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
武王克商之岁日月时，先儒纷讼不一。其以为己卯岁者，刘歆《三统历》与邵子《皇极经世》也。其以为辛卯岁者，《竹书》与唐一行也。以为武王即位之三年者，孔安国也。以为十一年起兵而十二年克商者，《竹书》也。以为十二年起兵而十三年克商者，《泰誓》经文与《家语》《管子》也。孔氏通文王受命之岁而计之，其诬妄不经，宋儒辨之详矣。
天子受天命，侯伯受王命，盖曰“受命”。《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受于天也。文王受命专征伐，受于纣也。词同而事异，昧者因惑焉。其以为十二年伐商而十三年克之者，一行以为通成君之岁是也。文王薨于己卯，而克商以辛卯，历年十三。嗣子定位于初丧，逾年改元，或为周制。而武王初立，犹用殷制也。至于以甲子纪之，则为辛卯而非己卯。一行据《国语》“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上推千岁，合符不爽。建亥之月戊子日在箕十度，晨初月在房四度，建子月朔日庚寅，日月会南斗一度，辰星夕见斗二十度，惟辛卯岁为然。则一行之精密，非刘、邵之所能与矣。《三统历》以文王薨之己卯为克商之年，差十二年。而邵子以克商之辛卯为昭王之三年，乃以商武丁三年当王季即位之十七年。己卯岁为克商之年，其差七十二年，月不在房，辰不在斗，星不在天鼋，以岁差六十七年一度准之，日尚在斗杪，为星纪之初，而非析木之津也。则折中归一，其为武王逾年改元之十二年辛卯岁，定矣。朱子以四月有丁未推之，谓诸家历以此年二月有闰。不知所谓“此年”者，己卯乎？抑辛卯乎？如必辛卯而有闰，则非己卯亦审。闰之积差，未有相去七十三年，而同于建卯之后月无中气者也。文王薨以己卯，生以癸卯。武王崩以丙申，生以甲子。文王二十二而生武王，世传十三而举武王者，妄也。陈氏谓二十四而生武王者，亦误也。文王以己巳岁得太公以为师。其先囚于羑里，太公未尝归周也。以武王生于甲子计之，年已六十有五，而后邑姜归焉。既无莫年方娶之理，若以为继室，则礼无二嫡，诸侯固不再娶，斯《礼记》梦龄之说，固不足信。武王实不以甲子生，而亦无九十三年之寿也。
至于克商月日之差，《汲冢书》云：“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步自于周，伐商。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又曰：“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以武王发周之日较之，《武成》亦异。今按《武成》所云一月者，建子之月也。以前建亥之月晦前一日戊子，月晨在房四度，周师初起，又五日而武王始出，知其为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朔日庚寅，四日癸巳，王乃躬莅六师。其月二十九日戊午，渡河而北。建丑之月朔日庚申，五日甲子昧爽克商。建卯之月丁未祀于周庙，庚戌大告《武成》。甲子去丁未一百四日，建丑月五日去建卯月十九日止六十四日，而多四十日，则是年之闰，盖在周正三月之后，而不在夏正二月之后也，与朱子所引历家之言为殊。若如《汲冢书》之以丙辰为一月望后之一日，则云甲子八日，二月五日不得为甲子，而与其曰“既死魄，越五日甲子”者，自相背戾矣。其曰“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以一行所推，建卯之月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为旁生魄，六日而得庚戌为二十二日，则与《武成》合而不爽。今以一行之法，推《泰誓》《武成》之月日，则周师起于庚寅岁夏正十月之二十九日，或二十八日。 武王即戎于夏正十一月之四日，灭商于夏正十二月之五日，武王反丰以夏正二月之三日，祀庙于十九日，柴望于二十二日。而蔡氏以戊午为一月二十八日，甲子为二月四日，既用《三统历》所推辛卯为建寅月朔，后《一行历》一日，而谓建子之月为二月，则以商正纪事，而不知史成于有周受命之后，称年而不称祀，则其为周正无疑也。以周正纪事，四月为夏正之二月，则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亦以夏时冠周月。如《春秋》之所谓“春王正月”者，其实冬也。盖癸巳为建子月之四日，则甲子必为建丑月之五日。而林氏谓“日行三十里”，丰去孟津九百里，孟津县至西安府八百四十里。 凡三十日而自丰至孟津，程期吻合。使以夏正十一月四日自周于征，而次年二月五日乃至孟津，则在涂凡九十一日，师老粮匮于未见敌之地，太公不如是之拙。而况注已明言一月二十八日，则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为已明，徒于春会孟津之下，力辨其为夏正之春，借注之矛，攻注之盾，而已足矣。《春秋》以夏时冠周月，朱子力辨胡氏之非，因疑春会于孟津之误，不知孔子宪章文、武，作《春秋》以尊王，固必以周之所谓春而为春，则朱子之未达，而胡氏创制之说亦非矣。《诗》曰：“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言“维夏”则本非夏，而维时谓之夏也。“徂暑”者，往而向暑也。使为夏正之四月，则固然其夏，而不待曰“维夏”，六月暑已极，而不当言“徂暑”也。是周之纪四序，固一以建子为春矣。若《豳风·七月》之诗，以夏正纪时物，则以公刘迁豳在夏之世，承公刘而用夏尔。周师之起，以武王成君之十二年建亥月。武王于征，在其明年一月之四日，故谓之十有三年。若以夏正纪月，而用逾年改元之法纪岁，则孟津之会在武王十一年之十一月，而牧野之役在十二月。《序》用汉人已改夏正之时月，从周制逾年改元之典礼，谓之十一年亦可。此《经》文与《序》《竹书》与《唐历志》异说同揆，原不相悖也。而汉儒通算文王九年为武王之年，《经世》上涉武丁之己卯，《汲冢书》丙辰、丁巳之讹，则皆参差龃龉，其误易见，不劳辨而自破矣。上推往古之日月，是非固为难辨，诚有如朱子之疑。乃幸而有七政行度之可推，见于《国语》，则十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实辛卯岁夏正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午。考于历而合，考于《经》而合，考于《国语》而合，斯可信已。
