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義一早晚要組閣，這是我們在十年前就看見的。田中內閣的出現，就是長州藩閥的最後握權，這也是我們在十年前所看見的。而且在今天這一個時代，田中內閣出現，不單在日本政治上是個必然的結果，並且也是全世界的反動傾向當中的必然事實。現在全世界的情況，在一方面是革命潮流的猛烈進行，同時在一方面就是反動政治的增長。英國勞動黨內閣倒了便生出保守黨內閣，德國在共產黨壓下去之後興登堡便做了總統，美國的政權又落在共和黨手裡，此外義大利是法西斯黨的木梭裡尼當權，西班牙是德維拉將軍執政，獨裁政治是文明進步國家的當中最經濟最有力的一個需要，這一個聲浪，傳遍了歐洲。從前議會政治論者所視為蛇蠍的迪克推多，在今天的政論家當做尋常茶飯。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日本當然也要應一應景的。
並且我們看日本前內閣的確也是不能維持，不單前內閣不能維持，和前內閣取同樣的平和政策、調和政策的內閣，都不容易維持的。這個理論和事實，講起來話便很長。我可以簡單說，在國際狀態和國內產業狀態緊張到了極度的今天，一方面中國的局面大搖大動，沒有一點平靜。一方面日本現存政黨的基礎，根本動搖。從明年五月的大選舉，日本的選舉權，便要從三百萬擴張到一千二百萬。英國對中國，取壓伏革命的手段，大舉出兵。俄國既掌握蒙古的政權，還要想壟斷中國的革命。在這樣一個情形之下，以和平而獨立的外交政策為存在綱領的前內閣，無論是對內對外，都不能得人的滿意，這是必然的趨向。田中義一出來之後，他要怎樣幹呢？我們沒有確實的材料，不能隨意懸揣。但是我們很看見，田中是要干的，不單他自己要干，四圍的情形，也要求他幹，他的干法，從前已經有了成績，有了榜樣。他身邊的人，依舊是從前那一套。他雖然不在參謀本部，而參謀本部，依舊是在他的統率之下。不過是掛上一個政黨領袖頭銜，加了些搖旗吶喊的政客，而且從前一些北京關係的老人，板西西原，也都集到他的幕下，這樣一個情形，他總要唱一齣戲罷！
日本有一些人｜｜於藩閥、財閥有關係的人，在前年去年，對於中國抱著一個假想，他們認定，中國的政治如何變化，和日本有極密切的關係，中國的政治，如果不能受日本的支配，是非常危險的。但是從前所取操縱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實上失敗了。何以會失敗，便是中國事實上不能統一，以事實不能統一的國家，單想操縱一個京都的政治來支配全國，這是絕對辦不到的。而且因此生出中國人民的反感，實際上反而受打擊。從前的二十一條的中日協約，就是一個失敗的例證。即使沒有《二十一條》，日本在中國的地位，也不能小過今天，少過今天。而因為有了二十一條的名義，倒反而妨礙了實際利權的獲得。以後對於中國，爽性不取操縱中央的辦法，而另開門徑。但是有一個要點，就是如果革命運動成功，中國由革命而得統一，則必於日本不利。所以必須使中國革命勢力，不得統一。現在中國的各個勢力當中，張作霖的勢力，是日本勢力在中國的一個基礎。但是中國絕不會統一於張作霖，此外藉英美勢力而想作武力統一的吳佩孚，也必然失敗。在中國的勢力，目前最確實的，就是一廣東的國民政府，長江的孫傳芳，東北的張作霖，西北的馮玉祥。國民政府的勢力向北，馮玉祥的勢力向南，如果這兩個勢力把長江孫傳芳、吳佩孚的勢力打倒而得聯絡，則統一的國民政府成立，張作霖的勢力，始終是不能維持的。為應付這一個局面，日本應該要扶植孫傳芳，有統一長江的勢力，把孫傳芳造成日本的第二個張作霖，以阻隔南北兩個革命的地理上的連接。抱這一種見解的人，很是不少。而尤其是在長江有投資企業貿易關係的商人，主張更切。及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武漢克復，國民政府將要北遷的時候，這一種論調，更加高起來了。同時我們還曉得中國國內，也有些沒志氣的人，頗想勾結日本，作一種運動。他們一是怕共產黨，二是想要得一個依附，於是往來於孫傳芳與日本人之間者，也就實繁有徒。及至革命軍向長江下游發展的時候，日本政府裡面就和此種論調相應，生出一種出兵論來，主張出兵論的，不用說是陸軍一派了。
