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的創造，有很多歷史的因緣，決不是靠一兩個人的力量創得起來，不過領袖的人格和本領，也是創造時代的一個最大要素。創造時代的領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倫；有的是以智識覺醒民眾；有的是靠他優美的道德性，給民眾作一個信仰依賴的目標；有的是靠他堅強的意志，一面威壓著民眾，同時作民眾努力奮鬥的統帥者。至於智仁勇兼備的聖哲，不是輕易得來的，並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時期當中，這一種智仁勇兼備的聖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犧牲，再供後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與成功之盛。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思想上、社會上、國際上的種種背景，前面已經大概講過了。我們看它，雖然是千頭萬緒，異常複雜，到底作民眾活動意識中心的政治思想，只有很簡單的幾種趨勢。而這各種趨勢，卻是像百川歸海一樣，順著德川氏以來的民族統一國家獨立的偉大要求，把日本人歷史傳說的王權神授思想，作了中心。明治維新當時幾個大的運動，一方面有生活的切實要求，作它的分因，一方面有一個共同的信仰，作它的歸宿。我們試把日本維新前後的歷史，整個的通看起來，簡直沒法曉得，當時最有力量的領袖，到底是哪一個？如果要在活動的人才當中去尋嗎？活動的人才當中，只有尋得出幹部，不能尋得出領袖。維新史形式上的開篇，當然要從明治前一年十二月發佈王政復古的詔書算起，當時在京都參與這大運動的一般人，正好像一個亂蜂窩。宮中的一些公卿舊臣，外藩的一些藩士，拉拉雜雜，塞滿了一城。當然，那時候主張一切的人，並不是後來尊為維新大帝的小孩子。公卿當中，算為頂能幹的是巖倉具視，然而講起實際力量來，依然不過是長袖中的破落戶。就第一批發表的人物表裡看看，議定十幾人，參與幾十人，究竟誰是中心人物，誰是掌權的領袖呢？藩兵的勢力，以薩藩為最，當然薩州藩士領袖人物的西鄉隆盛，佔了糾合群雄的地位。然而在名分上，還是一個陪臣。所以我對於日本維新成功的歷史，認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於兩點。一是有時代的切實要求，二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這兩個原因，又通同歸結在歷史上日本民族統一的發展能力已經確實具備的一點。民族的統一思想，統一信仰，統一力量，這就是日本維新成功的最大元素。
如果我們把這一個基本的要點看差了，單純在一二領袖人才上去尋他的成功原因，固然是尋不出，而且要拿人才的比較，去尋幕府所以倒的原因，更尋不出。至若兵力財力等討論，更是無用了。最奇妙不可思議的事，就是王政之所以復興，各藩勢力之所以能結合，幕府之所以能倒，封建制之所以能廢，主力既在薩藩，而人物的偉大，亦不能不推西鄉隆盛。至於他下面的人才濟濟，更不用說了。此外四大藩當中的土、肥兩藩的人才，也不算差，而且思想上的代表人物，都被土藩佔盡。偏偏在征韓論破裂之後，薩、土、肥三藩的勢力，倒得乾乾淨淨。當日一般維新功臣，到得後來，都弄到殺的殺，逃的逃。而掌握了中樞的兵財兩權，直造出後來軍財兩閥勢力的，卻是不乾不淨幾個長閥貪官，這不是很奇怪嗎？說到這裡，我們更可曉得一代歷史的創造，不是簡單的東西，成功失敗，不是絕對的問題，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不是可以做絕對的憑據。在全時代的歷史當中，一代革命的成敗，民族勢力的興衰，文化的隆污，是整個的東西。個人事功上失敗的，倒往往是時代成功的原動力；而個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敗者的福。我們試把日本這幾十年的歷史通看起來，西鄉隆盛失敗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絕對支配者。各種事業的進行，都靠著他的人格來推進。當時隨著他失敗了的土肥兩藩的勢力，一化而為後來民權運動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餘蔭，還是支配著日本全部的既成政黨。那事功上成功的長藩，一方面既不能不拜倒在西鄉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隨著民論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業說，西鄉的征韓論，直到死後十八年，依然成為事實。到死後三十年，公然達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鄉的征韓論通過了，也許是闖下了一場大禍，日本的維新事業，完全付之東流，而西鄉的人格，也都埋沒乾淨。
所以我們如果要讀一代的歷史，千萬不可被事實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論迷住。我們要看得透全部的歷史，然後讀書才是有用的。我們相信中山先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的確是現代唯一的革命理論，他不但在事業上，指導我們的將來，他的理論，自自然然地替我們解釋了一切的歷史。日本自豐臣以來，直至條約改正，這三百年間的努力，民族主義，的確是在無形中成了一個指導原則。從廢藩置縣解放農民直到今天，是一部民權鬥爭的歷史。現在已進入民生問題要求直接的普遍的組織的解放時代了。再把他橫溯上去，推論將來，不外是一部為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而努力的歷史。這經過當中的是是非非，都不可執一而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