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章上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万章，是孟子的门人。天虽至高，而仁覆闵下，所以叫作旻天。
万章问说：“古称大孝，莫如虞舜。然闻舜耕历山的时节，每往到田间，便呼旻天而号泣。夫人情必至于抑郁无聊、莫可控诉，乃有号泣而呼天者。舜虽不得亲，岂没有感格的道理？却只这等号泣，何为其然也？”孟子答说：“孝子之事亲，幸而安常处顺，固是天伦之至乐；然不幸而偶值其变，则其情亦有大不得已者。盖凡人有所图为而不得，则怨生；有所怀恋而不舍，则慕生。舜惟不得于父母，其怨艾之深、思慕之切，不可解于其心，是以呼天号泣，以自鸣其悲愁困苦之意，此圣人处人伦之变，不得已而然者也。然舜之怨在于己，慕在于亲，但求所以顺乎父母，非怨父母也。万章恶足以知之？”
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
长息、公明高，都是古人的姓名。恝，是无愁的模样。共字，即是供字。
万章不悟孟子怨慕之言，又问说：“吾闻人子事亲，见父母爱他，便欢忻喜乐，常存于心而不忘；就是父母恶他，加以劳苦之事，也起敬起孝，不敢有一毫怨恨之意，这才是孝子。若以号泣旻天为怨慕，则舜之于亲犹不免有所怨乎？”孟子晓之说道：“圣人的心事，古人亦有疑而未达者。昔长息问于公明高说：‘舜往于田，则吾既已知之；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却不知何意？’公明高答说：‘孝莫大于虞舜。其心自有独苦而难言者，是非尔之所知也。’吾推公明高未发之意，以为子之于亲，本有不可解之天性；而适当其变，则自有不容己之真情。若但恝然无愁，略不动意，薄亦甚矣！曾谓孝子而若是乎？吾想舜之存心，只说‘人子事亲，须要得亲之爱；我今竭力耕田，不过供子职之常事而已。今父母之不爱我，必是孝道有亏，诚意未至，不知我有何罪以至于此？’求之而不得其故，此所以呼天、呼父母而号泣也。我所谓怨慕者，盖怨己之不得乎亲而思慕耳，岂怨父母哉！”《书经》上说：“负罪引慝，夔夔齐栗。”正是此意。惟其责己之诚，敬亲之至，所以终能感格亲心，而成万世之大孝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
帝，是帝尧。胥字，解作皆字。迁，是移此与彼。胥天下而迁之，是把天下尽皆与之，即禅之以帝位也。
孟子说：“舜之怨慕，岂但躬耕历山之时为然？当四岳咸荐之初，玄德升闻之日，帝尧将历试诸艰，乃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观其治外何如；二女妻之，以观其治内何如，凡百官有司、牛羊仓廪，莫不备具。此时舜在畎亩之中，特一耕稼之夫耳，帝尧这等奉事他，其际遇之非常如此。那时，天下之士翕然向慕，都来归舜，始而所居成聚，继而成邑、成都，其人心之归服如此。帝尧见舜果有圣德，将欲尽天下而移以与之，使践天子之位，其帝心之简在又如此。夫舜以匹夫之微，一旦而享富贵尊荣之极，宜何如其为乐者？乃惟不得顺于父母之故，其戚戚皇皇就如穷人无所归的一般。”盖以不得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既不可以为人子，则此身无所依归，与穷人何异？其怨慕迫切之情，真有不能自解者矣。
“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
