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事工
这里所说的基督教事工，是专指更正教（即耶稣教）而言，因为我们对于天主教，除了前面已经略略说过以外，其他实在所知不多。关于更正教的事工，我们可以说的，大约有五部分，即布道、文字、教育、医药和社会。依次加以叙述。
一 布 道
所谓布道事业，从广义方面说来，下列的各种事业，都是布道范围内事；但这里所说的，只是指用口舌宣传的一方面。说到这一方面，我们知道是更正教所特别注重的一件事。当更正教初入时期，即注重于向大众或个人演讲，或散发印刷小册及单张等工作。从1856年以后，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旅行，因此，更正教教士的足迹，几乎踏遍到全国；他们常常带些单张传单，上面刊着《圣经》章节或简单的基督教教义，到处宣传。这在天主教看为是一件不大庄重的事，而更正教却认为重要的工作。第二步设法在商埠与城市中，租赁或购买房屋，作为布道机关。那时候外国人要租赁房屋非常不易，不要说在内地，就是在开放的商埠上，也感到相当的困难。因为条约上并没有外国人可以置产居住的明文，不过传教士若然得着了住屋或地皮，中国政府亦并不加以压迫，当地官厅亦不能不加以保护。
既经成立了一处布道机关，往往建立起礼拜堂、谈道所、医院、学校、住宅等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大概是在城市之中，用红砖砌成的西式房屋，足以引起当地人民的注意或反对。又由此推广到邻近村镇，在热闹的大街上，租赁商店房屋，成立一小礼拜堂，有中国协助传道者居住其间，作非正式的讲道，随时招待邻近的人民往来谈道，从个人的接触上，渐渐引人信仰。在城市机关中的谈道所，亦有同样的设备，如同一种应接室，用中国固有的礼节接待来宾。
礼拜堂是专门作崇拜之用，与村镇间的小礼拜堂不同。但是这种礼拜堂，最初是异常简陋，或用中国旧屋改成的，或特别新建的，或用西洋的形式，或沿中国的旧制，颇不一致，但都不很注意到美化的装饰。当时因男女界限分别极严，所以当礼拜的时候，大都是男女分坐，甚至有在中间隔以屏风。礼拜的仪式，不过是唱诗祷告读经讲经而已。所唱的诗，都是从英文翻译的，而用外国的调子。在中国的习惯上，实在非常陌生，所以唱来不甚好听；同时，在翻译的词句上亦甚俚俗。其《圣经》与《赞美诗》，间有用本地土白译成的，如有所谓福州土白、广州土白、上海土白、宁波土白等类，在宁波更有罗马字拼音的土白，使外省人完全不懂。祷告的口语，是临时随口说出的，虽不十分美化，却实是心灵中自然的呼吁。除了圣公会有比较固定的礼节外，其他都十分简单，没有中世纪及天主教的繁文缛节。在一个总机关下，分设出若干市镇乡村的小团体，即上述的小礼拜堂，因于这小礼拜堂，是渐渐由于当地的信徒组织起来的。而这种信徒的来源不一，有藉医药，有藉教育，大多数是由于个人的友谊而来的。小团体中必有一负责传道的人员主持其事，普通称他牧师。而总机关里的最高当局，或称为主教，或称为监督，或称为会长、总牧等等不一。此最高当局，必须计划每一个小团体的经费，每年中有几次巡视各堂，负监察、施洗、指导、训诫等等责任；有时亦为之解决问题，调停纠纷。这些小团体，有称为堂会的，亦有称为区会的，总之是总机关—或称总堂—的基础。每一公会，必有如是的总堂若干处，隶属一总主教或监督之下，每年开全体会议一次，称之为年会或年议会，聆取各部传道人员与牧师等的报告，以计划未来的种种布道工作。这是各公会在布道方面组织的大概情形，因各公会在名称上、系统上略有不同，在此只能笼统地说起。
上面是说到在礼拜堂以内的布道情形。还有许多在礼堂以外的布道，例如：沿街布道，值热闹市区，或茶肆之中，一面分散印刷品或《圣经》，一面也有用《圣经》故事图画，或用手风琴随拉随唱，晚间或用幻灯影片，使途人麇聚，然后传道者站立在较高的阶沿上或板凳上，向众讲演，所讲的大都是“上帝如何创造天地”、“人类如何犯罪”、“耶稣如何降世”、“如何舍身赎罪”、“信仰可免罪得永生”等等问题。后来扩大范围，有举行篷帐布道，其法就一空隙的广场，支搭一座大布篷，可以容纳四五百人之多。排列着许多长凳，正中设一讲台，悬挂了许多标语宣传品之类。用大字写些布道诗歌于白布上，有风琴或其他乐器和唱，按日有几次演讲，如是举行一星期或数星期不等。也有用这方法在礼拜堂内举行，每礼拜总有几次在晚间或白日举行所谓开堂布道。有时请得著名人物举行演讲，或讲科学，或讲时事，或讲耶稣道理。当1913年美国布道家穆德与艾迪游行远东布道，先在日本与印度演讲，后来到了中国，在十四处大城开布道会与科学演讲会，听讲者有137 579人之多，立志研究《圣经》者有7 057人。次年艾迪又重来中国，在十二大城市布道，听讲者有121730人，签名入查经班者7000余人。当时担任翻译的有王正廷、诚静怡、温佩珊、曹雪赓等人。事前由当地各教会联合筹备，组织祈祷会，训练招待员，以及张贴广告之类。更预定较大会场，在上海曾借大舞台戏院为会场，每讲可容二三千人。讲题大概为“中国之转机”、“中国之希望”一类爱国思想，把中国情形详加分析，而后归结于耶稣道理与国家关系，一般青年学生闻而受感，签名研究。教会对于这些签名的人，担负起善后栽培工作。组织研究会查经班，因此受洗而为基督徒的，为数也颇不少。这种布道方法，实为中国布道工作上一大兴奋剂。此后各处教会，往往仿效而开联合大布道会，请余日章、饶伯森、王正廷、丁立美等人讲演。特别是饶氏，带了科学仪器，到处演讲，颇受各处欢迎。这些都可以称为群众布道，有时也能收到一些效果，至少能使一般人知道“耶稣教是什么”一点知识。同时，在演讲耶稣道理之外，也常讲到普通知识，如提倡卫生、破除迷信、公民常识、识字等等问题，也可以当作一种民众教育。而在这种举动中，需要多数男女教友的帮助，所以做牧师的责任，不独要训练教友们信德上的上进，更是要训练教友们布道的能力，使教友能在这种场面下做布道工作，亦能做个人布道工作。说到个人布道，收效实较群众布道更大，天主教所以只注重个人布道而不注重群众布道，就是为此。实则两方面都有他的功效。耶稣尝以捕鱼比喻布道，说“得人如得鱼”，这里可以说群众布道是用网捕鱼，个人布道是用钓捕鱼，两种方法都可以得些鱼。不信，请看利玛窦当时用个人布道的方法引导了许多学者信教；而梁发在考场外分散书本，用群众布道的方法，也吸引了些信徒。这些从群众布道或个人布道所感化来的所谓慕道友，到怎样的程度，方才可以允许他受洗进教？各公会的意见不很相同，有的以为只要有信仰便可以，有的以为非培植到有相当程度不可。总之，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培植，是大家认为极其重要的事。所以主日学及《圣经》研究班等组织，与每礼拜举行崇拜听道，有一样的重要。不但使受训练者能了解一切多妻、赌博、鸦片、拜偶像、择日、风水、早婚、离婚、偷窃等种种行为应该彻底拒绝，更使他们有博爱、牺牲、服务的精神。不然，便会引起意外的不幸。初期天主教与更正教因求数量上的增加，训练工作不能充分的缘故，有些不良分子，抱着别种目的，进入了教会，不免有包揽词讼、藉势欺人的事，神甫、牧师受其蒙蔽，出头与官厅交涉，特别在天主教中常见的事，成了闹教仇洋的原因。所以后来更正教中以教士干涉词讼为大戒，而努力于教友信德的培植；使教友都能洁身自好，不求个人的利益。以前的教友，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一下子要训练他们成为有力的教会主体，自然不很容易。因为当时的人数既不多，经济也不宽裕，又是大都藉教会生活的人，所以免不了有人说信教是吃教；这些教友，要他捐款来维持教会，不但事实上不可能，也是没有这种习惯。所以教会便注意到人材的训练，努力计画设立高等传道学校。在1900年以后，便有许多合格领袖继续产生出来，在教会里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也有女传道人员，担负向女界布道工作。这时候在每个教堂里，差不多都有中国牧师，也有许多协助布道的人，如同沿街分发宗教书籍的，领导各种聚会的，大都是中国人。这些人多半是半路出家，很少有从小信奉基督，献身为传道的。到了后来，方有许多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青年，他们从小就受着家庭的宗教教育，立志做布道工作。这些大概是在教会里训练成功的，他们跟着牧师实地练习，像中国从前“拜师父”的情形一样。或者有时候教会为这些人开一个会，如“夏令传道会”、“传道研究会”之类，规定学习的功课，与领袖们的演讲，继续着一二星期的训练，也造就了许多合适的人材。1866年乃有正式的神学院产生。英国长老会首先设立一所“神学院”在厦门，1869年荷兰教会也在此设立了一所“神学院”，到1884年两院便合并起来。那时教会都注意于神学的设立。福州在1874年圣公会也设立了一所，187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里附设神科，次年便有13个学生。此后不但神学的数量逐渐增加，而程度也日愈提高。据十年前的调查，中国现有神学共13处，“圣经学校”有50处。比较著名的，如奉天的“基督教神学校”，北京“燕京大学神科”与“华北协和神学院”、“妇女圣道学校”，济南的“齐鲁大学神科”，南京的“金陵神学院”、“金陵女子神学院”，上海的“沪江大学神科”、江湾“圣经学校”，福州的“协和神学院”，广州的“协和高等神学校”，长沙的“湖南圣经学校”，湖北的“荆州神道学校”、滠口“信义神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神科”，与保宁“神道学校”等等。肄业的学生，大都是高中以上程度。这些神学，起初程度很低，从“圣约翰神科”用英文教授神学生，以及其他神学课程，都渐合大学程度，并且有许多既经毕业，又留学欧美而有很高深的造诣，所以在现今中国传道人中，有不少的留学生，也有不少的神学博士，普通传道人非毕业神学，即毕业某种高等学校或大学。同时，又提倡学问的自修，各公会都规定传道人必修的课程，经过相当的考试及格以后，方能升为牧师。尤其注重中文训练与文化的研究，不但各神学提高中文程度，并且常有悬奖征文的事，如“广学会李提摩太纪念征文”之类。可见中国布道人材的日见增加，并且把中国布道责任由中国人自负起来。更因受着庚子年的教训，觉悟到中国教会非自立自养自传不可；于是有中国热心教友，组织了中国自立会、中华基督教会，以及原有各教会，莫不向着这一条自立自养自传的路上迈进。同时，更合全国基督徒力量，发起“国内布道会”，向蒙古、云南、东三省等处担起布道的责任，使中国基督徒布道的力量得以向外发展。这里略将“国内布道会”的经过附述于此。
“中华国内布道会”于1918年开始赴云南布道，1922年推广到东三省的黑龙江，次年又推展到蒙古，所有经费由全国更正教徒所捐助，由诚静怡、蔡苏娟、陈维屏等21人为执行委员，聘请李琼阶为执行干事。成立之初，即由发起人胡素贞在香港联合各公会信徒倡议组织“协进部”，同时，在直隶方面，亦有顺德的刘汝刚医士和长老会几个信徒，相继成立同样的“协进部”，从此南北二京和其他城市中，闻风兴起，继续设立“协进部”有80余处之多。“协进部”的责任，除代祷宣传之外，更努力于捐款，成为中国人自己负责的布道会。在云南工作的地点，有云南府、禄丰县、个旧县三处，首先创办女学校和幼稚园于云南府，颇受各界欢迎。初往工作的，有林藉恩医士、陈玉玲女士、陈铁生牧师，成绩甚佳，香港“协进部”捐助建筑8000元，当地绅商学各界领袖热心赞助，代募捐款，为建筑新会所和礼拜堂之用。对于布道教育医药各项事业，都有充分的发展。黑龙江布道工作，成立于民国十一年，同时在哈尔滨设立“协进部”，负责管理一切经济人材事务。布道地点，共有八处：（一）大黑河，由史世良牧师主任，至民国十六年已有教友79名，经济已能自养。（二）北安镇，由朱辑五君主任，已有教友76名。（三）克山县，由张成仁牧师主任，又在城东设立分堂，教友已69名，有自建的新会所，并筹备自立。（四）拜泉县，由金秉权君主任，有教友109名，慕道友294名。（五）海伦县，由王仁甫牧师主任，教友有104名。（六）省城卜魁，由于作霖牧师夫妇与李秀华君在此工作，教友有93名，募款3 500元，购买平房19间为新会所之用。（七）嫩江县，由信徒自行组织布道团体，并组织基督徒新村，定此为职业布道区。（八）海拉尔，虽为交通要道，然教会较为幼稚，仅有教友14名。至于蒙古布道工作，早为国人所注意，及至民国十二年年会中议决实行，先行组织“蒙古布道筹备会”从事调查，虽已筹得开办费2 000元，然以人材经济没有充分准备，未能实现。同时，其他分会也有国内布道团体的组织，如监理会独力在东三省开发，设总部于哈尔滨，类如此种的团体，有20余个之多。此可见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基督教一面谋所以自养自立自传，一面更担负起向外布道的责任来。现在更有人注意到除上述三处外的新疆、西藏、青海等边陲地方，以推广其布道工作。1930年翟辅民牧师发起过国外布道，向南洋群岛及安南、菲列滨等处华侨布道，以王载为团长，成绩亦甚佳。
此外，尚有几个布道团体：（一）“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于1910年由山东潍县“广文学校”发起的，初名“义勇布道团”，推丁立美为干事。1914年改称此名，添聘王善治为干事。游行各地，向学生们演讲布道工作的重要，唤起一般基督徒学生的热心，因而立志终身传道的，每年有百余人签名。全国成立支团有13处，团员1 170人，决意传道的530人，入神学预备的87人。（二）“湖南逐家布道团”于1911年由长沙内地会葛荫华牧师与萧慕光牧师发起的。初仅团员6人，后因团员增加，分成南北两队，南队由杨熙少带领，布道于衡州各属，北队由萧慕光带领，布道于湘阴、平江等处。共有团员28人，游行布道，携带各种单张小本《圣经》，逐家分送，五年之间，曾进107 000余家中布道。（三）广东“河南布道团”，于1912年，由杜女士等发起。广东有在水上聚族而居的蛋民，杜女士特造“启明福音船”，专向他们布道，该船可容百余人坐而听道。杜女士常住船中，日则与布道人员分向蛋家船中谈道，夜则招集蛋家在船中演讲，并且赠医施药，就诊者甚多。1914年又创立“义学船”，教育蛋家儿童，其效亦甚大。（四）“上海车夫听道处”，又名“维持人力车夫会”，于1913年由英人马达生创设的。马氏乃巡捕房总巡，目击车夫的困苦，在身心两方面予以帮助。初在开封路租屋一间讲道，后因拥挤，乃改租阿拉白司脱路房屋二间。每日晚间讲道，并有教授识字、卫生讲演、练习唱歌等工作。寒天准其借宿，且施粥一碗。患病的送“仁济医院”免费医治。每礼拜有一次专为车夫妻女讲道。又在嘉兴路添设分堂一所，有一年逾四十之车夫，勤恳夜读，后竟获得知识，改营他业。受洗人数，每年约有数十人。其造福于人力车夫，实匪浅鲜。（五）“福州旗族布道”，光复后旗人生活异常痛苦，福州公理会卫玛玳女士，薛子隐学生，发起向旗人布道。设查经班四处，每星期分两处礼拜，各有七八十人听道。后见旗人生计困难，设立“妇女工艺厂”。因而进教者有80余人。后又开办女学、半日妇女学校、幼稚园、阅报所、施医局、晨光小学等事业，成立了一个很兴盛的教会。（六）“香港海面传道”，亦向海面生活的蛋户布道，成立于1913年，购船装修，2月1日行下水礼。聘邵天赐为传道员，并设小学于船上。进教者甚多。又资助梁美好女士入妇女传道学校肄业，并资助有志学道之男子多人，养成传道人才。（七）“上海基督徒布道团”，借麦家圈天安堂为会所，推严忱热为团长，团员有112人，分队四出布道。夏令在公园中露天演讲，因而记名慕道者亦不少。（八）“监狱布道”，首由北京青年会发起，各地皆有同样的工作。（九）“回民布道”，中国各地散处的回民甚多。热心基督徒组织团体，进行此项工作。（十）“上海布道福音车”，由荣耀会主办的，于1936年出发至南京沿途各乡村布道，放射影片及用无线电收音机播音。（十一）“福音广播电台”，由王完白等发起，上海各教会机关轮流布道，后请竺规身牧师主任其事。上述为比较著名的布道团体，大都由华人发起而负责进行的。
