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为下面这封信——它由达尔曼担心的针对《德语词典》（Deutsches Wörterbuch）之进展的问题所引发——的导言，这部著作导言中的几段可以在此找到位置：“该发掘、解释和澄清我们的词汇了，因为没有理解的搜集一无所获，不具独立性的德语词源学不受欢迎；谁认为纯净的拼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也就不可能在语言中热爱与辨认出伟大之物。但是，成功缺乏任务，执行缺乏构思。我在路边建造，因此我一定有一些大师（Ich zimmere bei Wege / Des muss ich manegen Meister han）。这句古老的格言让人感觉到，一位在开放的街道上建造房屋的人——人们在其前驻足停留，好奇地打量它——心情如何。那位对大门有所指摘，这位对山墙有所非议；一个人称赞装饰，另一个人表扬油漆。但是一本词典站在语言的公共大道上，在那里聚集了一群无穷无尽的民众，他们对语言在整体上内行，在细节上却远远不精通，他们既让赞同和表扬的说法、也让责备的说法响起。”“我们的语言长久以来就缺乏它的二元性，在此我必须始终使用这种二元性，而继续使用多元性使我感到麻烦。我想要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名义发出许多词的音，它们能够表达我想表达的一切，并能或抚慰或撩拨我最特有的内在感受。一旦威廉今后发表意见，落下他更为柔软的笔尖，他也许会确认和补充我的第一篇报告。当我献身于一份持续不断的工作——我越是详细地了解它，它就越是让我感到强烈的满足——时，为什么我要隐瞒，如果我没有变动地仍然待在哥廷根的职位上的话，就我这方面来讲，我肯定会断然拒绝这一工作？年岁已高时，我察觉到，我开始处理的其余书籍或者我随身携带的书籍——我现在还将其拿在手中——它们的装订线断了。我被一大批从每一个角落和裂缝向我冲来的词语如雪般覆盖，就像当细小且浓密的雪花持续数日落下时，整个地区不久就被巨大的白雪所遮盖那样。有时我想起来反抗，把一切重新抖落干净，但是真正的思索并未停止。然而，渴望地沉湎于次要的奖赏而无视巨大的收益也是一种愚蠢。”最后是这一结尾，它写于一个德国——虽然没有电缆，但是不必伪造它的声音——已经越过海洋发声的时代：“亲爱的德国同胞，无论你们是哪个帝国、哪种信仰，踏入一间向你们所有人打开的、你们继承的古老语言的礼堂吧。学习这种语言，尊重它并且坚持它。你们民族的力量与持续时间取决于它。它还跨过莱茵河延伸到阿尔萨斯、再到洛林，跨过艾德河深入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它沿着波罗的海的海岸传到里加和塔林，并且翻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特兰西瓦尼亚的古大夏地区。移居国外的德国人，这本书也会越过咸咸的海洋到达你们那里，给你们注入或者巩固你们对母语忧伤且甜蜜的念头。用这种语言，你们同时把我们和你们的诗人拉了过去，就像英语和西班牙语诗人在美洲永生那样。——柏林，1854年3月2日，雅各布·格林。”[1]
亲爱的达尔曼：
虽然您的笔迹很少被我看到，但是我第一眼就认出了它们。也许您对我由于长年书写而有些缩小和不同的笔迹不是如此。
最初的三个月我几乎总是有病在身。当一场糟糕的流感发作看来总算被克服时，更激烈的第二场随之而来，后者可能引发了一些顾虑并且至少令我很虚弱，现在很难康复，因为并非一切都过去了。那时，当我经常没有睡意地躺在床上时，我也想起这本词典。
您亲热且急切地劝告我努力地继续工作。希尔策[2]的信多年来持续不断地滴落在同一个地方，它们虽然带着最细微的体贴，然而就像每当女性写信时那样，同一件关切之事始终包含在内。倘若我不读这些信，我仍然知道写了些什么。
与这些声音和一个我自己内心的声音相矛盾，在此于我耳边鸣响的剩下一切都劝告我摆脱一份紧张的工作，而且，就像您能够想象的那样，这得到了医生的支持。我没有因此变得疑虑重重或者犹豫不决，但是却变得有些心烦意乱。
让我们清晰地想象一下这本词典的样子。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为字母A、B、C提供了紧密排版的2464栏，它们在我的手稿中总计达4516张四开纸。在此，所有一切——每个字母——都必须是亲手所写，别人的帮助是不允许的。在这之后的三年里，威廉将会用750栏描述字母D，虽然他正与计划相背，执行得太过。
字母A、B、C、D还没有达到全部的四分之一。谨慎地估计，仍然有将近13000个刊印栏，或者依照我的手稿的方式，有25000页要写。真是一个吓倒人的展望。
当轮到威廉的任务时，我曾想，这时我可以稍微松口气并且着手进行在此期间堆积起来的其他工作了。希尔策一看到威廉进展得更慢，工作落后了，他就开始要求我，我应该不用等D结束，就开始E，这样两者的印刷就能够同时进行。从书商的立场来看，这并非不合理，但是这毁了我的假期，打扰了我——在思想中——的平静。为了不得不即刻重新站出来继续任务，我也拒绝了看上去持续时间很长的新工作，而是拟定更多零星的工作。
格林兄弟
伊丽莎白·耶里奥-鲍曼（Elisabeth Jerichau-Baumann）绘于1855年
