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文化上的贡献
谁都承认中国固有的文化，向来专注重在形而上方面的；初期天主教教士们，他们在宣扬基督教道之外，并介绍西洋的科学进来，基督教便做了中西文化接触的介绍人。很显然的事实，自中西文化接触以后，不但使固有的伦理思想发生了变化，同时，也感觉到物质文明的落后，有迎头接受科学的必要。安常习素的中国，将一变而为革命进取的中国，推本溯源，天主教教士的介绍功勋，是不容抹煞的。现在先把那些耶稣会士的著述，作一个概括的介绍，然后来看一看从他们的著作所发生的影响。
在清初的时候，曾有韩霖、张赓著过《圣教信证》一书，其附录则历叙当时教士们的著作。继有费赖之（Louis Pfister）以十余年的收集，编纂《耶稣会士之传记及书录》一书，自1868至1875年撰成于上海。其自序中有云：
吾人现在刊行之书，并非完全新作。先有进士韩霖、张赓二人，曾用汉文撰有《圣教信证》。序题顺治丁亥，适当西历之1647年。其书之旨趣，乃在证明基督教之真实，而传教者之离其祖国，并非为欺骗华人而来也。……吾人之目的，即在尽吾人之所能，补足此种缺陷，遗者补之，阙者续之，止于旧耶稣会最后会士之死，而于各人之传记书录，务求完备。
其书中所辑录的教士传记，约有五百人，中有华籍者七十人，篇帙之巨大，殆数倍于韩、张氏所作。兹经冯承钧氏节译为汉文；当时比较著名的教士，其著作与重要事迹，略具梗概。
费书原序中，把当时诸传教士的事业，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时代，始1580年，终1672年，约一世纪间，为不少汉文著述撰刻之时代。在此开始时代，必须驳斥偶像崇拜，说明真正教旨。……顾欲得君主之保护，须用学术方法而获取之。由是最初传教师撰有数学、天文、物理之书甚多，与所撰关于宗教及辩论之书相等，或且过之。
第二时代，始1672年，终雍正（1736）初年，是为北京及诸行省法国传教会产生发展之时代。中国礼仪问题在是时辩争甚烈，时常超过限度，后在本笃十四世（Benedict XIV）时始完全解决。此种刺激问题发生曾有不少文字；传教信札即在此时代开始刊布。……科学在是时仍在培植。
此后则为第三时代，这时代教会在蒙难牺牲之中，而非撰述的时代了。换言之：即在1580年至1736年之间，大约一百五十年，天主教教士大都努力于著述，此种著述的影响中国文化，实在非常之大。且略举之：
开著述之先的，要算罗明坚，他在1584年所著成的《圣教实录》，是欧洲人以华文写成的第一部叙述基督教的纲要。
著述更多的，便是利玛窦，有二十余种，大半都用华文写成的。如：（一）《天主实义》，一名《天学实义》，共二卷。1603年初刻，后屡有刻本，有若干刻本前有李之藻、徐光启、冯应京等序文。（二）《交友论》一卷，1595年刻于南昌，1599年刻于南京，1603年刻于北京，前有冯应京序文。（三）《西国记法》一卷，1595年刻于南昌。（四）《二十五言》一卷，1604年刻于北京，前有冯应京、徐光启序文。（五）《畸人十篇》二卷，1608年刻于北京，1609年刻于南京及南昌，1847年上海有重刻本。是书设为问答，大抵驳释氏之说。（六）《辩学遗牍》一卷，1609年刻于北京，有李之藻跋。因《畸人十篇》引起杭州僧人袾宏作论以攻天主教，后人复作说辟之而成此书。1915年天津《大公报》有活字版本，1919年有英敛之刻本，前有陈垣、马相伯序。（七）《西琴八曲》一卷，以利氏献品中有小琴，庞迪我善音乐，以授中官，乃成此书，附刻于《畸人十篇》之后。（八）《斋旨》一卷，后附《司铎化人九要》一篇。（九）《畸人十规》，是利氏在1584年刻于肇庆的第一部教义纲领。（十）《奏疏》，是1601年利氏入教进贡物品请许留居北京的奏章。（十一）《几何原本》六卷，徐光启笔述，是译自欧几里得（Euclid）的西文的，1605年刻于北京，前有利、徐二氏序文。康熙帝命转译满文。同治四年两江总督曾国藩重刻于南京并作序。欧几里得原书凡十五卷，利氏仅译前六卷，后由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后九卷，1857年刻于松江，板在太平天国时焚毁，后重刻于南京。