從前日本參謀部在中國各地駐在的武官，是非常活動的。在民國五年以後，在南京各地的武官，更加活動。而外務省所轄的領事官，除了管理僑民之外，對於本地方的政治上，沒有什麼關係，他們也不大和軍政界幹部的人們來往，所以取得情報的能力，陸海軍人較之領事官為大。自從國民黨改組而後，國民黨的中央，對於日本取一個不理睬的態度。而各地的民眾，是絕對排日。兩三年當中，在南方各地的駐在武官，和當地的軍政領袖，幾乎失了關係。此時黨的組織，漸加嚴密，從前兩院的政客們，除了真是做革命黨的而外，也不能東奔西跑，日本人取得情報而操縱的線索，因此更少了一個大部分。因此參謀本部對於中國問題，足以時時處處，勝過外務省的能力少起來了。這是前內閣的對華方針居然可以自己決定，而外務省居然可以不受參謀本部指揮的一個大原因。
本來，日本人的對華觀念和日本政府的對華方針，可以說無論什麼人，大體都差不多。維持在滿洲的特權，和在直魯及三特區福建等的特殊地位，維持日本在中國的最優發言權支配權，尤其是經濟的支配權。這幾種根本政策，現在在政治上的人物，誰也沒有兩樣。當然外務省系的人和參謀本部系的人，決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然而因為對於世界關係的認識兩樣，所取的手段和所持的態度，就有很大的不同。尤其近年來我們覺察到日本對華的態度，有一個轉換。從前屬於外交系的人，在國際關係上，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崇拜英國，事事聽英國的話。關於中國的方針，儘管遇事主張日本的特殊利益、特殊權力，而遇事都仰英國的鼻息，尤其是加籐高明統率外部和總理內閣的時代，這一個趨向，是很真切而極端。本來加籐是替桂公爵辦事的一個人，然而他只懂得桂太郎親英，不懂得桂太郎排英。桂太郎死後，他領袖憲政黨十年，這十年的當中，他把桂太郎早認為已經任務終了的日英同盟，仍舊奉為天經地義。直到歐戰既終，日本以歐戰當中積極、消極對於英國那樣的幫忙，到底不能得到英國的感謝。滿期的英日同盟，日本政府和民間，還想要勉強運動保持，然而被英國半文不值的丟了。自此以後，外交系的人，對於英國，才漸漸不像從前那樣恭順。在一方面，這幾年來，中國極度的排日熱，一轉而為排英熱，同時不能有兩物生存於同一個空間，積極排英，當然便把日本問題冷淡了下去。外交系的人，他們很留意中國人心的趨向，看到這一個情形，很瞭解這是挽回中國民間排日風潮的機會，絕不願意再跟英國走，不惟得不到利益，反替英國人負責。在陸海軍系的人，尤其是陸軍系的人，他們對於中國一切的方針，向來是抱定一個進取的國防計劃，所謂蠍形的政策，一切方法都從這裡面打算出來。他們向來不問國際情形如何，便一意孤行，也要遂行他的策略，所以倒不像外交系的人那樣奉英國若神明。而在近兩三年來陸軍參謀部內的日英協調論非常濃厚起來了。他們認為中國的革命運動發展，是絕不利於日本，而在南方中國，日本又沒有獨行其意的勢力基礎。為壓伏中國革命運動計，他們便想取一個北日南英中協調的政策，就是對於南部中國，英國獨立處理之。北部中國，日本獨立處理之。而對於中部，則日英兩國以協調的精神取協調的形式。在今年英國出兵上海的時候，陸軍方面極力主張出兵，前內閣則不願意如此。及南京問題發生，出兵論更盛，而外務省方面，還是取鄭重態度。後來內閣一交替，山東出兵的事便實現了。山東出兵的意義，在日本人方面，他們說是僅為保護日本僑民。而其實際是因為革命軍佔領了江蘇，更向北進展，他們所最愛的孫傳芳的勢力，差不多已經消滅乾淨，張宗昌又是絕無戰鬥能力而且天怒人怨的東西。倘若革命軍一氣呵成地北攻，山東的底定，是很不難的。於是以維持蠍形政策為目的的參陸兩部的人，便不能不以對付郭松齡的精神而出兵了。出的兵雖然很有限，但是意思是很深長的。戰鬥力消失乾淨殘餘北渡而逃的孫傳芳當時敗卒不及兩萬，而不到幾個月工夫，又有了七萬以上的軍隊，這一次再渡江的隊伍，已經有四萬左右，豈不是很奇怪嗎？