二 文 字
更正教初入的时候，即已注重用文字来布道。马礼逊、米怜等创办印刷所于马剌甲，并且努力翻译《圣经》，梁发更撰著了许多小册和单张，即已开其先河。此后继续来华的传教士，莫不十分注重，迄今一百多年，欲加一全盘的统计，很不容易。当1867年时，有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牧师开始调查所有作品，撰成《1867年前来华传教士列传及著述》，经过四十余载，未尝加以修纂，直至1907年季理斐补充再版。1916年“中国续行委办会”基督教文字委员部，鉴于该项工作的重要，原拟聘请中西各一人，用一年的工夫，专事调查全国基督教书籍，重行编纂，卒因人材难得，遂商请汉口雷振华牧师代理，1918年撰成一《教会书报目录汇编》。他在这目录中用英文将全国教会所有机关出版书籍，一一加以说明。1930年“中华基督教书报发行会”，曾拟修改前书，没有成功。1933年由上海“广协书局”，收集各书局目录，编成《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同时根据《出版界》每期所载新书，随时补入。1938年又增刊一续编，这可以说是基督教最近而完备的目录。据雷振华氏当时的报告说：
教会出版之书，共计二千八百余种，调查时以书面多少为等差，五十面以上者为大册，五十面以下者为小册，仅一面者为单张。此项单张，共805种……小册共993种，只467种可以列入教会书林；大册共1 002种，有350种，不得列入教会书林之内。
可以列入教会书林的书，共1 119种，计分：宗教、自然神学、圣经、教义、灵修、讲道、教会、宗教史、宗教与科学、卫生、伦理、小说、传记、教授法、杂记等十五类。未能列入教会书林的，如医学、算学、格致，以及其他有时间性与公会界限等书。1938年所增补的有3 500余种，其间布道单张及招贴约1 000种，医药及教科书诗歌种类约1 000种，可以列入教会书林的有1 500种，合计当为2 600多种。最近二十年间所增入的书，有永久价值的，比较前期为多。可以见得基督教在文字方面，质与量皆有相当的进步。在这书目里，也有少数天主教的著作，而天主教著作的黄金时代，当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时代，现在似已成过去；从天主教索来的书目观之，近代作品，数量甚少。以天主教所有著作，必须经教会当局的核准，不若更正教的自由。惟其太自由，所以在质的方面，反不若天主教的精审，是无可否认的。
更正教中发行及出版的社团，有69处，其间要以广学会、青年协会、圣教书会、浸会书局等的历史最久，出版最多。他如兴华报社、基督教教育会、信义会书报部、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文社、女青年协会等，出版亦不少。至于发售基督教书籍的书坊，有130多处，在上海则以“广协书局”为最集中；其他男女青年会，及各教会机关与大学中，往往附设售书处。
现在我们应当首先述说的，厥为《圣经》翻译的经过。这一件事本为历来教士所注意。当第7世纪景教传入中国之初，即有“翻经书殿”的事，大约当时已着手翻译《圣经》，究竟成绩如何，以彼时印刷尚未大行，现在却无从考证。至十七八世纪天主教亦曾翻译《圣经》中的数部分，大约并未刊印。马礼逊在未到中国以前，已留意于翻译《圣经》的事，既到广州，用六年工夫，将《新约》译成，就在广州雕版印刷。又从事于《旧约》的翻译，至1823年完成，在马剌甲印刷。他用十六年光阴完成这伟大的工作，得着“大英圣书公会”济以巨款，乃得印成。同时，在印度锡兰浦地方有教士名马士曼亦曾翻译中文《圣经》，在1822年完成《新旧约》，用活字木版印刷，这可以说是中国印刷上新纪元。1842年以后，向来只活动于南洋群岛的教士们，得有机会迁到香港，便公开地从事翻译工作。他们对于马礼逊所译的《圣经》，觉得在文字上有不甚妥当的地方，组织一个委员会，重行翻译，希望得一文字较优的中国《圣经》，自1852至1854年完成，名曰《委办圣经》。同时，裨治文与克陛存（Culbertson）译成的文理《圣经》，于1862年出版。在1866年至1872年间将马士曼译本修改两次，曾印数十万本发行。此外，尚有许多人各别翻译，至1877年已有译本11种。凡此皆初期教会上所应用的《圣经》，然各教士尚以为未尽完善，乃于1890年开会于上海，推选委员会重译，于1907年出版《新约》，名曰和合译本。同时，在北京的天主教士，亦译成一文理《圣经》。
先是在1885年汉口杨格非译一浅文理《新约》，1889年有包、博二教士合译的《新约》，与施约瑟独译的《新约》，均为浅文理译本。1902年浅文理《新旧约全书》方始付印。初期教会所译《圣经》，都注重于文言。但后来因为教友日愈众多，文言《圣经》只能供少数文人阅读，故由高深文言而变为浅近文言，再由浅近文言而变成官话土白。第一次官话译本，乃1857年在上海发行，第二次1872年在湖北发行。1874年乃发行《旧约》。杨格非也于1889年译成官话《圣经》，直至1907年始有《官话和合新约》，1919年《旧约》亦完成。此为最近通行的译本。至于土白《新旧约全书》，有上海、苏州、宁波、台州、福州、厦门、兴化、广东等。客话及汕头、海南岛、江宁、温州等地只译成《新约》或《旧约》的一部分。对于滇、黔苗族，已译成客家、花苗、家、力及犴夷等苗文《四福音》。另外有蒙文《新旧约全书》、满文《新约》与汉满文和合的《四福音》，西藏文的《新约》与《旧约》一部分。在长江流域，尚是一种用罗马字拼成土音的《新约》或《旧约》，宁波最为盛行，使一般不识字教友有极大的便利。为供给盲人用的，另有高凸字《圣经》。
当时在《圣经》翻译的问题上，有许多困难问题，大都由西人主任，而聘华人执笔，为欲求文字的美化，不免要失去原文的意义，为欲符合原文的意义，在文字上不能美化。文言文不能普遍于普通教友，于是有官话土白，而官话土白又为当时外界所诟病。却不料这种官话土白，竟成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锋。还有翻译在God这名称时，几乎蹈天主教的覆辙而引起纠纷；有主张必须译为“神”字的，但也有仍旧译为天或上帝。在浸礼洗礼的名称，圣灵圣神的区别，曾有小小的辩论，幸而两方面并不十分固执，终至于各行其是而已。无论哪一种译本，皆由圣经会印行。在中国的圣经会有三个：一曰“大美圣经会”，二曰“苏格兰圣经会”，三曰“大英圣书公会”。前二会在1856年以前就来中国。1862年“大英圣书公会”始来，派以前在伦敦会服务的伟烈亚力为经理，除督理印刷工作外，又到各处去旅行。在他的指导下，雇用几个外国人及许多中国人沿街叫卖，分散《圣经》及书籍，因此，《圣经》得在中国流行，直至1877年因目力衰弱而辞职。“大美圣经会”亦努力工作。《圣经》推销的工作，增加得很快。“苏格兰圣经会”，原是由几个旧团体在1860年联合办理的。1863年派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为第一任经理，办事处设在汉口，到1890年有9个外国职员，100个分书人。这些圣经会最初的政策，原是把《圣经》赠送人的，后来因为要中国人重视一点，略为收一点代价，所以每年要耗去巨大的经费。得着各传教团体的帮助，使《圣经》渐渐地著名了。虽然有些学者鄙视它的文字，却至少能知道有《圣经》这本书。中国基督教女教友送给慈禧太后一本很美丽的《新约圣经》，做她60岁的寿礼。后来光绪帝也向教会要了一本《新旧约》。在1914年的报告中，三会所售出《圣经》总数，为18027816本。又据力宣德报告仅1935、1936两年中，售出9304562本。由此例推，又知三会售出总数，差不多可以到一万万本，其工作的伟大，可以想见了。
其次则有许多发挥教义的作品，一方面借以介绍给非基督徒，一方面勉励和联络基督徒。有用文言的，有用白话的，有些名词是基督教创造出来的，有些名词是从佛经中借用的。当1877年上海会议时的报告，说有43本布道书，521本神学书，25本传记，82本问答书，54本祈祷书和礼节书，63本赞美诗，7种刊物，101张单张。这些作品，大概是传教士在传道之余由中国人执笔而写成的，差不多都是由英文翻译的，这时候中国领袖能写作的还是很少。特别是刚刚开始的科学书，不但在教会所设的学校里要采用为课本，即教外所需求的，也必仰给于教士的翻译。在1877年会议中也委派负责人员，供给学校的课本；总编辑是由傅兰雅（John Fryer）担任。他在1890年会议时报告说：译成的有算学、化学、物理、地理、音乐、生理卫生、天文、历史、哲学、神学、教育、法律等书。同时，也有其他传教士译出同类的书籍。这些西教士不但把西方学说介绍到中国，并且比较东西文化，很受一般进步的中国人所欢迎，成了后来中国革命的导源。有些作品，大都是文言的，为的是要得着当时学者的尊重；惟有关于宗教的书籍，大多是白话的，甚至有些课本是用罗马字拼音的，希望容易普及到民众。在当时的著作中，对于教育上贡献最大的，莫如编辑字典一事。起初有马礼逊所编的《汉英字典》，后来又有教士们所编的《厦门话字典》、《广东话字典》，都很给予一般研究者以便利。同时，他们把中国的古书与孔孟学说译成英文，使一般西国人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内容，引起他们对中国学说研究的兴趣。他们又编辑许多刊物。当1890年会议时报告当时已有28种刊物，较早的要算一本1874年福州的《郇山使者》。1874年又有一种《小孩月报》（The Children's News），后来就有一种《万国公报》，名为A Review of the Time，目的是把西方的思想介绍给一般中国学者。也有些英文刊物，专供传教士阅读的。此后有许多同样的刊物，在福州及上海等处发行，大概是记录教会各方面的消息。
这些书籍和报纸，都由教会自办的印刷所印行，在1895年的时候，已有各公会自办的印刷所十处，到1897年又加了一处，其中最重要的，莫如美国长老会所办的一所，在1844年创办于澳门，1845年移到宁波，1860年又移到上海，这就是“美华书馆”。最初经理馆务的有柯麦鹿、高魏及甘君，至1864年，得惠、柏诸君及狄氏兄弟为经理，1876年有何君经理，1884年始由范约翰经理。1888年费启鸿继任，在其任中，特建印刷所房屋于上海北四川路，并设发行所于北京路。当时圣经会、圣教书会、广学会一切出版书籍，皆由其承印，并且兼印教外各种书籍，为上海最宏大而最早的印刷机关。所承印的各种教会书报纸，英文如《教务杂志》及各种月报季报年报，中文如《新民》、《开风》、《福幼》、《神学通问》等报及《圣日课》，实为上海历史最久的印刷所。民国初年乃停办。1861年福州美以美会也创办一个印刷所。1899年广州浸信会由纪好弼牧师计画开办印刷所，自印出版书籍，1902年自建房屋于沙面，发行《真光报》，1912年迁移至东山，自建房屋，出版许多布道书籍，后来迁到了上海，到现在还存在。这些印刷所，实开中国新法印书的先河。
当时在教会著作界最有权威的，要算广学会了。先是1884年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有人组织一个圣教书会。到1887年此会因事解散，便将所有的印刷机器，送给在中国办理“苏格兰圣书会”的韦廉臣，韦氏于是便联络了同志，组成为广学会，来继续格拉斯哥的工作，计画编著书报，发挥基督教义，韦氏实为开创同文书会即广学会第一人。这时的中国，是在沉睡状态之中，对于世界大势茫无所知，从西方输入的学说，也不被一般人所注意。广学会着手编译书报，希望能唤醒中国的迷梦；特别注意于知识阶级，所以在1889年复刊《万国公报》，按月出版，由林乐知为编辑主任，并聘请中国学者，协助译著工作，最负盛名的，如蔡尔康、任保罗、范子美等，以极优美的文笔，介绍西洋思想与文化，颇引起中国维新分子的欢迎。后来那些主张政治改革的人，大都受着这些书报的感动。次年因为自己所办的印刷所，赔累甚多，便将印刷所停办，把机器卖给汉口“苏格兰圣书会”，而专门努力于著作方面了。韦氏于是年秋后病故，由会长总税务司赫德和几位同志商决，延聘李提摩太教士继任，乃于1891年就职。李氏于1892年遍函全国各教会领袖，征求意见，究竟现在中国需要何种书籍。有27人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建议许多具体办法；同时也有20多人应许帮助译著，供给材料。又讨论到销行的问题，与其尽量赠送，赔累太多，应如何发售以补经济的不足。然而普通书店，又不肯代售，只有自办发行所，于是成立广学会售书处，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存在。这一年恰值顺天乡试，李氏乘机到了北京分送他前著的《救世教益》一书，这本书本来是他在天津的时候著成的。他对于当时的几位大臣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宝桢等都相当的熟悉，曾向他们条陈过许多新政，这次进京，尤多影响。其时林乐知例假回国，《万国公报》、《教会公报》等编辑，都由李氏代理。又着手编译《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出版以后，销售极多，在中国各省大著效力。