（十二）《同文指算》十一卷，李之藻笔述，是应用的算术，1614年刻于北京，著录于《四库全书》之中。（十三）《测量法义》一卷，是应用的几何，又《测量异同》一卷，皆是徐光启所笔述。（十四）《勾股义》一卷。（十五）《圜容较义》一卷，李之藻笔述，1614年刻于北京。（十六）《浑盖通宪图说》二卷，李之藻笔述，1607年刻于北京。《经天该》一卷，为星经之类，亦李之藻笔述，1601年刻于北京，1800年有重刻本。（十七）《万国舆图》，1584年作于肇庆，1598年刻于南京。1609年帝命仿绘八幅。按《明史》卷三二六《意大里亚传》云：“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舆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凡七十余国，而意大利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十八）《西字奇迹》一卷，1605年北京刻本。（十九）《乾坤体义》二卷，著录于《四库全书》之中。此外尚有许多信札，经后人辑录而成书的，又有好几种。
郭居静曾与利玛窦合撰《音韵字典》，并自著有《灵性诣主》与《悔罪要旨》各一卷。
苏如望著有《天主圣教约言》，1601年初刻于韶州，并撰《十诫》一书。
龙英民遗著有：《圣教日课》、《死说》、《念珠默想规程》各一卷，《圣人祷文》、《圣母德叙祷文》、《急救事宜》、《圣若瑟法行实》、《地震解》、《灵魂道体说》等。又有《答客难十条》一卷，乃与儒士辩驳天堂地狱童贞等问题，1642年刻于定州。此外有若干禀帖信札，经后人辑录而成的几种。
罗如望著有：《天主圣教启蒙》、《天主圣像略说》二书。
庞迪我遗著有：《七克大全》七卷，1614年刻于北京，收入《四库全书》。《人类原始》、《天神魔鬼说》、《受难始末》各一卷，《庞子遗诠》二卷，又有《实义续编》一卷，乃继利玛窦的《天主实义》而作，《辨揭》一卷，乃对于仇教时所上的辩论。又曾为中国皇帝绘四大洲地图，每洲一幅，附以说明。
高一志（即王丰肃）著有：（一）《圣教解略》第二卷，1626年初刻于绛州。1914年重刻于土山湾。（二）《圣母行实》三卷，1631年刻于绛州。（三）《天主圣教圣人行实》七卷，1629年刻于绛州，后在1888年土山湾重刻第一卷，题曰《宗徒列传》，编入《道原精粹》第七册中而成为八册。（四）《四末论》四卷。（五）《终末之记甚利于精修》，凡六页，1675年刻于北京。（六）《则圣十篇》一卷，1626年后刻于福州。（七）《十慰》一卷，刻于绛州。（八）《励学古言》一卷。（九）《西学修身》十卷，1630年刻于绛州。（十）《西学治平》四卷，一名《民治西学》。（十一）《西学齐家》五卷。（十二）《童幼教育》二卷。（十三）《寰宇始末》二卷。（十四）《斐录汇答》二卷。（斐录即Philosophy今称哲学）（十五）《譬学警语》二卷。（十六）《神鬼正纪》四卷。（十七）《空际格致》二卷。（十八）《达道纪言》一卷。别有《推验正道论》一卷，未置撰人名，冯承钧谓属高一志著。尚有若干信札，记述南京教案情形。
熊三拔遗作有：《泰西水法》六卷，前五卷言水法，第六卷为诸器之图式，1612年刻于北京。后1640年徐光启奉敕撰《农政全书》六十卷，曾将此本采入。《简平仪说》一卷，1611年刻于北京，前有徐光启序。《表度说》一卷。三书皆收入《四库全书》。据白笃利（Bartoli）神甫说熊氏曾与徐光启、李之藻共译关于行星说书籍数种。又据毕嘉（Gabiani）神甫谓熊氏曾撰有《上帝说》，写以汉文，题年1614，撰于北京；熊氏以为上帝之称不足代表真主，立说与龙华民相同。
阳玛诺著有：（一）《圣经直解》，1636年北京刻本十四卷，1642年1790年北京刻本八卷，1866年土山湾重刻本八卷，1915年刻本二卷。19世纪初宁波亦有刻本。别有官话节译本，题曰《圣经浅解》。（二）《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二卷。（三）《代疑编》一卷，1622年北京刻本，似出杨廷筠手笔，杨氏并撰有代疑续篇。（四）《景教碑注》一卷。（五）《圣若瑟行实》一卷。（六）《圣若瑟祷文》。（七）《天主祷文》。（八）《经世全书》二卷。（九）《默想书考》。（十）《避罪指南》一卷。（十一）《天门略》一卷。尚有《天学举要》与《袖珍日课》，及《受难记》诸书。