宜于冢土
注云：“冢土，大社也。”按天子为民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诸侯为民立社曰国社，自立社曰侯社。有大师则设军社。军社为军而设，不在大社、王社、国社、侯社之列。《绵》之诗曰“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明军社之为戎行设也。盖二社为国所凭依，无可迁行之礼，故《春秋传》曰：“不有居者，谁守社稷？”则君行而社不与俱行矣。乃以大师所次，民聚而君在焉，则军舍而居然国容。以祈以报，不容无主，则别立冢土以为军行之社，师出则载以行。斯国社不移，而军自有社。故《诗》曰“戎丑攸行”，而礼谓之设，明其非大社矣。
周当太王之世，遵用殷礼，则预立冢土以待戎行，武王承之。至周公定礼，以冢土预立，无事则嫌于渎设，乃废预立之制。而有大师，则暂立焉，故小宗伯之职曰：“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肆师之职曰：“凡师甸用牲于社宗。”而郑玄曰：“社，军社也。”武王以前，冢土预立，则师将行而宜祭亦于此社，周公以后，军社不预立，则先宜于大社，而后立军社。故《周礼·大祝》曰：“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先宜而后设，则所宜者非所设矣。而《春秋传》之“祓社衅鼓，祝奉以从”，祝为师祝，而社亦军社。其国社、侯社，固自若也。武王之所宜者，太王所立之军社。《周礼》所云“大师宜于社”者，自王畿之大社，既不可泥《礼》以说《书》，而太王为殷之侯国，有国社而无大社，则冢土不得有大社之名。《毛传》曰：“美太王之社，遂为大社。”则又泥《礼》以说《诗》，均于失已。
牧誓
庸、蜀、羌、髳、微、卢、彭、濮
按此八国，传注多有疏失。今考：庸，上庸也，在今郧阳竹溪县西。蜀国本在成都，帝喾支庶所封，世为侯国。羌者，参狼、白马之羌，汉为武都之羌道，今文县千户所其地也。髳，按《说文》云：“汉令有髳长。”大县曰令，小县曰长，今考《汉郡国志》无髳县，惟蜀郡属国有旄牛县，《华阳国志》云：“旄，地也。在今黎州安抚司。”微者，《华阳国志》：“上庸郡之微阳县也。”计其为国，当在竹山、房县之间。卢者，《汉郡国志》南郡有中卢县。《襄阳耆旧传》曰：“古卢戎也。”《春秋传》：“罗与卢戎两军之。”卢地近罗，罗在宜城西山中今南漳县地，则卢戎之国，当在谷城、保康之间矣。彭，苏氏以为武阳之彭亡聚，则是眉州之彭山县。《唐元和志》云：“周末彭祖居此而死。”《汉志》亦云“有彭祖冢”，乃彭祖为殷大夫，而殷固有彭国，不因彭祖得名，则苏说非也。又《一统志》以成都之彭县为古彭国，乃天彭门之号，创于李冰，亦非古国名，而《经》文与卢、濮并举，不与羌、蜀相连，则亦非也。《春秋传》云：“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今酉阳平茶有彭水，于地太远。故杜预曰：“彭水在新城昌魏县。”昌魏在房县北，则彭之为国滨于彭水，当在上津县之南也。濮与麇为邻，故《春秋传》云：“麇人率百濮聚于选。”麇今郧阳府治，其东则楚也，其西则濮也。是濮之为国，夹汉水而处，居郧阳之上流，在白河之东南矣。在周之西南者，由庸而蜀，由蜀而羌，由羌而髳，皆以自东而西为序。在周之东南者：由微而卢，由卢而彭，由彭而濮，皆以自南而北为序。而庸、蜀、羌、髳亘处千里之外，微、卢、彭、濮聚于数百里之境，则大小远近固有不齐，要则《诗序》所谓“南国”也。庸宜连微、卢以纪，而连蜀者，或以其国之大而先之，或以庸居七国之中而为之统率也。传注谓微在巴蜀，彭在西北，濮在江、汉之南，羌为先零、 开、彭为彭亡聚，同归于误。
以役西土
四字，孔传义既不谐，蔡注谓“勿迎击之，以劳役我西土之人”，则不恤彼之见杀，而以举刃为劳，其言亦甚不仁矣。役，服役也。以，用也，以归也。言降者勿杀，当以之而归，使服役于西土也。《经》文本皎然可见，何必巧于立说，以为惨刻之言哉！
武成
步自周
蔡注云：“周，镐京也。”今按：武王迁镐，在武成之后，《文王有声》之诗可考也。其诗之五章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言四方会同于丰，以臣服于周，而武王成其为君也。其八章曰：“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言武王之有事者，始基于丰也。其六章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者，言武王迁镐，当天下大定之后，四方皆服，不但底定东土而已也。其七章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言武王已正号称王，而始卜宅也。则迁镐在武成之后明矣。且此篇下文云：“王来自商，至于丰。”其归也于丰，则其往也亦于丰。而蔡氏乃云：“文王旧都，周先王之庙在焉。”夫迁国者必迁其宗庙，武王居镐而庙在丰，将庙不与并迁，而镐无庙与？是弃其祖考而远之也。抑丰、镐之皆有庙与？此汉丰沛高庙、唐东都太庙之所以为失礼，而武王不宜尔也。且丰、镐而皆有庙，则自可告武成于镐庙，抑不当舍镐而至丰矣。蔡氏之云尔者，以《召诰》亦云“步自周”，疑其同为镐京，不知《召诰》在迁镐之后，自可谓镐为周，词同而实异也。盖周本以岐之周原为国号，都屡迁而号仍故，亦犹商之十三迁而仍商洛之名，则岐本周也，丰亦周也，镐亦周也，乃至东迁郏鄏而犹然周也。岂得以《召诰》步自之周，为此步自之周哉！
放牛归马
