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与其他教士
开创第三期中国基督教事工的，当然要算到利玛窦，在他以前许多冒险而努力的人，都不过是他的开路先锋。前人种，后人收，前人之功固不可没，而利氏苦心孤诣，亦足以垂万世而不朽。其生平事迹，见之于一般记述者甚多，兹且据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略述如次：
利玛窦，字西泰，（明代天主教士，依照中国习惯，往往于姓名之外，特题字号。）生于1552年意大利马知拉打（Macerata）地方。这一年便是沙勿略去世的一年。他的父亲，曾经做过高官，也希望他的儿子能步其后尘，所以叫他到罗马京城去肄习法政。但在他年十九的时候，有志修道，不愿婚娶，屏除名利，入耶稣会，有传道四方之志。他把这意思写信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极端反对，欲亲往罗马去劝阻他，正欲动身，忽然得病，病愈欲行，又病而回，这样有三次，乃幡然觉悟，以为这或是天主的意思，便写了一封回信给他，慰勉一番。他便在研究习文理科学识之外，进圣安德修道院研究神学，在院立志传道印度，于1577年附舟历数国辗转至印度。1580年受司铎之职，次年得范礼安之召，乃至澳门。这时澳门已经中国政府允许作葡萄牙人居留地，耶稣会士创立了会所一座，并且成立为主教区。利氏到了澳门之后，范礼安便命他学习华语，因为范氏鉴于前此诸教士工作的未获成效，乃由于不懂华语之故，于是命罗明坚、利玛窦等努力学习。后来，因为他们能操华语之故，获得总督嘉许，使耶稣会得由广州而入肇庆，立定了传道的基础。先是广东总督名叫陈瑞，起初到任的时候，便借口调查澳门葡侨之名，乃传令召澳门首领门多萨（Airoz Gonjaloj de Mendoja）及新近登岸的萨来约（Don Leonardo de Saa）主教到肇庆总督府质问，其实他别有用意。这消息传到澳门之后，一般侨商，咸为不安，恐怕有什么不幸的来临。不得已选派两个能说华语的人员代替前往，于是令检查官巴乃拉（Panela）代替门多萨，罗明坚代替萨主教，来到肇庆，向总督从容陈辞，并呈献所带布匹、丝绒、水晶镜等约值二千余元银两之物，总督遂变其傲慢态度，款待礼遇，留居府内十五天之久，又以罗明坚酷好文学，赠给他们许多中国书籍。罗明坚见时机可乘，便向总督请求驻所，以便留此学习中国文字，虽然未得允许，却彼此十分投契。此后罗明坚得几次谒见总督，在肇庆建立了根基。二年以后，罗明坚乃带了利玛窦（1583年）到肇庆谒见新任总督郭公。肇庆是当时广东省的省城，风景非常美丽。他们到了那里，首先谒见知府王公，按照中国习俗，行跪拜礼。知府对于这几位外来的朋友，十分殷勤。他们向知府唯一的要求，希望得到一块远离市廛的空地，可以为建筑教堂及寓所之用。知府立即派人带他们到西门外江边观看地方，离这里不远正在建筑一九层高的八角塔，他们觉得这地方非常合宜，乃在附近择定一角。罗明坚便回澳门计划建筑经费，利玛窦一人留在肇庆。因为他学习中国语还不过二年工夫，对于各种事务的处理，自感非常困难。官厅虽然允许他们建筑，而民众却异常反对，于是引起了骚动，谣言蜂起，几乎酿成大狱。幸亏那个知府加意保护，张贴告示，说明教士来华理由，经过六个月的口舌，风潮方始和缓。所建造的房屋，完全是欧式的，下层一共五间，中层暂作教堂的一间客厅，上层为教士们住室，前面有一个阳台，从远处看来，式样非常美观，而且与旁峙的九层高塔互相辉映。人民少见多怪，轰动全城。利氏因而常住肇庆。他本是长于数学及地理的研究，于是把一张世界地图放大尺寸，改绘成中国字的地图，将中国本部十五省绘在中央，虽然与事实不符，但却投合中国人自大的心理。