孟子承上文说：“舜起畎亩之中，而处富贵尊荣之极，乃其怨慕迫切如穷人之无归者，何哉？盖亲亲为重，则视外物为轻；见可忧之在此，则不见可欲之在彼耳。夫天下之士悦而就之，是人之所欲也；舜乃视之如草芥，而不足以解忧。好色，是人之所欲；舜以帝尧二女为妻，其荣至矣，而亦不足以解忧。富，是人之所欲；舜有天下之大，其富极矣，而亦不足以解忧。贵，是人之所欲；舜居天子之位，其贵无以加矣，而亦不足以解忧。夫天下之人悦我，美色事我，至富至贵加我，都无足以解其忧者，则必何如而后可以自解乎？看他心心念念只要顺着父母，感之以诚，使精神流通，无一毫间隔；谕之以道，使志意融洽，无一毫违忤，这等的才无愧于为人、为子，而后怨己慕亲之念，庶几可以尽释耳。夫父母未顺，则中心无可解之忧；父母既顺，则天下无可加之乐。舜之所以怨慕者如此。”此圣人纯孝之心，非孟子，其孰能知之？
“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艾，是美好。热中，是躁急心热。
孟子既推舜怨慕之心，又申赞之，说道：“舜之心，不见外物之可欲，而惟知父母之当顺，其为大孝，是岂常人之所能及哉！大凡人生少时，情窦未开，其良知良能止知道慕着父母，依依恋恋，不忍相离；这点纯一无伪之心，不为他念所夺，此天性之本然也。又及稍长，而知好色，即移其慕于少艾，而此心为情欲所诱矣。及既壮而有室家，即移其慕于妻子，而此心为室家所累矣。及出而求仕，即移其慕于事君；或不得于君，而遭际不偶，便躁急心热，汲汲求用，而此心又溺于功名得失之际矣。夫人情之常，因物有迁如此。必是大孝的人，自少至老，终身只慕父母，那孩提爱亲的本心始终如一，情欲不能为之牵，穷达不能为之变，此孝之所以为大，而超出乎寻常万万也。我观于古，惟大舜为然。盖舜自征庸之后，摄政之时，年已五十矣；而克谐以孝，爱慕其亲，犹如一日。所谓‘大孝，终身慕父母’，非舜，其谁与归哉！”是知耕田以供子职，非难也；惟身处富贵，而不异畎亩之中，则穷达一致，所以为难。少年而慕父母，非难也；惟年至衰老，而不异幼冲之日，则始终一节，所以为难。古今帝王独称舜为大孝，正以其能为人之所难耳。欲尽天子之孝者，当以虞舜为法。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怼，是仇怨。
万章问于孟子说：“婚娶，人道之常，然未有不禀命于父母者。《诗•国风•南山》之篇有云：‘娶妻当如之何？必告于父母，而后敢娶。’诚如《诗》之所言，能尽人子之礼而不失者，当莫如大舜矣。舜乃不告父母而娶帝尧之二女，与《诗》之所言大相违背，此何说也？”孟子答说：“告而后娶，婚礼之常；舜之所处，人伦之变。盖舜父母顽嚚，每有害舜之心；若禀命而娶，必不听从，竟至于不得娶矣。而不娶则岂可哉？盖男女屋室，上以承祖考之统，下以衍嗣续之传，乃人之大伦也。若告而不得娶，既违室家之愿，废人之大伦，又伤父母之心，致亲之仇怨。舜之处此，诚有大不得已者。于是酌量于伦理两难之地，与其告而废伦，陷身于不孝之大，宁不告而废礼，犹可以全父母之恩，此所以不告而娶也。”盖事处其变，不得不通之以权耳，岂可以禀命之常礼而概律之哉？
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
帝，指尧说。以女为人妻，叫作妻。
万章又问孟子说：“舜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夫子之命，而知其为通变之权矣。当时，帝尧以女妻舜，据人情之常，亦当告于舜之父母而使之知。乃亦不告而妻舜，是何意也？”孟子答说：“欲妻其子，宜通言于其父，帝尧岂不知此？但舜之亲既有害舜之心，则妻以二女，必其心之所不欲也。使帝告而后妻，顽如瞽瞍，虽不敢以臣而抗君，将必以父而制子，那时舜既不敢逆亲之命，尧亦不能强舜之从，竟至于不得妻矣！尧知其事必至于此，故可妻则妻，以君上之法治之，不必问其亲之知与不知耳。此所以不告而妻也。亦岂可以常礼概律之哉？”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完，是泥补。廪，是仓房。阶，是梯。掩，是盖。象，是舜异母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叫作都君。绩，是功。弤，是雕弓。栖，是床。郁陶，是忧思郁结。忸怩，是羞愧之色。