金尼阁著有：《推历年瞻礼法》一卷，《西儒耳目资》三卷，《况义》一卷，及《基督教远被中国记》、《宗徒祷文》等书。
毕方济著有：《灵言蠡勺》二卷，《睡答》、《画答》等书。
艾儒略著有：（一）《天主降生言行记略》八卷，1642年北京刻本，后几次重刻。（二）《出像经解》一卷，即前书初刻本的附图。（三）《天主降生引义》二卷。（四）《弥撒祭义》二卷。（五）《涤罪正规》四卷。（六）《悔罪要旨》一卷。（七）《万有真原》一卷。（八）《三山论学记》一卷，与叶向高论学之篇。初刻于福州，1923年土山湾重刻本，前有苏茂相、段袭二序，段序有“《三山论学书》，艾先生既刻于闽，余何为又刻于绛，从余兄九章命也”等语。（按九章名衮，绛州人，尚有弟名扆，皆奉天主教）（九）《圣梦歌》亦题《性灵篇》一卷。（十）《利玛窦行实》亦题《大西利先生行迹》一卷。（十一）《张弥克遗迹》一卷。（弥克，张赓子，名识字见伯）（十二）《杨淇园行略》一卷。（淇园乃杨廷筠别号）（十三）《熙朝崇正集》四卷，编辑天主教之文字若章疏序跋之类，福州刻本。（十四）《五十言》一卷，卷首有张赓序，题作《五十言余》，刻于福州。（十五）《圣体要理》一卷。（十六）《耶稣圣体祷文》。（十七）《四字经》一卷。（十八）《性学觕述》八卷。（十九）《玫瑰十五端图像》。（二十）《景教碑颂注解》。（廿一）《西学凡》一卷。（廿二）《几何要法》四卷。（廿三）《西方答问》二卷。（廿四）《职方外纪》六卷，前有李之藻、杨廷筠、瞿式穀等序文。先是利玛窦进《万国图》，庞迪我、熊三拔奉命撰为图说，迪我卒，艾氏增补以成此书。此外有《1612年11月8日日蚀之观测》等书。
邓玉函著有：（一）《崇祯历书》一百卷，康熙时乃改名《西洋历法新书》，《四库全书总目》改题曰《新法算书》，而以属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汤若望等，阮元《畴人传》以属汤若望，其实诸人皆与其事。全书分三编：首西洋天文学理，次行星、恒星、日月蚀之说，与夫测算之方法，次便利测算诸表。（二）《人身说概》二卷，首有东莱毕拱辰序，称译于武林李太仆家。李太仆即之藻，是玉函此书之作，当在居杭州时。（三）《奇器图说》三卷，玉函口授，王征笔述。1627年北京刻本。（四）《大测》二卷。（五）《测天约说》二卷。（六）《正球升度表》一卷。（七）《黄赤距度表》一卷。（八）《浑盖通宪图说》三卷。
傅泛际著有：《寰有诠》六卷、《名理探》十卷（即论理学），二书皆为李之藻所笔述，刻于杭州。
费乐德著有：《圣教源流》四卷、《总牍念经》二卷、《念经劝》一卷。
汤若望著有：（一）《进呈书像》，是篇乃进呈天主事迹图与慕阇王朝觐像的说明。（二）《主制群征》二卷，1629年初刻于绛州。（三）《主教缘起》四卷，1643年刻于北京。（四）《真福训诠》一卷，解释圣经八福之义。（五）《浑天仪说》五卷。（六）《古今交食考》一卷，1633年刻于北京。（七）《西洋测日历》一卷，1645年奉阿玛王所修之日历，清廷得之甚喜，以之颁行全国。（八）《学历小辩》一卷。（九）《民历补注解惑》一卷，1683年南怀仁刻于北京。（十）《新历晓惑》一卷。（十一）《大测》二卷。（十二）《远镜说》一卷，1630年刻于北京。（十三）《星图》。（十四）《恒星历指》四卷。（十五）《恒星出没》二卷。（十六）《恒星表》五卷。（十七）《交食历指》七卷。（十八）《交食表》。（十九）《测食说》二卷。（二十）《共译各图八线表》。（廿一）《测天约说》二卷。（廿二）《奏疏》四卷。（廿三）《新法历引》一卷。（廿四）《新法表异》二卷。（廿五）《历法西传》。（廿六）《赤道南北两动星图》。（廿七）《西洋新法历书》三十六卷，与徐光启、罗雅各等合撰。其子目有：《日躔》表、《月离》表、《交食》表、《原叙目》、《五纬表》等。此外有《崇一堂日记随笔》、《艾儒略四字经要略》、《则克录》以及其他书札。
伏若望著有：《助善终经》、《苦难祷文》、《五伤经规》等书。
罗雅各著有：《斋克》二卷、《哀矜行诠》二卷、《圣记百言》一卷、《天主经解》、《圣母经历》一卷、《求说》一卷、《周岁警言》一卷、《测量全义》十卷、《比例规解》一卷、《五纬表》十卷、《五纬历指》九卷、《月离历指》四卷、《月离表》四卷、《日躔历指》一卷、《日躔表》二卷、《黄赤正球》一卷、《筹算》一卷、《历引》一卷、《日躔考》、《昼夜刻分》等书。
