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述，是传旧。作，是创始。窃字，解作私字。比，是仿效。老彭是商时的贤大夫。
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传先王之道，以教万世。然犹不敢以作者之圣自居，乃谦逊说道：“大凡天下之事，有前人已为，而后人传之者，谓之述；有前人未为，而自我创始者，谓之作。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也。我今虽有所修为，只是传述先王之旧，或考之方册而重加发明，或闻之故老而更为裁定，实未尝重新创造而有所作也。盖天地间的道理，哪一件不是古人说过的？就中讲求，自有无穷的妙处。我则深信而笃好之，惟日孜孜不能自已，故但见其可述，而无容于复作也。然此岂我之独见哉？比先商时贤大夫有老彭者，他能信古而传述，我尝慕其为人，今我所为不过私自仿效我老彭耳！”夫孔子于古之贤人，犹不敢显然自附如此！其德愈盛而心愈下，盖可见矣！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默，是不言。识，是记。诲人，是教人。
孔子说：“人之求道，如徒务口语而不能存之于心，则闻见虽多，终非实得。必须沉静简默，只在心上去理会，凡所闻所见的都不费辞说，而自无所遗忘，然后能深造而自得也。人之为学，若只是始初奋发，到后来便厌烦了，则工夫间断，岂能有成？必须深信义理之无穷，而实用其力，自始至终都只是这等勤学，无一毫厌怠之意，然后谓之好学也。人之设教，若不能尽心开导，到费力去处，便都倦了，则私意未忘，岂能成物？必须真知物我之无闻，而有教无隐，随人问难，都因材而造就之，无一毫倦怠之心，然后谓之善教也。这三件都是成德之事，而我之尝所致力者。然反而求之，何者能有于我哉？”夫圣人会道全体而曲成不遗，乃犹自以为不能，其谦己诲人之意至深切矣。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义，是理之所当为者。徙字，解作迁字。
孔子说：“德必修而后成，学必讲而后明。闻义能徙而后善可积，不善能改而后恶可去。这四件是切实紧要的功夫，凡欲为圣贤者皆当用力于此也。今我之于德，未能省察克治，以涵养其本源；我之于学，未能讲习讨论而研究其精奥；义有当为的，未能闻斯行之而迁徙以从其新；不善当改的，未能务于决去而惩创以革其旧。则是德有不成，学有不明，善不能积，恶不能去，将日流于污下，而不可进于高明矣。岂非吾之深忧者乎？”夫以夫子之圣，非真有所不能也，亦非自知其能而故为是言也。盖其好学无已之心，自视常若有不能耳。然此四者，在人君尤为切要。古之帝王或懋敬厥德，终始典学，或取人为善，改过不吝，皆是道也。欲法古帝王者，宜三复孔子之言。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是闲居无事之时。申申，是舒畅的意思。夭夭，是和悦的意思。
门人记说：“凡人在闲暇之时，有怠惰放肆的，便自亵其威仪；有矜持矫饰的，或反过于严厉，皆非盛德之气象也。惟吾夫子，在闲居无事之日，以四体则从容舒展而略无拘迫，何其申申如也；以颜色则融和润泽而自然愉悦，何其夭夭如也。盖德性极其纯粹，故容貌合于中和者如此。”门人此言，可谓善形容有道气象者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衰，是血气既衰。
孔子发叹说：“凡人年有老少，则血气有盛衰。甚矣，我血气之衰也！如何见得？盖我当强壮之年，常常梦见周公，恍然若与之相遇。到如今来，许久不复梦见周公矣，则吾之衰岂不甚乎？”盖孔子生于周时，一心要做周公的事业。方其精力壮盛，寤寐不忘，故常形之于梦。及其既老，则自谅其力不能为，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其发叹如此。可见贤才之生于世，其可以有为者，每在其强壮之时；而人君之用贤，亦当趁其强壮而任之。若精力既衰，则事功所就，已不能副其初心矣，况于终不用乎？然则孔子之自叹其衰，固为可惜，而当时之君不能及时用之，以再见周公之化，而使之卒老于下位，则尤为可惜也。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这一章是孔子示人为学之全功。志，是心之所向。据，是执守。依，是依止。游，是游衍玩习的意思。
孔子说：“学莫先于立志，而道乃人伦事物当然之理，志不于是，则趋向差矣。故必以道为终身之准的，而专心致志以求之，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行此道而有得于心，叫作德。德而不据，则持守之功不继，能保得者之不失乎？必拳拳服膺，务使此德常有诸己，而日积月累，不至于若存若亡而后可。体此道而心德纯全，叫作仁。仁而不依，则私欲有时复萌，能保全者之不亏乎？必念兹在兹，务使此仁存养愈熟而周流贯彻，无一毫间断错杂而后可。夫志道、据德、依仁，是本之在内者，无不尽矣。至于礼、乐、射、御、书、数之事，虽艺文之末，非德行之本，然亦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亦必游息于藏修之余，从容而玩味其理，用以收敛身心，调养性情，而成其道德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而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学之全功，何以加此？然此章之旨，不但是学者所当知，在人君尤为切要。盖道、德、仁，乃人君修身治天下之本，必当深造其极，方可无歉，而凡游心于艺文者，又须务求实用，始为有益。古之帝王所以学古有获，道积厥躬，德修罔觉者，正是如此。善学者当以圣言为法程可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脩，是脯，乃干肉也。十脡为一束。古人初相见，必执贽以为礼，一束之脩乃其至薄者。自行束脩以上，言随其厚薄之不同也。诲，是教诲。
孔子说：“无不善者，人之性；而无不欲其入于善者，吾之心。但人不知来学，吾固无往教之理。苟知求教，自行束脩以上之礼而来者，即是可与为学之人，吾则未尝不教诲之焉。”盖天生圣人，非徒使自圣而已，正欲其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而为时人之耳目也。所以圣人教人之心，倦倦无已如此。使其得君师之位，则必能大行其政教，使人人皆为君子而后已。惜乎不得其位，但能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也。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愤，是心求通而未得的意思。启，是开其意。悱，是口欲言而未能的模样。发，是达其词。隅，是四方转角处。反，是反复问难。复，是再告。
孔子说：“君子之教人，固当尽言而无隐，然必其人有受教之地，而后可以施吾造就之方。且如人之求道，有用心思索而未能即通者，谓之愤。愤则有可通之机，吾因而为之开其意，彼将豁然而无疑矣。若未至于愤，则在彼本无求通之心，我何从而开之乎？此所以不启也。有心知其意而口未能言者，谓之悱。悱则有可达之势，吾因而为之达其词，彼将沛然而莫御矣。若未至于悱，则在彼本无欲言之心，我何从而达之乎？此所以不发也。至于我之所启发者，又看他了悟如何。若能于我所言，触类旁通，因此识破，我举其一隅，而彼即能以三隅反。譬如，提起东方一角的事，他就并西、南、北方的道理都晓得了，提起西方一角的事，他就并东、南、北方的道理都晓得了，一一回答将来，相与质证。这等的人是其机圆而不滞，其心通而无碍，然后详以告之，则彼此相契，而其言易入矣。若示之以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复问难，则是资禀庸下而不能推测，意见凝滞而未能旁通，虽谆谆而语之，亦终茫然而无得耳。我何为而强聒乎？此吾所以不复告也。”夫以孔子之诲人不倦，犹必因人而施如此。然则学者可不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哉？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侧，是边傍。哭，是吊丧而哭。歌，是咏歌，盖古人以歌咏养性情，遇心有所乐则歌也。