他把这地图与浑天仪、天地球考、时晷、报时钟等物赠予当道，他们都觉得非常新奇，并佩服他们的学问而得一般学者的尊敬。罗明坚既然跟着卸任的总督到绍兴去了，利玛窦便独当一面地进行着他的工作。他不但是用学问使人佩服，并且用道德去感召人，横逆之来，都能忍受。有一次，他的佣人捉住一个从后面墙上进来偷柴的人，他反而自己背了些柴送给他，说他是为了贫穷的缘故，不必和他计较，那个人觉得很惭愧。自然这样的事情便传布开来，他的名字也一天天受人称赞。他们在肇庆，差不多有十年光景，苦心学习中国语言，并且研究中国文字，对于中国的五经子史，都能明晓其意义，据此著书立说，发明教义。他欲实现保罗所说的“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训，他要“在中国成中国人”，于是他也像罗明坚一样在饭食起居仪节生活上都完全中国化，穿着和尚的服装，而改变欧洲的习惯。后来遇到瞿太素，才劝他改穿儒服，废除僧名。那时有因爱慕其学问，而来跟从他的，如钟铭仁、黄明沙等人。亦有因邪魔作祟而来请求祈祷的，于是在肇庆便有许多人信奉天主教了。到1589年一个新任总督叫刘节斋的，他羡慕利氏等的住宅，想要把他夺去，逼迫那些教士退到澳门，但却不愿居一恶名，所以仍旧叫教士回到肇庆，愿偿还其房价，利氏等力辞不受，只望在别一城中居住，总督遂指定韶州南华寺为其居所。韶州接近江西，传教工作遂因此向北推进一步。利氏既到韶州，便请在城河西首官地建造堂宇。鉴于前次的纠纷，不复用欧洲式，建成华式的住宅及礼拜堂各一所，时在1589年。在韶州遇到瞿太素。（按：太素乃文懿公常熟景淳长子，文懿公有数子曰汝夔，曰汝稷，曰汝说，后来殉国的瞿式耜是汝说的儿子，也是个热忱的基督徒，可见太素之接受基督教，影响于其后来的家庭。）他本来认识利氏于肇庆，适过韶州，谈论甚契，愿奉为师。本来他想从利氏学得仙丹，却不料所学的乃是宗教真理与数理几何等学问，历时不久，颇有心得，所以后来在1605年受洗入教了。利氏曾问太素有何祈求？太素答以行年四十三，尚未有子，能为我祈天主乎？是年，太素果生一子，名曰式穀。太素本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得其揄扬于缙绅之间，利氏之名遂大噪。
利玛窦曾乘暇游南雄，遇见王玉沙在南雄做官，深为契合，遂得在南雄暂住，为若干人授洗。时同伴麦安东（Antoine d'Almeyde）、石方西（Francois de Petris）相继逝世，利氏遂感到孤单。适郭居静（LazarusCattaneo）至韶州（1594年），遂共商赴北京计划。次年跟随起复之大吏姓石的少司马同行，想借此以至北京。逾梅岭后，溯赣江而上，要经过十八滩，波涛险恶，所乘之船触滩沉没，全船之人皆落水，随行的青年名Jean Barradas者惨遭溺毙。利氏自己既没水中，不谙游泳，度无生望，忽手触一绳，乃得脱险。不意该大吏忽然变计，深恐携一外人入境而获咎，欲把利氏遣回广州，几经力请，始许带至南京，而该大吏本人则陆行北上了。既至南京，不为官吏所容，复还江西，至南昌，心颇懊丧，适有医士王继楼者，本相识于韶州，至是见利氏至，殷勤款待，赖其见容，得识城中士人。时江西巡抚陆仲鹤，邀见甚喜，利氏以其所著书并三棱镜献之，遂得留居于南昌。由此，得谒见建安王，王甚欢迎之，握手而言曰：
凡有德行之人，吾未尝不交且敬之，西邦为道义之乡，愿闻其交友之道。
利氏便著成《交友论》一卷献之。时适同会苏若望（Jean Soerio）带了些金钱来，遂租得小屋同居于此。从此利氏之名愈著，过访者户限为穿，有见其太烦而劝其托词不在以谢客，利氏答曰：
天主不容我作伪言，宁愿过客倍增，不愿言行背道。
