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从回溯历史的角度看，下面这封信比一个死讯包含更多内容，即使这是震惊全德之黑格尔的谢世。这封信是一个对黑格尔棺架的效忠誓言，这个誓言的后果那些发誓的人当时还没有预料到。在这封信中显得如此联系紧密的施特劳斯（Strauss）[1]与梅克林（Märklin）[2]，属于布劳博伊伦修道院附属学校的同一届学生，在那里他们互相结下了友谊，虽然是在所谓“天才毕业班”（Geniepromotion）中。人们至少这样称呼这一届稍后在图宾根教会学校就读的学生。施特劳斯和梅克林于1925年作为神学院的学生升学进入了那里。但是今天，在帮助这个群体获得这个响亮名声的其余人物中，只有弗里德里希·提奥多·菲舍尔[3]还有声誉。在收信人早逝后——他于1848年去世[4]，享年42岁——施特劳斯于献给他的出色且从容的传记中，把这所著名教会学校的景色描写得风姿绰约。这所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那么多建筑上的变化，以至于它没有了修道院的样子，甚至几乎不再有一个古老的面貌。随着建筑物的正面转而朝南——那里阳光充足且通风透气，有可以令人陶醉地眺望施瓦本山脉（Schwäbische Alp）上深蓝色围墙的更高楼层，那个山脉作为背景耸立着，高过作为前景戏剧化地向一边避让的斯坦拉赫谷（Steinlachtal）——整栋大楼，除了两个报告厅和一个餐厅外，以这种方式——即与在布劳博伊伦类似的，总是在两间学生的学习房之间坐落着一间指导教师的小房间——被分隔成适合每6至10人一间的学习—住宿室。”[5]尽管后来，施特劳斯为了寻求与当时来自柏林的、引起全德关心的思想进行直接讨论而离开了这所教会学校，但是这两位友人在1833年又作为指导教师重新在这所学校团聚了。两年后，《耶稣传》（Das Leben Jesu）出版了。不但对其作者施特劳斯，而且对梅克林而言，这本书变成了长期持续战斗之源泉，在这些战斗中形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神学。对这两人来说，黑格尔学研究的起点是《现象学》[6]。“黑格尔，这位从前与梅克林的父亲同一时期进入图宾根教会学校的人士，在他施瓦本的家乡长期只是得到微不足道的重视。这时，在梅克林之子及其朋友圈中突然产生了一小群他的热情追随者。只是在神学之事上，他们体系中的结论延伸得比这位大师本人大胆得多。”在《耶稣传》中，这些结论导致了《新约》之超自然主义诠释与理性诠释的融合，如此——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一种理念作为谓项的主体——教会将这些谓项赋予耶稣基督——取代个体被确立起来，但是是一种真实的、而非康德式虚幻的理念。假定在一个个体、一个圣人身上，那些被教会归功于耶稣基督的个性与功能自相矛盾，那么在物种的理念上它们互相一致”。这就是黑格尔学派的视角，虽然它们在1831年静静地处于萌芽状态，也没有那么提升一场葬礼之传统的振奋效果。当时，这位即将诞生的《耶稣传》的作者不是唯一一个在那场葬礼上感受到不和谐之音的人，在这种声音中，一种颠覆性的、未曾预料到的永生即将来临。同为黑格尔派的J.E.埃德曼非常调解性地写道：“一个人们刚刚还看到他气色健康且生机勃勃的人被夺走了生命，对此的恐惧应该被视为在他墓前说的一些话的申辩理由。他太伟大了，以至于他支撑着的那些小家伙不禁表现得失去自制与镇静。”[7]
柏林，1831年11月15日
最心爱的朋友，我应该写信告诉谁黑格尔去世了，除了你——在我还能听见和看见活着的他的时候，我最多地想起的人？虽然在我的信到你那里之前，报纸就将报道此事，但是你也应该和必须从我这里听闻它。我曾希望能够从柏林写信告诉你更可喜之事！设想一下我是如何获悉此事的吧。我一直未能碰见施莱尔马赫[8]，直至今天早晨。那时他很自然地问，霍乱是否吓退了我让我不敢出现，我反驳道，这一消息已经变得越来越令人镇静，并且现在真的快要结束了。他说，是这样的，但是它还夺走了一个伟大的受害者——黑格尔教授昨天晚上死于霍乱。想象一下这种影响！伟大的施莱尔马赫，当我把他与这一损失相比较时，他在那一刻对我而言是无足轻重的。我们的谈话结束了，我匆匆离去。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现在我要动身离开了，没有了黑格尔，我在柏林做什么呢？但是很快我想了一想，而现在我留了下来。我已经旅行至此——我不再继续旅行；在这里，虽然黑格尔已经去世了，但是他没有完全消逝。我非常高兴，在这位伟大的大师生命终结前还听过他说话、见到过他。我在他那里听了两门讲座课：关于哲学的历史和法律哲学史。如果撇开所有表面性不谈，他的报告给人一种纯粹为自我而存在（Fürsichsein）的印象，这种存在意识不到为他人之存在，也就是说，这与其说是一次针对听众的讲话，不如说是一次说出来的思索。因此，正如它们如此迅速地想要在思想中产生，说出来的只有压低的声音和未完成的句子。但是它同时是一次沉思，就像人们可能在一个并非完全不受干扰之地获得的那样，它在最舒适、最具体的形式和只是通过其所在的关联和语境获得更高意义的范例中活动。星期五他还上了这两门讲座课。星期六和星期天课本来就暂停。星期一张贴告示说，黑格尔由于急病不得不中断他的讲座课，但是他希望星期四能够通知课程继续。但是还在星期一时，他的终点确定了。上星期四我拜访了他。当我向他说出名字和出生地时，他立刻说“啊，一个符腾堡人！”并且表示了真挚的愉悦之情。