门人记说：“夫子哀死之心真切而不能自已。如人有死丧之事，而夫子食于其侧，则未尝饱。盖临丧哀，故食之而不能甘也。又如夫子于是日吊丧而哭，则其一日之间不复咏歌。盖余哀未忘，而自不能为乐也。”然此乃是不忍之心。古之帝王见百姓之饥寒困苦、流离死亡，则必为之减膳、撤乐，急急救恤，即是此心。有天下者能推此心以仁民，则无一夫不得其所，而仁覆天下矣。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行，是出而行道。舍，是不用。藏，是隐而不出。
昔颜子深潜纯粹，学已几于圣人。故孔子称许他说：“吾人出处进退，只看时之所遇何如。或以仕为通，而至于枉己徇人固不可；或以隐为高，而务于绝人逃世亦不可。惟是人能用我，时可以有为，则出而行道，以图济世之功；人舍我而不用，时不可以有为，则隐而不出，以全高尚之志。或出或处，无一毫意必于其间，这才是随时处中的道理。此惟我与尔为能有之，在他人则不敢以轻许也。”盖孔子为时中之圣，自然合乎仕止久速之宜。颜子具圣人之体，能不失乎出处进退之正。观孔子有东周之志，而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有为邦之向，而箪瓢陋巷，不改其乐，盖可见矣。然以大圣大贤而皆不遇于春秋之世，则岂非世道之不幸哉！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一万二千五百人叫作一军；大国则有三军。暴虎，是不用兵器而徒手搏虎。冯河，是不用舟楫而徒步涉河。
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乃就问说：“用舍行藏，夫子固与颜回共之矣。设使夫子统领三军，而行战伐之事，则将与谁共事乎？”盖自负其勇，意夫子行军必与己同也。孔子答说：“君子之所贵者，在乎义理之勇，而不在乎血气之刚。若是徒手搏虎，徒步涉河，甘心必死而无怨悔，这是轻举妄动、有勇无谋的人。使之用兵，必然取败，吾不与之行三军也。必是平昔为人不敢轻忽以误事，亦不敢苟且以成事，但事到面前常有兢兢业业、凛然危惧的意思。又好用计谋，预先斟酌停当，然后果决以成之，这才是持重详审、智勇兼备的人。使之用兵，必能全胜，吾方与之行三军耳！亦何取于徒勇哉？”子路好勇而无所取材，故孔子以是抑而教之。其实行军之道，亦不外此。故赵括好谈兵而致长平之败，充国善持重而收金城之功。任将者当知所择矣。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这是孔子设词以警人的说话。
执鞭，是贱者之事。
孔子说：“人之所以役役焉以求富者，意以富为可求也。若使富而可以人力求之，则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盖执鞭虽贱者之役，而苟足以致富，则亦无不可为者。但人之富贵贫贱，莫不有命存焉，决非人力所能强求者。如其不可强求，则在我自有义理可好，吾惟从吾所好而安于命耳。何必终日营营，为是无益之求，以徒取辱哉？”夫孔子之圣，非真屑为执鞭之士也，特见当世之人，多自决其礼义之防，而甘心于苟贱之羞，故甚言以警人之妄求耳。所以他日又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观此，则自修者固不当愿乎其外，而取人者尤必先观其所守可也。
子之所慎：齐，战，疾。
齐，是将祭时斋戒。战，是统兵而行战阵之事。疾，是疾病。
门人记说：“夫子之所最谨慎者有三件事。其一曰齐。盖齐以交神，苟有不慎，则志意涣散，神必不享。所以夫子之于斋也，内秉寅恭，外敦俨恪，务致其精诚，而后承祭以交于神焉。其一曰战。盖战者众之死生，国之存亡系焉，苟有不慎，则机宜不审，何以能胜？所以夫子之于战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务出于万全，而不敢轻率以取败焉。其一曰疾。盖疾乃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苟有不慎，能无伤乎？所以夫子于无疾之时，则薄滋味，寡嗜欲，时节其起居，而不敢宴游无度；和平其性气，而不敢喜怒过当。不幸有疾，则加意调养，审择医药，而不敢有一毫之忽略焉。”盖圣人无所不慎，而此三者关系尤大，故谨之又谨如此。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韶》，是舜乐名。不图，是不意。
古者圣王作乐以象德。帝舜以至圣之德，当极治之时，故所作《韶》乐最为美盛。舜之后封于陈，犹传其乐。至陈敬仲奔齐，而《韶》乐遂在齐矣。夫子周流至齐，得闻其音，乃从而学之，至于三月之久，一心只在乐上，虽当食之时，有不知肉味之为甘者。盖不特习其声容节奏之末，而其契合之深，就如亲见虞舜之圣，身在雍熙之时者矣。遂不觉发叹说道：“吾向也但知《韶》乐之美，犹未能得于亲闻；今也始得闻而学之，不意其所作之乐至于如此之美也。”盖夫子中和之蕴本自与舜合德，故一闻《韶》乐而叹息之深如此。他日又称其“尽善尽美”，而颜渊问为邦，则以《韶》《舞》告之，其上嘉于虞舜者至矣。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
为字，解作助字。卫君，名辄，是灵公之孙、世子蒯聩之子。诺，是应答之词。
昔卫灵公时，世子蒯聩得罪出奔。灵公薨，国人遂立蒯聩之子辄。及晋人送蒯聩归国，辄拒之不受。当时卫国之人都说道：“蒯聩得罪于父，于义当绝。辄以嫡孙嗣立，于礼为宜。未有明言拒父争国之非者。”那时孔子在卫，冉有疑孔子亦以为宜，乃私问子贡说：“卫君之立，国人固皆助之矣，不知夫子亦以为当然而助之否乎？”子贡即诺而应之说：“吾将入见夫子而问之。”盖未能深谅孔子之心，而不敢遽答冉有之问也。
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之二子，长子叫作伯夷，第三子叫作叔齐。
孤竹君曾有遗命，要立叔齐为君。及卒，叔齐又逊伯夷而不肯立。伯夷说父命不可违，叔齐说伦序不可乱，两人互相推让，都逃去了。这是兄弟逊国的事，正与卫君父子争国的相反。子贡不敢直斥卫君，乃入而问孔子说：“伯夷、叔齐是何等人也？”子贡之问，是要看孔子之取舍何如。若以争国为是，则必以让国为非；若以让国为当然，则必以争国为不可矣。孔子答说：“二子逊国而逃，制行高洁，是乃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说：“二子固是贤人，不知让国之后，其心亦有所怨悔否乎？”子贡之意，盖以让国之事，人所难能，若贤如二子者，尤出于一时之矫激，而未免于他日之怨悔。则不可概责之他人，而卫君犹或可恕也。孔子答说：“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则怨。今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只要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所以求尽乎人也。今既不违父命，不悖天伦，是求仁而得仁矣。求之而得，则其心已遂，又何怨悔之有乎？”夫孔子之于夷、齐，既许其贤而又谅其心如此，则让国之事乃孔子之所深取也。以让国为是，则必以争国为非，而其不为卫君之意不问可知矣。故子贡出而谓冉有说：“夫子不助卫君也。”盖惟孔子为能谅夷、齐之心，惟子贡为能谅孔子之心。一问答之间，而父子兄弟之伦，昭然于天下矣。为国者可不以正名为先乎？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饭，是吃。疏食，是粗饭。肱，是手臂。
孔子自叙其安贫乐道之事，说道：“人生日用之间，无不欲饮食充足，居处安逸者。我所食的不过是粗饭，所饮的不过是水，其奉养之菲薄如此；夜卧无枕，但曲其肱而枕之，其寝处之荒凉如此：贫困可谓极矣！只是我心中的真乐，初不因是而有所损，亦自在其中焉。若彼不义而富且贵，苟且侥幸以得之，虽胜于疏食饮水，以我视之，漠然如浮云之无有，何尝以此而动其心耶！”盖圣人之心，浑然天理，故不以贫贱而有慕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如此。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加字，当作假字。五十字，当作卒字。假是借，卒是终。《易》，即是如今《易经》所载的道理。