因此，人家愈加看重其人格与其教道。利氏身居南昌，心常不忘北上，1598年适有旧相识王忠铭，新授南京礼部尚书，将入京觐见，路过韶州，原欲携带利氏入京，继知利氏在南昌，遂偕郭居静至南昌，将与利氏同至北京。
先是利氏在肇庆时，绘有地图一幅，为赵心堂所得。时赵公方将开府姑苏，适王忠铭带利氏到南京，赵公馈送礼物中有此地图，王公甚奇，以示利氏，方知此图本为利氏所作，乃作书以告赵公，赵公喜出望外，具车以邀利氏，相得甚欢。利氏并出天主像，赵公悬之于日常拜天之所，稽首敬礼，并遍请当道诸公，同为瞻仰，畅谈十余日。时王忠铭已先北上了，赵公乃命人护送入京。时正因中国与日本因朝鲜事发生战争，流言外国人为日本间谍，为避嫌计，不得已使郭居静径返南京，自己则往苏州访瞿太素，太素劝其在苏州建一住所，然以利氏久病新愈，宁赴镇江休养，至1599年仍还南京。时王忠铭已就南京新职，介绍许多官吏与之订交，一般士大夫咸以与利氏订交为荣。郭居静亦由山东来会，商量建筑住所。户部刘斗墟曾于洪武冈建有住宅一所，因常为魔扰，愿让给利氏；视之，极为满意，即奉天主神像于其中，夜与郭居静、钟念江迁入同居，安然无异。次日诸相知过访，咸以为邪不胜正，始知堪舆择日之俱属妄诞。有太史王顺庵者，博学多闻，常有志于度数历法之学，知利氏精此学，乃令张养默先就利氏受业，习之既久，于浑仪度数，始有所得，乃喟然叹曰：“彼释氏之言天地也，但闻一须弥山而日月绕其前后，日在前为昼，在背为夜。其言日月之蚀也，则云罗汉以右手掩日而日蚀，左手掩月而月蚀。言地在须弥山四面，分四大部州，而中国居其南。天地之可形像测者，尚创为不经之谈，况不可测度者，其空幻虚谬可知也。今利子之言天地也，明者测验可据，毫发不爽，即其粗可知其细。圣教之与释氏，孰正孰邪，必有辨之者矣。”名士吴左海、李卓吾亦皆订交利氏，赋诗为赠。又尝折服道家李公、高僧三槐，其学识为当时人所惊服者类此。诸大夫中首先奉教的，乃一七十岁之武官，洗名为保禄，后其子及全家皆受洗。斯时奉之人日多，就其新住的礼拜堂中公开礼拜。郭居静将此情形赴澳门报告，并请派辅助之人。不久，郭氏偕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同来，留郭氏主持南京教务，利氏则偕庞氏作北京之行，时在1600年。所带贡物，有大小自鸣钟各一，油画三幅，内圣母像一，耶稣偕约翰像一，救世主像一，镜数面，三棱玻璃柱两面，《圣课日祷书》一册，手琴一具，《万国舆图》等。被内臣马堂，截夺贡物，自行上奏，奉旨便殿召见，命内臣学习西琴，并问西洋曲意，利氏乃译《西琴八曲》以进；帝尤爱自鸣钟，命此二外国人留居京师，并赐月俸。向例外臣贡物，必由礼部呈进，今因利氏径由内官直达，礼部大臣认为越级，颇示不满；后经利氏说明马堂强夺邀功之事，方释嫌怨。利氏虽留京师，却居夷馆中，乃具疏请命，冀能于两京或吴越，得一居所，未蒙报可；后经礼部赵邦靖周旋其间，始得在北京僦屋以居。后赵公因事去官，利氏独往唁慰，赵公感激相知，归而研究利氏《天学实义》一书，颇多领悟。利氏住京师凡十年，时与名公巨卿论学，宾客过访，络绎不绝。每接见宾客时，辄言天主教理，一有宾客，则倒屣出迎，虽在抱病呻吟之时，亦必欣然出接，忘其所苦，客去则呻吟如故，无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因此，交游日广，人多乐以相亲，受其感召者，大不乏人。名公巨卿，翰苑闻人，颇多受洗入教，徐光启、李之藻即其中之一。时北京奉教者已有二百余人。徐光启本于1603年领洗于南京罗如望（Jean de Rocha），次年为翰林，至1632年入阁为尚书，为当时华人信道中最有贡献的一人。李之藻从利氏学西学，深佩利氏器识；适患重病，以独居京师，乏人照料，利氏朝夕于床第之间，为之调护，及病笃时，乃劝其立志奉教，遂为施洗，而病亦渐痊，后为基督教多所著述。
