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思想与昔日之中国
中国与欧洲在古代关系很少，思想上的接触更是绝无仅有。唐朝极盛时代虽有景教徒东来传教，与阿剌伯人的回教同受尊崇，但其结果毫无影响，尚不如回教的势力，因此在思想史上可谓毫无位置。欧洲思想在中国发生影响，要算是元、明以后的事了。
元朝大帝国地跨欧亚，在中西交通上是很有关系的。蒙古人几次西征欧洲，将中国的三大发明品———罗盘针、火药、印刷术———送到欧洲，造成西方的近代文明，以及马哥波罗的游记，唤起欧人的航海趣味，这些情形都是西方人所应感谢东方的，我们姑且不提。单就西方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而论，当时罗马教皇因慕蒙古的威名，曾遣使来华朝谒，并挟七术以俱来，这七术都是当时的科学，元世祖都加以容纳，虽然没有发生大的影响，要不能不算中欧思想交换史上的一重因缘。
自此以后，蒙古大帝国破裂，汉族的明朝帝国兴起，对外取闭关保守主义，欧洲也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对内问题纷心，无暇东顾，两方面又暂时隔绝。直到十四世纪末年，即明朝中叶以后，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才重新引起欧洲人的向外侵略心。十四五六七这四个世纪欧洲各国纷纷向东方进取，最初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其次是荷兰，最后是英吉利和法兰西。他们侵略的范围从印度，至南洋群岛，以及菲利滨、中国台湾及中国沿海、日本等处。一五三五年葡萄牙人租了澳门，这是与中国直接发生关系之始。自此以后欧洲人以澳门为根据地，进行对中国的通商传教种种事业，中西的关系就日渐复杂了。
这时候在思想史上有关系的，要算是耶稣会派的传教事业。欧洲自宗教改革以后，旧教本已败，其后有一部分旧教徒力图改革，另组耶稣会，以严格的纪律训练教徒，精神为之一新。耶稣会最注重远方的传教事业，并且以教育为传教的主要方法，因此成绩极大。美洲、印度、南非洲都有他们的足迹。最初来中国传教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很能揣摩中国人的心理，儒衣儒冠，到处与士大夫交游，因此传教事业就渐渐发达起来。以后续来的教士，都遵着他的方法进行，到了明朝末年势力就非常之大，连桂王的皇太后都信奉了。因为他们传教的方法是以学术为工具，因此西洋当时的许多科学如天文、历法、数学、几何、地理等自然科学都由这般外国教士之手传入中国。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这种科学事业逐渐进行，给后此清朝的学术开了一条新路。
第一个翻译西洋科学名著的人，是明末的徐光启，他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给后来几何学树下基础。他以明朝的大官来提倡翻译，实在有助于思想的革新不少。到了清朝，清圣祖也是极爱好科学的人，他编纂《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命人测量全国，制成精审的地图，清代数理舆地等学的发达，很受他的影响。自此以后，数学在清代学术中成一大潮流，最著名的数学家有梅文鼎、梅锡阐、江永、戴震诸人。虽然多以中算为本，但采用西法也不少。
耶稣会的传教事业，自清世宗以后，因政治的压迫而一时中止。自此以后，中、欧又有百余年不复交通。到鸦片战役以后，定《南京条约》，准许欧洲人通商传教，彼此才又发生关系。英法联军战役以后，中国人创巨痛深，才发生研究西学的要求。在此以前，如魏源著《海国图志》，徐继畬著《瀛寰志略》，都是中国人研究外事的先导。湘淮军的戡平太平天国，得外国人的帮助不少，事定之后，有识见的领袖都觉得非研究西学不可。曾国藩设制造局于上海，兼事译书，附以广方言馆，北京也设立同文馆，选拔学生研究外国语言文字。到一八七三年曾国藩、李鸿章又奏请选派学生出洋留学。这些政策都与近六十年的中国有很大关系，自不必说。当时的翻译家如李素兰、华蘅芳、赵仲涵诸人，都很有责任心，对于所译之书也很有兴趣，因此成绩很好。此外如太平天国的文人王韬，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也都很有功于翻译事业。当时翻译的书籍约有三类，第一类是宗教的书，第二类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书，当时称为“格致”的书，第三类是历史政治法制的书。第一类较完备，第二、三类就很简单无统系了。但是这种翻译事业，在当时也不无多少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革新思想，就是受了这种译籍之赐。
当同文馆设立之初，风气尚未开通，顽固党还极力加以反对，家庭稍好的学生也不肯入馆，因此成绩甚少。后来选派出洋的学生也都受社会的轻视，没有产出多少人才。当时虽有稍稍通达“洋务”的人如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洪钧诸人为西方思想鼓吹，但每遭顽固党所嫉视，不能实行其主张。中国人对于西方情形的了解还是很浅薄的。直到中法、中日两次战役之后，中国人才被逼迫地去不得不欢迎西方的思想输入中国来。
这时代有一个对于介绍西洋思想有大功绩的人，就是严复。严复也是个西洋留学生出身，他原本学的海军，但归国之后，学非所用，因专门从事翻译的工作。他所翻译的如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斯密亚丹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等，都是西方思想界的名著。他翻译的工作又很忠实，文章又很雅驯，因此能够深入中国的学者社会。自这几部译著出现以后，中国人才知道西方也有哲理，也有思想，对于西方人的观察就另换一种态度了。
庚子拳乱以后，清廷受了环境的压迫，才不得不采取变法维新的手段，派遣大批学生留学东西洋，尤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最多。当时因中日两国国体相同，政治改造的过程又差不多，因此国人对于日本状况特别注意。从日文翻译出来的著作渐渐多起来，不过都是无条理，无主张，因此在思想界没有多大效果。
拳匪乱后，受害各国都乘机要求巨大的赔款，惟有美国对华表示好意，退还赔款，办了一个清华学校，专门预备留美的学生。因此留美国的风气渐渐开了。此外基督教会在中国也办了许多学校，大半也是美国人主持，国内亲美空气之逐渐浓厚，与这些政策不无关系。
留学生归国的以日、美两国为最多，故日、美两国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最大。到民国七八年以后，李石曾、吴稚辉等提倡勤工俭学，于是陡然添了一批法国留学生，这些学生归国以后，对于思想界也很有影响。还有俄国自革命以后，竭力向中国宣传共产主义，吸引青年，因此留学俄国的也渐多起来。日本式的军国主义，美国式的实利主义，法国式的国家主义，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近数十年来支配中国思想界原动力，可以说不出乎这四种方式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