孔子说：“《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凡天道之吉凶消长，人事之进退存亡，都具载于其中，学者所当深察而玩味也。但其理深奥精微，我尝欲学之而尽其妙，然今则老矣。天若假借我数年，使我得终其学《易》之功，或观其象而玩其辞，或观其变而玩其占，凡道理精微的去处一一都讲究得明白，则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我皆能融会于一心。由是见诸行事，必能审动静之时，得趋避之正。虽未必全然无过，而亦可以无大过矣。”夫圣人全体易道，行不逾矩，岂待假以数年而学《易》，亦岂待学《易》而后能免过？正谓易理无穷，欲人当及时以勉学耳。欲寡过者，当以讲学穷理为先也。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字，解作常字。执，是执持。人能事事循礼，才有执持，所以叫作执礼。
门人记说：“夫子之设教，固必因人而施。然平日所常言者，则有三件：一是《诗》。盖《诗》之为言有美有刺，美者可以劝人为善，刺者可以戒人为恶。吾人所以养性情者，莫切于此。一是《书》。盖《书》之所载有治有乱，与治同道则无有不兴，与乱同事则无有不亡。吾人所以考政事者，莫切于此。一是执礼。盖礼主恭敬而有节文，既可以防闲其心志，又可检饬其威仪。吾人欲养其德性，使有所执持者，莫切于此。这三件都是切实的道理，紧要的功夫，故夫子常以为言，欲人念念在此而不忘，时时用力而不懈也。”夫以孔子之圣，犹汲汲于学《易》，而于《诗》、《书》、执礼则雅言之，可见圣人之道具在六经。学者必讨论讲习，乃可以明理；人君必体验推行，乃可以致治。读者宜致思焉。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叶公，是叶县的令尹，僭称公。奚字，解作何字。愤，是急于求通之意。
昔者叶公问孔子之为人于子路，子路不对。盖圣人之德未易名言，故子路不敢轻对也。孔子闻而教之说：“叶公之问，盖欲知我也。而汝之不对，何也？汝何不说：‘其为人也，惟知好学而已。方其理之未得，则发愤以求之，虽终日不食，有不知者。愤而至于忘食，是其愤至极也。及其既得，则欣然自乐，虽事之可忧，有不知者。乐而至于忘忧，是其乐之至也。然天下之义理无穷，未得而求之以至于得，则愤者又未尝不乐也；有得而尚有所未得，则乐者又未尝不愤也。二者循还，日有孜孜，而无所止息，虽老年将至，有不自知焉者。是乃我之为人也。’汝何不以告叶公乎？”这是孔子自言其好学之笃如此。然其全体至极，纯一不已之心，于此亦可见矣。欲学圣人者，其可不以勤励不息自勉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古，是古人的典籍。敏，是急速的意思。
孔子说：“天地间的道理，凡精粗小大，哪一件不是吾人之所当知。但人之气禀不同，有天生上智，自然知此道理者。我今虽有所知，岂是聪明睿智，生来自然能知而不待学习者乎？只是见得这个道理，都具于古人之典籍，若非心里喜好，则志向不专，非上紧讲求，则功夫有间，所以笃信好古，汲汲焉勉力以求之。将古人的言语，字字去体认，将古人的行事，件件去思索，就似饥之求食，渴之求饮一般，惟日孜孜，不敢有一毫之懈怠。是以学力至到，义理固然贯通，而能有所知耳，岂真生而知之者哉！”此虽孔子自谦之辞，其实学问之功，虽圣人亦不能废。故尧、舜舍己从人，大禹不自满假，成汤之得师，武王之访道，皆不敢自恃其聪明，而必从事于学问也。傅说说学，以古训“逊志，务时敏”，正与“好古敏求”之言相合，为人君者不可不知。
子不语怪、力、乱、神。
语，是言语。怪，是怪异。力，是勇力。乱，是悖乱。神，是鬼神。
门人记说：“夫子教人，固无所隐，然亦有所不语者，怪、力、乱、神是也。”夫怪者，诡异无据，虚诞不经，最能骇人之听闻，惑人之心志者也。力者，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专用血气而不顾义理者也。乱者，臣子叛君父，妻妾弃其夫，乃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者也。鬼神者，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其应感之理幽远而难测者也。前三件非理之正，后一件非理之常，言之则有以启人好奇不道之心，渺昧荒唐之想，故夫子绝不以为言。其所雅言者，不过《诗》、《书》、执礼；其所立教者，不过文、行、忠、信而已。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师，是师范。
孔子说：“学无常师，道在有益。人能存心于为己，斯无往而非进德之地，便是三人同行，亦必有我之师范存焉。盖人之所为非善则恶，而师也者，所以引人为善，教人去恶者也。今三人虽寡，而观其所行，岂无合于义理而为善者乎？亦岂无悖于义理而为不善者乎？善者我则景仰欣慕，取法其善而从之；不善者我则反观内省，恐己亦有是恶而改之。”夫择善而从，则足以长吾之善，是善固我之师也。见不善而改，则足以救我之失，是不善亦我之师也。所以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人且如此，则天下之人无往而非师矣。人能随处而自考，触类以求益，进善岂有穷乎？即此推之，可见人君之学，尤须广求博采。凡臣下之忠言嘉谟，古今之治乱得失，盖无非身心治理之助者。诚能以圣哲为芳规而思与之齐，狂愚为覆辙而深用为戒，是谓能自得师而德修于罔觉矣。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是宋之司马。如予何，是说没奈我何，言不能害己也。
昔孔子周流四方，行到宋国，那时宋国的司马有桓魋者，忌孔子而欲杀之，门人都惧其不免。孔子晓之说：“人之死生祸福皆系于天。若天无意于我，必不生我以如是之德。天既生我以如是之德，则我之命，天实主之，必将佑我于冥冥之中矣。桓魋亦人耳，其将奈我何哉？盖必不能违天而害我也。”然孔子虽知天意之有在，而犹必微服过宋以避之，则可见天命固不可以不安，而人事亦不可以不尽。故知祸而避，则为保身之哲；以义安命，则为乐天之仁。观圣人者，于此求之可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二三子，指众弟子说。隐，是隐讳而不言。与字，解作示字。
昔孔门弟子专以言语求圣人，以为夫子之道本自高深，而其教人则甚平易，必有秘而不传者，故以有隐为疑。孔子乃教之说：“二三子之学于吾门久矣，其将以我为吝教，有所隐讳而不言乎？不知吾之于尔初未尝有所隐也。盖道理在人，本自明白简易，固不待言而显，亦不可执一而求。我今一动一静、一语一默，凡身之所行都依着道理，这是二三子所共见共闻的，则是以身立教，无一事不以昭示于二三子者。此乃丘之为人也，何尝有隐于尔哉？二三子不能随处体认，而徒以言语求之，非惟不知我，抑亦不善学矣。”然孔子之道，不但晓然昭示于门人，而亦灿然大明于万世。善学圣人者，若能反之身心之间，而不徒泥于言语之末，则何圣道之不可及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是《诗》《书》六艺之文。行，是体道于身。尽己之心叫作忠。待物以实叫作信。
门人记说：“夫子以成就后学为心，其为教虽无所隐，然大要不过四件。四者何？文、行、忠、信是也。”盖天下之义理无穷，皆载于《诗》《书》六艺之文，使不有以讲明之，则无以为闻见之资，而广聪明之益，故夫子每教人以学文也。然道本于身，使徒讲明，而不一一见之于躬行，则所学者不过口耳之虚，而非践履之实，故夫子每教人以修行也。然道原于心，使发乎己者有不忠，应乎物者有不信，则所知所行皆为虚伪，而卒无所得矣。故夫子每教人以忠，使其发于心者肫肫恳至，而无一念之欺；教人以信，使其应乎物者，慥慥笃实，而无一事之诈。苟能此四者，则知行并尽，表里如一，而德无不成矣。为学之道，岂有加于此哉？此夫子所以为善教也。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圣人，是神明不测之号。君子，是才德出众之名。善人，是志仁无恶的人。有恒，是存心有常的人。亡字，即是有无的无字。虚，是空虚。盈，是充满。约，是寡少。泰，是侈泰。