孔传云：“华阳、桃林，非长养牛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天下不复乘用。”释《书》之童 可笑，未有如此之甚者！华阳、桃林在王畿千里之内，亦民居之井庐也。放而使之逸，则其蹂践嘉谷者，为害既不可胜言，而虽以比屋可封之民，牛马在野，弃而弗问，亦未有不招系而奄有之者。使周民之朴愿至于此极，将《费誓》所云“窃牛马”者，徒非武王之天下，周公之国乎？假令群驱牛马于山野之地，不待匝月而尽为人有，不但人贪牛马，牛马固依人也。人有之而不禁，则无主之物，人所必争，是教之以攘夺也。如其禁之，则是悬之饵而驱民于阱也。且牛随牛，马随马，以至于人之阑厩，必欲驱之入山，亦奔走其民而日不给矣。况乎欲示销兵，则当自兵甲始。兵甲之用，唯以资战，而他无所庸，不如马之可以驾乘车，牛之可以驾收获之役车而尤可耕也。有可他用之牛马，弃之而唯恐死亡之不速，无可他用之兵甲，何不焚之沈之之为快乎？故曰“兵，凶器也”，不曰牛马凶器也。然且于兵则衅而藏之，于甲则橐而敛之，是所云不复用兵者，亦以安一时之反侧，而非谓永不复用也。吕氏谓与晋武之去武备，唐穆之销兵不同，其说是也；而又云但归放用以伐纣之牛马，而十二闲与邱甸之赋不废，则亦惑于孔氏之狂愚矣。伐纣之牛马，岂非十二闲与邱甸之赋乎？使王厩不用，民赋不取，武王何所更得牛马以成伐纣之军？倘前所取之厩中者弃之，而后更责圉人之蕃息，则是浪掷固有而别求之，其愚已甚。前所赋之邱甸者弃之，而后更派取于民以补之，其殃民不尤酷哉？君子敝帷不弃，以葬马也。驱盈万之牛马，蔽塞山谷，昼亡与秣，夜亡与栖，虎狼所噬，霜雪所侵，盗所攘食，不一年而死亡且尽。夫牛马者，固不能如虎豹犀象之耐处山林，而仰饲畜于人者也。用其力以定天下，而与虎豹犀象同其驱远，且致之必死之地而不恤焉，抑岂君子之所忍乎？华山之阳，桃林之野，其北则汉、唐之沙苑也，其南则邓析之壤也，固为畜牧之善地。孔氏何所见而谓非长养之地邪？“归”云者，归其所自来，厩归厩，甸归甸也。“放”云者，释之于衡轭之间也。马言“归”，牛言“放”者，互文也。放而弗乘，归之于牧，乃在由丰适洛，东诸侯朝周之孔道，使天下知兵车税驾，而纣所与同恶者且置勿讨，以俟其自新也。如其兵之再举，则必取之于厩牧，而号令早及于东人往来之道，天下亦共知之，而非火炎昆冈，因势便及之淫威矣。至愚者秦，销兵以为金狄而已，不及马也。乃以有用之牛马，视之如虺蛇之螫手，无可奈何而趣其自死，启戎心，召争窃，劳民害物，伤驯致之财，贻他日重赋之苦，赢政之所不为，晋惠之所能知，而谓武王其然乎？故曰：童 可笑，未有如此说之甚者也。
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北，背也，背叛也。北之正训本为背叛。北方向阴而背阳。阳非所宜背者，故借北为坎位之方名。殷都虽在牧野之北，而奔溃之卒，势将四散，知“以北”之非以方言也。“攻于后以北”，犹《春秋》书“入于戚以叛”，谓背纣而为周用也。朱子以为自相践蹂，则败军奔逃，方自求免之不暇，践人者既仓皇而幸于得脱，为人践者业已仆而不能攻人，漂杵之血何从而有？陈氏谓：“先驱，商之平民；阵后，纣之恶党。民怨之深，遂因此反攻之。”其说是已。“漂杵”，本或作“卤”，楯也。军中无杵臼之用，当以漂楯为正。杵字从午得声，古或与卤通。“漂”者，血溅而漂之。如风吹雨之所漂及。先儒谓“漂浮而动之”，说太不经。虽亿万人之血，亦必散洒于亿万人所仆之地，安能成渠而浮物邪！
洪范
十有三祀
孔安国曰：“箕子称祀，不忘本。”孔颖达因谓此篇非史官叙述，乃箕子既对武王，退而自撰其事，故称祀。夫箕子既不臣周，则其陈《洪范》也，亦非乐于自见，奈何撰之简编，以侈其访道之荣乎？况业以周之十三年为十三祀，则已奉周正朔矣。奉周正朔，而加之以商祀之号，名不从乎主人，既为失实，且用其编年而徒爱“祀”之一字，是舍其大而争其小，箕子之义有愧于陶潜甲子之纪也。盖此之称祀者，《武成》所谓“政由旧”者是已。政者，名器制度之谓。由旧者，时所不暇，且以安天下之心，而非若急于革除，以自侈新国者之褊也。故“列爵惟五”，虽小改商制，而“分土惟三”，一仍商典。其改祀为年，易用天正，定名革制，秩礼作乐，皆周公之事。终武王之世，则但除纣之虐，而不易汤之典，如汉高帝之沿秦以十月为岁首。虽所因之得失不同，而其时之不暇，与古人存忠厚以敦谦让，义则一也。故鲁两生曰：“礼乐必百年而后兴。”则武王于克商之余，不即易祀称年，亦明矣。《泰誓》之称年者，成王时史官追序之词也。此之称祀，武王时史官记述之文也，而岂箕子之以存商也哉！
阴骘
骘，牡马也。阴牝，阳牡。阴骘云者，言阴阳之用也。在阴阳之体曰阴阳，以阴阳之用施生者曰阴骘。天所以大生者，一阴一阳之道。 缊而化生者，阴之骘之之用。五行一阴阳，阴阳一五行。“阴骘下民”，即五行之居上，以统八畴者也。八畴以体五行之用，而五行实秉二气之用，以用于八畴。武王闻道已夙，故知二气之用，必有以协于五行之位而不乱者，特于其始终次第、对待合得、以人赞天、上下一揆之理，俾人得顺其叙以成事者，或有疑焉，旧已闻箕子之深于其学，故自谓不知而问焉。
阴骘之用二，而畴有九，则叙立而无缺。畴有九，而自初一至次九，以顺而立。一九、二八、三七、四六、损益于五，以合而成。五四三八一六七二九，以序而行。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以类而辨。则居之协其位者，相求相因而伦以叙矣。合之而四十五。四十，阴也；五，阳也。离之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三五七九，阳也，二四六八，阴也。阴有其体，而用亦阴。阳有其体，而用以骘。阳别言用而阴即体为用者，阳施阴含之义也。九畴统于中五之五行。五行统于二气之阴骘。水、木、土，骘也。火、金，阴也。水之一，火之七，木之三，金之九，土之五，骘也。其六、二、八、四、十，阴也。则箕子所陈，正与武王所问者相得而章也。传注不此之察，而曰“骘，定也”，既不谐于骘字之本训，抑训阴为阴用之阴，而云“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则天特不以口言，而鼓以雷霆，润以风雨，运以日月，凡天下之色皆天之色，天下之声皆天之声，何尝韬戢光响，暗有所定，而使人不得闻乎？暗用而故默之，是天可以有言而故不言，谚所谓悬羊头卖狗腿者，奚可以此诬天哉？史称西伯阴行善，君子谓之诬，以有心而近于奸也。文王且必无阴用，而况于天！若徒以无唇舌齿腭之哓哓者谓之阴，则将以大声疾呼为阳，其益陋矣。