万章又问孟子说：“舜处父母之变，固子道之所难；乃其处兄弟之间，亦有非常情可测者。闻说舜之父母偏爱少子，听象之言，每每设计害舜。一日，使舜涂治仓廪。待其升屋，瞽瞍却从下面撤去梯子，纵火焚之。舜将两个斗笠自捍其身而下，幸得不死。又一日，使舜掘井。舜防其害己，旁凿一穴，暗地走出。瞽瞍不知，乃下土掩盖其井。象只道舜已毙井中，自谓得计，乃夸说：‘今日谋盖都君于井中，皆我之功。凡都君所有之物，我当与父母共之。若牛羊、若仓廪，皆以归之父母；若干戈、若琴、若弤，我自用之；二嫂娥皇、女英，则使治我寝卧之榻。’遂往入舜宫，欲分取所有。不意舜已先至其宫，在床鼓琴。象既见舜，无词可解，乃假意说：‘弟因思兄之甚，气结而不得伸，故来见耳。’乃其真情发见，则不觉有忸怩之色焉。此时舜更不嗔怪，却乃喜而谓之说：‘凡兹百官，我一人不能独理，汝其代予治之？’夫怨莫深于杀身，情莫亲于托国。象欲杀舜，舜不以为怨，而反喜之如此，意者不知象之将杀己与？”孟子答说：“家庭之间，其事易见；而况焚廪、盖井之谋，其迹甚彰，岂以舜之大智而有不知者哉？但圣人爱弟之心，根于天性而不容已，故其待弟之情，联若一体而无所间，见象之忧，则己亦恻然而为之忧；见象之喜，则己亦欢然而为之喜。欣戚相关，自无形骸之隔耳。彼以思兄而来，舜亦以其来见而喜，惟知亲就之为幸，而岂暇计及于杀己之事哉？”据万章所问，其事有无虽未可知，而亦忧亦喜两言，大舜爱弟之情宛然如见，非孟子知舜之深，不能如此形容之也。
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校人，是主池沼的小吏。圉圉，是困顿未舒的模样。洋洋，是宽纵。悠然，是顺适的意思。方字，解作道字。
万章又问孟子说：“舜既知象之将杀己，在常情必以为深恨矣。舜顾见其来而喜之，或者内疏而外亲，伪喜而非出于诚心者与？”孟子答说：“圣人之心，纯一无伪。舜之待弟，岂有伪哉？观子产处校人之事可知矣。昔者有人以生鱼馈郑子产，子产不忍戕其生，使校人畜之于池。校人乃私自烹而食之。设词复命于子产说：‘方鱼始舍于池中，圉圉然困顿而未舒；少顷，则洋洋而放纵；久之，遂攸然自得而远逝矣。’子产信其言，而幸鱼之得生，乃叹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而语人说：‘谁谓子产为智人？彼尝使我畜鱼，我既烹而食之矣，假以放鱼复命，而彼遂信之，乃叹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易欺若此，焉得为智？’由此观之，非校人智而子产愚也。校人所饰者，当有之情；而子产所据者，可信之理。故君子虽明无不察，而或诳以理之所有，则亦间为所欺；虽未尝逆诈，而或昧之以理之所无，则必不为所罔。盖诚以待人，明以烛理，常并行而不悖也。若象执郁陶思君之言，而以爱兄之道来，此正理之所有者，也与校人欺子产一般。舜明其爱兄之言，以实心信之，因以实心喜之，此正可欺以其方，与子产信校人一般，夫何伪之有哉！有伪则不足为圣人矣。”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放，是安置一方，使不得他往。流，是遣之远去。共工，官名。三苗，国名。兜、鲧，俱人名。幽州、崇山、三危、羽山，都是四方极边的去处。有庳，是封象的国名。