孔子说：“天下之人品等第，每有不同，而随其才器造诣，皆可上进。彼神明不测、大而化之的圣人，乃人之至者，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才德出众而为君子者，斯亦可矣。然君子去圣人不远，岂易得哉？不惟君子不可得而见，至于天资粹美、志仁无恶的善人，吾亦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存心之有常者，斯亦可矣。夫有恒者之与圣人，高下固为悬绝，而实为入德之门，然谓之有恒，不过质实无伪耳。盖天下之事，必有其实，乃能常久，若是存心虚伪，本无也，却做个有的模样；本空虚也，却做出个盈满的模样；本寡少也，却做个侈泰的模样，似这等虚夸无实，虽一时伪为以欺人，而本之则无，自将不继于后，欲其终始如一，守常而不变，岂可得乎？所以说‘难乎有恒矣’。夫无恒者如此，则所谓有恒者可知。人若能纯实无伪而充之以学，则固可由善人而为君子，由君子而为圣人，不止于有恒而已。此吾所以思见其人也。”然《中庸》言：达道、达德，九经而归本于一诚。先儒说：诚者，圣人之本。孔子此言，岂徒以引进学者哉？要其极则参赞位育之化，亦不过自有恒之实心以充之耳。欲学二帝三王者，宜体验于此。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钓，是钓鱼。以大绳系网，截水取鱼叫作纲。弋，是以丝系矢而射。宿，是鸟之栖者。
门人记说：“吾夫子在贫贱时，为奉养、祭祀亦尝取鱼、鸟以为用矣。但常人都有贪得之念，而夫子每存好生之心。其取鱼也，只用钓饵以钓之而已，不曾以大绳系纲拦截水中而尽取之也；其射鸟也，只以丝系矢，射其飞者而已，如鸟之宿者，则未尝出其不意而射取之也。”盖于取物之中，而寓爱物之意，圣人之仁如此。古之圣王，网罟之目必以四寸，田猎之法止于三驱，皆以养其不忍之心，而使万物各得其所也。人君能举斯心以加诸民，则人人各遂其生而天下治矣。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是不知其理而妄有作为。识字，解作记字。
孔子说：“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必先知得此理明白，然后处事停当而无有过差。今天下之人，盖有不知其理而妄有所作为者，若我则无是也。然吾所以无不知而作者，岂是生来便晓得许多道理？盖我以天下之义理无穷，非闻见广博，则无以开聪明而扩智虑。于是多闻天下之理，择其善者而体之于身，务使有得而不敢不勉；又多见天下之事，不论善恶皆记之于心，以备参考而不敢遗忘。夫闻见既多，而又有所抉择参考，则得于人者无穷，而裁于己者有据。虽是闻见之知与生而知之者不同，然自此进之，则智虑日广，义理日明，亦可次于知之者矣。知之既明，则处之自当，又何妄作之有哉？”夫圣人本生知安行，而其自谦之词如此。则知学为圣人者，必先造其理，而后可以履其事。此讲学穷理之功，不可一日而不勉也。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
互乡，是地名。
昔孔子时，有地名互乡者，其人都习于不善，难于言善。那时有道之君子皆恶而绝之。一日，有个童子慕孔子而求见。孔子许其进见，不加拒绝。门人都疑惑说道：“君子持身贵正，疾恶贵严。今互乡童子乃不善之人，夫子何为见之？”此所以疑而未解也。
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与字，解作取字。洁，是舍旧从新的意思。往，是前日。
孔子因门人之惑而晓之，说道：“君子之处己固当谨严，至于待人也要宽恕。今互乡虽不善之俗，而童子之求见，是乃向善之初。我今特取其进而求见耳，非取其退而为不善也。若因其习俗而峻拒之，则太甚矣。我何为而绝人于己甚乎？盖凡天下之人，不患其旧习之污染，而患其终身之迷惑。若能幡然悔悟，舍旧从新，而洁己以求进，这就是改过迁善。可与入道的人，但取其能自洁耳，不能保其前日所为之善恶也。盖来者不拒，往者不追，君子待人之道固当如此。今互乡童子正洁己以进者，我又何为而拒之？二三子亦可以无疑矣。”当时教化陵夷，风俗颓败，孔子欲化导天下之人，以挽回天下之风俗，故其不轻绝人，不为已甚如此！惜乎有志未遂，非惟时君莫能用，而门人亦莫能尽知也。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是本心之全德。
孔子因人不肯用力于求仁，故言此以勉之，说道：“世之惮于求仁者，盖将以仁为远于人也。自我观之，仁之为德也，果远于人乎哉？不远也。何以见其不远？盖凡物之远者，求之或未必得，得之或未必速。若夫仁者乃心之德，有此人即有此心，有此心即具此仁，本非在外之物也。人但迷于私欲而不知反求，故遂流于不仁，而视以为远耳。我若欲仁，反而自思曰：仁在吾心，不可失也，而求以得之，则一念方动，本体具见，仁固即此而在矣，何远之有？”夫以仁本不远如此，则人而不仁者，岂非自离其仁也哉？然仁具于心，至之虽甚易，而失之亦不难，必须于既至之后常加操存之功，则心德渐以纯全，而可造于中心安仁之地矣。此又求仁者所当知。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
陈，是国名。司败，是官名，即司寇也。昭公，是鲁君。
昔者鲁昭公习于威仪之节，当时以为知礼。陈司败以昭公娶同姓为夫人是失礼之大者，而乃负知礼之名，有所不足于心。故问于孔子，说：“人皆以鲁君为知礼，果知礼乎？”孔子答说：“知礼。”盖人臣于君，称美不称恶，而陈司败亦未显言所以不知礼之事，故夫子直以知礼答之。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巫马期，是孔子弟子，姓巫马，名施，字子期。党，是庇护的意思。孟，是长。子，是宋国的姓。
陈司败因孔子以昭公为知礼，心中不以为然。及孔子既退，适遇其弟子巫马期在前，乃迎揖而进之，与他说道：“吾闻君子之为人，平心直道而公其是非贤否于人，不私其人而为之党也。由今观之，君子亦阿党于人乎？何以言之？盖周家礼制，同姓不得为婚姻。吴，泰伯之后；鲁，周公之后，同是姬姓，而鲁君乃娶吴国之女为夫人，正犯此礼，却乃假辞遮饰，不称之曰吴孟姬，而称之曰吴孟子。夫子是宋姓也，娶吴国之女而冒宋国之姓，其能掩乎？是其任情越礼，明知故为，鲁君之不知礼甚矣！若君而可谓之知礼，则人人皆可谓之知礼矣！谁为不知礼者乎？”夫君不知礼，而夫子以知礼与之，是私之而为掩其过也，非党而何？司败品评昭公，固为确论。但疑孔子为党，则圣人用意之忠厚，彼盖有所不知也。
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巫马期述司败之言，以告孔子。孔子既不可自谓讳君之恶，又不可以娶同姓为知礼，乃自引以为己之过失，说道：“这委实是我说差了。然凡人有过不得闻，则过无由改，此不幸之大者也。丘也可谓幸矣，苟有过失，人必知之。既知于人，则得闻于己，而可以改图于后日矣，岂非幸乎？”夫善则称君，过则归己，本理之当然。然孔子既自任以为过，则昭公之不知礼亦自有不可讳者。一则不昧天下是非之公，一则不失臣子忠厚之至。圣人问答之间，真可以为万世法矣。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歌，是歌咏。善，是歌得好。反，是反复再歌。自歌以应人之歌，叫作和。
门人记说：“夫子好善之心无穷，不惟取人之善，而又以助人之善。如与人同歌，而其人之所歌，或辞意相协，音律相和，是歌之善者也。此时夫子之心，与之契合，要与之相和而歌，然不遽和也。必使之反复再歌，凡其辞意、音律所以为善处，皆审察而详味之。既得其善矣，然后自歌以和之，使彼此迭奏，而同声相应焉。盖不但取彼之善为我之善，而又以我之善助彼之善矣。”夫孔子一咏歌之间，而气象从容，诚意恳至如此。其心与舜之取人为善，汤之用人惟己一般。此其所以为至圣也。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言语成章叫作文。莫，是疑词。犹人，是说犹可以及人。