九畴
九畴之叙，因于《洛书》。先儒相沿，无有谓其不然者。夫唯畴不因《书》，则亦可畴不合数，乃畴既因《书》而作，则畴之叙必与《书》之数相叶。而灭裂本数多寡之实，相生之序，相得之合，以至执《河图》之中为《洛书》之中，曰以其一居数始而为初一，乃至以其九居数终而为次九，岂非格物穷理之有未至乎？以履一为五行，则失自此始矣。天地之道，一本而万殊，殊则不可合为一矣。合万于一者，释氏之言也。万不可合而为一，则二亦不可合而为一，万亦殊，二亦殊也。凡物皆然，而莫甚于五行。今乃合水、火、木、金、土为一冶，而函之于《洛书》履一之〇中，其不相争而相息者无几矣。岂此一〇者，即太极之未分阴阳者乎？而又何滞于所履之一方，况其自阴阳而五行，业与太极之未分者差之三累乎？阴阳之于五行，一父母也。生者父，成者母也。方其未生，则父与母二也。及其既生，则业已五。譬如子之有兄弟，形体分而性情异，不可复一，岂待言哉！且自春木、夏火、长夏土、秋金、冬水，在天之五行言之，则尚为一贯之绪。今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因生者之多寡，以为所生者微著之序，则才各别位各建，其五而非一，尤不可诬已。且《洛书》之居于后而曰履，履者履于实也。后者成也，是成性以后，而非天人授受之始也。五行者，天以化而人以生，固非可履者也。以履为初，既无当于理数，乃无端隔三位，而以右肩之二为次二，顾曰二位在坤，其数则火气之著也，禀形赋色，妙合而凝。夫水火相息而不相养，以水火之妙合为凝者，丹家之言也。且右肩之去履，非父子之相承，非夫妻之相配，非兄弟之相踵，偏正异地，左右不均，而火不位离反位乎坤，方则七月，序则十月。 徒析《河图》以附会《洛书》而不相就，其失甚矣。
《河图》之数，以大衍为父，阴阳为君，故五十极阴阳之盛，居中以生成夫水、火、木、金之四位，《洛书》之数，以阴阳为父母，五行为材，故五位因五行之各立，以居中而顺生八畴。阴阳为五行之母，而五为天五，十为地十。故可分配东西南北之四维，使水、火、木、金分取以奠位。五行既有，而行于人事，则不待离中而更分他位，则一九三七二四六八，随一位而五行皆全在焉，犹夫《河图》之随一位而皆有阴阳尔，安得复分为水、火、木、金生成之位？又况二在坤而为火，四在巽而为金，六在乾而为水，七在兑而为火，九在离而为金，位数乖离，漫不成理者乎！五行五而不可一，天之不容合也，圣人之所不敢汩也。皇极一而不可五，人之必致夫一也。勿贰以二，勿参以三。“德二三，动罔不凶”，而况可得而五之！且使以履一为初一，乃至戴九为次九，则但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目而畴在矣。洛未出书之先，岂大禹不知有此数，而何以必待天锡邪？二之为“五事”，八之为“庶征”，四之为“五纪”，要皆无征而不足信。未有智如神禹，苟且师心，不则于天锡之象，如世所列条约，随意以为初为次之理。箕子亦何所传？武王亦何用访此也哉？《书》之言曰“惟天阴骘下民”，言五行之所自生，因二气之用也。曰“相协厥居”，言五行之上生六七八九，下生一二三四，相得以成十，而五行各以偶建，裒多益寡，居之所由协也。曰“彝伦攸叙”，言初一次二至于次九，顺相因之次序，周回而不躐等也。曰“汩陈其五行”，言不知五行之离而合，损而益，序而行，合而得，以为八畴之叙也。五行者，二气之有迹者也。畴始于五行而不及二气者，敦人事以著阴骘之用，略天道而听阴阳之化，禹之所以就人心而凝道心也。五行之化为水火木金土者，天之所以生人、继善者也。五行之德为仁义礼智信者，人之所得于天、成性者也。八畴之用，要以五常为本而居中以应乎事，为之损有余，益不足，使相得而合乎中。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俯处而受中五之裁成，则仁不失制，义不贼恩，礼不愚，智不荡，而信不为小谅也。故畴以五行中，而不以皇极中。尽仁义礼智信之性以立天下之大本，而不执一以为中，使亢而或悔也。以五行中者以五行始。以五行始而居中者，五行本天以治人，居上以治下。《洛书》出于龟背，中央隆而四旁庳，是故居中高以为上而为初一。上以制治，下以禀法。制治者为初，禀法者为次，是故五以上而初一。《易》之自下上者，以人迓天也。畴之自上下者，以天治人也。《易》以数，数积少以至多。畴以象，象统全而分异。若夫皇极，则君之极也。五常丽乎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而君极其一也。统虽贵而为君，道虽至而为极，要亦五行贵治贱、贤治不肖之一理，本王相之化，而建诸好恶之情者也。五行之理，择而建之则皇极。故五行足统皇极，而五行之化非因皇之有极而始有，则皇极非中，而五行非偏，固矣。皇极之取数一者，非水之生数也。五行偶化，损四以施于戴九之余也。其象在龟之后，后者北也，王者居幽向明，南面而治天下之象也。极者，屋之栋也，天之北辰也。北辰以少统众而位于子，故一居子位，而为七畴之所拱。下栋上宇，栋履乎地之实，以仰戴夫宇。一履于下，以上载夫五行。履之实，履之信，居之幽，居之约也。是故皇极为履一，无疑也，则五行之为中五亦无疑也。旧说之苟简灭裂者不一，而其误之大者，莫大于五行皇极之互易其位。若七畴之或合或不合，要其合者，亦出于偶合，而于数无征。总之，其误以一为初一，二为次二，而不复顾《洛书》之位。蔡氏皇极九九之数，亦其缘此而失焉。今为考正《洛书》《洪范》九宫、九畴理数之符，顺行之序，相得之合，阴阳奇偶之故，为图如下，俾得览焉。
一、五行：中土，东木，南火，西金，北水也。龟背隆中而杀外，以高者为初，故从中宫始。五行，阴阳之殊而未合为人者也。故居初一。
二、五事：视一，听二，言三，貌四。视思明，听思聪，言思从，貌思恭。思以行乎四者，四者皆有思也，故《书》数四，而《范》用五。法天左旋，由中宫五行顺左而向前左。五行为道，五事为器，道阳而器阴，故五明而中，四暗而偏。
三、八政：司空一、司徒二、司寇三。司空治地利，统食货；司徒治教民，统祀宾；司寇治刑，统师。《王制》之所谓三官也。用八而统于三，以三而治五也。左前顺下，次正右。