他问我符腾堡形形色色的情况——他仍然带着真诚的亲密生活在其中——比如修道院、新老符腾堡人之间的关系等这一类问题。关于图宾根，他说，他听闻在那里充满着对其哲学的糟糕的、部分带有恶意的看法；他微笑着说，先知在其祖国毫无价值，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此。关于图宾根的学术精神，他有自己的想法。在那里，这个人和那个人对某件事持有的观点被堆积起来；在那里，一个人说这件事，另一个人说那件事，这种情况本身也让人说，等等。这一看法如今对图宾根而言可能不再完全恰当，健全的理智和正统的体系是图宾根的神学和哲学更加积极的中心。黑格尔很有兴趣地打听你父亲，对穆尔布隆（Maulbronn）的提及让他想到这一点，他说，他与你父亲一起读完了中学和大学。他以为你父亲还在诺因施塔特（Neuenstadt）。当我告诉他你父亲现在是海尔布隆（Heilbronn）的高级教士时，这位老符腾堡人说道：“那么，现在在海尔布隆也有高级教士了吗？”[9]——每当人们在讲台上看到和听到黑格尔，他表现得如此苍老，驼着背、咳嗽着等等，以至于当我进入房间接近他时，我觉得他年轻了十岁。当然，被一顶帽子——就像宾德（Binder）的画作中展示的那顶——遮住的灰白头发、苍白但不憔悴的面容、蓝色的眼睛和尤其在微笑时露出来的最美丽的白色牙齿：这些给人留下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印象。当我在他那里时，他举止完全像一位善良的老先生，而且他最后说，我要不时去他那里拜访一下，他想介绍我与他妻子认识。如今，他将于明日下午三点下葬。大学里的震惊非同寻常。亨宁[10]、马尔海涅克[11]、甚至里特尔[12]都完全不能授课，米歇尔特[13]几乎在讲台上落泪。现在，我的学习计划完全被撕碎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也许会着手照着读完这两门讲座课的讲义。此外，我正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听百科全书，在马尔海涅克那里听新哲学对神学的影响。现在，因为黑格尔的讲座课取消了，我还可以在后者那里听教会教义史，他在黑格尔的同一时段开这门课。我将去亨宁那里听逻辑学，去米歇尔特那里听哲学科学的百科全书。因为施莱尔马赫是即兴讲演，不易记下他的授课内容；总的来说迄今为止，他——也包括他的说教在内——还没有特别吸引我；我必须首先更好地了解他本人。人们说马尔海涅克的演讲骄傲自大且装腔作势，这是一种错误的描述，它十分有价值并且带着显而易见的感情痕迹。在这里最友好的一位就是希茨希[14]，他已经给我帮了无数忙。昨天他把我介绍给一个协会，那里的特别之处是能碰见沙米索[15]。人们朗诵费希特[16]的《生活》。沙米索，一位稍老的、高个的、消瘦的男子，留着一头灰白的早期德国式的头发，但是有一对乌黑的眉毛。在谈话中他并不是那么好，心不在焉、做鬼脸，但是他很亲切友好且乐于助人。所以我拥有了一切，只是没有你——我最好的朋友，也没有找到一个对我而言能够有什么取代你的人。你会说：“为何你如此固执地跑开，没有等我们？”我回答：“为了见黑格尔，为了给他送葬。”把这封信给比尔，以便他告诉我父母——他们大概很渴望知道——在黑格尔去世后我现在打算做什么。
施特劳斯
昨天，17日，我们安葬了他。三点时，马尔海涅克作为校长在大学礼堂里做了发言，演讲简朴而真挚，完全令我满意。他将黑格尔不仅描绘成思想帝国中的国王，还描绘成生活中真正的耶稣信徒。他还说——在教会的典礼上他不会这么说——黑格尔像耶稣基督那样，通过肉体的死亡进入到了精神上的再生，他把这种精神留给了追随者并且将它渗透。然后，颇为嘈杂的队伍行进至居丧之家，再从那里前往墓地。这块坟墓被雪覆盖着，左边是夕阳，右边是升起的月亮。如同黑格尔希望的那样，他被安葬在费希特的旁边。枢密院委员弗里德里希·福尔斯特（Fr.Förster），一位诗人和黑格尔的拥护者，发表了一篇满是废话的讲话，例如关于雷雨——这场雷雨早已笼罩在我们头顶，看来已经要逐渐消散，它还带着有火花的光束与沉重的雷声击中了一个高贵的头，而且这些以一种语调说出来，好像人们给了这家伙5芬尼银币，要他迅速地把事情照着念完。在这结束后，人们走得离坟墓更近了一些，有一个被泪水压抑着但是庄严的声音说：“愿主赐福于你。”这是马尔海涅克。这一印象再次让我十分满意。从墓地走出来时，我看到一位年轻男子在哭泣，并且听到他提及黑格尔。我与他做伴同行。他是一位法学家，黑格尔多年的学生。就此祝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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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特劳斯的姓氏应写作“Strauβ”，原著在此处出现的这种不准确性，是由德语正字法的历史演变造成的。达维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β，1808—1874），德国新教哲学家、作家和神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之一，以对基督教的批判而著名，主要著作有《耶稣传》（Das Leben Jesu）和《旧信仰和新信仰》（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等。