孔子说：“人之所以为君子者，不在于言，而在于行。世间有能言的人，或讲论道理，或敷陈政事，焕然有文采之可观，这不过在言语上求工而已。我虽未能过人，而犹或可以及人也。惟是身体力行，事事都实有诸己，而不为空言，这乃是成德之君子。我反而求之，则全未有得，虽欲勉焉以求至，而力有所不及矣。”观孔子此言，可见言易而行难，文在所缓，而行在所急。进德者固当先行而后言，用人者尤当听言而观行也。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大而化之叫作圣。心德浑全叫作仁。抑，是反语辞。公西华，是孔子弟子。
昔孔子至圣至仁，当时必有以是称之者。故孔子谦说：“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是那道德浑化的圣人与那心德纯全的仁人，则吾岂敢当乎？只是以仁圣之道而为之于己，则孜孜焉以求之，未尝以少有所得而遂生厌足之心；以仁圣之道而教诲乎人，则谆谆焉以语之，未尝以劳于开导而或萌倦怠之意，这便是我之所能，不过如此而已矣。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乎？”门人中有公西华者，闻夫子之言，乃仰而叹之说：“夫子辞仁圣之名，而自任夫不厌不倦者，岂以不厌不倦为易能乎？殊不知这正是弟子不能学处。”盖为之可能也，使非全体仁圣，而至诚无息者，孰能无厌乎？诲人可能也，使非全体仁圣，而善与人同者，孰能无倦乎？然则夫子虽欲辞仁圣之名，而其实自有不容掩者矣。昔祇德如大禹，而不自满假；缉熙如文王，而望道未见。孔子之心即禹、文之心也。圣人且然，况其他乎？欲学为圣人者，诚不可以自足矣。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祷，是祈祷。诔，是哀词。上下神祇，是天神地祇。
昔孔子曾有疾病，门弟子都以为忧。于是子路请命于孔子，欲祷祀鬼神以祈福佑。盖疾病行祷虽弟子事师迫切之至情，然不达于人鬼之理，而溺于祸福之说，惑亦甚矣。孔子不直斥其非，乃先问说：“疾病行祷，果有此理否乎？”子路对说：“于理有之。吾闻诔词中有云：‘祷尔于上下神祇。’是说人有疾时曾祷告于天地神祇，欲以转祸而为福，则是古人有行之者矣。今以病请祷，于理何妨？”于是孔子晓之说：“夫所谓祷者，是说平日所为不善，如今告于鬼神，忏悔前非，以求解灾降福耳。若我平生，一言一动不敢得罪于鬼神，有善则迁，有过即改，则我之祷于鬼神者，盖已久矣。其在今日，又何以祷为哉？”盖圣人德于天合，虽鬼神不能违，岂待于祷？至于死生修短，则有命存焉。虽圣人亦惟安之而已，祷祀亦奚益乎？观孔子晓子路之言，可见当修德以事天，不必祷祀以求福；当用力于人道之所当务，不必谄渎于鬼神之不可知矣。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奢，是奢侈。孙字，与逊顺的逊字同。不孙，是僭越不循理的意思。俭，是省约。固，是鄙陋。
孔子说：“先王制礼，自有个中道，不可加损。若专尚侈靡而过乎中者，谓之奢。奢则意志骄盈，纵肆无节。虽理之所不当为者，亦将僭越而为之，其弊必至于不孙。若专务省约，而不及乎中者，谓之俭。俭则悭吝鄙啬，规模狭小。虽理之所当为者，亦将惜费而不为，其弊必至于固。这不逊与固，皆不免于失中。但就这两样较来，则与其为不逊也，宁可为固。”盖奢而不逊，则越礼犯分，将至于乱国家之纪纲，坏天下之风俗，为害甚大。若俭而固，则不过鄙陋朴野而已。原其意犹有尚质之风，究其弊亦无僭越之罪，不犹愈于不孙者乎？盖周末文胜，孔子欲救时之弊，故其言如此。然俭乃德之共，奢乃恶之大，二者之相去岂特过与不及之间而已哉？帝尧茅茨土阶、大禹恶衣菲食，而万世称圣；汉之文帝、宋之仁宗皆以恭俭化民，号为贤主。至如骄奢纵欲，横征暴敛，以败坏国家者，往往有之。然则去奢崇俭乃帝王为治之先务，有国家者所当深念也。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坦，是平坦。荡荡，是宽广貌。戚戚，是忧愁不宁的意思。
孔子说：“欲知君子、小人之分，但观其心术气象，自然不同。盖君子心循乎天理，素位而行，不愿乎外，故仰焉不愧于天，俯焉不怍于人，利害不能为之惊，毁誉不能为之惑，但见其坦然荡荡，无适而不宽舒自得也。小人心役于物欲，行险侥幸，惟日不足，故非切切以谋利禄，则汲汲以干名誉，其未得也患得之，其既得也患失之，但见其长是戚戚，无时而不忧虑愁苦也。”夫坦荡荡者，作德心逸日休也；长戚戚者，作伪心劳日拙也。一念既差，而人品遂顿殊矣。可不慎辨之哉！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温，是和厚。厉，是严肃。威，是有威可畏。猛，是暴戾。恭，是庄敬。安，是安舒。
门人记说：“容貌乃德之符。人惟气质各有所偏，故其见于容貌者亦偏。惟夫子则容貌随时不同，而无有不出于中和者。如人之温者，难于厉也。夫子和厚可亲，是固温矣。然和厚之中自有严肃者在，可亲也，而不可犯也，又何其厉乎？温而厉，是温之得其中也。人之威者，易于猛也。夫子尊严可畏，是固威矣。然尊严之内自无暴戾者存，可畏也，亦可近也，何至于猛乎？威而不猛，是威之得其中也。人之恭者，难于安也。夫子庄敬自恃，是固恭矣。然舒泰而不拘迫，自然而非勉强，盖周旋中礼而有忘其恭者焉，又何其安乎？恭而安，是恭之得其中也。”盖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欲取法其盛德之容者，当先涵养其中和之蕴可也。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泰伯，是周太王之子。昔周太王古公生三子，长的即泰伯，次的是仲雍，少的是季历。季历生子昌，乃文王也。太王因见昌有盛德，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遂与其弟仲雍，托名采药，逃去于荆、蛮地方，断发文身，自毁其形，从夷之俗，以示不可用。于是太王乃立季历，传国至文、武而有天下焉。三让，是固让。
孔子追原周家王业之所由起，因见泰伯之事历世久远，几于泯灭，故特表而出之，说道：“人但知我周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劳王家，至于文、武，遂成王业，都是周家贤圣之君。不知太王之长子泰伯者，其德可谓极至而无以复加也已矣。何以言之？周家王业之兴，实始于太王，而泰伯嫡长当立，则后来的天下乃泰伯之所宜有者也。泰伯因见太王意在贤子圣孙，即与仲雍逃去不返。因此，王季、文王承其统绪，遂开八百年之周。是名虽让国，实以天下固让其弟侄而不居也。然却托为采药，毁体自废，其让隐微泯然，无迹可见，故人莫得以窥其心事而称颂之焉。夫以天下让，其让大矣。三以天下让，其让诚矣。而又隐晦其迹，使民无得而称，是能曲全于父子兄弟之间，而绝无一毫为名之累，其德岂非至极而不可加者乎？”然要之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非有爱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为狷，王季受之不为贪，亲终不赴、毁伤肢体，不为不孝。盖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为至德也。夫子叹息而赞美之，宜哉！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礼，是节文。劳，是烦劳。葸，是畏惧的模样。乱，是悖乱。直，是径直。绞，是急切的意思。
孔子说：“人之立身行事，必合乎天理之节文，而后可以无太过不及之弊。如待人固以恭敬为贵，然亦有中正之准则，若恭敬而无礼以为限制，则仪节烦多，奉承过当，而不免于劳矣。处事固以谨慎为贵，然亦有事理之当然，若谨慎而无礼以为裁度，则逡逡畏缩，小心太过，而不免于葸矣。勇敢而不可屈挠，固是美德，然不能以礼自守，则不顾名分，而逞其血气之刚，必将至于悖乱矣。径直而无所私曲，固是善行，然不能以礼自防，则任情喜怒，而略无含容之意，必将至于急切矣。”夫恭、慎、勇、直，四者皆人之所难，而无礼则各有其弊如此。可见君子当动必以礼，而不可须臾离也。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君子，是在上位的人。笃，是厚。兴，是起。故旧，是平日相与或有功劳的旧人。遗，是弃。偷字，解作薄字。