1609年利氏曾创立信徒团体，名曰天主母会，在会之人，相约以德行范世，赡养穷人为务，按月聚会，互相策励。其日常工作，除为志愿受洗之人讲说教理外，又尝努力学问，于中国文学造诣甚深，《四书》、《五经》都能熟读，故其在应对周旋之时，往往引经据典，阐明教义，深得当时儒者的钦佩。本其于中国学问的素养，从事著述，一书之出，莫不受人称誉。教内外人士致书请问的，日有多起，辄手自裁答，虽缕缕长言，亦不惮烦。又尝就北京建筑大礼拜堂，亲自督理工程。以一身任此繁剧，劳苦不辞，乃至促其年寿，于1610年6月11日卧疾不起，年仅57岁。遗命以龙华民（Longobardi）继其后任。庞迪我、熊三拔等具疏奏请葬地，乃以籍没杨内官私创二里沟佛寺及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赐为利氏葬地，即今北京城外教士公葬之所。在京与南京、南昌、韶州诸士大夫都来参加葬礼，京兆玉沙王公撰文立石以资纪念。内臣中有以为外臣赐葬，向无此例为言，宰相叶向高乃曰：“遑论利氏之道德学问，即就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亦足当葬地之赐。”此利氏之死，实予基督教在中国以莫大影响。当利氏临终之前，曾致书于其同僚，有云“我思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之良法，莫为我死”。果然，他不平凡的死，成为基督教史上的伟绩。其生平所著汉文书籍甚多，当于下文另述。
总利玛窦逝世时的教会情形，从上述的一篇传记里，可以知道当时已开设教会的，有下列的几处：
（一）肇庆府。于1583年建一住宅。
（二）韶州府。于1589年建立教堂与住宅。郭居静于1594年到此工作。到1606年已有教友八百人。
（三）南昌府。于1595年，以六十金买一小屋作教堂；1607年李玛诺又以百金买一较大之屋立堂。1609年时有教友约三四百人。
（四）南京。于1599年建造堂宇。
（五）北京。于1605年以五百金购一屋建立圣堂，即为南堂。
（六）上海。于1608年由徐光启、郭居静开教，建立堂宇，二年中受洗者有二百人。
（七）杭州。于1611年由李之藻、郭居静开教。
当时奉教人中有名望的，如（一）瞿太素，江苏常熟人，大宗伯文懿公长子，1604年领洗于罗如望之手，圣名依纳爵。（二）徐光启，上海人，官至礼部尚书，1603年领洗于罗如望，圣名保禄。（三）李之藻，杭州人，1610年病笃时在北京领洗于利玛窦。（四）杨廷筠，杭州人，1611年在本地郭居静手领洗入教。（五）冯应京，安徽盱眙人，读《天主实义》而受感。（六）李天经，河间吴桥人，以进士仕京师，由徐光启劝导而入教。（七）张寿，李之藻门人，与其师同受洗于利玛窦，圣名弥额尔。（八）孙元化，嘉定人，在北京受徐光启感化，于1621年领洗，圣名依纳爵。（九）王征，陕西泾阳人，官至布政司，圣名斐伯理。（十）韩霏，山西绛州人，在北京与徐光启善，圣名多默。（十一）段衮，山西绛州人，亦在北京做官时奉教。（十二）金声，安徽休宁人，崇祯进士，与徐光启善而奉教，其女守贞不嫁，亦奉教。（十三）瞿式耜，为瞿太素之侄，万历进士，后殉国。（十四）张赓，福建晋邑人。
与利玛窦同时同工的人，除上述罗明坚为其先进外，如：麦安东，是葡萄牙人，他的号叫立修，在1585年偕孟三德到澳门，协助罗明坚、利玛窦传教内地工作，曾随罗氏至绍兴，并与利氏共事于肇庆、韶州，1589年病殁。
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也是葡萄牙人，号叫宁寰。1572年至印度，奉范礼安之命，辅助罗、利工作于澳门，后经罗氏带往肇庆，总督曾面询其曾否思家，乃答曰：“永与华人处，是我愿也。”后因肇庆教士为总督所逐，相率至韶州，劝导青年华人入教，不久，孟氏遄返澳门。1600年病殁。
