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尼采的朋友、巴塞尔新教神学和教会史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Franz Overbeck）是伟大的调解人之一。[1]辛克莱尔对荷尔德林意味着什么，奥韦尔贝克就对尼采意味着什么。[2]这种人——我们如果不是完全把他们看作代言人的话，就经常只是把他们看作一类善意的帮手——要无限重要得多：他们是一个更富洞察力之后世的代表。即使他们常常为那些他们永远认识到其声望之人操最基本的心，但是他们从未逾越自己作为副手要维持的界限。在尼采与奥韦尔贝克之间长期的书信交往中，没有一篇文章比下面这封信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在所有这位朋友寄给尼采的信中，这封信可能是最大胆的。不仅是因为他的建议——他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作者提议接受巴塞尔的一个高级中学教师的职位，而且同样因为他的请求——这些请求牵涉尼采的生活方式及其最内心的冲突。这些是怎样与客观信息和探询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构成了这封信真正的精湛技艺。因此，它不仅如同一张通行证那样开启了对尼采之生活图景的认识，而且同时提供了一幅写信人的画像。更确切地说，是一幅关于写信人最内在天性的画像。因为这位中间人唯有拥有对极端之物最透彻的洞察才能担当这个角色。他的论战著述——《基督教信仰与文化》（Christentum und Kultur）和《论我们今日神学之基督教信仰》（Über die Christlichkeit unserer heutigen Theologie）——已经毫无顾忌地表明了这一点。对他而言，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无条件的、以末世论为基础的、否定世界的宗教信仰。根据这种对世界的否定，他觉得，基督教信仰对这个世界及其文化的接受是对其本质的放弃，自教父时代起的所有神学都是宗教信仰中的撒旦。奥韦尔贝克知道，凭着这些文章他已经把自己“写成了德国神学导师”。这里是一封信，它的写信人和收信人已经自愿将自己从“经济繁荣期”（Gründerzeit）[3]的德国中排除出去。
巴塞尔，复活节星期日，1883年3月25日
亲爱的朋友：
你曾经觉得漫长的时间真的是很漫长，承认这一点，这比我能为自己辩护和说你估计错误更好。虽然我的上一封信几周前就写好了，但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到心情沉重，甚至我还让假期的第一周也对我于此毫无帮助地就过去了。这次假期谈不上带给我什么闲情逸致。书信和各种堆积起来的更加琐碎的工作从一开始就立刻对我展开了攻击。在此，甚至连那种近乎痛苦的，尤其是最近你的来信与其中表现出来的巨大苦楚所唤起的回信的冲动都暂时减弱了。我只能对你说，不管怎样，你获得胜利对你的朋友们而言——对在一般意义上对你忠诚的所有人，还有在特殊意义上把你视为“生命代言人”的那些人而言——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此刻，你的过去和你的未来过分黑暗地压在你身上，当然，两者还有害地影响着你的健康，它们不能继续如此被忍受。对于过去——你思想中的过去，你现在只是想着错误的做法和不幸的事件，而非想着你曾经总是有办法克服它们。其他关注你的人——他们肯定不只是你的朋友——大多没有忽视这一点。当我想起你确实做得成功的事情时，我尤其提醒你记得你在巴塞尔的教师一职，部分原因在于我是该事的目击者，部分是因为它会马上将我带到你的未来中去。你那时全神贯注于完全不同之事，只用一半甚至四分之一的心思对付你的职务，不过毕竟花了一些心思，至少有了这种本来似乎会更多的成就。为什么你要觉得你不会再做出任何有利之事，觉得完全没有什么该再好好地去做？这已经与众所周知的古老英式智慧相矛盾，在你自己新创的哲学中它更加没有空间。你的哲学虽然没有使你弄错你生命及其坚实基础的障碍，但是它也没有允许你高估这些障碍并且就此屈服。可是你问：为什么还要做些事？我认为，你至少部分地遇到这个从黑暗中，也就是从你的未来之与众不同的不可预见性中而来的问题。你最近写信告诉我，你想要“消失”。一幅十分明确的、甚至无疑非常生动的图景呈现在你的幻想中，它使你充满信心（我如此欣喜地看到这种信心总是在你的来信中爆发出来，现在也是如此），认为你的生活应当成形。但是，一个这样的展望只让一位朋友感到极端的惊恐。