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朋友鼓励我写些回忆之类的东西。有些借参考书给我看；有些要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然后加以选择和安排；还有些叫我先写个大纲，再加以叙说；更有人提出照我以前写过的《欣慰的纪念》和《关于鲁迅的生活》那两本小书的内容加以扩充。凡这些，都使我感动于对文化事业的关怀而鞭策自己。同时，又因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在，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先在城外找个地方安静下来。
从7月13日—8月13日的一个月期间，用在阅读鲁迅的日记、著作等方面，旁及一些有关鲁迅著作的言论，另外还看了些世界名人的回忆。很快地书未看完就过去了一个月，再拖下去怎么得了？就是这点不成熟的准备也写作，尽行工作罢，不能再拖了。写作开始于8月半，到9月20日就又停止工作了，回到城内参加些社会活动，这就是每个人都欢欣鼓舞想把自己投入一份去的国庆前后的许多工作。到10月底才又抽身回到城外，静下来，花了些准备工作的时间，又继续进行写了。到11月底，初稿算全部写完，共十三节。自己从头一看：时代虽大致略有先后之分，但有些事情带连锁性的，就须一次写完在一个节目里，所以其实也分得不太清楚的。（又，他们的许多建议中，我采取了和我一起工作的王永昌同志交谈方式，在散步中谈谈鲁迅生平事迹，引起回忆，再从谈话中整理出几项要目。）这就是现在所写的，但这还是不够得很的。
从这回的写作来说，使我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就只恨自己限于能力，未能多所体会而写出来的还是自觉离满意还甚远。原因是自己一方面体力不够，初时进度太快，每日可四五千字，本打算“十一”前完稿的，但血压马上升到240度，头昏脑胀，这样将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不得已乃变更办法，拖长下来，所以到11月底才完工。其间实际执笔，不过两个多月。以如此严肃的工作，而我只做到“快、省”二字，离“多、好”实远甚了。幸而重温了一个多月的书，稍稍引起回忆，动笔起来，极力去芜存精。对年代时日，又多借重于原来著作，但仍难免挂一漏万之讥或拾了芝麻忘了西瓜之叹。那是因自己原本不善写作，文艺性又很不够，写起来平铺直叙，历史事实也难于做到波澜壮阔。可能看起来未能满足读者希望的。
又，本书没有大段的对鲁迅说话的记录，好在这些大段的话，都在鲁迅著作或给朋友的通讯里尽言无隐，在家庭生活中倒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了。自然，朋友们来，也有些材料，但我又尽力避免多提及自己，免于总是些家庭琐碎，失却主题意义。因为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因是历史事实，不能马虎出之，所以一些比较找不到引证，就是有些记得，也从略了。而友人接洽的有关左联之类的事项，则以遵守铁的纪律，我不便与闻，因而未能详说其中情况。不过从我看来，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严肃的。对党的关怀热爱，是推崇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当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就是对左联工作，他也不是独自擅尊的，处处请求明甫（茅盾）先生一同商议，再听从党作最后决定。即接见外国记者，也常常和明甫先生一同见面。他寤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为党的工作多添些人手来。因为极望人多，他就对青年的培植爱护的热诚过重，有时难免选择方面疏忽了些。致使希望有为的转而成为失望的也往往有之了。然终不失其坚决自觉。在大关节处，他始终是遵循着党的方针、路线行事的。这是鲁迅的优点，也就是笔者所见于鲁迅的最重要的回忆！其他如对文学遗产问题，对文学改革问题等等和许多有关政治、社会、科学、文化的杂文问题，读者可从鲁迅著作找寻，我在此就从略了。
回想鲁迅的写作，从不马虎从事，处处为了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好处而着笔的。即一人一事，他也如此。比如他曾经说过要出一本名《五讲三嘘集》的书，而且也曾对我说：这书名正好和《南腔北调集》作一联对；和《伪自由书》之对《准风月谈》，《三闲》之对《二心》，《朝花夕拾》之对《故事新编》，《呐喊》之对《彷徨》一样的工整巧合的。然而这《五讲三嘘》的“三嘘”实在觉得写了未必于社会、人民有何影响而终于放手了罢。似这等审慎，则我对于他的生平，尤其后十年在上海的一切，实在写得很潦草不够了，对鲁迅严肃写作的态度也差得远了。
幸而时代已不同了，今天已不是个人关起门来写作的时候了，向群众学习，做党和毛主席的忠实的小学生，总会走向较小的错误的。
我于是以此献于纪念“十一”和读者之前。
1959年11月24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