四、五纪：一岁，二日，三月，四星辰，五春，六夏，七秋，八冬。岁者，闰余所成也。星辰者，五星之周复于十二次也。四时者，历数也。历以十二中为数，分十二中为四时，以迎四气。故五曰历数，其分四也。此合为五纪而分为八也。顺正左，向右后，次左后，八政，人事。五纪，神用。人阳而神阴。故三明而正，八暗而偏。
五、皇极：皇，大也，君也。大哉君极，以修五事，治八政，察五纪者也；以宣三德，合稽疑，召庶征，行福极者也。居幽向明，主一治众，止其所，以待动。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此之谓也。艮上之一阳处乎后者，夏道用艮，以畴用《易》也，圣人所以洗心退藏于密也。
六、三德：平康一，高明二，沈潜三，正直四，柔克五，刚克六。质德三，得于天也。文德三，得于教也。以文造质，体性三而合教为六也。“强弗友”“燮友”，气之偏者不可以为德。其克之者，则与高明、沈潜同功，故德六而无八也。皇极，道也。三德，德也。道阳而德阴，道显而德藏，故一明而正，六暗而偏。三德之教，修于五事。五事修，则三德成矣。故四六合而十。
七、稽疑：一雨，二霁，三蒙，四驿，五克，六贞，七悔。卜五，阴阳之兆于五行也。占二，五行之朕于二气也。左人事，右天道，故八政左而稽疑右。稽疑者，稽八政之所疑也。故三七合而十。
八、庶征：休征一，咎征二。征有庶而不出于恒与时也。稽疑以象告。庶征以形告。在天成象，阳也。在地成形，阴也。故七明而正，二暗而偏。五纪之顺逆，生庶征之休咎。庶征之省，以岁月日时星。故二八合而十。
九、五福六极：一寿，二富，三康宁，四考终命；攸好德者，四福之本也。五凶短折，六疾，七忧，八贫，九弱；恶者，五极之本也。故福极十一，而向与威之用九。攸好德者，莫之向而好。恶者，非有威之使恶，而固恶也。庶征之事隐，五福六极之事显。隐，阴也。显，阳也。故九居上而明，上者君道也。皇极，体也。福极，用也。皇极之用，锡福锡辜；福极之本，向以明好，威以明恶。好恶敛于皇极，而向威显于福极矣。故一九合而十。左旋至于前而一周。刑赏者王道之末务。故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五常之用，至刑赏而无余。五刑之施，至刑赏而已泰也。前者午位也，午者，人之承天之位也。人君南面而行刑赏，人事备，天道浃也。
土爰稼穑
“曰”之为言，“于”也。“爰”之为言，亦“于”也。《尔雅》：“粤、于、爰、曰也”。《诗》“曰归曰归”，犹言于归也。《书》“爰立作相”，犹言“曰立”也。蔡氏谓：“不曰‘曰’而曰‘爰’，非所以名也。”乃四行之言“曰”者，又岂以名其体哉？润下者非徒水，水亦非徒润下也。炎上非徒火，火亦非徒炎上也。珠亦润，而汞亦下；日亦炎，而草木之芽亦上也。水流而不滞，亦旁行而曲。火外景而明，亦丽木而革也。曲直者非徒木，木亦非徒曲直。从革者非徒金，金亦非徒从革也。角亦可曲而骨亦可直。玉亦可从而泥亦可革也。木生旁达而长以柔实，金坚能不散而恒能不腐也。然则土之非徒稼穑，而穑稼之并资水木而非徒以土，与彼四行又何别焉？要此五者皆以五行之情，致用于人者言之，而非纪其本体。故曰“曰”，“曰”“爰”。“曰”之与“爰”皆“于”也。“于”犹往也，往而行其情于人也。水性智也，火性礼也，木性仁也，金性义也。水体湿也，火体燥也，木体柔也，金体刚也。蔡氏以润下、炎上、曲直、从革为水、火、木、金之性，既误以情之致用者为性之居体者，又曰穑稼非所以名土，则曲直其可以名木，从革其可以名金乎？水、火、木、金、土，斯即名矣。过此以往，更无名矣。何必于“曰”“爰”之间，区区为分同异哉！
咸苦酸辛甘
五行本无适味。如木则五味俱有。栗与泽泻味咸之类。 土、金无味。火不可入口，不得名味。水之咸者亦惟海及鹾池、盐井而已。《经》文本云“润下作咸”云云，不言水咸、火苦、木酸、金辛、土甘也。盖自其一定者而言之，则天下之物无有正味。油入目则涩，入口则滑。中毒者嚼生豆而不辛，病热者食蜜而苦，有疳积者嚼土炭而甜，奚况蓼虫之甘人所辛，牛马之茹人所吐乎！是故五味者，合于人之舌与脏，而见以为咸、苦、酸、辛、甘尔。有所合者必因乎动。人动以欲，五行动以情。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者，情也。作者，动也。作动以变，而五味生焉。水不咸，而润下者咸。可煮为盐者，水之润下者也。牛马所饮非咸水，而溲渤可煮为硝者，酿之润而出以下也。火不苦，而炎上者苦。芩、连、栀、蘖之属，其性速，亦炎上之性也。王宇泰以芩蘖为北方之味，不达于太阳寒水之义。 木不酸，而曲直者酸。一曲一直，拂其性，则生意菀腐而成酸也。金不辛，而从革者辛。听命者非所乐，改革者违所安。非所乐，违所安，则气躁发而螫人。顺其性则辛失，故姜与半夏相得。不强从，不相革，而两俱不辛也。土不甘，而稼穑者甘。资乎水木，养其长成，其收以和而成也。今桃李之酸涩者，再三移之则甘，稼所作也。果之未熟者不甘而熟乃甘，穑所作也。酿花为蜜，煮蘖为饴，皆此义也。《经》文次叙甚明，先儒谓金刃伤人则辛痛，两木相擦则齿酸，不知木石所击破肌理者，辛痛无异于金，以两金石之器相擦，齿亦为之酸，而岂必木邪？况五味本从舌出，而岂肌与齿之得与哉？穷理者正不宜如是。
五纪
岁者，天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为一岁。计行三百六十六周天又一千二百分度之三百七十五。粗率如此。 月者，月之会也。一月二十九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八百一十七分，而月与日会。此用《统历》法，亦粗率也。 日者，日之周也。一日而恰一度，一岁而一周天。此用历家倒算法。 星者，五纬星也。所以知非言经星者，经星之行即天行也，天行不可知，西历云：有宗动天。 以经星所行者为天度也。辰者，五星所伏见，小周复合之次也。历数者，春夏秋冬，木火土金水分王之数也，历家所谓求冬至术、求土王术、求八节、求中部之算是也。其法以天行为岁而四分之，而岁差之实，六十七年而差一度，郭守敬推。 则天行之赢数也。以九十一日千二百分日之三百七十五为一时，如《三统历》则九十一日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四百八十七。