1893年，为清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各省举行恩科乡试；同时，有德国教士捐助1 200元，为印刷《自西徂东》一书，分赠各省举子，并又分送其他书籍，共计送出有六万余册。那时，《万国公报》有各省教会机关代为经理，销行甚广；因此感动了几省的督抚大员，都赞成广学会工作。张之洞特捐助1 600元，聂仲芳也捐助银两。招商局职员购买《泰西新史揽要》百部，分赠其同人。至1902年聂氏升任浙江巡抚，又捐助千元。以后他在浙江任内，劝本省官绅每年购买广学会书报甚多。其夫人是曾国藩的女儿，后来在1914年信仰了基督教，做热心的教友，他的儿子中有两个也做了热心基督徒，聂其杰是上海青年会著名领袖，聂其焜亦为长沙热心信徒。这都是当时所下的种子。1894年英商汉璧礼、多马捐银六百两，为广学会征文之费，其征文题目，即如何改良中国币制、建筑铁路、扩充邮政、用机器制茶制丝、敦睦外交、禁止鸦片等等切要问题，要激发当时的文人，注意于国内要政，发表改进意见。汉氏临终时，遗嘱捐银2 500两，建筑广学会新会所于北四川路。这种帮助，更足鼓励他们的努力。直至1916年李氏因身体衰弱，辞去总干事职务。其时广学会的工作扩大，有6位西人在会工作，有18位华人任助译誊录等事务，财产约值25万，他自己所译著大小书册有百余种。广学会在他二十五年工作下，感动了英国的布道会，发生最大的兴趣，尽量地赞助，并且感动了多少中国知识阶级。那些维新运动的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所组织的强学会，在所办的《中外公报》上转载广学会不少的文章，李氏也曾在他们的《时事丛刊》上著了三十余篇论文。广学会巩固的基础，实在由李氏一人打定的，所以后来潘慎文这样说：“多年以来，李提摩太与广学会，二而一，一而二，广学会就是李提摩太；我们与先生同工，越接近，越令人亲爱而又尊敬。”这话实在是确评。当李公辞职后，由瑞思义继任，而李氏仍任名誉总理。当时与李氏同工的，有林乐知、高葆真、丁韪良、花之安、潘慎文等人，他们对于译著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当戊戌政变的时候，广学会书籍数百种，行销已及全国，以其时所有之著作，多半是介绍西洋学说，匡时拯俗的东西，为一般留心时事的人所欢迎。瑞思义曾亲往武昌、汉口、北京、天津、济南、广州、香港等处，实地调查，以为改进方针。增聘梅益盛、赫士等，专任编译及注释工作，季理斐与华人张纯一、杭海等撰著时论，投载教外各日报。是时伟大著作，莫如瑞、季二氏主译的《圣经字典》，其次有关发挥教义的译著多种。又刊《大同报》，以提倡东亚和平为旨，其内容虽不如《万国公报》的充实，而销路却不减少。同时，创办《女铎报》，由前南京汇文女学校长亮乐月担任编辑，有女学毕业生襄助，实为中国女界最早且最有价值的刊物。又继续出版《教会公报》，并由乐灵生编辑英文《中国教会年鉴》。此后历季理斐、窦乐安、莫安仁与贾立言、励德厚、贝德厚女士诸人相继工作，有季理斐夫人主笔的《福幼报月刊》，李路德主笔的《明灯半月刊》。《宗教伦理百科全书》，为莫安仁主编。陈金镛专辑劝世单张十数万套。这些都是比较显著的事工。华人中又有聂绍经、周云路、许耐庐、谢颂羔、张仕章以及李冠芳、沈骏英二女士等，五十年来，除出版书籍不下千种外，刻下所继续的报纸，则除《福幼》、《明灯》、《女铎》外，有《女星》、《道声》与《平民》数种。
其次在基督教文字事业上占先锋地位的，要算“圣教书会”。原来“圣教书会”设在中国的有六处：（一）上海圣教书会，（二）汉口与天津合并的圣教协和书局，（三）华西圣教书会，（四）两粤基督教书会，（五）闽南圣教书会，（六）闽省圣教书会。六处中以上海为最早，于1878年由上海中西人士范约翰、丁韪良、林乐知、顾永经、吴虹玉、鲍华甫等提倡成立，仿效英国伦敦、美国纽约两圣教书会办法，印刷各种《圣经》注释与《劝世文》、《醒世歌》、报章、单张等类，专以开通民智、化导人心为宗旨。每年发行的单张，约有百余万张，内而二十二行省，外而华侨足迹所到各地，莫不风行遍及。所印的书，有大部小册，有文言白话，或发挥真理，或阐明科学。汉口、天津起初是分立的，后来合并改称“协和书局”，以汉口为总局，天津为分局，成立全国协会，计划合并问题。六处同样印刷布道书籍和单张，都以华文为主。惟华西则兼印苗文，上海、闽、粤兼印土白，使此类布道单张，能普及于各处民众。总计六会所出书目，上海有564种，津、汉有529种，华西有889种，两粤有29种，闽省有50种，可见其事业的伟大了。上海总理斐有文，华人如柴莲馥、徐维绘等，除编撰书籍外，亦曾出版《新民》、《开风》等报。他如丁韪良所著《基督教辨证》，尤为阐扬真理之作。
跟着时代进步的著作机关，我敢说要算“青年协会”的书报部，它有一个特点，我们不能不注意的，就是始终由中国人负编辑的全责，不若上述的机关，以西人为主体，华人只处于辅佐的地位。所以在“青年协会”的出版物中，创作占大部分，翻译占小部分，与其他机关成一个反比例，在思想上技术上都比较地前进得多。溯中国之有青年会，实于1895年，比广学会、圣教书会为后进。这一年世界学生同盟总干事穆德博士第一次到中国，促进组织教会学校青年会，进行非常之速，不久，就有29个学校成立校会。1896年便召集各会代表于上海，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便产生全国的总委办，潘慎文当选为总委办会长，来会理为书启。这时所说的委办会，即现在所谓董事会；所说的书启，即现在所谓干事。同时，决定一条议案：“编印适用书报以促学生宗教生活”。于是便成立了“全国协会”。成立之初，假上海青年会四楼之一室为事务所，因陋就简，除通信及巡视联络各学校青年会外，编行《学塾月报》。到了1903年，谢洪赉加入协会以后，便组织起编辑部来，谢氏即任为编辑部长。原来现在协会这个名称，起初叫做“中国学塾基督幼徒会总委办”，后来因为包括韩国青年会在内，所以改称为“中韩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继又改为“基督教青年会组合”，直至1915年第七次全国大会议定改“组合”为“协会”。第八次大会又扩充编辑部为书报部，1920年新会所落成于博物院路。关于书报部工作，一方面编辑，一方面发售。除了《青年报》为记载消息外，又编辑《进步月刊》，讨论学术。出版以后，颇受教育界欢迎。后来把《青年》与《进步》合为一报，就称为《青年进步》，始终由范子美担任编辑，到最近数年前才停刊。此外，又出版了不少书籍；一方面发挥基督教义，并讨论到宗教与科学等问题，一方面阐明青年会的本旨与工作。同时，又发挥中国固有学术，本基督教的立场，对中国文化分别其优劣与价值。历来主持笔政的，类皆饱学之士，如谢洪赉之后，有奚伯绶、胡贻穀，以及现在的吴耀宗。中间有许多学者从事著述，如谢扶雅、应元道、黄稻孙、沈体兰、张仕章等人。书目甚多，不胜枚举，例如谢洪赉所著《圣德管窥》、《圣经锥指》、《圣迹咫闻》、《基督教与科学》等等，不下数十种，范子美所著《道之桴》、《适道篇》，以及最近汇刊的《皕诲丛书》等等。其他各家都有不朽之作。最近所编著的《青年丛书》中，如赵紫宸《耶稣传》、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沈嗣庄《社会主义史》等类，尤为精审而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青年协会”始终维持其进取精神，而保持其青年的面目。
既然说到青年会，便附带地说到女青年会。中国之有女青年会，始于1908年。1923年成立协会，第一任协会总干事为潘女士，继任的为顾恩慈女士，与文自立女士，然皆为西国人。中国继任为干事的，有丁淑静女士，现在由蔡葵女士担任。其组织与男青年会相同，亦设有书报部，分编辑与营业两部分工作。编辑部编辑及翻译各种应用书籍。自1921年出版《女青年报》，初名《女青年季报》，年出四期，三年后成绩甚好，乃增加篇幅，年出八期，改名《女青年月刊》，于记载会务外，又加以论说讨论家庭改造、教育子女等等问题，为后起的女界有名刊物。此外又出版关于妇女、儿童、宗教、体育等书籍50余种，都极受人欢迎。
“真光杂志社”亦为出版数量较多的著作机关。当1902年在广州成立美华印书局时，即编著布道小册，《说经丛书》及《土白圣经》、《赞美诗》之类，并发行刊物，如《真光月刊》、《恩喻周刊》、《新东方英文双月刊》，由湛罗弼、张亦镜等主政，后迁上海与“浸会书局”合并办理。
后起之秀的“基督教文社”虽仅有三年多寿命，然曾出版十几种重要的书。如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耶稣的人生哲学》，王治心的《中国历史上的上帝观》，简又文的《革命的基督教》，谢颂羔、米星如合译的《近代科学家的宗教观》，颇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文社”始创于1926年，其本旨是谋促进中国本色基督教的国文著作，曾发行《文社月刊》，对于一般的读物加以批评，言论较为激烈，为一般人所忌，1928年遂停办。
此外有北平的“生命社”，为刘廷芳、赵紫宸、徐宝谦、吴雷川等所创办，除出版《生命月刊》（后与《真理周刊》合并为《真理与生命》）外，亦兼出宗教丛书。后又由刘廷芳创办《紫晶》不定期刊。
湖北滠口有“信义报社”，由杨道荣等主政，除发行《信义报》外，亦出版书籍。
又有宁波的“三一书院”，梧州的“宣道书局”，沪江大学的“通俗教育社”，烟台的“晨星报馆”，台州的“内地会”，上海的“勉励会”以及个人如赫显理的《日用指明》，余慈度的布道书籍，“觉社”的小册子，“国学社”的《国学研究》等等，皆各出版不少书籍，名目繁多，不及枚举。
现在我们来讲一讲教会报纸的大概情形。中国教会最早的报纸，要算福州所出《郇山使者》月报，时在1874年，由武林吉创办，黄乃裳为主笔。
1875年上海“圣经书会”发行的月报，亦为最早之报，由范约翰创办，钟子能为主笔，专为幼童立言，多载孩童故事及寓言之类，间插图画，1907年由柴莲馥主笔，1913年上海、汉口两圣教书会合并，该报亦改名为《开风报》，至1915年因欧战关系而停刊。
又有《图画新报》，亦为“圣教书会”所出月刊，于1880年发行，以开通教友知识，联络教会声气为宗旨。先后由钟子能、柴莲馥主政。后改名为《新民报》，于1921年停刊。
《万国公报》，于1874年由林乐知私人创办的，每星期出版一册。后林氏服务广学会，便变为广学会的出版物，改星期刊为月刊，以灌输新知识为宗旨。操笔政的有蔡尔康、范子美等，当时盛称为有益士林之刊物。至1907年以林氏去世，遂亦停办。
《真光报》，创办于1902年，在广州由湛罗弼主政，陈禹廷编辑，名为《真光月刊》。继聘廖卓庵为协理，廖氏与张亦镜本同在香港办理《中国旬报》，故邀张氏来助。此后《真光》便为张氏终身事业，刊载不少辩道文章。1917年改称《真光杂志》。后随《美华印书局》迁沪办理。张氏去世，后由曹新铭编辑。
《通问报》，乃长老会机关报，创始于1902年，由吴板桥主政，陈春生任编辑，每星期出版一次，以有光纸印的单张。专载全国教会消息，行销甚广。
《教会公报》，亦为广学会出版，创始于1891年，初名《中西教会报》，高葆真主政，冯九卿为编辑，多载经题讲义，教会新闻，至1917年停刊。
《光报》，于1905年旅美华侨基督徒所创办，亦载教会消息及经题解释等，间插图画，在华文之外兼刊英文，由黄梓材、伍盘照为中英文主笔，每月出版一次，数年后即停刊。
《圣公会报》，创于1908年，初名《圣教会报》，由聂高莱主任，为圣公会刊物。1913年改称《中华圣公会报》，后移汉口发行，而以孟良佐为主笔，1924年改为半月刊，简称《圣公会报》，仍迁回上海，由董健吾主笔。
《神学志》，乃南京“金陵神学”出版的季刊，1914年出版，由陈金镛主笔，专以发扬教义，指导牧师为宗旨。后由王治心主笔，增加篇幅，充实材料，遂为基督教领袖所欢迎。今则改为页数较少的月刊。
《兴华报》，为美以美会与监理会合办的机关报。起初美以美会武林吉在福州办有《华美报》，监理会林乐知在上海办有《教保》，后来合并称为《华美教保》，月出一册，由林氏主政，及范子美、任保罗等襄助。后林氏故世，由潘慎文继任，曹迈豪襄助。1910年改称《兴华报》，每星期出版一册。美以美会又派司徒尔主任，聘屠坤华编辑。至1911年司徒氏因病去世，仍由潘氏主理，聘王治心为编辑。1917年由陈维屏、李逢谦编辑，后罗运炎继陈氏职，仍由李氏操笔政。行销不亚于《通问报》。
《大同报》，为广学会刊物，创于1904年，高葆真主笔，张纯一、徐翰臣等襄助撰著，以灌输知识为宗旨，民国纪元增添内容，销数亦加，至1915年因欧战而停刊。
《奋兴会报》，系香港十余华信徒办理的，创始于1914年，由杨少泉纠合同志，分任编辑。初仅载会中消息，互通声气，后乃增加篇幅，装订成册，以发扬个人道德为主，按月出版，未尝间断。
《谈天》，也是香港基督徒所办，1916年出版，注重说教，七日一出，为尹文楷医生所手创，后由黎文锦、麦梅生、陈安仁、张亦镜诸人主笔政。
《青年进步》，乃青年协会所出版。由谢洪赉主政的《青年》与后起之《进步》两报合并而成，月出一巨册。主编辑的为范子美，其他奚伯绶、胡贻穀、应元道皆襄助译著，于沟通中西文化，实有莫大贡献。自范氏告老，该报遂改为《华年》，而变为潘光旦个人主持的周刊。今则《华年》也停办，青年会刊物中，只剩《消息》报告学生部事工，《同工》载职员的工作情形。
《信义报》，湖北滠口信义会的机关报，初与《通问报》相仿，以互通消息为主，由杨道荣等编辑，后逐渐改进而装订成册，按月发行，兼及教义的发扬，今已停刊。
《湖广月报》，汉口圣教书局发行，创始于1910年，内容有论文消息等，民国以来，已不知究竟。
《醒世月报》，1908年出版，由武汉恳亲会办理，内容亦较丰富，民国以来，也不知是否继续。
《女铎报》，由广学会亮乐月女士所创办，华文主笔为许笃斋，专供女界阅读，内容丰富，按月出版。
《晨星报》，由山东烟台长老会出版，于1910年始创，内容以故事小说为多，月出一册，传道人甚为欢迎。
《圣经报》，由梧州宣道书局发行，主笔为翟辅民，月出一册，专以解释圣经为主，亦为传道人所欢迎的刊物。
此外有协进会所办专以联合全国教会为旨的《中华归主》，北京基督徒注重发行《真理与生命》、与提倡基督教文学的《紫晶》，基督教教育会专以促进基督教教育的《教育季刊》、《教育月刊》，广学会提倡中学生宗教文艺的《明灯》，平民识字运动的《平民》，与介绍新书的《出版界》，提倡灵修的《灵光报》、《灵食》、《灵声》等，促进文字事业的《文社月刊》，鼓吹教会自立的《圣报》，以及其他各大学神学中学的校刊，如《约大周刊》、《约翰声》、《协大学术和艺文》、《金大团契通讯》、《金陵学报》、《南大工友》、《建道院刊》、《哲理声》、《真光校刊》、《培正校刊》、《崇真月刊》、《崇真季刊》、《华北神学志》、《道南》、《齐大旬刊和季刊》、《燕大团契声》、《之江校刊》、《岭南大学校报》等等。又如各宗派各教会机关的机关报，例如《女青年》、《天津公理会月刊》、《中华女布道会季刊》、《循道会月刊》、《公理公报》、《北平公理会月刊》、《江苏浸会刊》、《自立月刊》、《合一周刊》、《布道杂志》、《河南圣公会刊》、《两广浸会周刊》、《新生命》、《道风》、《福音光》、《福音钟》、《卫理》、《桂林自立会刊》、《麻疯季刊》、《时兆月报》等等更多。又有各地青年会会刊，真是举不胜举。其间有许多已经停刊的，有许多无定期的，有许多是创刊未久的，因为限于篇幅，不及详载，姑以见闻所及，略举如上，不免挂漏了许多。兹将汤因君在十三期《年鉴》上统计，转录于下，借以考见基督教在文字工作的一斑。
三 教 育