[2] 克里斯蒂安·梅克林（Christian Märklin，1807—1849），德国新教神学家和教育学家，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制。1821～1825年，两人同在穆尔布隆-布劳博伊伦新教讲习班（Evangelischen Seminare Maulbronn und Blaubeuren，相当于9～12年级的高级文理中学）就读，1825～1830年，两人同在图宾根教会学校（Tübinger Stift）就读。
[3] 弗里德里希·提奥多·菲舍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1807—1887），德国文学家和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代表作有《批判路径》（Kritische Gänge）和《美之美学或科学》（Aesthetik oder Wissenschaft des Schönen）等，政治上倾向于左翼民主。
[4] 此处原文有误，梅克林实际去世于1849年10月18日。
[5] 达维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克里斯蒂安·梅克林：来自当下的一幅生平性格图》（David Friedrich Strauβ，Christian Märklin：Ein Lebens-und Charakterbild aus der Gegenwart），曼海姆1851年版，28～29页。
[6] 指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班贝克/维尔茨堡1807年版。
[7] 约翰·爱德华·埃德曼（Johann Eduard Erdmann，1805—1892），德国哲学家和作家，老年黑格尔派的成员，曾在柏林跟随黑格尔学习，代表作是《哲学史大纲》（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8] 弗里德里希·达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哲学家，浪漫派的成员，将柏拉图的著作译成了德语，被视为近代注疏学的创始人。
[9] 穆尔布隆、诺因施塔特和海尔布隆都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北部的小城市。
[10] 莱奥波德·奥古斯特·威廉·佐罗塞奥斯·冯·亨宁（Leopold August Wilhelm Dorotheus von Henning，1791—1866），德国哲学家，1821年在黑格尔的指导下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黑格尔去世后主编了他关于逻辑学的著述。
[11] 菲利普·康拉德·马尔海涅克（Philipp Konrad Marheineke，1780—1846），德国新教神学家，在黑格尔去世后逐渐成为其追随者中的右派中坚分子，1817～1818，1831～1832年任柏林大学校长。
[12] 卡尔·里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德国地理学家，柏林大学教授，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13] 卡尔·路德维希·米歇尔特（Karl Ludwig Michelet，1801—1893），德国哲学家，1824年在黑格尔的指导下在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亨宁、马尔海涅克与米歇尔特都加入了在1832～1845年负责主编黑格尔全集的“故人之友协会”（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14] 尤里乌斯·爱德华·希茨希（Julius Eduard Hitzig，1780—1849），德国法学家、作家和出版商，长期在柏林的司法机构担任要职。他还是霍夫曼（E.T.A.Hoffmann，1776—1822）的传记作者。
[15] 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法裔德国博物学家和浪漫派诗人，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彼得·施莱米尔的奇谈》（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
[16]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结者。费希特还是德国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最初的激发者与宣扬者之一。代表作有《自然法权基础》（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全部知识学之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mten Wissenschaftslehre）和《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