孔子说：“在上位的君子，凡有举动，百姓每都瞻仰而仿效之，不可不慎也。若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宗族，笃厚于一家之亲，则自己能尽乎仁矣。将见百姓每都感发兴起，而各亲其亲，自然伦理正而恩义笃，岂不兴于仁矣乎？若能信用老成，尊礼耆旧，凡平时相与的旧人，皆不以其迹之疏远，年之衰迈而遗弃之，则自己能处于厚矣。将见百姓们都欢欣联属，而各厚于故旧，自然教化行而风俗美，又岂有偷薄者乎？”夫一处亲故之间，而上行下效，其应如响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正心修身，以为化导斯民之本哉？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召，是呼喊。门弟子，是曾子的门人。启，是开。《诗》，是《诗经•小是》之篇。小子，就指门弟子说。
曾子在圣门素以孝称，平日所以守身事亲者，不但正心修德为圣贤之学，以求显亲扬名，虽至于身体发肤之微，亦以其受之父母加以谨守，不敢毁伤。至于有疾将终，追思平生守身之道，至此可以无愧。故呼其在门弟子而教之，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体、不辱亲才叫作孝。汝辈试开衣衾而视吾之足，视吾之手，曾有一之伤毁不全者乎？然所以得全此身者，亦非容易！盖我平日所以保守之者，就是《诗经》上所谓战战然恐惧，兢兢然戒谨，如临在深渊之上，常恐坠下去一般；如行于薄冰之上，常恐陷下去的一般。我惟是这等谨慎，所以得保其全也。夫使吾生尚存，则犹未敢必他日之何如。今则已矣，自今以后，吾始知其得终免于污玷，而可以无恐矣。汝小子其念之哉？”语毕而又呼小子者，盖所以致丁宁之意，亦欲其如己之戒谨恐惧，一举足而不敢忘亲也。夫以曾子之保身如此，则凡纵欲以伤其本，亏行以辱其亲者，固在所必无矣。为人子者，宜以曾子为法，庶可以体亲心而尽子道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孟敬子，是鲁大夫仲孙捷。
昔曾子有疾，孟敬子往问其疾。曾子将有言以告之，恐其忽略而不加之意，故先发言说道：“大凡鸟之将死，恐惧迫切，故其鸣叫必哀；人之将死，本然之良心发见，故其言语必善。今我即将死矣，有言则善言也，子其听而念之哉！”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贵，是贵重。道，是道理。暴，是粗厉。慢，是放肆。信，是信实。辞，是言词。气，是声气。鄙，是凡陋。倍字，与违背的背字同。笾，是竹器；豆，是木器：都是祭祀所用的。有司，是执事之人。
曾子因孟敬子平日好琐屑于细务，而忽略了大体，故告之说：“道虽无所不在，然有紧要的，有可缓的，不可以泛求也。吾观君子于日用之间，所贵重的道理，只有三件。三者何？盖人之容貌彰于一身，易至于粗暴放肆，此所以多失容也。惟君子不动容貌则已，才动容貌便雅饬恭谨，而远于暴慢。人之颜色形于面，对人多勉为端正，而中心不然，此所以多失色也。惟君子不正颜色则已，才正颜色便表里如一，而近于信实。辞气宣于口，易至于凡陋背理，此所以多失言也。惟君子不出辞气则已，才出辞气便成章顺理，而远于鄙背。此三者乃修身之要、为政之本，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顷刻违者，故君子所重在此而已。若夫用笾豆以供祭祀之事，如此类者，不过器数仪文之末，则自有执事者司之，君子亦何用屑屑留心于此哉？”盖人之为学，贵识其大。大行既无不善，而小节亦无所遗，固为全德。若舍其大而务其小，则大本既失，小者亦不足观矣。况于帝王之学，又与士庶人不同，则凡正心修身以立天下之极者，又岂在于仪文度数之末哉？有志于圣贤者，当知所务矣。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犯，是触犯。校，是计校。吾友，指颜渊说。从事，是用功。
昔颜子既殁，曾子追思其贤而称之，说道：“凡人志意盈满的少有所得，便说自己有余，他人不足，谁肯下问？度量狭小的，遇有触犯，便说自己的是，他人的不是，谁肯容忍？若是自己学力至到，本是能的，乃问于不能的人；自己学问充足，本是多的，乃问于寡少的人，其心歉然自视，虽有也，却似无的一般；虽充实也，却似空虚的一般，略无一毫自满之意，其谦虚如此。人有触犯于我，我则以情恕人，以理自遣，初未尝发露于颜色、藏蓄于胸中而有一毫计较之心，其宽恕如此。这等的人不可多见，惟旧日我友颜渊，乃尝用力于此。盖其真知义理之无穷，而有善不伐；不见物我之有间，而有怒不迁。其所以潜心好学，拳拳服膺者，惟此而已。今也则亡，岂不重可惜哉！”夫孔门传授心法，颜子独得其宗，而其平日用功，不过如此。盖谦虚以受人，则闻见多而学问日广；宽恕以容物，则私意泯而德性益纯。凡为贤为圣，皆不出此二者。善学者当致力于斯。
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托，是付托。六尺之孤，是幼君。寄，也是付托的意思。百里，是侯国。命，是政令。大节，是大关系处。与，是疑词，也是决词。
曾子说：“天下之言成德者，期于君子。然才者德之用，节者德之守，二者兼备，而后为德之成也。若有人于此，不但可辅长君而已，虽亲受顾命，把六尺幼冲之君付托与他，亦可以承受而辅佐之，既能保卫其国家，而又能养成其令德，不但可共国政而已；虽侯国无君，把一国之政令委寄与他，亦可以担当而总摄之，既能安定其社稷，而又能抚辑其人民，其才之过人如此。至于事变之来，国势仓皇，人心摇动，其从违趋避，乃大节之所关也。其人临此时，而所以辅幼君、摄国政者，卓乎见理之精明，确乎持志之坚定，惟以义所当然为主，虽议论纷沓，终不能摇；虽死生在前，亦不能夺，其节之过人又如此。若此人者，果可谓之君子人乎？吾知既有其才，又有其节，信非君子不能也。”然是人也，自学者言，则为君子；自国家言，则所谓社稷之臣者也。盖有才无节，则平居虽有干济之能，而一遇有事，将诡随而不能振；有节无才，则虽有所执持，而识见不远，经济无方，亦何益于国家之事哉？所以人君用人，于有才而未必有节者，则止用之以理繁治剧；于有节而未必有才者，则止用之以安常守法；至于重大艰难之任，则非才、节兼备之君子，不可以轻授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弘，是宽广。毅，是强忍。任，是责任。道字，解作路字。
曾子说：“士立身于天地间，要为圣为贤，必须有大涵养，方才做得。故规模广大，心不安于自足，叫作弘；不弘则隘矣。执守坚定，事必期于有终，叫作毅；不毅则馁矣。士岂可以隘焉而不弘，馁焉而不毅哉？所以然者为何？盖以士所负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远也。惟其任之重，必弘而后能胜其重；惟其道之远，必毅而后能致其远，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然果何以见其任之重而道之远？盖仁者，人心之全德，兼众理，备万善者也。士乃以之为己任，必欲身体而力行之，则是举天下之善，尽万物之理，皆在于我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没身而后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有不容少懈者，则是向前策励，再无可驻足之时，其道不亦远乎？”夫其任重而道远如此，此士之所以贵弘毅也。大抵孔门为学，莫要于求仁。而仁之为道，则非全体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惟其全体也，则无一理之不该，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则无一念之间断，所以不可不毅。这正是曾子平生所学得力处，故其示人亲切如此。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兴，是兴起。立，是卓立。成，是成就。