诸家不同，大率亦相去不远也。 而又有气盈之一日零九万五千分日之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五，则赢于日行之数也。以三月而成一时，而既有气盈，又有朔虚，则赢于月行之数也。若五星之气谓五行 。分为四序，每时土王者十八日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四百四，而五行之气不因于五纬，则四时之不可以星推者也。十二辰为十二月之躔次，而以天正冬至为始，起于冬至而终于大雪，若四时之历数则以立春为始，大寒为终，则四时之不可辰求者也。故曰岁、月、日、星之外必加之以时，而历数乃成。此庶征以岁、月、日、时、星分省，而时有四，则与岁、月、日、星之四者相并成八，而当《洛书》左后之八也。古者分象命官，各司其一，岁官统岁差历元，月官统肭朓，日官统薄蚀，星官统伏见。复合四时之官，各统其气之应、候之至，与其晷影。此五纪之以人纪天者也。月先于日者，以右转言之，天疾于月，月疾于日，日疾于五纬也。以积言之，积辰得日，积日得月，积月得岁也。十二次在一岁为十二月，而在一日则子半日在大梁，亥半日在实沈冬至为正。 也。历一也，而五分之，纪所以分其合。历数四也，而一纪之，相授受而合其分也。故亦五亦八，而纪定矣。
惟辟作福 至 民用僭忒
按上文所言“克”者，当从朱子说“人之资质沈潜者当以刚治之，高明者当以柔治之”为胜。盖皇极言作君之治，而此言作师之教也。君道尽而师道兴，故“三德”次“皇极”。“皇极”以向威行好恶，故一合九。“三德”以五事为克治，故六合四。此畴既专言教，则威福玉食之言，不相为伦。反复求之，盖错简也。“惟辟作福”当在“以为天下王”之下。“皇极”一章，凡两用“曰”字，皆引伸上义而广之也。“曰皇极之敷言”云云者，言凡皇极之彝训，君上承于天则顺于天，民上承于君则顺于君，君承天，君弗敢违训，民承君，民弗敢违训，则无有僭忒而近天子之光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云云者，言君履道居尊乘权而无所可假，故直当以王天下之任自重而作民父母，非以偏私于臣，则威福玉食弗有疑畏而以让于臣也。臣者民之所视。“人用侧、颇、僻”，则民亦不训于君而僭忒矣。两段文字皆以“曰”字起义，申衍上“凡厥庶民，惟皇作极”“凡厥正人，归其有极”之义。盖皇极之数一，而居于北辰之所。一以统万，民之所以训之若帝；一孤尊而无偶，臣之所以不得分其威福也。条理井然，其为错简可知。不然，则威福玉食既非正直、刚克、柔克之事，文义不属，而上章言“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亦歇后语，而不以终“皇极”一章之文也。
玉食
诸家注疏，于“玉”字俱未考核，但云“美食”。则孔子之食精脍细，岂亦僭惟辟之食乎？食无恒味，适口为美。古重八珍，然亦士大夫之所公食也。天子之食，特多太牢。酒醴、醯酱、脯修、稻粱，则亦与下等。按《周礼·玉府》：“王齐，则供食玉。”郑司农众云：“王齐，当食玉屑。”郑康成云：“玉是阳精之纯者，食之以御水气。”唯天子之齐则有之。然则玉食者，碾玉为屑，以供王之齐食，取其贵而非取其美。或疑玉刚坚刺齿，则亦如服药然，非必饱餐之也。唯王为有，公侯而下不得与焉，“惟辟玉食”之谓已。今世俗呼白粲为玉食，既鄙陋可笑，而操觚家有“玉食万方”之云，真不知其何等语也。
衍忒
衍之为推，于义未尽。衍者，引伸而习知之也。《易》云“大衍”，斯其义也。朱子谓：“忒，变也；卜之经兆百有二十，其变千有二百，体色、墨拆、方功、义弓之类；筮之变，老少、阴阳，八为六十四，六十四为四千九十六之类。”其说较之蔡氏为得。蔡氏云：“推人事之过差。”则卜筮者以考吉凶得失，而非以推人事之有过无过。善恶者，人谋之所得而推，而不以听之鬼谋也。但龟之为兆，其象虽烦，而定于一灼，不复有变。象而不数，则无往不象，而不可以过差言也。则“衍忒”之文，专承“占用二”而言，而非兼谓卜也。忒，过也，差也。过揲之七八九六，于归奇之差而见也。揲以四数，其余有一二三四者，过乎数者也。引伸其所忒以求七八九六之正，而后贞悔以知焉。朱子《启蒙》特发归奇之数，盖亦用衍忒之术，过揲之七八九六以为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二十四，合乎揲者正也。据正而数之则烦难，而或以分筮者之心。其忒乎揲之一二三四而为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五，衍之以知七八九六之老少阴阳则简易，而筮人之视听得以专壹。神事尚简，故衍其忒以知揲，而不必详数其揲，筮术也。卜则无定象，而亦何忒不忒之有？故知衍忒之专为占言也。
日月之行 四句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举二至以该一岁，言岁之统日月也。由日之行，南牛北井，积以为三道，则北极东井退而南，南极牵牛退而北。冬至之月行夏至之日道，夏至之月行冬至之日道，往复相积而岁成。故王省惟岁，卿月，尹日。虽各分休咎之应，乃日有咎而不终月，月有咎而不终岁，则其征为王乎？为卿尹乎？故此言日月积而因以有岁，以明卿尹之得失。积而为王，则咎终一岁，固专责之王，而卿尹不与，而一月之咎，一日之咎，虽有卿尹之咎，而王不得辞其责也。盖卿尹之得失，惟王之表帅，而一卿一尹之不臧，亦王政之阙，犹一月一日之咎征，皆岁功之忒也。卿尹所治而皆以成王政，日月之行而于以有冬至，其义一矣。“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者，月以会日为朔。月统日，卿统尹也。月，阴也。雨亦阴也。臣民皆阴象也。雨者风之反，风所以限雨者也。谚云：“月如弯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风多则雨少矣。毕为天街，北胡南越。其中，则正中国也。孟秋之月，毕以旦中，则夏初夜半中，冬初日午中，春初薄暮中，与此土四孟之气相应，而其入地之中，恒反此焉。故阴离毕，则下施于此土而雨。其相差一百五十度而为箕，则阴气行乎他方，彼雨而此风矣。毕之值为心，不于心而于箕雨者，九道之所历则然也。从者，由也，如言风从东来之从，非随从之从。言月之取道，从毕从箕而行也。盖臣之于民，上下分定，而星经月纬，月非随星也。月行乎星。卿尹行乎民。月行乎星，则风雨应。卿尹行乎民，则治乱应。言民之怨咨和乐，有可以感召休咎之事，而实惟卿士之所施被者使之为怨为和，故不于民省而惟于卿省，犹星虽有好风好雨之殊，然必月从之而其好恶乃行，星力微而受气于月也。于某岁某月某日有休有咎，则谨司其岁月日之异，以警君臣而修德，若星之一日一周天，分为十二次，不复考之于十二时，以当二十八宿群星之所舍，而责之于民。此古占验之所为不凿而不细也，其与后世风角之小术不同矣。蔡传殊未清通。朱子之说，其以经历解“从”字者甚善，而云“箕簸扬而鼓风，毕漉鱼汁水淋漓而下”，乃星家形似之言，朱子误听而不揆之以理也。孔颖达“东木西金”之说，亦附会而无实。