他没有把握那幅图景，而你把自己和瓦格纳夫人[4]共置一处最不令他平静。她真的——反正在她生命的尽头会是如此——身处一种境地，在那里，这样一种最终完全退回自身的撤离——退回有人对着全世界称其为自己所有的地方——在人类天生的利己主义那边还能拥有一些真正的令人喜悦之物。我觉得，这种撤离甚至与一种理智的、建立在人类天性上的、此外不基于任何事物的道德完全一致。但是，假如“你的消失”与瓦格纳夫人的消失确实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这定然不会给你带来幸福。只要你不为将来的生活考虑更为固定的目标，我就看不到你现在如此急需之平静的可能。在此我想要告知你一个我已经同我妻子商讨过的关于你的想法，我们两人觉得这个想法并非不值得考虑。如果你斟酌一下重新当老师，怎么样？我指的不是高校教师，而是一所中学的（比如德文）老师。我非常理解与现在的成年男性世界接触让你感觉到的所有尴尬，通过青年人的回归对你而言要容易得多，更甚者你能够继续完全站在青年人那边并且以你的方式对人们产生影响。其次，在那些你在最近几年里不仅没有为其浪费时间而且为其变得更为成熟的职业中，这种教师职业是其中之一，甚至也许没有其他相类似之物。最后，带着这类意图，你在外部也就不缺少接触点——原谅我糟糕的但在我们的时代可以理解的措辞，我只想简洁易懂。因为我坚信——顺便提一下，严格地讲，在这一点上和这整个事件中我只是自己说说而已——你会通过这份工作来到这里。我只要这样略微提及就行了，只要你总体上流露出这个念头，那么你将如同我可以希望的那样自己出色地完成一切。现在我最好的慰藉是知道你正在医生的照料下，并且我希望没有任何重要之物和真正有益健康之物被错过。在这里，我们要到三月份才体验得到冬天，而前天是极其阴冷刺骨的一天。但愿天气不久就发生转变，那样你能够考虑一次适当的迁居。关于你的《查拉图斯特拉》的消息令我十分烦恼。我只想希望，你没有由于急躁而不由自主地有违约之举，或者至少除了有立刻继续推进此事的想法外没有这种举动，在此我们必须看清要如何为此出谋划策。你写信告诉我的关于这部诗歌之形成的事，让我感到对其价值充满信任，我最近总是从一本这种类型的著作中获得对你作为作家得到救赎的希望。你在箴言上成就如此少，我觉得，这可以用不止一个理由来解释。我应该写一封提醒信给施梅茨讷吗，或者对他加以询问？[5]——这周我会收到你的钱，这次是1000法郎。我要寄什么给你，如何寄？目前我打算挂号寄到你处，不过这样只能用纸币。——致以我妻子的衷心问候，始终带着关心与友谊想念你，你的
奥韦尔贝克与妻子依达（Ida）
尼采
古斯塔夫·阿道夫·舒尔策（Gustav Adolf Schultze）拍摄于1882年
Fr.奥韦尔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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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朗茨·奥韦尔贝克（1837—1905），德国教会史学家和新教神学家。年轻时他先后在莱比锡、哥廷根、柏林和耶拿求学，1870年受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新约》与教会史教授，他在那里与尼采初次相遇，两人很快成为挚友和邻居，彼此影响着对方。奥韦尔贝克的著作不多，而且离当时的学界主流相距甚远，他主要是作为尼采的好友和笔友而为人所熟知。
[2] 伊萨克·冯·辛克莱尔（Isaac von Sinclair，1775—1815），德国外交家和作家，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参见p.20注释①和p.57注释①）的挚友。
[3] 参见前言p.2注释①。
[4] 科茜玛·弗朗西丝·加埃塔纳·瓦格纳（Cosima Francesca Gaetana Wagner，1837—1930），匈牙利钢琴家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的女儿；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的第二任妻子；与尼采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5] 恩斯特·施梅茨讷（Ernst Schmeitzner，1851—1894后），尼采的助理编辑，1886年，因为他的反犹太思想，尼采与他断绝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