石方西（Francois de Petris），意大利人，号叫镇宇，1590年奉范礼安之招来至澳门，以麦安东病殁，赴韶州，继其职，抵韶不久，有盗夜劫其室，被盗斫伤其头，并伤仆役三人，官捕得盗，判处死刑，石氏等请宽其罪，仅杖二十释之。助利氏传布教道。体魄虽健，然预知不寿，未三年果病终。
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亦意大利人，字曰仰凤，石方西病殁，利氏独居韶州，郭乃召氏来助。利氏第一次赴南京时，留韶管理教务。后偕利氏同赴北京。及还南京，被遣归澳门报告旅行经过。事毕遂携庞迪我至南京，利氏最后离开南京时，郭氏留居南京，管理南京、南昌、韶州等处教务。后来范礼安卒，郭氏遂继其视察之职，留居澳门。会荷兰人因嫉葡萄牙远征得利，乃遣海盗扰沿海岛屿，并欲谋据台湾，进取澳门，于是葡人设防以备。华人见之，遂有外国人谋据中国，推郭氏为帝之流言，且有不良教徒，以教士们不袒庇其讼事，怀恨于心，又从而煽动，酿成焚烧教堂的暴动。流言既炽，教士等处境甚危，两广总督派人调查，召见郭氏，欲观其武库，郭氏导之入图书室，乃指其藏书曰：“此我所持以谋据中国之武器也。”又导之入学校，而指其学生曰：“此我将率以侵据中国之兵卒也。”流言之不实，至是始为之释然。这件事体是在1606年。后带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来中国，及至南昌，三拔到赴北京，郭氏则止南京。时徐光启因父丧回上海，道经南京，邀郭氏同往开教（1608年）。时上海因商业兴盛，已成重要城市，居民约四万户，人口约三十万人。以徐光启位高望重之故，易于号召，得建一华丽教堂。郭氏居上海二年，受洗者有二百人。复奉新会督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之命，偕同金尼阁（N．Trigault）、钟巴相赴杭州开教。李之藻是杭州人，已在北京受洗，时亦因丁忧在籍，力助开教事业，并劝其友杨廷筠入教，徐、李、杨三人，实为当时开创教会之三大柱石。杭州亦建堂施洗，日臻兴盛，两地教会，皆由郭氏主持，居杭州约三十年，至1640年逝世，年已八十。
龙华民，意大利人，号曰精华，1597年到中国，先在韶州传道，遭受甚多困难，仇教的民众和尚，屡加侮陷。1603年在韶州靖村建立教堂，此实为中国首建立之教堂，以其尚在利氏所建之北京教堂以前故。1609年被召至北京，任中国全国会督，其第一工作，即为编纂《洗礼用语》，其意见与利氏不同，所以为引起后来礼仪问题讨论的导火线。1616年南京教案起，在华教士尽被驱逐，及至1622年熹宗帝以与满洲战事，乃召回诸教士，谋军事上的帮助。龙氏得与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同至北京，仍做传教工作，并常至山东泰安传教，劝化受洗甚多。年九十五，因跌伤而去世，时已为清朝，顺治帝赐葬银并致祭。
罗如望（Jean de Rocha），葡萄牙人，号曰怀中，1598年被派至韶州，后来复派至南京，曾为瞿太素及徐光启施洗。南京教案起，偕一中国修士邱良厚避难建昌，在建昌也曾为一名翰林万玛窦全家施洗。后来从建昌至福建漳州开教，又至江苏嘉定传教，并建筑教堂一所。当南京教案时，曾与徐光启起草奏疏，辨明沈㴶之诬。熹宗召回北京并任会督，次年（1623年）去世，葬杭州方井南。徐光启闻讣，全家持服，如遭父丧。
