头脑简单，作风正派诚实，然而有些愚鲁，他对待我们是这样，他要求自己也是如此。后来，在塞尔维亚战役中波蒂阿累克一战全线崩溃之后，我们出发时军容整齐、刀枪闪亮的轻骑兵团只剩下四十九名士兵活着撤回到萨维河这边来，而他最后一个留在对面敌人的河岸上。眼看着惊慌失措、溃不成军的撤退场面，他觉得这是对军队荣誉的奇耻大辱，于是他做了在参加世界大战的一切统帅和高级军官中只有极少数人在兵败之后做的事情：拔出他那沉甸甸的军用左轮手枪，向自己的脑袋打了一枪，免得目睹奥地利土崩瓦解。他从惊慌后遁的团队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可怕的画面，凭他那迟钝的感觉，已经像先知似的预感到了奥地利的覆没。
* * *
[1] 匈牙利南部边境落后贫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