当中国尚在用八股试帖、开科取士的时候，基督教带来了西洋教育制度，用格致科学来训练人才；这在中国觉得是一件极陌生的事情，并且动摇了固有的教育基础。因为从这种新教育制度中造就的人物，不能应付国家的考试，与从前传统的“读书是为做官”的观念大相背驰，所以一般人不愿把他们的子弟送进教会学校。只有两种人敢去尝试：一是“要读书而没有钱”的贫寒人家，因为那时的教会学校不但不收学费，反而津贴学生的衣食零用。一是想进洋行海关谋生的人，他们鉴于教会学校注重英文课程，希望造就所谓买办阶级。然而进教会学校，大家都以为带点冒险性质，所以要招收教外学生，实在很不容易，只有一些基督徒家的子弟，因为可以借此避去崇拜孔子的麻烦；基督教最初办理学校的动机，也是为基督徒子弟便于读书的缘故。以教育为宗教介绍的意义，原不是最初的动机，到后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天主教在教育上到现在还是注重在第一点上，他们不甚重视学校的办理，所有的学校，无非是培植教内的修士修女，以及所养的孤儿，大都就是所称的教理学校，所以起初他们的学校数量是很少的。后来鉴于更正教在努力办理学校的一件工作上，进展得非常迅速，便也相当地努力起来。1850年在上海开始创办“徐汇公学”，1903年创办“震旦大学”于上海，1922年创办“工商学院”于天津，1925年创办“辅仁大学”于北平。据最近的调查，各教区中教育最发达的，要算南京、北平、香港、汉口、兖州和天津等处。南京区内，共有男子中学8所，学生2 625名；女子中学5所，学生955名。北平区内，共有男子中学10所，学生1 186名；女子中学13所，学生796名。汉口区内，有男高小学校20所，学生947名；女高小学校19所，学生900名。至于小学数最多的，是南京区，高小学生有1 596名，初小学生有8073名。香港则女生为多，有高小学生1600名，初小学生2855名。此外在兖州有253所初级男小学，有4515名学生。天津有130所初级男小学，学生不详；尚有初级女小学。南京区有6 448名学生。香港区有2 855名。这些都是普通学校，招收教外学生读书的。至于所谓教理小学，其数甚多：在献县有1 069名，兖州有712名，永平有522名，北平有519名。还有读经学生：献县6 325名，北平5419名，南京4949名，兖州4023名。这是根据德礼贤氏《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的记载，看见所谓教理读经学生数，与普通学生数差不多相等。其普通学校与更正教的统计一为比较，就觉得相差甚远了。更正教教育状况，据1934年统计：
这统计还是十七年以前的情形，当然现在又增加了不少。但是根据这统计，与天主教同年的数目比较，已有七与一之比，证明更正教对于教育事业注意的一斑。现在且略略将更正教教育经过情形叙述于下：
最早的学校，当然要算1817年马礼逊在马剌甲所创办的“英华书院”，后来在1842年迁到了香港，在这个学校里产生过不少的教会领袖。校长理雅各用宗教教育和中英文字教授学生，是为中国人习学英文的起头。1825年公理会有葛兰德女士在新加坡为中国女子设一学校，是为中国女子受新教育的起头。1835年西国信徒为纪念马礼逊的缘故，捐资在澳门设一女学。这些学校都设在中国沿海的岛屿之上，至于在中国内地设立的学校，是为《南京条约》以后的事。最先在1844年有阿尔德女士奉了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之命，来华设女校于宁波，同年约翰·施敦力与杨夫人分设“英华男女两校”于厦门。1846年崇真会在李朗设“存真书院”，即后来的“李朗神学”，可谓最早的神学。1848年美以美会柯林斯创办男校于福州。1850年马克来夫人又在福州创办女校。同年，长老会用雅各设学校于厦门，又在鼓浪屿设“英华男校”、“怀仁女校”。归正会同时亦在鼓浪屿设立男女学校。1856年厦门又成立了“真道学校”。1859年美以美会在福州亦办一女校。1861年范约翰手创“清心书院”于上海，即今“清心中学”。1864年公理会设“育英学堂”于北平；裨治文夫人亦在北平创办“贝满女学”，后来迁到了上海。又设“格致书院”于福州，即今“格致中学”。
1865年圣公会在上海设立“培雅学堂”，次年又设立“度恩学堂”，到1879年两校合并成为“约翰书院”，迁校址于梵王渡，即是今之“圣约翰大学”。先是在1845年北长老会在宁波所设的学校，于1867年迁到杭州，名叫“育英义塾”；到1910年南北长老会合并，便把它改成大学，建校舍于钱塘江畔六和塔，名曰“之江大学”，即今“之江文理学院”。1865那一年，又有美以美会在九江设立“南伟烈书院”，后称“南伟烈大学”；长老会丁韪良在北平创设“崇实馆”，后改称“崇实中学”。次年巴陵会在广州油栏门设男女学校。1859年美以美会屋斯顿又办女学于福州。1867年公理会弼夫人在福州又办女校。1849年香港“圣保罗书院”成立。同年，监理会在苏州设立一学校，初开时只有两个学生，到后来改名为“存养书院”，继又改为“博习书院”，再后将在1881年上海所设的“中西书院”收并，就成为现在所称的“东吴大学”，文理科办在苏州天赐庄，法科则办在上海。鼓浪屿的“毓德女校”，也于是年成立。1872年登州浸会设一学校，初仅学生12人，后逐渐发展，不久遂增至五校。1875年九江美以美会增设“儒励女学”。1878年监理会有雷赓女士在南翔设立“悦来书塾”，后来迁到吴兴，改为“华英学校”，就是现在的“东吴第三附中”。同年，宜昌有男女学校成立。1805年浸礼会在苏州开办“晏成中学”，后又添设“慧灵女学”。1882年美以美会沙德纳女士在南京创办了“汇文女学”。1883年公理会有宋女士又办一女校于福州。同时喜嘉理在香港办一学校，夜则教授英文，孙中山就是从这个学校里受洗的，当时一同进教的有三个人，一个叫宋毓林，一个叫陈中桂。广州的“培英”，也在这时创立的。
1885年的登州“文会馆”，实为山东基督教基础，因为有许多教会领袖，都从这里产生的。他们那些毕业生，每年捐助教会自立费，并且在1898年创办“自立学塾”，可以说中国人最早自办的学校。当时本有一“广文大学”，后来这个“文会馆”，就变成现在“齐鲁大学”的前身。1879年长老会在广州沙基创设一学校，即今日之培英小学。这个学校在1888年迁到花地，1893年与基督教书院合办，1898年分立，后者就是“岭南大学”之前身。1889这一年，也有“培正中学”设立于广州。1890年漳州成立“振兴女学”。1892年金井成立“毓英学校”，重庆成立“广益学校”。1898年在永春有“育贤男女学校”成立，成都有“华美女中”成立；同时，伦敦会在上海创立了“麦伦书院”，即今“麦伦中学”。1899年伦敦会又在漳州设立“中西学塾”。
因为学校的数量逐渐增多，教育当局便觉得有互相合作的必要，所以曾经在1877年发起一个会议，结果推出一个课程委员会，这就是教会学校表示合作的第一步。进一步的合作，就在1890年组织了“中国学塾会”，目的是要推进中国基督教教育，并联络各学校的教师，规定每三年召集一次。这时候中国亦改变其教育制度，废除科举，亦渐渐注重科学的学习，各省各府纷纷地设起学校来，不过程度都不若教会学校，教授英文及科学的人才，大都仰给于教会学校。在纪律校风方面，亦不若教会学校的严肃。当时供职于海关、洋行、邮政，各方面需用英文的机关的，类多取材于教会学校，因为教会学校对于英文方面的教授，较为可靠。国家亦感到人才的缺乏，于是派遣多数学生留学日本，也派少数学生留学西洋。东西洋的新思想新制度便由此源源而来中国，不但影响到整个教育的制度，也渐渐影响到政治的改革。从基督教本身上讲，因着学校的发达，产生许多服务教会人材，使布道事业亦得因此而进步。所以在各公会的差会中，都认办理学校是一种效力宏伟的布道工作；因此，差会所供给的教育经费，反而超过了布道经费，教育事业的进步，当然更来得可观了。
试就这时期中学生人数和教友数量，略加比较，以觇其进步情形的一斑。
以前那些教会学校，是被少数人所轻视的，但在这时候渐渐引起人的注意了，所以学校的人数迅速地增加起来，收进的学费与中国人的捐输，也可以供给一部分的开支，一部分教员的薪水，可以从收入的学费里支付。有些学校渐渐达到了经济自立的地步，不必仰给于教会的支持了。尤其是小学教育的普遍，差不多每个教堂的旁边，都有一所小学，男女学生并收。中国女子向来是不受教育的，从教会女学一天天地发展，女学生便一天天地多起来，女子的地位也就一天天地提高了。甚至连云南的苗族也设立起学校来。同时亦普遍地设立起幼稚园来，数量的增加，尤见迅速。在1907年有42 546个男女学生，2 196个中学。四年中便增加到46 732个学生，校数2 557个。再看小学的进展：1914年初小学校有4 120所，初小学生有104 841人，高小学校有268所，高小学生有13 453人。
从1900年以后，基督教教育更进一步趋向于高级学校的建设了。除了一般的高级中学次第的增设，如广州的“通志英文学校”（1900），南京的“圣道书院”（1901），即“金陵神学院”的前身之一，奉天的“文会书院”（1903），后改辽宁“文会高中”，美以美会设“葆灵女学”于南昌（1903），泉州的“培元中学”（1905），信义会设中学于益阳（1906），美以美又在福州设立“英华书院”（1906），香港成立“圣士提反书院”（1903）等等中等学校以外，许多最高学府，都次第的建立起来。如杭州的“之江大学”，是在1910年成立的。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在1913年已有370学生，许多政商学界及教会中的著名领袖，如顾维钧、颜惠庆、余日章等人，都出于该校。南京的“金陵大学”在1911年由原有基督会、美以美会、长老会三学校合并而成。后来添设农科、师范科。1913年便有500学生，40个教师。1915年“金陵女子大学”亦开始成立，今称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国基督教所办的女子最高学府。上海浸礼会所办的“沪江大学”，溯其最初的起源，则1906年的“浸会书院”，几经扩充，始成大学，建校舍于杨树浦黄浦江边，连中学有学生千余人；后来又在租界建设商学院夜校，给一般商界青年补习机会。苏州监理会所办的“东吴大学”，前已说及，其校舍建于天赐庄，有三个附属中学，第一设在大学内，第二设在上海，即从前“中西书院”旧址，第三设在湖州，即从前的“华英学校”，总共不下有1 500学生。后第二中学合并于湖州，在上海所办的“东吴法学院”，即移设于二中原址。成都由四公会合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发起于1906年，至1910年始正式开办，占地60亩，在1914年有258学生，今则倍之。当袁世凯时代，中国政府曾给以相当的资助。通州的“华北大学”，属于当地“华北教育会”所经营，该会是由伦敦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组织起来的；又有“华北女子大学”，是从1905年开始由“贝满女学”改组而成的，至1919年合并而成“燕京大学”，1920年得董事部批准，遂兼收女生，可以说开中国男女同学的先河。校址设于北平海甸，规模相当宏大，在教会大学中可以首屈一指。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由长老会、浸礼会合办，由“文会馆”扩充而成，于1903年创始的。初仅办文理两学院，后来荆州的浸会神学与师范学校与在济南的医学院先后并入，便成现在的“齐鲁大学”。福州有一个“协和学院”，创始于1918年，又有一个“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可以说是在福州省内的最高学府，这两校学生皆甚少，久欲合并，到现在还没有成功。此外有几个业已不复存在的大学，如岳州的“湖滨大学”、长沙的“雅礼大学”、宁波的“斐迪大学”、益阳的“信义大学”、九江的“南伟烈大学”等等，亦曾造就过不少人材，但因种种关系，与他校合并或停办了。
上述的教会学校情形，不过举其大者而言，挂漏必多，兹再根据最近统计，概括地叙述于下。关于大学部。
总上表有11个大学，6个学院。1932年统计学生总数，有6 838人，其中男生占69％，除了天主教学校不收女生外，其余都是男女同学。专就更正教而言，教员550人，内华人356人，西人194人。历届毕业总数，大约有7 000人，以职业论，服务于教育界的40％，经商的12％，从事宗教及社会事工的10％，从事于政界的7％，出国求深造的7％。1934年2月29日《申报》发表教育部统计全国私立各大学沿革，兹摘录其关于教会大学的一部分于下：
一、东吴大学，初为教会人士为扩充教育事业，将苏州博习书院上海、苏州两“中西书院”合并而成今校，民国前十一年3月正式开学，十八年7月呈准立案。
二、震旦大学，初为蔡孑民、马相伯两氏，以京师“译学馆”因戊戌政变停办，商请耶稣会创办今校，逐年设科，民国二十一年12月呈准立案。
三、沪江大学，初为“浸会大学”，民四改为“沪江大学”，十八年3月呈准立案。
四、金陵大学，由“汇文”、“宏育”两书院合并而成，民三“东方医科大学”复并入该校。十年7月经前教育部核准立案，十七年9月经大学院复准立案。
五、岭南大学，初为美人创办之“格致书院”，民国前十二年改为“岭南学堂”，民十六国人接收自办，改名“岭南大学”，十九年7月立案。
六、齐鲁大学，该校初为“广文学校”，与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并，称以今名。十二年北京“华北协和女子学校”，复并入该校医科，二十年12月呈准教育部立案。
七、燕京大学，由北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合组而成，民九“女子协和”复并入，十六年春经前教育部认可，十八年6月呈准立案。
八、武昌华中大学，为教会所办“武昌文华大学”、“博文书院”之大学部，长沙“雅礼大学”三校合组而成，十六年政变停办，十八年恢复，并加并“湖滨大学”，二十年12月呈准立案。
九、辅仁大学，为公教学校，初为“辅仁社”，嗣更名为“辅仁大学”，十六年6月经部批准试办，二十年8月准予立案。
其余如“协和”、“华南”、“金女大”等，亦相继立案，惟“圣约翰”则尚在筹划中。
关于中学部分，调查基督教所办的中学，全国约有240处，有34081学生，其中30％系高中，70％是初中。以省份来分配：
办理比较完善的，大都设在大都市之中，且看：
其间男中学118处，女中学92处，男女同学的中学30处。肄业高中的学生有10 184人，内男校学生为61％，女校学生为27％，男女同校中学生为12％。肄业初中的学生有23 897人，男校学生为52％，女校学生为28％，男女同校中学生为20％。说到学生的宗教情形，在高级中学里，基督徒占35％，初级中学里则占20％。由基督徒家庭中来的学生，其比率亦如之。自1932至1933的一年中，中学生受洗人数共有467人。而教员中的基督徒数，平均是75％。
至于小学，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统计。1930年北长老会报告他们一会中有高初小学383处，学生14 693人。美以美会报告他们一会中有高初小学551处，学生29 372人。其他公会中所办小学，未能尽知，从上述两会的报告而加以比率的推测，小学校数至少在3 000以上，学生数大概有10万人。
上列的种种统计，虽不十分正确，而基督教教育事业的逐渐进展，是显然的。综基督教在中国办教育的经过，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900年以前，可以称为草创时期；1900年至1922年可以说是发展的时期；自1922年以后，便入于革新的时期。现在且略述最后时期的情形。