當南京政變發生，孫軍從新反攻的時候，日本忽然宣告退兵了，不用說這是他們認為革命軍再不能北攻濟南的證據。所謂蠍形政策是一個什麼東西，我也得講一講。大家都曉得蠍子的利害，全在兩個鰲和一個尾。日本既定了要侵入大陸的計劃，他們軍事的眼光，一面注意在南方的海陸，一面注意在北方的諸省。他們認定確實掌握渤海灣，是非常要緊的。對於渤海灣，一個遼東半島，一個山東半島，是要緊的形勝。中日戰爭之後，日本在南方已經佔據了蠍尾的台灣，以為根據，可以控制南部中國和海洋一帶。還想要佔領遼東半島，而被三國干涉逼到不得不退步。其後德國卻拿了膠州，俄國租了旅大，這一個大蠍的兩鰲，被俄德兩個歐洲大陸的強國佔了。日俄戰爭之後，奪了遼東，歐戰之後，又奪了青島，在形式上，似乎像完成了蠍形政策了。然而以後把持得住把持不住，如何把持，這些都是今天日本軍人所最苦心的。
田中大將的政治興味是很濃的。他很有軍人策士的稱譽。他也和桂太郎一樣，看見今後要在政治上的活動，非有政治上的與黨不可。恰巧逢著政友會失卻統率的時候，便因緣際遇而被熱中政權的政客們推為總裁。但是一部分較有民主氣習的人，決不願如此。而政友會的勢力便因此永無結合之期。以二十餘年來維持第一黨地位的政友會，由此便化為第二黨與第三黨。政友本黨的領袖床次竹二郎說：田中的人物如何？政策如何？姑置不問，其歷史和環境，決不能作憲法下面的政治家，我寧可永遠作少數黨作在野黨，而不能與之聯合。這個話的確是一大部分政友會議員的心理。
田中為什麼進政黨的呢？他走進政黨之後如何作法呢？聞得人說，他們有一般軍國主義者所組織的一個修養團體叫作凡人會。所以叫作凡人會的心理作用，我想是從不凡者自居，視世人皆凡人，故自己反號為凡人。這一個團體的人數不多，他們是以講大乘佛教為團結的意義。但是就會員的思想分野看，多半是神權信者，和佛教的教義相離很遠。我在前面說過，日本的佛教思想，固然不是印度的佛教，也不是中國的佛教。受過王權時代的公家制度和封建時代武家制度兩重感化和神權的民族思想陶融的日本佛教，完全變了樣子。明治以來雖然經了神佛分離一個很大的制度變革，然而民間的思想，依然是神佛混合。這凡人會中的人們，大約可以說是以佛教為用，以神權為體的民族神權主義者罷。在這個團體中的人，多半是長藩關係的軍國主義者而尤其是北進論者。田中也是當中的一個人。他們也講究一些禪宗的機鋒。有一天一個朋友勸田中大將說：你何不把劍放下來去拿珠子！田中受了這一個機鋒的刺激，於是決心跳入政黨生活了。田中說：我做軍人以來，經過兩次大戰，這兩大戰，我都不曾死，政友會這一個黨，是不利於領袖的不祥黨，從前星亨是被人刺殺了，現在原總裁又被人刺殺了，我以戰陣餘生，不能死於疆場，所以特意尋著做這一個不利於領袖的黨來做領袖。這樣看來，田中之跳入政黨生活，的確和平常的政客們有一個大大的不同。他不僅是熱中政權，不僅是希望成功，他很像是看破了紅塵，超脫了生死，以這一種似能立似能破的主張，似現量似比量的觀念，當這危機四伏、一觸即發的東方軍國的政權，乘著全世界革命和反動兩個大潮流翻來覆去。他的前途怎樣？東方的前途怎樣？世界的前途怎樣？
我們看紐約、華盛頓，是西半球的兩個中心，倫敦、巴黎、柏林、羅馬，是歐洲政治的四個中心。莫斯科和東京，是亞洲政治的兩個中心。安卡拉是正在努力想造成一個亞洲中心來的，前途如何，不止在土耳其而尤其是在全世界的回教諸民族。中國不單造不出一個世界中心，而且造不起一個全國的中心。全世界正在預備極大的戰鬥，這一個大的戰鬥，主要的問題，就是被壓迫的十二萬五千萬民族能夠站起來自己造成政治支配的中心不能夠。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國，就是這中心問題的中心。然而只成了問題的中心，而不能造成一個力的中心，於是四圍的中心力，都向著中國來吸引。失卻自己支配的中國民族，一逢著他力，便被吸引，逢著強大的他力，便很快很大的被吸引。而來吸引中國的中心力，當然是互相衝突，吸引力愈大的，當然衝突愈大。英國這一個勢力，是壓迫中國最大的勢力，同時也是吸引中國最大的勢力。在太平天國戰後，中國人的精神被英國的勢力完全吸引住，使中國人連壓迫的感受都失卻了。長江和南方一帶，崇拜英國、迷信英國，成了一種風氣。