郭纳爵著有：《老人妙处》、《教要》、《原染亏益》上下二卷、《身后编》上下二卷等书。
孟儒望著有：《辩敬录》、《照迷镜》、《天学略义》等书。
利类思著有：《超性学要》四卷、《天神》五卷、《六日工》一卷、《万物原始》一卷、《天主体性》六卷、《三位一体》三卷、《灵魂》一卷、《首人受造》四卷、《主教要旨》、《不得已辨》、《昭事经典》、《司铎典要》、《七圣事礼典》、《司铎课典》、《圣教简要》、《正教约征》、《狮子说》、《进呈鹰论》等书。
潘国光著有：《圣礼规仪》、《十诫劝论》、《天神会课》、《圣教四规》、《未来辩论》、《天阶》等书。
卫匡国著有：《灵性理证》、《逑友论》。
柏应理著有：《百问答》、《永年瞻礼单》、《圣玻而日亚行实》、《四末真论》、《圣若瑟祷文》、《周岁圣人行略》。
鲁日满著有：《问世编》、《圣教要理》。
殷铎泽著有：《耶稣会例》、西文《四书直解》三卷。
南怀仁著有：《仪象志》十四卷、《仪像图》二卷、《测验纪略》一卷、《验气说》、《坤舆图说》二卷、《熙朝定案》二卷、《历法不得已辩》一卷、《坤舆全图》、《教要序论》一卷、《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告解原义》一卷，《圣体答疑》一卷、《赤道南北星图》、《简平规总星图》等书。
陆安德著有：《真福直指》、《圣教略说》、《圣教问答》、《万民四末图》、《默想大全》、《圣教撮言》、《圣教西理》、《默想规矩》、《善生福终正路》等书。
上列根据韩霖、张赓所辑《圣教信证附录》，与费赖之《耶稣会士列传》，举其重要者略为介绍，以证初期天主教教士努力于著述。六七十年间，数量不可谓不多：半为发明教义，半为介绍科学；于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上，不无重大的影响。最显著的，如破除迷信，排斥偶像，足以引起中国人民生活习惯上的不安；间接影响到固有的伦理思想。尤其在科学方面，至少放大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眼光，从万国地图知道世界之大，与向来所想象者不同。影响最大的，莫如在天文历算方面，从利玛窦译著《几何原本》、《同文指算》、《勾股义》等以后，要以龙华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的贡献为最大，他们对于那方面都有若干著作，足以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得参与修历的工作。
自南京教难发生之后，一时教士们本不能在中国内地立足，只因精通历算之故，方得重回中国，恢复其地位。先是在崇祯时钦天监因推算日月蚀，屡有错误，乃受皇帝的谴责。徐光启、李之藻便乘机进言：
本朝钦天监，惟依旧法推算，旧法疏阔，元朝时，已屡屡错误，无怪今日之失验。惟西法精密，悉合天象，历试不爽。昔年天学臣利玛窦最称博洽，其学未传，遽婴疾弃世，至今士论惜之。今尚有其徒侣邓玉函、龙华民等，居住赐宇，精通历法天文，宜及时召用，饬令修改。
皇帝照准，命徐光启为监督，李之藻为副，设历局于京师“首善书院”，又召西洋教士汤若望、罗雅各，偕同邓玉函、龙华民等译书修历，从此教士们又得寄居京师，其他散居各省之传教士，亦得所庇荫。后来徐光启因病疏请辞职，推荐李天经代管历局。徐光启既去世，汤若望独得皇帝宠眷。因闻汤若望不但精通天文，且长于制造，并令铸炮造械。先铸成铜炮二十尊，帝派大臣验放，果然精利可用，令更铸大炮五十尊，并赐“钦褒天学”匾额，悬挂天主堂中，于是汤、罗、龙三教士得出入禁中，与太监等往来，乘机宣传救道，渐感化太监庞天寿、溥乐德以及嫔妃宫女等进教者数十人，禁内设立教堂二所，屡次举行弥撒，十余年中，禁中信教者达五百四十人之多。汤若望又曾上疏劝皇帝信教，事虽未成，而崇祯帝鉴于国家多难，常默祷上帝，并毁宫中金银佛像以充军饷，可见崇祯帝对于教道亦颇具信仰，惜乎为时不久，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攻入京师，崇祯自缢。吴三桂借兵满洲，清兵遂得入关。在当此剧变之时，教会未有遭大害，端赖汤若望等维持，但清兵既入北京，饬内城一切人士，限三日内迁至外城，以内城将专为旗人所居的缘故。汤若望乃具呈摄政王，请求仍留内城，得蒙允许。