从1922年非基运动发生以后，基督教教育便受着猛烈的攻击。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时，余家菊等曾提议收回教育权，孙恩元等提议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中华民国领土内对于中华人民施行国家教育，吴士崇提议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同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年会时，也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办，及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的决议。（见舒新城编《收回教育权运动》四十八页）当时，国民党中的左倾分子，主张把基督教学校完全接收，于是竟有若干学校被占据，也有若干学校被迫而停闭的。他们所加于基督教学校的罪名，最大的两点，就是基督教教育是一种反科学的文化侵略，基督教教育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外来的攻击压迫既如是利害，而基督教内部中也起了反应，教会学校处在内外交攻的情形下，不得不考虑到向政府请求立案的问题。根据民国十四年（1925）北京教育部所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共六条，与民国十五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所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内容大同小异。最重要的条文就是：不得以宗教课目为必修科，不得在课内作宗教活动，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组织华人为多数的校董会等等。其用意是要把宗教与教育分离，并且要使教会学校统制于中国政府。而基督教办理教育的当局，对于立案问题，费了很多讨论，深恐立案以后受政府干涉，失去自由，并失去基督教特殊精神，特别是英国教士，多抱这种顾虑。“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了这个问题通函各处教会人士，征求意见。结果主张极端赞成的为113件，主张相当赞成而对于第五、第七两条要求修改的有101件，主张不赞成的有42件。（见《教育季刊》二卷三期五十五页）但是大多数学校，自动地愿意遵照政府法令，请求立案，少数学校有的自行宣告停办，有的被官厅勒令解散。立案以后，实施党化教育，必修党义课程，举行纪念周，悬挂总理遗像及党国旗，各级学校党义教师与训育主任，须一律受“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检定。后来在“全国教员会议”中，取消“党化教育”这名称，另订三民主义教育方案，以三民主义编入公民课中。也有少数中西人士，对于纪念周的举行，向总理遗像与党国旗行鞠躬礼，认为与基督教信条有根本冲突的地方，因此，不免又发生小小纠纷，而大多数领袖们以为是无关重要，一律奉行。于是教会学校在这种情势之下，渐渐把西人管理权移交于华人，组织校董会，推选华人为校长，如钟荣光任岭南大学校长，陈裕光任金陵大学校长，刘湛恩任沪江大学校长，杨永清任东吴大学校长，吴雷川任燕京大学校长，林景润任福建协和学院院长，吴贻芳任金陵女子学院院长，韦卓民任华中大学校长，王世静任华南女子学院院长……以及其他大学及中学，莫不如是。西人中的开明人士，他们的地位虽然改变，然皆乐以帮助，认此举于教育本身有莫大利益，教会教育终必由中国人自己起来负责，现在时机已到，毋庸推诿。陈湘帆曾这样说过：
移交之事，无论其程序如何繁重，责任如何重大，实有不可不行之势。今日不行，必有行之之一日。与其留待将来，夜长梦多，不如今日排万难，披荆棘，毅然决然勉力行之。（《教育季刊》第四卷第二号八十一页）
这话实足以代表当时一般见解，而成为一致的舆论，移交之事，终于在顺利进行中，见诸实行。在内部方面，有其他种种问题，如经济的重新支配、学校与教会的关系、西教士与学校的关系，以及宗教课程等等，结果，都得到意外的圆满解决。最初那些抱着怀疑态度的人，深恐宗教课程一旦变为选修，势必等于消灭；但实行以后所得的效果，反比以前增大，选修宗教课程的数量，平均在40％以上，而且都抱自动的研究态度，在精神方面，实有极大的进步。而学生们的参加宗教仪式，人数虽仅占50％左右，然实比强迫式的参加为有价值。
如今教会学校，在国家教育系统中，实占着平等的地位，在宗教自由的原则下，得到政府经济的补助，使教会学校有相当的进展。最近政府又有取消宗教限制的法令，教会学校的前途更有无穷的希望了。
末了，我们应该补叙几个有关于基督教教育的问题。第一，是“基督教教育会”的组织。基督教在中国办理教育，已经百余年了，各学校应当如何联络，宜有一个中心的机关。所以在1877年开传教士大会的时候，觉悟到该如何统一教会学校的教科书材料，便推出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了中国基督教学校第一个联合的机关。从专编教科书的范围，进而为讨论一般教育的问题了，在1890年便定名为“中国教育会”，其责任除编辑教科书以应教会学校的需求外，更谋教授上的互助与一般教育问题的解决。1900年出版了一本《教育指南》，1907年发行一种《教育月刊》，1909年改为《教育杂志》，后来改为英文《教育季报》。1907年聘请西尔斐为总干事。1912年第七次大会时，改名《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贾腓力、路义思为正副干事。1922年英美教育会因欲调查中国教会教育情形而筹联合进行计划，特派视察团视察一切，依照视察团的主张，分四部组织：高等教育组、初等与中等教育组、宗教教育组、推广与成人教育组，各组设委员会及干事。以四组委员会代表合组为全国董事会，各省区设立分董事会。分中国教育区为十区，即：
各区又设区教育会，发行《教育季刊》为总机关报。一以谋各学校的工作，减少教育上的冲突与浪费；一以代表基督教学校与政府机关有所接洽，俾于国家教育系统上占一地位。这便是“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重要的使命。
第二，中国基督教学校，在办学经验上，觉得要增厚教育上的效能与力量，必须努力于合并与合作。例如“燕京大学”本为数大学合并而成。“华西协合大学”乃四教会合作而创立。1922年“教育视察团”曾作此项合并与合作的建议，直至1928年基督教高等教育组，通过了具体的联合办法，主张华东七大学联合成一大规模的大学，称为“华东协和大学”；华中五大学合成一“华中大学”；后者已实现。并且指定各大学的工作，如南京“金陵”将扩充农林专科，“岭南”亦有规模比较小的农科，“燕京”亦设农事试验场，觉得应各分工合作，以期减少重复。其他关于医科、法科、商科、教育科，均有相同的计划。并创设“研究院”，限于两中心地点之“燕京”与“华东”，使经济人才各方面不致浪费，并且能收互助之效。但是因有地域的限制、政策的各别，所以很难使这种计划完全实现。不意现在却得一意外的合作机会，即如七七抗战以后，各沦陷区中的学校，均集中在一隅。如上海“圣约翰”、“东吴”、“之江”、“沪江”四大学的合作，四川有“金陵”、“金女大”、“齐鲁”、“华西”等的合作，中学校亦有不少由数学校合并办理，这是从前迟迟不能实现，而今竟成为事实的奇迹。
第三，布道教育。教会办学的目的，原是布道，所以造就布道人才，当然是教会学校所注重的，所以最初就组织了许多“圣经研究班”与“圣经学校”。不过在1900年以前，程度是很低的。到1900年以后，不但程度渐渐提高，而且此种学校的数量，亦逐渐增多。在1876年只有20个神学，231个学生；到1906年便有68个神学，7 822个男学生与543个女学生了。这些学生入学的程度，必须是中学毕业，这犹是1907年以前的限制。及至美国圣公会在武昌招收神学生中，有3个是大学毕业生，2个是大学肄业生。1912年山东“齐鲁大学神学院”里，其中有8个是文学院的毕业生。当时的各大学中，差不多都附设“神学院”，如“燕京”、“沪江”、“约翰”等校，栽培出不少传道人才。至于独立的神学院，则有如南京的“金陵神学院”、“金陵女子神学”，滠口的“信义神学院”，广州、福州的“协和神学院”等，都是造就高等传道人才的机关。此外有程度较低的各种“圣经学校”，为数亦甚不少。
第四，师范教育。为应付各级学校的教授人才起见，不得不设立“教育学院”与“师范科”，训练适用的教员。曾经有人主张每省设立一“联合师范”学校，在厦门、福州、苏州、武昌等地都开始实行过。
第五，医药教育。这也是基督教教育范围中重要的工作，初期基督教便已注重到这一点。培植中国医药人才，实比由各国派遣医生来华，更为切要；所以从1900年以后，便有医学校次第成立了。1912年沈阳正式成立了医学校。1906年创办北平“协和医学院”，清朝慈禧太后亦曾捐输款项，并由政府颁给学位。在北平另有“华北女子医学院”，1914年有2人毕业。上海有“女子医学院”。广州有“夏葛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附设“医学院”中，在1914年时，有学生25人，教师4人。1902年在汉口有“联合医学校”，长沙有“雅礼医学院”，南京也有联合的医学校，1913年并入“金陵大学”。1908年又曾办“护士学校”，“东吴”、“圣约翰”等大学设医学系，亦授医学博士学位；其他大学中亦多设医学预科。在杭州有梅医生继续训练医药人才；在福州曾设有“协和医学院”，1921年就停办了。“香港大学”亦设有医学系。广州有“华南医学院”和“中华医学会”所办的医院。按1913年的统计，全国有500学生受医学的训练，更有不少的护士学校。被称为煤油大王的洛克斐勒（John D．Rockefeller）对于医药卫生事业，特别感到兴趣，因而组织一个“基金委员会”，到中国来研究医药学状况；根据这委员会的报告，又组织了一个“中国医药董事会”，支配一笔巨大的款子，计划培植中国的医药人才，并津贴教会各医学校。又创办二个“肺病疗养院”，预备奖学金给中国出洋学医的学生。该董事会在上海重新办了一个医学校，又扩充了北平的“协和医院”，辅助湖南“雅礼医学院”和其他许多医院，大学中所设有医学预科的，都得着他的津贴，于医药教育上的贡献，实在不少。
第六，方言学校，是为刚来中国的西教士预备的。1900年以前已有此种设备。至1910年伦敦会在北平创办了一所“华言学校”，1913年扩充成一个联合的学校。在南京“金陵大学”附设了一所“华言学校”。广州和成都都有同样的组织，使初来中国的西教士，先在这学校里学习一年的中国话，然后分发到内地去做传道工作。
第七，职业学校。在济南有专制花边等工艺品的学校，上海、兴化、宜昌、福州都有此种小规模的组织。
第八，平民教育。因为中国文字过于艰深的缘故，教育便不易普及，所以在一般提倡平民教育的人，研究如何改良文字，用简易的方法，来推行识字运动。“沪江大学”董景安编著了一种600字通俗课本，组织起“通俗学校”，各处教会都热忱地推行，在1916年成立了200多个学校，但是600字究竟不够应用，于是又增加到700字。青年会重复加以研究，另编一种平民千字课本，晏阳初也是同样的提倡。1923年组织起一个“民众教育会”，推行这种工作。另一方面，用罗马字拼音翻译《圣经》，如宁波、福州等处都曾热烈地实施。后来中国政府规定“注音字母”，来做普及教育的工具，教会最努力于这种工作，不但用“注音字母”译成单本《圣经》，且办理“学习注音字母学校”。同时，在“主日学”课本都加以采用。此外如“妇女半日学校”，各种“补习学校”以及“盲童学校”、“聋哑学校”、“圣经函授学校”，亦皆属于基督教教育范围内的工作，现在我们不能一一详细说明。比较重要而极普遍的教育工作，则又莫如各教会一致办理的“主日学”。“主日学”的创始，虽然已经很久，但是在1900年以前，不过是传教士的一部分工作，教会中设立“主日学”的，只有八分之一。后来由“万国主日学学会”负责推行，编辑中文的课本，分儿童的、少年的、成人的各种不同的程度，于是“主日学”的范围，不单是属于儿童的训练，也是普及到教会以外，成为“平民教育”的工作了。负责推行这件工作的，有“中国主日学合会”，都春圃尽了多年的力量，使全国各教会没有一处不有主日学的设立。因此，基督教的教友60％的男子、40％的女子，都能读《圣经》，其识字的百分比，实在比普通的人民高多了。用许多方法减少文盲，当时有一句口号：“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能读《圣经》，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不识字者的教师。”
四 医 药
中国在医学上，本有很悠久的历史与高深的哲理，不过是立足于形而上方面的，乃致以虚实邪正、阴阳五行为辨别病源的根据，陷入于抽象玄想之境。然而在大体上不是没有优越的地方，不过不能掩盖它的许多缺点。从西洋新医术传进中国以后，这种医术便发生了问题。推原介绍西洋新医术的功臣，不能不说是基督教。唐朝以来，已经有景教僧侣以西洋医术为中国人治病的故事；天主教中一般女修士，又往往具普通的医药知识，任“孤儿院”中的看护工作。更正教特别重视这种工作，认为是推行基督教布道事业的良好辅助，所以在百余年前“博济医院”的宪章中，已有这种明文的规定。直到现在，还是保持着原有的意旨，看医药事业与宣教工作一样重要。当马礼逊来华以后，便有伯驾医士、合信医士继续来华，伯驾在1834年奉美国公理会的派遣，先在新加坡设立医院，后乃移至广州，成立中国最初的医院，就是“博济医院”。1847年英国伦敦会打发一个夏吐哔医生到香港，在下环湾仔山上建立医院；次年又有合信医士到了广州，在金利埠设立“惠爱医馆”；这都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教会医院，他们的目的，不但要减少人身体上的痛苦，更是要拯救人的灵魂。所以大多数的医生，在没有到中国来的以前，都曾受过神学的训练。他们的责任，是要向病人宣传福音，使大多数就医的病人在离开医院的时候，得着一种宗教上的影响。对于一般贫穷的病人，不受医资，不收药费，使他们感觉到教会医院完全是一种慈善事业，对于宗教方面发生了兴趣。所以医院中在宗教方面的设施非常的注重，一般看护士及职员，大都施以宗教上的训练，特别在每个医院之中，有专聘的传道人员或牧师，担任向病人讲道及分发布道传单等工作。因此，感动了无数就医的病人，受洗而为基督信徒。教会当局鉴于这种工作的成效，加倍努力以求其发展。从1856年以后，便有很稳定的进步。1874年有10个医师，到1881年便增加到19个；1876年有16个医院，24个药房，41 281个病人，到1889年便有61个医院，44个药房，348439个病人。十余年间，进步有这样的快。当时在每个比较大一点的传教机关里，至少有一个医生。一般无知的愚民，便造出许多离奇的谣言，说教会里剜病人的心、摘病人的眼去制药、去做电报。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现在看来果然不值一笑，而当时却引起绝大的纠纷，大多数的闹教风潮，大都以谣言为号召群众的根据。后来民智渐开，这种误会便渐渐地消灭了。