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西班牙人，号顺阳，1599年至澳门，范礼安遣往南京与利氏同工，利氏第二次入京，携以同往，得其助力不少。曾赴近郊各村庄传教，领洗者数十人，利氏死后，为之奏请葬地。奉朝命改正历书，被暴徒殴击，几濒于死。南京教案起，卒被驱逐，甫至澳门，得疾而死，时为1617年。
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意大利人，号曰有纲，1606年被派至北京，利氏令其精研中国语言。时因中国钦天监推算差错，朝命庞迪我与熊氏共同修历，著书推其经纬度数与日蚀。结果，虽遭官吏嫉恨，却得万历帝的欢心。及至南京教案起，熊、庞二氏同被驱至澳门。1620年病殁。
李玛诺（Emmanuel Diaz Senior），号曰海岳，1585年至印度，1596年任澳门会团长，并视察韶州、南昌、南京教务。1604年至北京，偕郭居静南下。次年携中国修士邱良厚返南昌传教，受洗者有二百余人，并劝化一明朝宗王全家受洗。四年后重返澳门任团长职，后又奉命视察各处教会。1637年曾上书主教，自言居东方五十一年，任布道长或谘议逾四十九年云云。1639年病殁于澳门。
费奇规（Gaspard Ferreira），葡萄牙人，号曰揆一，曾至北京协助利氏，做培植教友工作，自任讲授之职，因而受洗入教者有一百四十人之多。后与阳玛诺共管韶州教务，曾在建昌建一教堂，清兵入关，乃退回广州传道。
上述诸西教士，皆与利玛窦有直接关系，同时工作的人，尚有若干中国人士。在当时传教工作上有相当贡献的，除上述之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外，如：
钟巴相，一名铭仁，是第一个入耶稣会的中国人，他的号叫念江，广东新会人，谙西方语，曾任利氏舌人，从行数年。时华人信教颇易遭受意外困难，在韶州曾受刑负枷，被驱逐后，又在杭州受杖而幽禁，随利氏至北京后，复受第三次的禁锢，皆因其宣传福音之故。在南京教案中受苦最多。1622年殁于杭州，入教凡三十二年。
黄明沙，偕钟巴相同入耶稣会，偕传教师入内地传教，在南京曾说瞿太素入教，后至南昌传教，旋奉视察员之召至广州。时正流言葡萄牙人谋反甚盛，氏为新入教而背教者诬告于总督，谓为郭居静之间谍，捕之入狱，备受苦刑，问无实据，本可释放，不意彼告诘者，复诬以私藏火药，乃被囚禁，受重笞，体无完肤，次日复遭刑讯，抵狱即死，年仅三十三岁，时在1606年。
游文辉，字含朴，澳门人，1598年随利、郭二教士在南京传道，1605年得范礼安之许可，入耶稣会为修士。后随利氏至北京，当利氏临终时，彼曾在侧。1630年殁于杭州。
雷安东，也是澳门人，在北京入耶稣会，常偕庞迪我传道近畿各村庄，虽体弱多病，仍能不辞劳苦。为费奇规伴侣，遣至韶州休养，后又由韶州赴澳门，殁于舟中，时在1611年。
邱良厚，字永修，也是澳门人，父母皆基督徒，故自幼即入教，后为副教师，偕罗如望居南昌、建昌数年。1621年随毕方济（F．Sambiasi）至北京，为龙华民之勤劳伴侣，受其劝化而受洗者甚多，其中有经龙氏施洗之太监庞天寿，亦为邱氏劝化之功。1640年殁于北京。
钟鸣礼，字若翰，与其父念山其兄鸣仁同在澳门入教。当其兄随利氏赴北京时，他留居在江西南昌，后从王丰肃于南京，遂入耶稣会。利氏既死，曾往北京会葬。在南京教案中被刑残废，几濒于死，其为道受难如此，不意在1621年被会中除名。
石宏基，亦澳门人，字厚斋，1612年随郭居静至杭州，次年随林斐理至处州，又曾在南京、绛州、建昌等处传道。
邱良禀，字完初，生于澳门，或为邱良厚的兄弟，1610年入耶稣会。在韶州修院肄业时，被拘入狱，备受苦刑。被释出后，曾奉派往安南南坼。长于口才，劝化多人入教。
倪雅各，字一诚，生于日本，范礼安遣之回中国工作，1604年随李玛诺至北京，入耶稣会为修士，居北京多年。
