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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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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理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上面說:民族和國家是有一定的界限。要分別民族和國家最好的方法,是從造成的力是什麼上面去求。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由武力造成的。中國人說,王道是順乎自然。換句話說,自然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國體,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國體,便是國家。

這一個說明實在是分別國家和民族最好的定義。讀總理書的人要曉得總理在這一篇講義裡面主要的目的,是說明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區別。主義的意思,總理已經很明白的講過了,是一種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為力量,換一句話說,能夠決定人類之生活的方式、生存的方向、生計的方法、生命的意思的主旨。再明白些說,就是人生的目的和達到目的的途徑,就是主義。古人講道德,道是什麼,用字雖然不同,我們很曉得和今天我們所用的主義這一個字,是沒有兩樣的。德就是能夠行主義,而有得的能力,和能力所發生行為之總和。所以並不是除卻一個主義,就沒第二個主義存在,而必定有兩個以上的主義存在,方才發生主義的效力。凡是一個主義,必定包含著許多事實,必定認定有一個主義的本體,民族主義的本體是民族,國家主義的本體是國家,但是民族不是不要國家的,而民族主義的國家是以民族為本體,國家主義不是離開民族的,而組織不是以民族為單位,不能適合於一切民族的存在。更有一點,我們要特別留意的,就是總理所主張的民族主義,是以民族之平等的存在發展為基礎。主張民族即國族,有一定的分際,不能隨意曲解。所以以一民族為主體而壓迫他民族所組成的國族,是國家主義、帝國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這都是就人類的目的,和達到目的的途徑立言,並不注重在詳詳細細說明民族和國家,而是注重在說明這兩個主義。至若說到這兩個團體的本身,他的成立經過,在歷史上的關係,是比較複雜的。許多現存的民族,除了很野蠻的民族而外,沒有不是由幾個民族混合而成的。所以歷史民族即是文化民族,而文明民族即是混合民族。混合的次數越多,文化程度越高。民族的成立,混合是一個頂大的要素。混合的事實,就不外總理所指出的幾種:一血統,二生活,三語言,四宗教,五風俗習慣。這幾種混合的要素,都不外以力為結合的中心,強的可以吸收弱者,大的可以吸收小的。成就一個完全的民族,是要經過很長的歲月,這很長的歲月當中,要經過很多次的變遷,變遷的重要形體,往往仍舊不脫國家團結的形式,不過國家這一個形式,只是形式中的一種而不是全部,並且所經過的國家組織,時分時合,隨時是隨各種自然力而為變遷。所以我們曉得一切國家,總不能離開民族的基礎,一切民族,也不能拋開國家這一個工具。只是說到行動方針的主義,在今天這一個時代裡,便有確然的分解,而不能夠相混的。

我為什麼要把這一個道理來辯明呢?是因為要避免一種極端論者的誤解。分別不清楚事實和主義的人,往往會產生一種錯誤的理解,以為民族的成立,絕對不要武力,而國家的成立,是單純靠著武力一個力量。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是不講霸道的人,是反對武力的人,而他不能不承認武力是維持人民信仰的最大原因。中山先生也是反對霸道、反對帝國主義的人,他的目的在救國,救國的手段,仍舊注意在造成適當的武力,作適當的活動。因為我們今天講民族主義,我們的目的,是要建設民族主義的國家。說到建國,便不能不受國家是武力造成這一個原則的支配,要建國,要救國,而不注意武力,是絕對要不得的。這些年來,中國對於武力,簡直可以說沒有正當的瞭解,有一個時代,一般國民的思想,幾乎把武力鄙棄得不成樣子。從民國三四年以來,到八九年的當中,聽見武力就反對,以為這是一個頂不好的東西。就是最近這兩年,風氣變了一點,然而在打倒軍閥這一個口號之下,一般人對於武力,依然沒有正確的瞭解,連軍人的當中,都沒有敢主張軍隊是國家存在唯一的組織原素,戰鬥是民族存在唯一的動力的人,這的確是思想界的最大弱點。我們試看,人類的生活,哪一樣不是含得有很強力的鬥爭性的。就是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習,這五種民族力的存在,哪一樣不是在鬥爭的當中進行著。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一種努力向上的觀念,是表明自古到如今人類生存競爭的真理。戰爭和武力是一切社會力的徹始徹終的表現,不過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經常而是非常,不是全部而是一部。互助的組織、和平的幸福,乃是全人類經常的手段和經常的目的所在。所以我們不主張軍國主義,而我們承認在建國的工作上,必須有軍政的組織,在民族競爭的當中,必須造成強有力的軍隊,在世界的目的當中,必須要以中國民族的能力,為世界人類打不平。過去和現在的一切歷史事實,都是如此證明的,我們看見日本民族種種歷史上的思想,看見日本維新的思想根據,使我們愈加瞭解武力和戰爭這一個事實,是建國的最要緊的手段。不經過很多的惡戰苦鬥,費過很大的犧牲,民族的平等,國家的獨立,是決計得不到的。我們要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要主張中國人在世界上生存發展的權利,要為一切被壓迫的人類打抱不平,必須要造成強有力的武力。今天我們反對中國的一切軍閥,並不是因為他們有強有力的軍隊,而是因為他們不能為國家為民族為民眾造成強有力的軍隊。試看過去他們的軍隊,如何的脆弱,如何的腐敗,如何的墮落。他們的行徑,說不上是什麼主義,他們的力量,更夠不上維持什麼主義。中國的兵家,以孫子的著作,最有系統,有價值。今天翻譯外國兵書的人,還是借用他許多的名詞。他講兵力的構成原素,第一就是道。他為道字下的註解就是: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

這一個定義和總理宣言上所說使武力與人民結合,使武力成為人民之武力的話有什麼兩樣呢?我們中國人因為這些年受軍閥的壓迫太多了,所以只有從消極的方法,解釋總理北伐宣言上的兩句話,而不曉得在兵學的原理上,非此不能造成強有力的武力,作為民族爭生存的基礎。中國民族如果不能夠決死,決不能夠求生。要想求生,必定先要敢死。要民族敢死,在今天世界文化的條件下面,必須要成有意識的民眾的武力。從前的民族競爭,只是單純的爭生存。單純的爭生存,就需要軍國主義。今天的民族競爭,不單是爭生存,而且是要爭有意義的生存。我們的三民主義,就是今天生存的意義,要全國上下都能同意,要將士兵卒都能同意,然後才可與共死,可與共生,而不畏危。這是我們今天的共由之道。

日本維新的歷史,我們已經從前面種種事實講明白許多了。我們再從國家的意義上看,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幾次戰爭的結果。而這幾次戰爭得到勝利,都是人民與政府同意的結果。就國內來說,倒幕府廢封建的完全成功,是明治元年之戰、九年之戰、十年之戰的成績;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二十七八年戰爭的成績。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是三十七八年之戰的成績。這幾件重大事實,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