新医术在中国的发祥地，要算广东。当《南京条约》尚未订立之前，在广东已经有一个“中华医务传道会”；后来中英战事爆发，大多数西教士都因此回国，这个“医药会”也感到很多的不便，但却仍旧在艰难中继续维持下去，集中力量于广州的“博济医院”。这个医院曾由美国北长老会嘉约翰（J．G．Kerr）医生主持，历40年之久，就医的人数有百万之多。又训练了许多中国人做医药事业，并编辑了许多关于医药卫生的书籍。他在1872年动议成立“疯人院”，到1892年方在广州芳村建筑了一所房子，1898年落成。这是中国唯一的“疯癫医院”，开办以来，留医人数前后不下三四千人。甫及三年，嘉医生即因病去世，由恂嘉理医生继任其职。求医人数日渐增多，三分之二是由官厅送来的；病者的种类不一，男女老幼，贫贱富贵，无所不有。因为住院人数之多，不得不谋扩充，本来仅占18亩地基，房屋3座，可容100病人，后便添置基地9亩，增筑楼房3座，平房9座，有旷地可资游行运动，有工艺、娱乐种种场所，设备愈见完备，常有500人住院。内附设礼拜堂，每日举行礼拜讲道，病人及工役等因此信教者颇多。
其次，我们可以特别提到的，就是北平“协和医院”的经过。这个医院开始于1861年，从伦敦会雒魏林（Lockhart）医生创设一个“施医院”起头的，地址在英使馆的旁边。开办之初，远近来医的踵迹相接，乃于1863年添聘德贞医生来院襄助。次年，雒医生回国，由德医生主持院务，迁院址于米市大街，另建房屋，并收学生数十人，翻译《全体通考》、《西药大全》等书。1895年魏女医生于附近设立“妇孺医院”。嗣因庚子之变，全院俱毁于兵燹；至1901年权赁铺房，依旧开诊，由科龄医士接办，逐渐整理，悉复旧观。1903年更于院侧设大药房一所。1905年“协和医学校”成立，录取学生45名，成为中国唯一的最高医学校，后乃得美国洛克斐勒津贴，院务大加扩充。据1914年报告，初次来诊的有20 900余人，复诊的有43 500余人，住院男924人，女282人，至今犹为中国最大的医院。
同时，在汕头有英国长老会的“高德医院”，1867年新院落成，初仅容病人50至60人，至1874年可收容784个住院病人。伦敦会有个著名的医生名叫马根济（Mackenzie），于1875年来到中国，在汉口伦敦会所设的医院中服务，后来因他的夫人身体关系，就搬到天津。在天津治愈了李鸿章夫人的重病，因而取得官方的赞美，并捐助一笔款子，建造一个医院。同时马氏也办了一个医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后来都在政界里服务。直到1888年马氏去世，官方才停止他们的津贴，而这个医院的工作，就由伦敦会接办下去。
一个青年有才干的医生名叫索斐德（H．A．Schofield），抛弃了在英国的高尚事业，用自己的经费在1880年参加中国内地布道会在山西的医药工作，三年之后，竟不幸因伤寒而病故。
苏格兰长老会在满洲的医药工作非常著名，有两个医生，一个叫胡约瑟（Joseph M．Hunter），一个叫司督阁（Dugald Christie），1882年在沈阳设立医院。当时有人怀疑他们是英国军队的先锋，传出许多挖心、摘眼等等谣言，幸亏他们的工作取得官厅和人民的信仰，因此，他们的医院反而扩充起来，西方药物渐为一般人所欢迎，并且也设立了一个医校。
大英圣公会医生梅滕更（Duncan Main）1881年到中国，在杭州设立一个“广济医院”。伦敦会在上海设立“仁济医院”，美圣公会在上海设立“同仁医院”，以及英长老会之在厦门、英卫斯理会之在汉口、英长老会之在台湾、美长老会之在北平、美国教会之在福州、伦敦会之在香港、美以美会之在南京、中国内地传道会之在成都等处，都有相当的医药工作，见后列医院表可知，这里用不着细说。
第一个到中国来的女医士，就是康医生（Combs），在1873年由美以美会派到了北京。同来的有哈医生（Howard），在天津设了个医院，他专门为李鸿章家属看病。1874年美以美会“妇女国外布道会”派了一位女医生到福州；美国“妇女传道联合会”于1885年派了一位女医生韦太太（Mrs．Williamson）到上海。据1890年调查，在中国的女医士一共有21位。第一个中国女医士，要算是金雅梅，她本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因为父母过世，由宁波长老会传教士麦加提（D．B．Maccartee）帮助，学习于美国，回来便在“妇孺医院”中工作。第二个是福州人名叫吴敬恩，也是一个牧师之女，1894年赴美国菲拉特菲尔“女子医学院”学医，毕业回来，在1889年任“吴士登纪念医院”（Woolsten Memorial Hospital）院长。更有石美玉医士，也是一个牧师的女儿，跟一位传教士到美国，在“密西根大学”医科毕业，1896年回国，在九江开设一个医院。这是几个著名的女医士。其他习医的女子当然不少，这里不能一一详举。
这里且说一说关于医药上的译著。伦敦会合信医生翻译了一些关于医药的书，卫斯理会史密斯（J．P．Smith）与嘉约翰（Kerr）都曾写过一些医药书。礼贤会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医生曾写许多医药论文。美国在福建的奥医生（D．W．Osgood）翻译了Gray氏所著的解剖学，后来又经过了Whitney氏重编。先是“中国博医会”曾于1887年发行一种《博医会报》，借这杂志推进医药教育，提倡公共卫生，统一医学名词，并且出版了一本医学和科学的名辞字典和一部医学课本。后来合组而成的“中华医学会”，也曾出版一种杂志，并注意于新医术的介绍。
说到“麻疯医院”的设立，要算广东北海伦敦会医院所附设的为最早，成立于1891年，创办人为傅特医生。他鉴于广东地方麻疯患者之多，乃请求“万国麻疯救济会”帮助，创设此院，收容男女麻疯100多名，强行注射，成效卓著。调查麻疯患者，以闽、粤两省为最多，他省亦不少，总计全国不下有百万人之多，于是各省医院咸注意到这种麻疯救济的事工。1892年杭州梅滕更医生，也在“广济医院”附设一“麻疯院”，于1914年在与市场较为隔远的松木场建立新院所，分男女两部，共收病人60余名。该院背山面湖，空气清洁，为全国最合适的病院。1905年德国长老教会的柯纳医生（Dr．Kuhne）得“英国万国麻疯会”之助，在东莞创设一“麻疯院”，收容患者有300多人，省政府按月津贴500元。1907年天主教康神父（Louis Conrardy）在广州石龙建筑一“麻疯院”，1913年得省政府的津贴，大加扩充，收容患者不下700人之多。该院大小房屋有30余幢，麻疯人居此，仿佛成一村落，男耕女织，各勤操作，惟宗教色彩太浓，每天必举行几次弥撒，对于医治注射方面不很注重，未免美中不足。此外大衾岛“麻疯院”，发起于1914年浸会力约翰牧师（John Lake），至1925年建筑完成，曾得伍廷芳捐资，规模甚大，可容5 000患者。福州东西门外有麻疯村二处，历史甚久，由官厅与教会人士发起组织“闽北麻疯救济会”，设立大规模“麻疯院”一所。完全由中国官厅自办的“麻疯院”，只有汕头一处，于1924年成立的。其他如孝感、沧州、兰州、梧州、福清、仙游、烟台、云南省城，均有英国“麻疯救济会”的工作，引起中国人士的注意，才组织“中华麻疯救济会”，并在香港、汕头、福州、厦门设立分会，聘邬志坚任总干事，为拯救此百万麻疯患者而努力。关于麻疯救济，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服务工作，但也是一种医药事业，所以在这里加以叙述。
根据1914年的调查，旅华西医士，男的有300人，女的有135人，西看护有112人，中国医士有94人，住院养病的有127 000人，门诊的有213万人，教会在华医药事业的发达，由此可见一斑。其时虽值欧战，旅华的英德医士多数回国服务，而在中国医药工作上，并不发生什么影响，因得洛氏基金委员会尽量资助，反见扩充而进步。1916年欧美返国的医学生，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中华医学会。1917年“中华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开联合会于广州，通过的议案中，有几件重要的事，即反对吗啡私运入华，主张设立公共卫生部，更主张设立中央医务部，计划全国医学校的课程与程度，使教会医学不致落人之后。当时全国医学校，共有26处，有1 938个学生。在二十六校中有八校是由中国人自办的，学生则居总数之半，而教会所办的医学校，似感不及，应如何加以改进，便是这次大会所注意的一件事。
“中华医学会”成立虽不甚久，会员人数日增，类皆毕业于东西各国的医学士，乃能不分派别，谋医药前途的发展。“中华博医会”之先驱为开始于《南京条约》以前的“中华医务传道会”，为西医士所组织。至此，中西两医学会，乃联合青年会办理公共卫生事业，如预防传染、禁止鸦片吗啡、提倡清洁等等运动，都是由医学界在中间主动的事。有医学士毕德门氏，周游通都大邑，开会展览，登坛演讲，计各处听讲人数不下十数万人。
1921年又开联合大会于北平“协和医校”内，到会会员有500人，其间有80余中国人，以教会医士占最多数，其余则为地方代表与东西各国代表，不啻是一个“万国医学大会”。讨论许多医学上的推进问题，特别注重学术上的演讲，演讲题目有180件之多。并改选两医学会职员，龚孙（C．L．Johnson）为博医会会长，俞凤宾为中华医学会会长。
当革命军北伐与非教风潮的时候，教会医院遭遇着不少困难，1926年竟有若干医院受地方政府与党部的干涉，有勒闭、强占、劫掠、捣毁等出人意外的事，尤以河南、福州、上海、长沙、杭州等处受损失最大。医院本是无偏无党的机关，凡需求医药上服务的，无论属于何方，都有不能推卸的责任，决无借故加罪的理由，所以此种对医院所施的压迫，足以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惊异。不过这种施行暴举的人，大都是外来的军队，与一般仇教分子在内策动，并不是当地人士；因为当地人士对于医院多数表示好感，予以相当的同情与维护。当时的医院情形：
在这表里，河南、云南等处尚未列入，可见当时医院所受打击之大了。除了被军队强占与被迫闭歇的以外，有些医院，因负责人他往，由一般职员暂维现状，也有一小部分医院，把事业移交到华人手里。不过这种现象却是暂时的，不到二年，逐渐恢复。各地官厅的态度也多改善，尤其是中央政府本不赞成这种行为，所以对济南当局封闭“齐鲁大学医院”曾加以制止，广州医院的未遭占据，亦是为此。凡属医院，必须登记，是这次风潮以后所得结果。教会医院绝不反对登记，只因登记条例多由就地自拟，绝不一致，有些地方非常苛严，遂大感困难。
教会医院自经此次打击后，不但不因此而衰落，却反得着特殊的进展。即从前由西国人主持的医院，至是有许多变为中国人主持了；从前称为外国人的医院，至是人多称以西医了；从前华职员处于被动地位，至是则因西人离开职守，都由华人出来负责，而变成主动了。多数教会医院于此皆经改组，由华人充任院长，与由华人组织董事部；此皆在事变中所获得的成功。从此以后，基督教医药事业，便在平顺中得着相当的进展。到1932年，“中国博医会”与“中国医学会”合并而成为范围较大的“中华医学会”。据“平信徒调查团”李诺克斯（Lonox）在1932年报告中说：“华医与西医的比例，在1920年为55％，至1925年为57％，1930年为67％”；可见得中国医生的逐渐增加。“1930年，住院病人共178467人，至施诊所受诊者共3 111 467人”。在教会医院任职的外国医士，共275人，有相当资格的华医，至少有400人，大半由医学校最近毕业的。在各医院服务的华看护，共约有700人左右，每一个医院里，都有他们自己训练的看护士。而这些医生与看护士中，14％是基督徒。以前教会医院的经费，都仰给于外国。近年来因外国经费锐减，多数医院不能不当地筹募，中国人的捐款数量，在比例上日见增高；但大部分仍来自外国，所以几年来所讨论的移交问题，要求中国人自负经济上的全责，尚未能完全办到，不过中国国民政府对于教会医药事业，颇能予以合作，最显著的是年来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进行。在中日战事中，教会医院虽受相当的损失，常受敌机轰炸与沦陷区中的破坏，而对于筹设伤兵医院与参加前线救护工作，实曾相当地努力。可见教会医院与政府合作程度日愈增高了。兹将现有各教会所设立的医院列表如下：
续表
续表
续表
这表是根据1936年第十三期《基督教年鉴》编成的，其间没有东三省的医院在内，因为从“九一八”以后，关于东三省的基督教现状非常模糊，所以在这期《年鉴》里便没有东三省的记录。从两年以前的调查，知道在东三省本有18个医院，现在情形怎样却不得而知了。这张表里所列入的公会凡34，加以学校附设的与数公会合办的，共计有260个医院。此外尚有许多小规模的医药机关未列入，可见基督教在医药方面的努力了！
五 社 会
“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这是耶稣亲口诏诰门徒的话，是以历来的基督教会，莫不本此意义，实行社会服务。如上文所叙述的教育、医药、文字等等，本来也是社会服务范围内的事，但是这里所要说的，是单指“拯困济危”、“改良风俗”的一方面。
中国风俗的亟宜改良者，除破除迷信外，莫如烟、酒、嫖、赌。说到烟，最先努力谋所以铲除的，莫如1908年所组织的“万国改良会分会”。该会以丁义华为干事，专门劝人戒除烟、酒、嫖、赌。时中国正在努力禁烟，政府与英国订定十年禁绝条约，所以该会对于禁烟问题，为第一入手工作。他们曾经（一）联合中国政府暨各省当局，认真严禁。（二）联合各报社，宣布鸦片流毒，使人人有所注意。（三）联合商学各界，在各处各学校演说鸦片毒史。（四）通函各国新闻报，请各慈善家辅助中国进行。（五）组织全国“禁烟联合会”，一面请政府设立专管机关，由内务部设立“督查禁烟处”。（六）函请各省官厅，凡有缉获烟土，定期当众公焚。（七）联合“英国国民禁烟会”，鼓动英国政府，提前禁烟，以免流毒邻国。经此努力，果生奇效，当时各行省中，已有14省已告禁绝。又曾联合各省教会及青年会，设立分会，于扑灭烟毒之外，更劝人戒吸卷烟、禁止赌博。该会自设立以来，编著书籍，刊印图画，函电纷飞，东西奔走，工作异常紧张，耗费亦属不赀，然所用经费皆仰给于美国，故当欧战发生时，华盛顿总会不遑兼顾，遂不得不谋经济上的独立，改名为“中国万国改良总会”，并购置北京王府大街民房为会所。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希望数十年烟毒，可以从此扫除，想不到竟功败垂成，前此七八年的努力，都付流水。因为当时上海洋商存有6 000箱烟土，中国政府竟徇洋商之请，命上海道蔡乃煌与之订立合同，准其运销江苏、江西、广东三省，以制药为名，设立专卖局。这不啻公然开禁，奸商乃乘机谋利，军阀又借此抽税，死灰竟至复燃，该会亦因此无形消灭。间接继承其工作的，在这一年10月间有“天津拒土会”的发起，设总会于北京，上海、广东、武汉、山西、河南等处，皆次第设立分会，联合呈请政府取消公卖，徐世昌总统便毅然明令烧毁存土1 400万金，禁烟前途，又呈乐观。曾几何时，毒焰复炽，不但鸦片遍满全国，加以吗啡、高根、海洛因等毒物，源源而来。于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联合“青年会”、“医学会”等团体，发起组织“中华国民拒毒会”，1924年8月成立于上海，规定9月28日为“全国拒毒运动日”，印发拒毒图画，全国报章特刊专号，并公开演讲，举行大规模游行，以期唤醒民众。发行“拒毒月刊”，规定五年计划，经长时间的奋斗，始获国民政府赞助，严厉禁种禁吸，毒氛几告息灭。又不意七七事变发生后，沿海沦陷区中，复毒焰漫天了。