旅獒
九夷八蛮
传注皆云：“九、八，言其非一。”今按：《论语》称“九夷”，而朱子谓“八蛮”，今犹云然，则实种类有其九、八，不但以弗一言也。夷狄之并兼分析不恒，固不可执今以论古。乃见之《鲁论》者，在昭、定之世，固自与周初相同，而《职方》言“四夷”，《尔雅》言“六蛮”，则统九于四，统八于六，部领族也。九夷之名见于《后汉书》者，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乃范晔所纪，一本之《竹书》夏后来贡之夷。而《虞书》有隅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禹贡》有莱夷，颜师古曰“莱山之夷”，即今莱州。《汲冢书》有良夷，孔晁曰：“良夷者，乐浪之夷。”《左传》记：“纪人伐夷。”杜预云：“在城阳壮武县”。又“淮夷病杞”，范晔云：“殷衰，东夷复盛，分迁淮岱。”则淮北、海东、日照、安东、赣榆之地，北迤青、沂，放乎登、莱，皆古之所谓夷也。乃《禹贡》扬州亦有岛夷，则淮南、江介、金山、崇明，亦古之夷地，而《春秋》所纪牟、介、根牟、郳、葛，皆为夷之附庸。要其始皆九夷之部，而后以分也。但考其为地，则青、徐沿海之滨，而非《汉书》所纪三韩、扶娄、濊貊、夫余之远也。
若八蛮之别，他无所考，要在三代时，荆、梁、扬三州之人近山者皆谓之蛮。《王会解》云：“蛮播今播州。 之翟，仓吾即苍梧。 翡翠，鱼复今巫山。 鼓钟，长沙鳖。”西至蜀，南至粤，皆蛮也。不仅武陵之西，苗、 之种也。《左传》记卢戎，杜预云：“卢戎，南蛮。”又“庸人率群蛮以叛楚”，则郧、均、内乡、淅、川、金、房之间，统为八蛮之地。《传》又称，楚人袭梁今汝州。 及霍，汝州之霍阳山。 以困蛮氏。是楚塞之北，内方之南，亦蛮部也。
《经》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原文王之时，西伯之命令已北行于狄，西行于戎，所以《经》文不及戎。而九夷在商郊之东，旧阻而未达；南蛮之在庸、濮以西者，虽已归化，其鱼复之外，江沱之南，汉汝之间，未尽入周之职贡，故《汝坟》之诗，且听命于如毁之王室，迨克商而后改道西向，无不络绎于关中矣。道通则旅达矣，旅达则贡咸致矣。“旅”云者，宾旅之谓也。中国备礼，则谓之宾；蛮夷不备礼，则谓之旅。“西旅”云者，犹言南宾，北乡之谓也。八蛮自商、洛取道，九夷从殽、函取道，皆西向而旅进于宗周，以致贡其獒焉。此獒之贡实自东来而不自西来也。篇名“旅獒”者，犹言贡獒。乃传注不察于此，以西旅为西方蛮夷之国名，不知西方安得有蛮有夷？而未克商以前，西土已无不通之道。既克商以后，武王自商归丰，又未尝有从事西陲之役。则唯克商而通道于东南，惟东南道通而贡獒者乃西旅，于事文两顺。不然，则史氏当于“西旅底贡”之上，宜言“通道于戎”，而不当云“通道于蛮夷”。如必违心而谓西方有蛮夷，或诬古人之随意立名，一如今人之不通，谓戎、夷之可以互称，其又何以系之“克商”之下而曰“遂”邪？详释本文，西旅之非国名，奚待辨哉？
金縢
穆卜
《金縢》一篇，其可疑者不一。惟朱子亦云“有非人情者”，情所不协，必理所不出也，而今为胪辨之如右。
方武王构疾厉虐，世子幼，则君国之忧，周公所恤，亦二公所同也。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亦臣子情义之各致。周公何用辞二公而自以为功？此其可疑者一也。
如蔡氏所云：“二公卜则必祷于庙廷，上下喧腾，而人心摇动。”乃周公之卜，为坛为 ，诸史百执在列，则在廷之人无不知者。使卜于廷，而廷臣知之，百姓尚未必知也。今曰“公归，乃纳册”，则此坛 必在国门之外，除 筑坛，驺驭戒道，其为喧腾摇动，岂不甚哉！且武王之疾既笃，辍朝命医，谁不知者？乃徒以一卜为疑，将谁欺乎？此其可疑者二也。
且使欲 之以安人心邪？二公之贤，非不足与语者，此意亦何妨明告之。乃曰“未可以戚先王”，舍其忧国之诚，不以尽布腹心，而所云“未可戚先王”者，迨夫“屏璧与珪”之言出而为戚滋甚，则当其陈词之际，何以践“不戚”之言？上欺先王，而下欺同心同德之友，公亦何事为此诈谖以自昧其夙昔乎？此其可疑者三也。
《礼》“去祖为坛，去坛为 ”，以奉已祧之远祖，有祷则祭，无祷则止。亲疏之杀，所自别也。今文王考也，王季显考也，太王祖考也。以庙食之亲，不告于庙而祷于坛，是之亲而致疏之矣。岂周公以野祭胁先王，而徼其必听乎？于礼为忒，于情为逆。此其可疑者四也。
事先之礼，以西向为尊，盖无往而不然。南，阳也。北，阴也。人鬼以幽为尚，其异于天神者也。今三坛南面，而周公北面，乱阴阳，淆人神，此其可疑者五也。
礼之有昭穆，以别父子之嫌也。今以圭璧有事于先王，虽造次之时，伦不可乱，则太王西向，王季昭，文王穆，亦其一定而不可易者。乃三坛同 ，父子祖孙并列于南面，草野倨侮，而神固不安。此其可疑者六也。
卜筮之礼，以邦事作龟之八命。其八曰“瘳”，有恒命也。卜非祈，祈非卜。祈则请命于天神地示人鬼，而卜则问于龟之灵。今使周公而卜焉，则所命者龟也。其词曰“假尔泰龟有常”，或曰“无有近悔”而已。三王非主乎龟者，则亦何用告之，而况于用玉？使周公而祈焉，以祖则宜用造礼，以三王同事则宜用 礼，观其陈词以责三王，则宜用说礼。未闻有且祈且卜之礼也。且祈且卜，渎神无经。舍所宜命之泰龟而问之不预吉凶之人鬼，卜亦何由告之？此其可疑者七也。