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教学者，正欲其实体于身而有所得，故特举以示人说道：“君子立教，不过要人为善去恶而已。然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良心者，每得之于《诗》。”盖《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言词明白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于此学之，则其好善恶恶之心，有油然感发而不能自已者，所以说“兴于《诗》”。此可见《诗》之当学也。“善念既兴，又必卓然有以自立，然后善在所必为，恶在所必去。而其立也，则得之于礼。”盖礼以恭敬辞让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敛束人之身心，坚定人之德性。于此学之，则自能卓立持守，而不为外物之所摇夺，所以说“立于礼”。此可见礼之当学也。“既能自立，又必达到那纯粹至善的地位，乃为成就。而其成也，则得之于乐。”盖乐以和为主，其声容节奏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于此学之，则自然义精仁熟，而和顺于道德矣，所以说“成于乐”。此可见乐之当学也。然古人《诗》、礼、乐之教，皆发于性情之正，本于中和之德，故能成就人才如此。若后世以吟咏声韵为诗，而无关于性情；以虚饰仪文为礼，而不本于恭敬；以嬉戏淫哇为乐，而反乖于中和，则于《诗》、礼、乐之本然者失之远矣，亦何足务哉？善学者辨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是凡民。由，是身行其事。知，是心悟其理。
孔子说：“道理在天地间，件件都是人所当知的。然为人上者之于凡民，但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盖所当然者，如父当慈、子当孝之类，皆民生日用之事，就是寻常庸众的人也都行得，故能使由之。若其所以当然之故，则皆出于天命人心之本然，其理精微奥妙，必须资质高明，学力至到者，乃能脱然有悟。其在凡民，如何便会晓得？所以不能使之知也。然知之之理，亦不外于所由之中。圣人在上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至于渐摩既久，天下自然化成矣，亦何不可知之有哉！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勇，是勇敢。两个疾字，都是疾恶的意思。乱，是悖乱。已甚，是过甚。
孔子说：“柔懦之人虽恶贫，无能为也；安贫之人虽好勇，固无害人。惟是那好勇尚气的人，身处穷困，乃疾恶其贫，而不肯安分守己，则必以其血气之强而济其苟得之念，虽为盗贼、从悖逆皆不顾矣，岂不至于为乱乎？至若不仁的人，本心已失，如其恶未著，尚可容恕，则化之以善可也。若其罪当诛，而吾又得以诛之，则遂诛之可也。不然而徒疾恶过甚，使之无所容其身，则事穷势迫，必将求泄其忿恨，而逞凶肆暴，无所不至矣，岂不足以致乱乎？”夫好勇疾贫者，是身自为乱，固为天下之首恶；至于恶不仁者，本为正理，特以处之不善，乃亦足以致乱，而徒为祸阶。则君子之待小人，岂可以轻发而不审处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
骄，是以人皆不能，而夸己独能的意思。吝，是但欲己有是能，而不欲人之皆能的意思。
孔子说：“人之处世，固贵于有才，而不可自恃其才。自古言才能技艺之美者，莫如周公。如或真有周公之才之美，固是难及，然须持之以谦虚可也。设使以己有是才也，而忲然自骄，谓人皆不如己，又忌人有是才也，而执吝自私，不欲善于人同，则无其德而大本失矣，其余才艺之美，亦何足观哉？”夫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一涉骄吝，尚不足观，况无周公之才而骄吝者乎？人当常加自省而存抑畏之心可也。故圣如帝舜，而舍己从人；功如大禹，而不自满假。诚知谦虚之受益，而骄吝之丧德也。然则孔子之言，岂徒在下位者所当知哉？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至字，当作心志的志字。谷，是俸禄。
孔子说：“古人之学将以明善诚身，求尽其为人之理而已。然学既成矣，则君必见用，而养之以禄。此乃理之自然，而其本心则不为此也。后世人心不古，见学之可以得禄，乃遂有为干禄而后学者；亦有学问之功始加，而利禄之念随之者。此不惟失学之本意，而心逐于利，其学亦无所得，乃天下之通患也。若有人焉专精为学，至于三年之久，而其心不志于谷禄，则是谋道而不谋食，为己而不为人，志高识大，超出乎时俗之表者也。这等的人岂易得哉？”所以人君用人，于那有实学的必录用而尊显之，使得以展尽底蕴；若夫假学以沽名干进者，则摈抑而不用。庶乎贪位慕禄之徒，不至于滥窃名器，而无补于国家也。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笃，是深厚牢固的意思。
孔子说：“君子之修身处世，必须学问、操守兼造其极，乃为尽善，甚不可苟也。若有人焉于道理的确有见，则信之极其诚笃，虽议论纷纭，一毫都动移他不得。其志向之专如此，而又能孜孜务学，格物穷理，以求其是非之真，而尽其精微之奥，则讲究明而辨别审，所信者一出于正矣。遇事心里主定在此，则守之极其坚固，虽死生利害，一切都摇夺他不得。其执持之果如此，而又能事必由理，行必合义，初未尝劝匹夫之小信，而乖中庸之大道，则关天常而扶人纪，所守者允得其当矣。夫笃信好学是有学也，守死善道是有守也。为君子而有学有守，则知之必明，行之必勇，出处去就焉往而不善哉？故其遇危邦也，则避之而不入；其在乱邦也，则去之而不居。当天下之有道也，则显身而仕；天下无道也，则退藏而隐。”此其去就之义洁，出处之分明，非有学有守者，何足以与此？然这样人，不但可以善一己之行藏而已，使人君得而用之，则有大涵养，自有大设施。平时必能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有事必能砥砺名节，匡扶世运，所补殆非浅浅矣。学问、操守之系于人也，大矣哉！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耻，是愧耻。
孔子说：“士之处世，既贵有可用之才，又贵有能守之节。若乃邦国有道，有明君以出治于上，有贤臣以辅治于下，贤者必使之在位，能者必使之在职，正君子向用之时也。当此时而乃为世所弃，困处于贫贱之中，则其无善可称，无才可录可知矣，岂不可愧耻乎？至若邦国无道，上无明君，下无贤臣，非贿赂不可得官，非谄佞不能固宠，正小人向用之时也。当此时而乃与世相合，致身于富贵之地，则其贪位慕禄，卑污苟贱可知矣，岂不可愧耻乎？”盖惟其不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故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乃碌碌庸人而已，何足取哉？士之不可以无养也如是夫！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谋，是图议。政，是政事。
孔子说：“凡人有是职位，则有是责任；有是责任，则有是谋为。如任公卿大夫之职，则当谋公卿大夫之政。若不在其位，则其政事本与我无与者，而乃商度其可否之宜，条陈其利害之故，是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矣，奚可乎？故凡不在其位，则当介然自守，虽知识见得到，才力干得来，亦不可图谋其政事。”盖所以安本然之分，而远侵越之嫌，人之自处当如是也。然士人之学，期于用世，则匹夫而怀天下之忧，穷居而抱当世之虑，亦有所不容已者。要之，潜心讲究，则为豫养；非分干涉，则为出位。豫养者待用于不穷，出位者轻冒以取咎。此又不可不辨也。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师，是太师，掌乐之官。挚，是太师之名。《关雎》，是《诗经•国风》首篇。乱，是乐之卒章。洋洋，是美盛的意思。盈，是满。