次言赌。中国赌风之盛，莫如广东，是以“广东基督教联会”于1917年11月开会时曾讨论劝释奴婢及戒烟戒赌一案，推李育泉起草，次年李氏提出铲除烟酒赌奴四害意见书。1919年年会时认禁赌为先急之务，因决定三条议案：（一）请愿政府严禁赌博；（二）请愿警厅禁止未成年男女吸烟及赌博；（三）禁止信徒赌博（无论麻雀、扑克，凡属赌具，一律严禁）。并召集各教会各学校代表，推定委员会负责进行。规定一月间一星期为拒赌礼拜。1920年1月16日开成立大会，到会男女有5 000多人，广事宣传，分三部进行工作，（一）调查，（二）广告，（三）征求。自5月30日至6月20日止，已征求拒赌会员50 290人，于是设办事处，聘请驻会干事，发行《拒赌周刊》，后来此组织也影响及于他处。
对于这种不良习惯，力谋加以改革的团体，有好几个，例如：“妇女节制会”，也是以反对烟酒、娼妓组织的。当1886年时，有美国“万国节制会”代表来华，游行演说，乃于上海、镇江等处设立支会，因缺乏相当负责人员，上海会务几乎无形消灭。直至1907年，“万国节制会”又派代表来华，重复唤起国人的热忱，并推定上海长老会范女士为“中国妇女节制会”总会长，负责推行，连任数年，由九江美以美会石美玉女医士继任，对于会务多所擘划。1909年北京公理会美国富轲慕慈夫人任“万国节制会”驻中国干事，她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在中国宣道已历有四十年之久，对于中国的风土人情无不熟悉，任事之初，即从事于书籍、小说、图画等等的著作，广事宣传，到处演讲，组织支会。除镇江外，有支会46处，无一非夫人所手创。后来由梅云英以至刘湛恩夫人为该会总干事。工作范围逐渐推广。不但曾参与“中华拒毒会”的发起，举行拒赌运动，及宣传香烟、酒的害处，更设立“尚德部”，提倡家庭道德；“女工保护部”谋求妇女工人的幸福；“幼童部”培植儿童智德体育的发展；“社会服务部”创设妇孺教养院一所，院址在兆丰路，来院教养者有百余人，出院后类能谋得自立的生活；“国际和平部”谋铲除战争，增进人类友爱；“学生部”举行作文竞赛，演说竞赛，暑期演讲等。当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时，因多数会员避难租界，乃创办一“上海女子公寓”。又创办了一个“节制女子家事学校”于江湾，在这个学校里一切事务，都由学生自己操作。最近自八一三战事发生以后，迁于租界，改为“新生女子职业中学”。可见节制会的工作日愈扩大了。
1918年上海公共租界各团体，鉴于娼妓充斥，要求工部局设立一“正俗委员会”。工部局乃邀请“基督教教士公会”、“基督教妇女禁酒会”等17团体，开联席会议，结果，组织成功一个“风俗改良会”；到1920年改名为“进德会”。专门谋卖淫事业的减少，规定妓院必须领照，每年按照抽签，减去20％，以期五年抽尽。并且设感化所，收容沿街拉客妓女，成效卓著。其进行工作：（一）尽力营救陷于罪恶中的卖淫妇；（二）研究妇女本身的难题，助其经济独立；（三）警告人用正当的花柳病疗治，免受欺骗。又发行《进德报》，在学校中提倡性教育及卫生。关于救拔妓女的问题，早为一般基督教人所注意。先是在1900年有西国女士5人，因见上海妓女的痛苦，遂同心祈祷，计划设立“济良所”以资拯救，至次年果然成立。初有包女士及中国张女士留所办事，不数年建有房屋5处。至1915年，任事者有西女士6人，中国职员23人，女佣13人，住所妇女470人，前后十四年中收容920人，由所择配的约300人。起初立所于西华德路，后又移至浙江路，复在宝山路建二层楼房一所，中有读书室，有工业场，占地13亩，会所于是扩大。当1905年时，有沪绅11人，捐资设立分所于四马路，后移至南京路南香粉弄，专门收容会审公堂所判送的妓女。来所之人，半日教以读书识字，半日教以女红烹饪，后入工业场作工，予以相当工资，使能自立自养。自分所开设以后，数年中收容有1 800人之多，每晚在分所宣讲福音，礼拜日举行“主日学校”，并派员赴会审公堂女监中及妓女中讲道。1906年复于江湾开设“爱育学校”，专为培植脱离妓院的幼女而设，特建三层楼房一所、大厦一座，可容百人，内分幼稚、初小、高小等级，与普通学校相同。1909年开设医院一所。1913年建立礼拜堂一座名“思裘堂”。1912年复于唐山路购地建屋，专收被拐迷路无处安插的男女幼孩，收容有800余人。此外在沪西亦设有分校，亦收容拐孩及被主人虐待的婢女。此种工作，到现在还是继续地维持着。同样在其他通商大埠上，亦有此种救拔不幸妇女的工作。数年前厦门的教会中人，曾有救拔婢女的组织，亦曾收容数十婢女。关于解救妇女的事，又有天足的提倡。中国妇女缠足的风俗，已有很悠久的历史，推其弊害，不但有背人道，且使女子身体孱弱，影响到国民体质。1895年李德立夫人、李提摩太夫人商议创立天足会，宣传缠足的害处，利用广学会的书报，广事宣传，于是发刊了许多小册和劝世文，分散到各地。各处教会亦多响应，教会学校的女生先行放脚，以资提倡。李德立夫人又亲身游历南北各省，开会演说，并请求各省督抚大员及皇太后出谕劝导全国，实行放脚。奔走数十年，发生巨大影响，至今中国女子已完全脱离缠足恶习，推本穷源，不能不归功于四十年前李夫人。此外如天津雍剑秋曾发起“养真社”，在消极方面，亦注重戒嫖、戒赌等改良工作；在积极方面，提倡敬天、齐家、爱国、互助、孝亲等运动。主张修养四真、五爱。何谓四真？一曰灵真，要将一切迷信打破，笃信上帝，遵守上帝博爱世人之旨。二曰心真，要将一切私心打消，遵行上帝真理，以基督为模范。三曰体真，要将一切有伤身体之事扫除，不作嫖赌纳妾之事，坚守一夫一妻之义，借保天真。四曰行真，要将一切虚伪欺诈，屏除净尽。何谓五爱？一曰自爱，二曰爱人，三曰爱家，四曰爱国，五曰爱和平。当时入社同志有3 000余人。南京长老会牧师孙喜圣发起“南京改良会”，于1923年11月10日开成立大会于“协进会”，入会的有2 000余人，推定宣传员24位，规定宣传事项：（一）戒鸦片，（二）戒香烟，（三）戒饮酒，（四）戒赌博，（五）戒邪淫，（六）戒纳妾，（七）戒奢侈，（八）戒淫书，（九）戒裹足，（十）戒迷信。提倡之事亦有10项：（一）公共卫生，（二）公共游戏场，（三）通俗学校，（四）通俗报，（五）残废院，（六）流民习艺所，（七）游行演讲，（八）博物院，（九）惜牲会，（十）赈灾会。后在汉西门、溧水县、湖熟镇、山东济宁府、峄县、登州府次第设立分会，并请求“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通函各省教会提倡。
总之，中国当时一切社会恶习，无论烟、酒、嫖、赌等嗜好，风水、星相等迷信，偶像、鬼魅等崇拜，都是基督教所极端注意而竭全力以反对的。
次言拯困济危。天下最困苦的人，莫如盲目、聋哑与孤儿，特别在中国，这种人的痛苦更利害，因为一般社会对于他们没有什么救济的办法。譬如生一盲童，他的父母，看做一个废人，男的叫他学习星相算命，女的叫她学习歌唱做瞽妓；一生命运，便入于悲惨之境。基督教教士本其人道主义，设法予以救济。当1840年的时候，有某教士偶然收容瞽士六人，因中国此时尚无盲人学校，故分送二人至美，四人至英，入盲人学校受适当教育。至英国的四人中，后有一人返国充宁波“瞽人院”院长。1874年，始有某教士在北京设一“瞽人院”，以后在汉口、奉天、福州、九龙、保定、成都、湖南、宁波、上海等处相继设立，收容男女盲童，虽皆施以适当教育，尚未注意到工艺的学习；有之自1911年“上海盲童学校”始。该校为美国傅兰雅独力捐资而设，中分四种功课：（一）为家庭部，即学习家庭中的种种操作。（二）为文学部，学习中西文字及打字。（三）为音乐部，学习弹琴唱歌。（四）为工艺部，学习编织等手工。其所用书籍，系用硬纸制成凸字，读时以手代目，自左而右。此种凸字，是以……六凸点变换而成五十四音，计前音十八，后音三十六，如中国固有切音方法，把前后二音合成一音，而得四百四十字音。各盲校皆以此为教授根据，并且曾用此点号印成了《新约全书》。这学校经傅步兰（傅兰雅之子）继续办理，进步甚速，其毕业生受各处盲校之聘而为教员的为数甚多。又组织西乐队，及创办印刷部，发行《盲人月刊》。学生中有毕业圣约翰大学而得文学士学位者一人。1931年又创办女学部。
其次如广州的“明心瞽女学校”，始创于1882年。当时在博济医院中的一位美国女医士，名叫赖马西，一日见路旁有一被弃的失明女孩，年仅周岁，怜而携归；未几，又收得失明女孩三人，寄养于医院之中，并聘得香港巴陵会“育婴堂”瞽目女教员，教授该孩等凸字。后来盲生渐多，不得不另租校舍，但屋小仅容30人，乃别谋建筑校舍，蒙恂嘉理医士以所购上芳村空地15亩，让与建筑。但赖医士妙手空空，初期费用，皆出私囊，转辗向亲友们捐募，直至1910年始行落成，计女生宿舍两座，男生宿舍一座，校务日见发达。1928年赖氏因年迈回美，由嘉秉道女士继承办理。该校自创办至今，已历五十余年，所收男女学生，共有3 705名，毕业者有任传道或教员的，也有借手工谋生的，类能自食其力。当1912年时，广州警察厅取缔瞽女卖淫事，乃将学习弹唱瞽女71人送至“明心学校”教养，那时的“明心”已患人满，因此另立一个“正心学校”。
还有福州圣公会创办一个“灵光学校”。1900年以前在厦门本来有过一个盲童学校，但不久即停办。1898年有一位澳洲教会的奥女士（Amy Oxley）到了福建的连江，是担任医院的看护的，她很同情盲童的痛苦，在顺昌遇到一位久办盲人教育的教士叫柯先生（Cook），他本是发明华音凸字的人，她便采用这方法在连江创办一个学校，于教授读书之外，又教授织席工艺，其出品甚为著名，1900年庚子乱起，遂即停闭，女士例假回澳洲，乘机募款，以备重建。次年回华，与旅福州医士惠更生（Wilkinson）结婚，遂于医院附近租得大厦，开始其计划已久的盲校工作。特别发展其工艺，学生所编竹篮、所结草席，曾得南京工业展览会与巴拿马展览会的奖章。在工艺部内，有织席机十架，并有修琴室，制藤椅、热水铅壶等各工场，毕业生有任教员传道打字等各职外，大都以工业谋生。1903年又有英国“印度妇女传教会”教士司蒂芬女士在福州创设“明道盲童女校”，学生亦甚多，小学毕业后，即令学习织补缝纫等手工。先是1897年，德国教会在九龙创设“瞽女书院”，起初附学于“明心”，后学生渐多，乃自建校舍，有学生79人，并设分校于香港，有学生46人。九龙校中兼收瞽目婴孩，故课程有自幼稚园而至高等；其音乐与织造，成绩最佳。中有一既盲而又聋哑的学生，后来竟能借工艺以自食其力。而长于音乐的，又为各处礼拜堂聘为琴师。该校中又设“师范班”，其毕业生都任一般盲校的教师。在肇庆、德庆亦曾分设“盲童小学”。此外在汉口有“训育书院”，长沙有“瞽女学校”，奉天有“重明女学”，保定有“盲哑学校”，以及其他，类皆由基督教教士所擘划经营，其间少数曾受官厅津贴，而大部分经费都由教会捐募而来。据1926年统计，中国盲人学校共有38处，收容男女盲人有1000余人。不幸因1927至1928年政潮影响，多数盲校已缩小范围，并有若干处遭受抢劫，书籍物品，全被毁坏。越二年始恢复旧观，以至于今。
聋哑之人，痛苦更甚，因为凡聋者必哑，以其未尝闻人的语言，故遂不知如何发言。泰西诸国教聋哑人以语言及文字，不但能发言，亦能懂人的话，一如普通人一样。有一个美国教士名叫梅理士，与夫人耐德女士同在中国登州传道，却不料生了个聋哑的儿子，耐德女士便悉心教他，使他能懂得语言文字。因此，她想到中国这样大的地方，一定有许多聋哑的人，所以在1887那一年，创设一“聋哑学校”，把她自己的经验与美国所施用的聋哑教授法，来救济这些痛苦的人。不意来学者甚为寥寥。未几，梅理士去世，耐德女士乃于1898年把学校迁到烟台，购地建屋，以谋扩充。后从美国聘来了哈爱德女士，乃添设女学讲室，总名曰“启喑学馆”。至此来学者乃渐多，而学生中有高丽李某、杭州周耀先、福州黄女士，学成后各归本地创办学校。一在杭州白马庙巷口福音堂内附设“聋哑学校”，学生9人。一在福州曲城姐妹会女学校内附设“聋哑学校”，学生数人。其他学生学工学艺，类能自谋正业以维生活。
至于救济孤儿，在天主教是十分注重的一件工作，凡在大城市里的天主堂，差不多都附设着一个育婴堂或孤儿院的。他们那些修女们称为姆姆的人，都是负担着照顾婴儿与教育儿童的义务。从上海土山湾的情形推之，亦可以略见一斑。上海土山湾的育婴工作，是由“圣母院”负责办理的。起初有薛孔昭司铎，于1855年创设“圣母院”于青浦的横塘，1864年迁到王家堂，1869年再迁到徐家汇土山湾。第一任院长，是个多明尼的姆姆，经营擘划，主持有三十年之久，使院务蒸蒸日上，达到今天的宏大规模。现在院内分为“育婴堂”、“幼稚园”、“聋哑学校”、“启明女校”、“圣诞女校”、“徐汇女中”、“施医处”、“浣衣厂”、“刺绣所”、“花边间”、“裁缝作”等部分，拯亡会会长戴步贤为现任院长。其“育婴堂”收容初生至五岁的无靠婴儿，自成立以来，前后收容过25 000多名，目前有婴儿650名。有完善的医药设备，自蓄乳牛24头，以新鲜清洁牛奶育养这班婴儿。六岁以上，即受幼稚园教育，一年以后，送入土山湾孤儿院，继续修业。若女孩则学习缝纫、刺绣、花边、编织及其他家庭工作。及至长成，堂方即协助择配，与奉教男子结婚。结婚以后，如仍愿在堂工作的，堂方则给以工资，始终维持密切的关系。男子则令学习工业，有印刷、有铜匠、有修琴、有绘画等等自办工场。即不在院内工作的，亦能各有一谋生技能，以维个人或家庭生活，平时又受有相当的宗教训练，大多数都能恪守人生的道德而取得人家的信仰。天主教对孤儿的教养，不但是规模宏大，且亦办理完善，实为更正教所不及。
更正教亦办有不少“孤儿院”。据1914年的调查，有“孤儿院”37所，大抵为各教会所设立；收养的孤儿约有2 500余名，男女各半，分布在全国。江苏最占多数，计11所，鄂、浙二省次之，各5所，大多数是成立在1900年以后的。成立在1900年以前的，为数不多。最早的则在香港，是1851年创办的，其次则在上海，开办于1884年。大抵这种孤儿院的设立，有一共同的情形，即有几个热心的基督徒，抱着基督的博爱精神，对于一般无依无靠的男女孤儿，负起教养的责任来。譬如上海孤儿院的发起，则由高凤池、顾念劬等在普陀夏令会时因见一无家童子，激发怜悯之念而起头的。宁波“恤孤院”也是同样从杭州的传道大会中，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偶然谈起的。如果调查每个孤儿院创办之始，十九是这样起头的。同时，也有同样的办理情形，除向国内外各教会各个人劝募捐款、维持衣食生活外，授以相当的普通教育，及予以生活上的技能，兼办各种工艺，如印刷、织布、制造藤器、木匠、种植等种种小工业。比较天资聪颖的人，继续资助升学，有升中学或大学，甚至留学东西洋的。后来这些孤儿，类能在社会上谋生或竟占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一般孤儿院大概的办理情形。因为没有详细的统计，不能把每个孤儿院的经过一一叙述，姑举一二，以例其余。
上海孤儿院成立于1905年。初借城内长老会的“雨化堂”为院址，后来在龙华获得旷地20余亩，募款建筑院宇。分男女两院，通常住院学生有男生300、女生100人，半工半读。在教育方面，是一个完全的二级小学，六年课程；在工艺方面，则分藤工、木工、旗工、医药、音乐、缝纫、烹饪、绒线八科；亦曾办过织布、种植、编草、漆工等科。出院学生，有升送中学的30余名，入商务印书馆任职60余名，学习看护及医生的8名，当工艺教员的8名，入印刷所的20余名，入公司工厂的30余名，留学日本“帝国大学”的1名，入“南开大学”的1名，升“香山慈幼院”习工的7名，其余在院读完小学课程，各能自谋职业。女生中由院择配十余人。