人鬼之玉，天子用圭瓒，公侯用璋瓒。至于诸公所执之桓圭，则以宗觐会同于王也。今云秉圭，为圭瓒乎？为桓圭乎？使如孔氏所云桓圭，则是以贽人者事鬼而不智也。倘其为圭瓒也，则僭天子而不仁也。若夫璧者，所以祀日月星辰者也。秦人沈璧于河，盖周衰礼坏之所为，且亦以告山川，而不以奉祖考。植之三王之坛，尤为非物。且造 之礼，牲币也，攻说则但币也。若卜，则玉币、牲醴皆所不用，缘卜者以迓幽明几介之爽于无方无体之神，莫适主而无所可致，则亦以质告而已矣。今牲币不将而用玉，为祈为卜无之而可，此其可疑者八也。
太祝掌六祝之辞，六曰策祝。策祝，远罪疾者也。今欲为王远疾，故用册祝。册亦策也。而策祝之辞，太祝所掌，非史之所司。如以卜也，则太祝视墨而已。命龟者，卜人也。以卜则不使卜人为命，以祈则不使太祝为辞而以属之史，何邪？且武王之世，太史则史佚也，是与太公、召公同心以辅王室者也。周公何所忌于二公而欺之？何所昵于史佚而与密谋，且叮咛之而使共欺二公乎？此其可疑者九也。
卜筮之休咎，系币以比其命者，占人之职，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杜子春谓以帛书其占，系之于龟。郑氏谓书其命龟之事及兆。则《金縢》之书，当掌之占人，而公乃以属之史而乱其官守。岂史为公之私人，可相托以给二公乎？此其可疑者十也。
诸史百执之对曰：“公命，我勿敢言。”孔氏谓周公使我勿道。蔡氏断“公命”为句，意以公无事于秘密，而非王莽之诡秘所得托，其说于理为近。但非公有命，而有司亦何为其不敢言邪？或公虽未嘱有司以共秘，而有司之见公弗言，因以不敢言，则公之始止二公穆卜者，既以安动摇之人心，则既得吉卜，体王无害矣，自应昌言于廷，以慰忧疑。岂公所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云云者，犹且附耳密语百执诸史，而唯恐二公之或闻者，又为何心？将以前者“未可戚先王”之语言犹在耳，而狙诈以不使二公分忧国之功者，翻云覆雨，无颜以复告之二公乎？则又小人技穷而怙过之奸状。公以忠孝大节，天日可质之心，抑何苦而为此藏头露尾之态邪？且金縢既启之后，彼二公者能不愈疑公之阴险而相待以薄哉？此其可疑者十一也。
王执书以泣曰：“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夫公之大勋纯忠效于王家者，岂但《金縢》之数语？区区一身代之词，情至者能为之，不待公也。成王即早涉不慧，待言而后寤，而《鸱鹗》一诗，哀鸣淋漓，较此策词，感怆百倍，乃昧于彼而欲诮者，胡为信于此而遂泣也？此其可疑者十二也。
蔡氏曰：“周公之卜，二公未必不知，册祝之文，二公盖不知也。”身代之语，亦偶然情至，不得已之极思耳。公不讳卜，则此区区之言抑何足隐哉？且使二公早无疑于公，则虽素所未知，自可一见而信，何事问之诸史百执而唯恐其为谖？如其疑也，则前云“未可戚先王”，而背二公以私卜者，为诈已穷，保非并卖此诸史百执而故为是书乎？且懿亲元老之肝胆不保，区区史执之一言，其安知非受赂而党奸乎？疑大臣而察于有司，疑君子而问之小人，此庸主奸相之以败亡其国者，而二公何为其然？况为流言者曰“公将不利于孺子”，非谓不忠于武王也。则此册词可以信公之忠于武王，而不可以信公之忠于孺子。即以管、蔡之恶，亦且成于武王既崩之后。则前日身代之言，不足以为后日解。胡为乎金縢未启之前，鬼车满载，金縢一启之后，阴噎咸消？将公生平至德元功，曾不如此儿女陈情之一册乎？此其可疑者十三也。
群疑所聚，有心有目者所共知。其得存于既删之余者，盖孔子以节取之，而为著居东作诗，雷雨反风之实，以见公忠而见谤之苦衷，与周初王室多故之迹。其出自史臣文胜之传闻者，亦以连章而无以施其芟割，则存乎后人之善论也。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而不信其余，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可为读《金縢》者之一法。
居东
居者，闲处而无所作之谓。《经》言“居东”，则其非讨殷可知。故《金縢》系《大诰》之前。以此知古注谓“我之弗辟”为“致辟”者，不如马、郑言避之当也。特所云东者，未目言何地，唯郑康成以为东都。东都者，洛也。地正值宗周之东，而时未营洛，不得言都，故但曰：“东”。在《诗》则曰“东山”，“东山”者，山之东也。丰、镐与洛，一在太华之西，一在熊耳之西。虽地分雍、豫，而山相栉比。洛虽平壤，而北有虎牢，南有嵩少，则亦山中也。周公之于此而居洛者，东盖周公之国邑也。伯禽之封于鲁，以侯服嗣周公为小宗者也。周公之封于周，君陈继之，而传于周公孔、周公阅者，以别子为大宗者也。其先食邑在岐之周原，而克商以后，与召公分陕，周公东而召公西，各有国邑，以主其方之诸侯。则周公故邑于洛东，至此以避谤故，罢相而即于陕东，则赤舄衮衣，自行其治陕之事于其邑，内不摄政，而外亦未尝用兵也。或洛本周公之封，其后以致于王而营为东都，周公县内之封又他徙焉。虽无可具考，而康成之言，亦必有所受之矣。《诗》称“笾豆有践”，则在国而行飨祀之体。其曰“我公”，则东人固以为君。以此知居东之为致政而归国，避谤而非致辟音璧 也，亦明矣。
天乃雨反风
反风禾起，朱子以为怪异。盖风能偃禾，不能起禾，其故然也。《金縢》之文虽多难信，然不应如此无理之尤。盖前云“秋大熟，未获。大雷电以风，禾尽偃”者，其时则周之秋。大熟者，稼之善而要未成实也。若其成实而可获，则偃不害获，不必起矣。雷电以风，不雨而徒风也。风而不雨，雷电空作，则黍稷之稼燥而偃也。偃则实不可以成，故邦人为之大恐。今之“乃雨反风”者，风反而后雨降也。云“乃雨”，则前之不雨可知。是则前之风为旱风，而今之风为夹雨之风，反风以得雨，则禾以润其暵而起立矣。禾起而后实以成也。故曰“岁则大熟”也。然则前之言“大熟”，逆亿其可以熟而未熟也。后之云“大熟”者，乃果熟也。未获者，未可获也，稼而未穑也。禾之偃，风偃之也。其起，雨起之也。不然，则安得有从泉壤而出之风，以起既仆之禾哉？《金縢》文理多互相纠缪，读者以意迎之可耳。
《书经稗疏》卷四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