孔子说：“昔吾自卫反鲁之时，既曾正乐，适遇师挚在官之始，又能审音，故其时乐之残缺者已为之补，失次者已为之序。但见大乐之作，自其始奏之时，直至于《关雎》之卒章，一皆清浊相济，高下相宜，洋洋乎极其美盛，满耳而可听也。惜乎！今也不得而复闻矣。”盖以孔子之圣而正乐，以师挚之贤而掌乐，故一时音节美盛如此。自师挚适齐，继者皆不能及，圣人所以追思而叹美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是疏狂。侗，是昏昧无知的模样。愿，是谨愿。悾悾，是愚拙无能的模样。信，是诚实。“吾不知之”者，是甚绝之之词。
孔子说：“赋性疏狂的人，宜乎行事直率方好，今却只好高夸大，及至到那有利害处，自家要讨便宜，外面却以道理责人，这等样奸狡不直。赋性昏昧的人，凡事既不知道，宜乎谨厚方好，今却轻举妄动，又不谨慎重厚。赋性愚拙的人，凡事既不能干办，宜乎诚实方好，今却诡谲虚诈，又不诚信笃实。这三样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何等的人。”盖狂而直，侗而愿，悾悾而信，虽是气质有偏，然犹不失其本然之真，尚可以陶镕。若不直、不愿、不信，则本真已失，而习染愈蔽，终不可以化诲者也，故孔子绝之。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如不及，是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意思。
孔子说：“人之为学，将以致知力行，而求进乎圣人之道也。然使无勤敏之功，则其心徒劳而无益；使无警醒之心，则其功终怠而不前。所以君子之为学也，研究以求进其知，体验以求进其行，孜孜汲汲，惟日不足，常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一般。其用功之勤如此，而其心犹不敢有一时之或惰：当日进之时，怀日退之惧，惟恐失其所学，而果有所不及也。”夫以君子之学，其勤励警惕有如此者，此所以能成其学也。不然，则心不在焉，或作或辍，终亦岂能有成也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私有焉。”
巍巍，是高大的模样。不与，是不相关的意思。
孔子说：“圣人之识见度量，迥与常人不同。常人之情，即有一命一爵之荣，未免自视侈然，志得意满，何其卑小也！若乃巍巍乎识量高大而不可及者，其惟舜、禹乎？盖舜、禹二圣人，本以匹夫之微，一旦有天下为天子，其崇高富贵可谓极矣，乃舜、禹则视之漠然，不以为乐，全似与己不相干涉的一般。此其心直超乎万物之上，而众人以为可欲而不可得者，举无一足以动其中，其胸襟气象视寻常真不啻万倍矣，是何其巍巍矣乎！”盖舜、禹之心只知天位之难居，虑四海之不治，日惟兢业万机，忧劳百姓而已。若夫有天下之可乐，奚暇计哉？此万世颂圣明者，必归之也。后世人君诚能以其不与天下之心，而尽其忧勤天下之实，则二圣人之巍巍不难及矣。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则字，解作准字。荡荡，是广远之称。名，是名状。成功，指勋业说。焕，是光明。文章，是礼乐法度之类。
孔子说：“自古帝王多矣，然莫有过于尧者。大矣哉，尧之为君乎！何以见其大？盖巍巍乎极其高大而无不覆冒者，唯天而已，谁能并之？独有帝尧之德高不可及，大而无外，能与之准。其包涵遍覆，就与天一般，故其德之广远，荡荡无涯，而形迹俱泯。当时之民一皆涵咏盛德而不识其功，鼓舞神化而莫测其妙，无有能指而名之者。其与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又何异哉？惟其不可名，此所以为大也。然亦岂无可见者乎？就其治功之成就处观之，则黎民吾见其时雍，万邦吾见其协和，巍巍乎功业之隆盛，有莫可得而尚者焉。又就其治功之有文采处观之，以礼乐则极其明备，以法度则极其修明，焕乎文章之光显，有不可得而掩者焉。尧之所可见者如此。若其德之不显者，则终不可名也。大哉尧之为君，非冠古今而独盛者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乱字，解作治字。际，是交会之时。妇人，指武王之妃邑姜。
昔门人将述孔子评论人才之言，先记说：“自昔君天下者，治莫胜于虞舜。其时有圣哲之臣五人，如禹平水土，稷播百谷，契敷五教，皋陶明刑，益掌山泽。凡虞舜所欲为的，五人都代为之，故能使四方风动从欲以治焉。是虞舜得人之盛如此。继夏、商而王者，治莫胜于周武王。武王尝自言曰：‘予有致治之臣十人。在外有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公适为之辅理，在内有贤妃邑姜为之赞助，故能使四海永清，垂拱而治焉。’是有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有感而叹之说道：“吾闻古语说：‘人才之生，最为难得。’以今观之，岂不信然矣乎？盖自古圣贤相承，如唐虞交会之际，其时气运方隆，人才辈出，固极盛而无以加矣；自此以后，则惟我周为盛焉。唐虞固有五人，以赞成风动之功；我周亦有十人，以夹辅永清之烈。是我周真与唐虞比隆，而非夏、商之所能及也。然数止十人，已为少矣，而中间有妇人焉，其实奔走御侮之臣不过九人而已。以我周之盛而贤臣止于九人，岂不为难得哉？然则，才难之一言，信乎其不诬矣。”大抵得人固难，而知人与用人尤难，虞舜、武王惟其知之明而用之当，故能成天下之治如此。若知有未真，则取舍犹有所眩惑；用之未尽，则底蕴无由以展布，何以收得人之效乎？故知人善任，尤人君治天下之本，不可不慎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服事，是臣服敬事。
孔子说：“人臣事君，固有一定之分，然使国家全盛，君德休明而为之臣者，能敬顺守职乃是常事，不足称也。惟殷纣暴虐无道，国祚日益衰微，文王发政施仁，人心日益归向，以天下大势计之，三分之内，二分都归于文王，盖有天下之大半矣。当是时以仁伐暴，以周代殷，特一反掌之间耳。乃文王则坚守臣节，以服事殷纣，初不以盛衰强弱二其心。则是时可为而不为，势可取而不取，非盛德之极，能如是乎？然则我周文王之德，其可谓至极而无以加者矣。”夫孔子之称“至德”者二，于泰伯则以其让天下，于文王则以其服事殷，皆所以明君臣之义，立万世之防，而惧乱臣贼子之心也。读者宜致思焉。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间，是有罅隙可非议处。菲，是薄。鬼神，是天神、地祇、人鬼。恶字，解作粗字。沟洫，是田间水道，旱时蓄水，涝时泄水，以便百姓每耕种的。
孔子说：“帝王之治天下，事无大小，莫不各有至当不易的道理。少有未合，人即得指其罅隙而议之。我观大禹所行的事，件件合宜，无一些罅隙可以非议。如饮食所以养生，禹之时，九州作贡，玉食非不足也，乃却珍馐而进粗粝，其自用之淡薄如此。至于奉祀郊庙鬼神，则牺牲粢盛务极丰洁，又致其诚孝而无敢简焉。衣服所以蔽体，禹之时，玉帛万国，文绣非不足也，乃舍华绮而衣粗恶，其被服之朴素如此。至于临朝承祭所尚的黻冕，则服物采章务求尽制，又极其华美而无所吝惜焉。宫室所以居身，禹之时，四海为家，非不可备壮丽之观也，乃安卑隘而戒峻宇，其自处之简陋如此。至于百姓每备水旱的沟洫，则又胼手胝足以经理之，而竭尽其力，不以为劳焉。夫礼有所当丰，事有所宜俭。当丰而俭则过于陋，宜俭而丰则失之奢，皆未免于可议也。今观大禹，他自己身上一些不肯享用，至于事神勤民，却又这等周悉。丰所当丰，而不可谓之奢；俭所当俭，而不可谓之陋。虽欲议之，曾何罅隙之可窥哉？”所以又说：“禹，吾无间然矣！”盖深赞其美，以示万世为君之法也。
然孔子之称赞大禹，固以其丰、俭适宜，其实还重在俭德上。盖人之常情，奉身之念每厚于事神为民，而人君富有四海，其势又得以自遂其欲，故致孝鬼神可能也，菲饮食不可能也；致美黻冕可能也，恶衣服不可能也；尽力沟洫可能也，卑宫室不可能也。《书》称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盖必俭而后能勤。若一有奉身之念，则虽以天下奉一人而犹恐不足，又焉能勤民而致力于神哉？欲法大禹者，尤当师其俭德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