广州浸信会“孤儿教养院”，创始于1906年，男女学生50余人，大都附读于该会“培正”、“培道”等男女学校，并学习农林畜牧的工作。宁波“恤孤院”发起于1909年，由宁波六公会维持，男校设在高桥，女校设在余姚。男生75人，女生25人，由院办完全小学，曾办拍照、缝纫、理发、烹饪、农业外，又曾派毕业生到地毯专校学习四年，回院办理地毯科，所制成的堂毯、车毯、椅毯，颇受社会欢迎。其学生中有升中学、道学、大学、师范、医科、牙科、影片等专科的，有任教会传道、教会机关干事，以及中小学教员、公司经理、工厂主任、医院院长的，其成效可知。他如山东曹县、江苏兴化等孤儿院，则以刺绣纺织、编帽制履著名。“香山慈幼院”，以及长沙、杭州、松江、泰安、郑州等等，莫不工读并重，造成自食其力的人。尤其注意的，则为宗教教育的训练。男女孤儿，不独敦品励行，更能以传布福音为天职。长沙其孤儿竟能跋涉长途，传教苗人之中，其热心圣教，可见一斑。上述的各孤儿院，都属地方性质，各自办理，毫无统属。惟在1928年孔祥熙等所发起“中华慈幼协济会”，方是全国性质的慈幼组织，是以谋全国一万万二千万儿童幸福为宗旨的。分五部工作：（一）儿童保障部。对于一切受虐待婢女、学徒、童养媳等，设法予以救济，或代向地方警权机关申诉，遇有必需收养的儿童，或介绍其他慈善机关收容，或由该会附设的“慈幼教养院”收容。（二）儿童教养部。当山东、河南诸省发生灾荒时，曾汇寄赈款，救济灾童，并收养孤苦儿童300多名，分别寄养于各地孤儿院，并在上海设立“慈幼教养院”，收容无靠孤儿。（三）儿童卫生部。在贫民麇集的地方，设立若干处慈幼保健医病所，施诊施药，并演讲卫生常识。（四）儿童研究部。敦请儿童教育专家，组织“儿童研究委员会”，举行心理与生理的测验，发行《慈幼月刊》及《婴儿保健表》、《孕妇保健表》、《慈幼丛书》等出版物，并设立儿童图书馆等。（五）社会教育部。举行慈幼运动大会、卫生运动大会，唤起社会同情，宣传慈幼事工，普及慈幼知识。因为要推行这种工作，便组织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委员17人，如孔祥熙、余日章、陈鹤琴、郭秉文夫人等，皆属知名之士。历来办理虐待男女儿童案件，不下百余起。规定4月4日为全国儿童节，已经政府核准。每逢儿童节，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盛大典礼。又在南京筹建“模范教养院”，并增设“保健所”、“工人托儿所”。北平、南京等处成立“慈幼分会”。召集全国慈幼领袖会议。呈请立法院厘定儿童法律，设立儿童法庭，取缔妇孺贩卖。救济雏妓、童工、难童，特别收容战区妇孺。以1935年为儿童年，使全国人民都注意儿童生活的改善。最近《慈幼月刊》改称《现代父母》，并编辑了许多小册，如《怎样教小孩子》、《为儿童造良好的环境》、《义麻雀与家庭教育》等书，有吴维德、陈铁生、陈征帆等先后任该会干事，负责进行。先是在青年会本有童子事业，其性质只限于教育方面，而不及于救济，容于下文叙述青年会事业时再详。
任何人都承认青年会是一个基督教社会服务的机关，他的历史与事工，也值得我们注意的。中国之有青年会，是始于1895年，其实在1885年北通州“潞河中学”、福州“英华书院”，都曾组织一学校青年会，这才是青年会在中国最初的发轫。到1895年“北美青年协会”派来会理到中国来，首先在天津创办了一个城市青年会。1899年路义思又创办上海青年会。其后青年会事业，在中国奠定了坚固的基础，由试验而开拓，由开拓而扩张了。分为城市青年会，学校青年会两种，其进步情形，列表如下：
青年会历年会员比较表
当1921年在天津第八次全国大会举行二十五周年纪念祝典时，到会者有1 271人，代表18省29处城市青年会、131处的学校青年会和7处海外青年会、15处基督教团体，实为中国青年会开一新纪元，见得二十五年来进步之速。总青年会一切事工的，则有“全国青年协会”。协会组织于1896年，其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穆德第一次来华，巡视各地教会学校，促进学校青年会的组织，得29处校会派遣代表，于11月3日至5日集会于上海，是为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产生总委办，其名曰“中国学塾基督幼徒会总委办”，以潘慎文为总委办会长，来会理为书启。其时所谓书启，即今日所谓干事。后来就有中国人做总干事，如王正廷、余日章以及梁小初等。1901年第三次全国大会集于南京，因韩国青年会加入中华青年会之故，改称为“中韩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合会”。在第五次大会中又删去香港二字，又变成“中韩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后来因为将韩国青年会分出，改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组合”，呈请国民政府内务部立案。1915年第七次大会始改为今名，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当协会初创的时候，借上海青年会四楼的一室为事务所，其任务为通信及巡视各学校，编行《学塾月报》，即后来的《青年进步》。1910年成立学生立志布道团，聘丁立美为旅行干事，亦为协会事业之一。1920年协会新会所落成，范围日广，其工作分八部二组。八部即宗教、职工、庶务、体育、智育、干事、学生、书报等部，二组即校会组、市会组。属于智育部的事，有科学演讲、平民教育、公民教育、图影教育、学校教育等。在宗教方面，派干事巡游演讲，并指导查经布道方法，训练查经领袖，鼓励个人谈道，举行职员退修会，敦请世界名人举行布道大会，如穆德、艾迪等曾在十几个大城讲道。在智育部方面的工作，则有科学演讲，如饶伯森携带仪器，赴各大城市演讲。其次为平民教育运动，为晏阳初、傅若愚两人所发起，编千字课本，激发各地开办平民学校，并用图画、幻灯及电影等到处演讲，备有800余卷关于道德、卫生、知识等电影片，曾出租于40余大城。关于学生方面的事工，除联络各校学生、发展各校会务等以外，尤注重每年夏令会的召集与指导。又有所谓童子部，是由1913年克乐恺来华办起的，组织俱乐部，举行旅行童子营、演讲会，以及征求会员的工作。同时，因提倡自治精神，有童子养成团的组织，欲发展个人天才，有演剧团的组织，并提倡服务，开办“惠寒学校”与组织“社会改良会”、“个人布道团”等事。1923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提倡公民教育，聘刘湛恩为干事，负责进行。全国校会市会纷纷组织“公民研究社”，有97处之多，组织“公民宣讲队”，到处演讲，又举行公民问题论文竞赛，规定5月3日至9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当时颇得“中华教育改进社”、“江苏省教育会”的赞同与合作，中央教育部各省教育厅亦多来函褒扬，认为是切要工作。其他如书报部及学生立志布道团等工作，前文已略及，此不复赘。而近来最有价值的工作，则莫如战时服务。当1914年第一次欧战发生，有15万华工在法国参加后方工作。青年会特派干事约百人，就华工中设立161处青年会，备些乐器、玩物及象棋之类，使他们在操作余暇，得一娱乐之地，也是中国参加欧战的一种贡献。而青年会为了要鼓励这班华工的精神与高兴，并解除中西间的隔膜与误会，去担任这服务的工作，这也是对欧战一种间接的贡献，并且把青年会工作推行到军队之中，成立了“军人青年会”。等到欧战结束，华工回国，这班干事担任一切招待事宜，使他们安然到家。并且在青州、周村设立了二个“职工青年会”，天津、济南、汉口、南京各地青年会，也添设了职工部，专门为这班回国华工及普通工人提倡通俗教育。在九一八东三省事变与一·二八淞沪战起时，组织“基督教战地难民救济会”，设立“难民收容所”，并组织“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敦聘全绍文为前方战区服务部主任，办理伤兵招待处、伤兵医院俱乐部、军官俱乐部，及慰劳等工作。及至卢沟桥事件发生，揭开中日战事的序幕，青年会即分三部分工作服务：（一）为军人，（二）为学生，（三）为难民。当战事初起，即由协会主持成立“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委员会”，以梁小初为执行干事，分设支部50处，担任慰劳与招待、裹伤与救护、训练与教育、游艺与娱乐四种工作。设立“军官俱乐部”、“军人俱乐部”、“伤兵招待处”、“医院服务处”，如代军人写信，分发慰劳品、供给茶水、教授识字唱歌、报告时事、演讲、戏剧、电影、音乐会、游艺会、游戏、游泳、布道、个人谈话等等。各地方青年会如广州、南昌、长沙、宁波、上海、北平、汉口等处，亦都有同样军人服务。战事蔓延，文化机关被炸，战地学生流离失所，上海刘湛恩等发起“学生救济委员会”。其后，香港、福州、昆明、成都、重庆、贵阳、桂林、沅陵、北平、宝鸡、西安、延安、澄江等地亦相继有同样组织。救济工作分：（一）工读及贷金，（二）旅费津贴，（三）设立经济宿舍，（四）学生公社，（五）医药补助与药物品供给，（六）学生合作社等，并在西南各重要城市如重庆、贵阳、成都、昆明建立学生会所，招待流亡学生，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此种救济经费，大部分是国外捐来的。在上海设有“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黎照寰为该会主席，分拨款项到各地委员会，实施救济工作。而该会办事人员都是由男女青年干事义务担任。救济难民，虽为基督教普遍的工作，亦属青年会主要服务之一。从各战地流亡的难民数，无虑千百万，各地的情形虽不同，而青年会所担负的工作，大约有四点：（一）受地方政府委托，办理难民收容与遣送事宜。（二）与当地社会团体合作，负责经营“难民收容所”。（三）联络当地基督教团体，进行一般救济工作。（四）为战区难胞募集捐款及物品。尤其重要的，在“难民收容所”内，实施教育及服务。这是青年会在社会服务方面一般的工作，简略的叙述如此。
同时，又有女青年会，其大部分的工作亦相等。1900年以后，中国文化起了极大的变化。美国女青年会鉴于中国妇女的亟待服务，便派遣潘女士来华计划设立中国女青年会，于1906年成立上海城市女青年会，以顾恩慈为干事。1913年潘女士返国，顾女士乃任为协会总干事。当时成立的市会不过三四处，校会30余所。至1922年，市会已达12所，校会有80余所。顾女士八年成绩，可见一斑。顾女士病故，继任者为文自立女士。一年以后，文女士回国，由丁淑静女士代理，为中国人任总干事的第一人。1923年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大会，规定协会的典章，以联络发展中国各地女青年会，促进女子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发行《女青年报》。其工作大旨与青年会相同。在德育方面，办理查经班、灵修会、主日学、宗教演讲，及各种退修会等。智育方面，出版书报，提倡平民教育，半日学校，及家政、烹饪、缝纫、音乐、美术等。体育方面，训练体育师资，提倡正当游戏、演讲卫生等。群育方面，设“寄宿舍”、“休憩所”、“东道庐”及提倡娱乐交际等。此外又注意劳工事业、农村服务、家庭改进和公民教育等运动。又与“青年会”及“基督教协进会”等教会机关办理各种慈善事业，如此次战事中的救济难民工作。至最近1935年，共有市会18处，会员4 000余人；校会95处，会员5 000余人。男女青年会在最近几年中提倡“团契”，由两会学生部推行，许多校会已改成了基督徒团契，另外又有所谓少年运动与少女运动，亦有非常的进步。
末了，略为述说基督教一般的救灾恤难情形。救灾恤难一类的慈善事业，本为基督教活动中重要的部分。据“华洋义赈会上海分会”调查，在上海的慈善团体有73个，而实际能担负这种救恤事工的，要算“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上海华洋义赈会”、“红卐字会”，几个团体。而这些团体中，大半是基督教所组织的。每遇什么水灾、旱灾、兵灾，基督教便引为唯一的义务，负实施救济的责任。例如1914年广东连年水灾，美教士湛罗弼等联合基督教各团体，成立“赈灾会”，电外国及华侨及本国信徒劝捐放赈，教堂学校尽为灾民收容之所。1918年直隶水灾，基督教合组“华北水灾赈济会”，募款，制衣，收容，尽力救济。同年汕头地震，房屋倾倒，人民压毙者甚多，教会亦出动救护。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赤地千里，灾情尤重，每万人中有280人冻饿而死，208男女灾童被卖。除“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一致努力赈济外，基督教亦组“赈灾会”，在工作上捐款上均尽相当的力量。北平“华洋义赈会”请内地会安先生至甘肃主赈务，请贝克教士至山西主赈务，其他各处都托教会主持。1931年长江流域大水灾，淹没田地达七万方哩，1832年东北又生水灾，基督教人士尤多尽力。遇有战事发生，往往担任救护难民工作。自革命军兴，以至于连年内战，各处教会都曾为救护难民而努力。如1925年齐、卢内战，沪宁一带庐舍为墟，人民失所，南京教会便组织“战地救济会”，与“红十字会”同时出发工作。近如“九一八”之役、“一·二八”之役，以及最近“七七”以后，各地基督教莫不联合组织，礼拜堂尽成为“难民收容所”。天主教亦十分尽力，饶神甫在上海、南京以及汉口等处设立难民区，赖以保全生命的，无虑数百万众。又曾奔走号呼，向中外人士广募捐款。而更正教全国牧师教友，几乎全体动员，为难民捐款服务。此为尽人目睹的事，将来当有专书记载的。
此外基督教人士曾热心提倡农村合作、农村改造等等运动。自1933年“基督教协进会”在河北定县讨论平教运动，基督教的农村事业便为人所注意，以华北为最发达。如公理会在潞河举办的乡村服务，保定樊家庄同仁学校的乡村工作，滦东三县的妇女教育，昌平、清河、龙山、福山等处农村服务实验，“铭贤学校”在山西改良种植，以及新德“农业试验场”等等，可谓农村运动的先锋。其他如“华东教会”亦多办理农村事业。如苏州青年会划唯亭为“农村服务区”，女青年会最初在辽宁四乡、山东福山，广东台山，江苏大场及宋墅办理农村妇女教育。后来又在湖南汉寿，湖北皂市，四川壁山、潼南、温江等县，进行乡村服务工作。“浙沪浸礼会”之于上虞，“金陵神学”之于淳化镇，“金大农学院”之于乌江，皆有农村服务的实验工作。华南方面，如福州“协和大学”的“农村服务委员会”，新宁女青年会的服务乡村，广东协会在人和墟提倡农村基督化。华西方面，四川教会对于农村工作亦发生兴趣，重庆、成都皆有农村服务工作。江西基督教会在黎川县举办农村实验区，定县有平教运动，凡此皆基督教对于农村运动的情形。最初在1914年有“义农会”的组织，及1932年农村合作的推行，全国成立“合作社”有80余所。这些都是基督教对于社会服务的大概情形，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详述，举其纲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