汤若望本奉崇祯命修历，成历书百余卷。清摄政王知其能，爰命进呈顺治二年历书，书面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字，乃招旧历官的妒忌。汤卷算得顺治元年八月初一日“日食”，明年正月十五日“月食”，详载亏蚀时刻分秒。摄政王欲折服旧监官之心，叫他们照样推算；至期，派大臣登台验看，验得旧法不符，新法密合不差，遂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汤氏固辞不获，不得已遂就职；从此西人之任钦天监官职者，直至道光中叶为止；中间教会虽屡遭反对，终未被消灭，端赖汤若望能取得朝廷信任。顺治对于汤氏治历之功，深加褒奖，在十四年《御制天主堂碑记》中，有曰：
奥稽在昔，伏羲制干支，神农分八节，黄帝综六术，颛顼命二正。自时厥后，尧钦历象，舜察玑衡，三统迭兴，代有损益。见于经传者，非不彰彰也；然其法皆不传。若夫汉之太初、唐之大衍、元之授时，俱号近天，元历尤为精密，然用之既久，仍多疏而不合。……自汉以还，迄于元末，修改者七十余次；至于明代，虽改元授时为大统之名，而积分之术，实仍其旧。洎乎晚季，分至渐乖，朝野之言，佥云宜改。西洋学者，雅善步推，于时汤若望航海而来，理数兼畅。被荐召试，设局授粲；奈众议纷纭，终莫能用。岁在甲申，朕仰承天眷，诞受多方，适当正位。拟命之时，首举治历明时之典；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台测验，其时刻分秒，起复方位，独与若望豫奏者，悉相符合，及乙酉孟夏之望，再验月食，亦纤毫无爽，岂非天生斯人，以待朕创制立法之用哉！朕特任以司天，造成新历，敕名时宪，颁行远迩。
这是对于汤氏治历的褒扬，然又因治历之故，而兼及其所传之教，在汤氏等本以传教为目的，以学术为手段，而朝廷却以佩服其学术，乃信仰其宗教，故其在碑文中又曰：
若望素习泰西之教，不婚不宦，只承朕命，勉受卿秩：洊历三品，特赐以通玄教师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职。都城宣武门内，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复锡赉所储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经斯地，见神之仪貌，如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问其几上之书，则曰：“此天主教之说也。”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尚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赐额名曰“通玄佳境”，而为之记。
其得顺治帝的宠眷，于此可见，甚至授以光禄大夫封诰。祖先三代皆赐一品封典，并以潘尽孝之子士宏立为汤氏义孙，以荫入国子监读书，这实是从来未有旷典。当汤氏七十大寿的时候，举朝大臣，咸为祝嘏；此皆由于修治历法与人格感召之故。后来汤氏请于朝廷，召南怀仁入京，帮同修历。溯自徐光启主开历局，而引荐汤若望等教士参与修历之事，三十多年来，教士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实在非常之大，尤其是汤若望。清代时宪历的推算，都是他们的成绩；这可以说天主教教士在中国文化上第一步有价值的贡献。此后在康熙时，继续修历工作的，有南怀仁以及闵明我（Grimaldi）、纪理安（Kilian Stumpi）等人，其贡献亦甚大，在修历之外，又有一大贡献，即在康熙时，诸神甫奉派赴各省测量地势，绘成了一幅精密的全国地图。这些后话，当于下文补述。
惜当时顺治去世，康熙以冲龄（即位时只八岁）承大统，一切政权都操他人之手，而向来对汤氏怀恨的钦天监旧官吏，乃得乘机报复，便有杨光先发动的教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