只是北方還不能被吸引乾淨，野蠻的抵力一變而為義和團，及義和團失敗，這一個抵抗性也消失乾淨了。直到民國十四年為止，全中國的人心可以說是被英國吸引住，一動也不能動彈的了。這幾年工夫，國民革命的運動，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在總理二十年抗英的努力之下，大刀闊斧大聲疾呼的進行起來，於是全國人心，方才猛然驚醒，此時可以說任何人沒有不排英的了。所以此刻英國的壓迫，已經失了吸引的作用。然而除英國之外，還有兩個很大的壓迫，正在發揮他的吸引力，不用說一個是莫斯科，一個是東京了。
從中日戰事以後，尤其是日俄戰爭以後到民國初年，東京的吸引力真是大極了。全中國的青年，羨慕日本維新的成就，於是都想學日本，都到東京去。等到成了一個風氣，由日本歸來的人，都可以得差事賺錢，於是不羨慕日本維新，而羨慕到東京能夠賺錢、賺地位法術的人們，也都大舉趕向東京去。最盛的時候，在東京一處，同時有三萬餘人，速成法政、速成警察、速成師範、速成陸軍，樣樣都速成，好一個終南捷徑，只要一到東京，便能很快的學得賺錢、賺地位的法術。在歐戰之後，空氣大變了，被歐洲五年的大戰漸漸喚醒了的中國青年，曉得要努力打破現狀，打破環境。魏鏗的新理想主義，尼采的超人主義，詹姆斯的實驗主義，柏格孫(現譯為柏格森｜｜編者注)的創造進化論，枯羅巴金的互助論，柏倫哈匠的戰鬥生活論，五光十色，四面飛來，然而解決不了中國的任何問題。忽然俄國勞農革命起來了，成功了，雄大的戰鬥力、精密的組織力、廣大的宣傳力、富裕的金錢力，使中國的青年把那些解決不了自己切身問題的什麼主義，一齊擱下，先走向馬克思主義再走向列寧主義。尼布楚條約以來的歷史忘記乾淨了，輕視俄國野蠻專制的心理一變而為崇拜革命成功的心理，反抗壓迫的心理一變而為接受援助的心理。去呵去呵！去向莫斯科呵！這些人去了，回來了，國內左傾的趨向，足以使這一些速成的革命者得著很好的地位，很好的名譽，很多的金錢。於是不羨慕革命而羨慕地位名譽金錢的人們，也爭先恐後地走向莫斯科去，速成的革命政治家、速成的革命理論家、速成的革命軍人，充滿城市鄉村，一到莫斯科便可以學得賺地位、賺名譽、賺金錢的法術。這一個流行病，正和十五年前向東京的心理，遙遙相對。失卻民族的自信力的中國青年，真是可歎可傷呵！現在雖然經過一個很大的懲創，然而迷信的根，恐怕還未去淨罷！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面，我們很看得見，俄國和日本這兩個壓迫中國民族的勢力，都變成一種吸引的勢力。受這吸引力吸收了的人，差不多好像是中了魔一樣的狂。不過被日本吸引的人，病根是不深的，因為中國人對於日本，總抱著一個我們是文化的先進國的歷史心理。而對於俄國，便不然了。現在這兩個大的壓迫力，各自都在吸引的上面顯神通，而一種壓迫的吸引，都是預備東方將來的世界大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操之自我則存，操之於人則亡，中國的國民到底對於自己將來的生命，對於世界將要暴裂的戰爭，作何種打算呵！
近三十年來，東京是很顯明地，取得了東方政治中心的地位。雖然他們的力量，依然屈服在全歐洲的勢力之下，而尤其是在倫敦的政治力吸引之下，加籐當國的幾年當中，這個趨向，尤其是很明顯。然而他自己統一的力量已經很確實，對於中國，已經由壓迫而生出了吸引的作用。十幾年來，中國任何政治變遷，沒有不從東京的打算上影響出來。最近七十年的東方史，前半是日本對俄國臥薪嘗膽的爭存史，後半是日俄兩國在中國的爭霸史。而世界戰爭之後，又進了兩國的新爭霸時代，沒有出息的中國人的心理，不向東京便向莫斯科，這是一個召亂召亡的心理。在這樣一個情形之下，東京的政權，落在軍國主義者的田中大將手裡，一就總理的職，立刻便跟著英國對上海的政策而對山東出兵，而召集在中國的外交陸軍人員會議，而對滿蒙決定積極政策，陸軍大將內閣總理兼外務大臣的田中義一，恐怕是要變成第二個塞爾維亞的中學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