凡此诸人，乃利玛窦前后中西同工的几个重要人物，是创造这一时期中国基督教的有力分子。此后在明末清初之间，尚有几个重要西国教士，像葡萄牙人阳玛诺，在1611年与费奇规同至韶州。法兰西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10年至澳门，次年被派至南京，又工作于杭州、北京等处。又有意大利人艾儒略（Jules Aleni），1613年被派往北京，曾至开封访求犹太教经典，后劝化扬州某大吏信教，教名伯多禄（Preire）。因伯多禄任职陕西之故，随赴陕西，后由陕西至山西，劝化若干人信教；又赴常熟为瞿太素之侄进士式耜施洗，名公巨卿与之往还者甚多。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亦意大利人，1613年被召至北京，南京教案起，被逐南还。山东巡抚孙元化留之居嘉定，后仇教事息，潜入北京匿居徐光启宅。后至上海、松江、开封、南京各处传教，颇为明末隆武、永历诸帝尽力，冀挽颓运。葡萄牙人傅泛际（Francois Furlado Heurtado），1618年随金尼阁来中国，初在嘉定，后至杭州与李之藻相随，李之藻死后，便至陕西西安，在该处建立教堂一所，与艾儒略分主南北两教区：南区包括南京、福建、湖广、浙江、江西、两广，由艾氏管辖；北区包括京畿、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四川，由傅氏管辖。日耳曼人邓玉函，亦与金尼阁同来，被召至北京，助熊三拔等修历，因南京仇教事起，乃南归，迨事平，复召西士修历；时在北京者，仅龙华民与邓氏二人，乃命邓氏主其事；迨邓氏于1630年卒，汤若望、罗雅各继续其未成之业。说到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也是日耳曼人，对于中国教会，在欧洲教士中占重要地位。当邓玉函卒后，朝廷召汤氏入京继其修历之任。中国历官颇嫉恨之，得徐光启以阁老地位加以庇护，故未遭意外。光启将死，曾托其他信教大臣，为之保护。当时汤氏曾为若干太监施洗，其中以若瑟与庞天寿为最著名；若瑟在宫廷内传道，宫内妇女太监及后妃因而信教者有二百余人。满清入关，顺治帝亦甚宠眷汤氏，呼之曰玛法（Mofa，满洲语父也）。汤氏曾致书欧洲母会，请派会士来华，因已得皇帝自由传教之许可。自1650至1664年间，受洗者逾十万人。后以杨光先反教之故，与当时同工神甫南怀仁、利赖思、安文思入狱，几丧性命。其生平事迹，可与利玛窦相比。同时在上海经营教务的，如意大利人潘国光，后来为南京主教的则为南怀仁，皆天主教中的有名教师，其他不及详举。
在此，我们应当补述明末皇室与教会的关系。自满清侵入北京，崇祯殉国，福王称帝于南京；迨南京失守，唐王称帝于福建，号曰隆武。隆武被执，丁魁楚、瞿式耜奉桂王称帝于肇庆，改元永历。永历是万历之孙，在位十五年，端赖奉教大臣瞿式耜、庞天寿、焦琏等之力，支此残局。永历太后及皇后奉受洗进教，太后圣名赫肋纳，皇后圣名亚纳，太子亦因病受洗，圣名公斯当定。同时，宫中领洗的有五十人。太后曾遣使至澳门献祭，并欲遣使至罗马谒教皇。庞天寿本愿自往，太后以其年高，乃改派卜弥格神甫前往，于永历四年起程，持国书二通，一上教皇，一致耶稣会长，信中请求为中国祈祷太平，并多派教师来中国传教。庞天寿亦备上教皇书带往。卜神甫在途历二年始达罗马，适教皇因诺增爵故世，乃谒新教皇亚立山大第七，得教皇回书，及回中国，太后已死。永历帝卒不能复兴明室，与太子共殉国于云南，其皇后及宫女等均送至北京，居于别宫，不能得见神甫，只有几个女教友，时常去安慰她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