我们两人同时编写这部词典一事也在外部有反对意见。此事所需的大量书籍必须被来来回回地挪动。因为我们不坐在一间房中，所以会产生持续的奔跑和拿取。我不知道，您是否清楚地设想了我们的房屋布置。几乎所有的书都被竖立在我房间的墙边，而威廉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把这些书拿到他的房间去，在那里他把它们放在桌子上，使得人们很难再次找到它们。但是如果他把书放回到老地方，那么就要不停地开门与关门，这让我们两人都觉得厌烦。
这仅仅只是一个由共同工作而产生的外部障碍，内部障碍要棘手得多。
您清楚，我们两人作为兄弟从小时候起就住在一起，爱护着一段不受干扰的关系。威廉做的所有工作都伴随着认真刻苦的周到与可靠而实现，只是他进展缓慢，而且不克制他的天性。我常常在心中责备自己，由于我，他被驱使去做远离他内心爱好的语法之事，他本来会在其他领域更好地证明他的才干，证明所有他胜过我之处。这份词典编纂工作虽然给他带来了欢乐，但是却招致更多痛苦和困境。在此他觉得自己是独立的，在意见有分歧之处，他不愿意让自己协调一致。于是，计划与执行的同一性容忍了有损工作之物，即使在一些读者看来，连这也是令人愉悦的。在他草拟的稿件中，有一些在我看来不正确的地方，正如反之，我草稿中的个别之处可能会激起他的不满。
一部这样的著作如果要成功，它就必须由一方掌控。但是我不得不继续大步向前。
我所有的工作和成就从来不曾指向一部词典，它有害地介入其中。
我感觉到多得多的兴趣去完全结束语法，然而我取得的一切最后还是要感谢它。现在它正发展得超过我的控制，我必须将它在未完成的状态下弃置，不能给它当我感觉自由时存在于我力量之中的事物。期间，一些其他的、崭新的对象在我面前显现，比起这部词典，它们的探讨离我的心要近得多。我可能实现它们，而这部词典的终点不易接近。如果我预料到这整个的艰难处境，当时我会竭尽全力拒绝掉这部词典。我的独到之处与个人气质由此遭到损害。
不过我知道自己为何与之相连。一周前我已经向莱比锡方面告知，我打算在本月开始工作。我将再次屈服并且期待，未来将带来什么，并且它将如何对我加以补偿。
达尔曼
亲爱的朋友，现在您有了一封长信。对您来说，读完它大概是不易的。但是您对此负有责任，您想要它如此，因为您热烈地催促我。我很高兴听说，现在有三位姑娘——用莱辛的话说三位小女子（Frauen-zimmerchen）——在您家中，您由此感到愉快。我仍然是您忠诚的朋友。
柏林，1858年4月14日
雅各布·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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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各布·路德维希·卡尔·格林（Jacob Ludwig Karl Grimm，1785—1863），德国语言学家、文学家和法学家，发现了用来描述印欧语语音递变规律的“格林定律”，被视为德国语言学和古文化研究学的创始人。雅各布·格林与其弟威廉·格林（参见p.124注释①）被称为“格林兄弟”，他们年轻时均在马尔堡大学学习法律，之后开始致力于语言学与文学方面的研究。1830年，兄弟俩开始供职于哥廷根大学；1837年，由于抗议汉诺威国王破坏宪法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两人被大学开除；1840年，受普鲁士国王之邀，他们前往柏林定居。《德语词典》，也被称为《格林词典》（Der Grimm），是格林兄弟晚年的重要成果。词典的编纂开始于1838年，但在格林兄弟去世时，只有字母“A”到字母“F”之部分的章节完成，直至1961年，编纂工作才全部完成。这本词典被视为德语语源学的标准参考书。本雅明选取的下面这封信，收信人是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1785—186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29年前往哥廷根大学担任德国史和政治学教授。1837年，由于汉诺威国王拒绝接受宪法，他领导6名哥廷根大学教授表示抗议，因此被解职而赶出汉诺威。1842年，普鲁士国王任命他为波恩大学教授。1848年，他参与共同编写了第一部全德范围内由民主决议产生的宪法《保罗教堂宪法》（Paulskirchenverfassung）。其代表作有《政治：归因于既存现状之基础和范围》（Die Politik，auf den Grund und das Maaβ der gegebenen Zustände zurückgeführt）、《英国革命史》（Geschichte der englischen Revolution）和《法国革命至共和国创立史》（Geschichte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bis auf die Stiftung der Republik）等。
[2] 萨罗蒙·希尔策（Salomon Hirzel，1804—1877），瑞士出版商，1853年在莱比锡创立了S.希尔策出版社，是《德语词典》的首版发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