万章问说：“舜之弟名象者，其心傲狠，日每以杀舜为事，既欲焚之于廪上，又谋盖之于井中，处心积虑，必欲致舜于死而后已。这等的人，情在必报，法所不容。舜既立为天子，操生杀之权，即明正其罪，亦不为过。乃仅止于放逐，安置一方，犹得保其首领，何其罚之轻也？”孟子答说：“兄弟者，天性之亲；圣人者，人伦之至。象虽有害兄之意，而舜则不失其爱弟之心。当时处象于有庳者，乃分茅胙土、封建以为一国之君耳，或者不知而谓之放，其实舜之处象，原非放也。夫放之且不忍，而况有重于放者，舜岂为之乎？”万章又问说：“吾闻圣人之治天下，不以私情害公法。当舜之时，若共工、兜、三苗、伯鲧，天下之所谓四凶也。舜于共工，则流之幽州；于兜，则放之崇山；于三苗，则杀之三危；于伯鲧，则诛之羽山。罪此四人，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而诚服。盖舜为天下除害，刑当其罪，而人心咸服也。象之凶恶不仁极矣！即与四凶同罪何不可？乃封于有庳，使之治民。彼既欲杀兄，又何有于百姓？必将大肆残虐，而播恶于一方矣。有庳之民何罪？而受此荼毒。仁者固如此乎？在他人则用法以诛之，在弟则徇情以封之；不忍割一人之爱，而忍贻百姓之忧。仁人似不若是也。”孟子答说：“处兄弟之际，只论情，不当论法。舜之封象，是乃仁人之用心也。盖凡人于横逆之加，不胜其怨怒之意，虽或强制于外，而不能不藏宿于中。惟仁人之待弟不如此。忧喜则与之同，于犯不与之校，虽有可怒可怨之事，随即消释，未尝藏怒而宿怨也。但见其亲之爱之，务尽其友于之情，使相好而无相尤，如是而已矣。然使尊卑阔绝，则地分相隔，不可以言亲；贫富悬殊，则体恤未周，不可以言爱也。故亲之则欲其贵，使有舜位之崇；爱之则欲其富，使欲有贡赋之奉，然后友于之情始慰耳。舜封象于有庳，则富有一国，贵为诸侯，正所以致其亲爱之意也。若使身为天子，而弟为匹夫，则兄弟之间，一富一贫、一贵一贱，势分日远，而情义日疏，是岂亲爱其弟者乎？然则舜之封象，正仁人之用心也。子乃举四凶之事而疑封象之非，则亦不达圣人之心矣。”
“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吏，是官属。源源，是相继不绝的意思。
万章又问孟子说：“如夫子之言，则舜之封象明矣。或人不谓之封，只谓之放，这是为何？”孟子答说：“舜之待弟，不独有亲爱之心，而尤有善处之术，但其用意深远，或人未能测识耳。盖象虽封为有庳之君，然不能专擅行事，有所作为。其国中的政务，则天子自命官属为之代理；但使百姓每出办赋税，以供其费用而已。此则有封之名而不任其事，享国之利而不治其民，却似安置他的模样，故或人误以为放耳。汝谓有庳之民无罪而遭象之虐，这等看来，象虽不仁，动有所制，岂能肆虐于无辜之民哉？舜之待弟，其不以恩掩义如此。然舜虽若制之，而实所以爱之。其意以为，若使象治民理事，则守土之臣不得擅离，兄弟之情不得浃洽，其心有不能自己者；惟其念弟之切，欲常常而见之，故不烦以民事，不限以常期，使得源源而来，可以不时相接耳。古书之辞有云：‘舜不待及诸侯朝贡之期，而以政事接见于有庳之君。’正此源源而来之谓也。舜之待弟，其不以义断恩又如此。”可见，圣人以公心治天下，未尝以爱弟之故示人以私；以厚道教天下，亦未尝以傲弟之故自处于薄，所谓仁之至、义之尽也。若汉景帝之于梁王、郑庄公之于叔段，始则纵之太过，终则治之太急，其于仁义，胥失之矣。欲尽伦者，宜以大舜为法。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
咸丘蒙，是孟子弟子。语，是古语。蹙，是颦蹙不安。岌岌，是危殆的意思。齐东，是齐国东鄙荒陋之处。
咸丘蒙问于孟子说：“尝闻古语相传有云：天下有非常之人，则必有非常之事。故君父之伦，以之加于常人，则有定分。若夫盛德之士，虽至尊如君，苟无其德，不得而以之为臣。至亲如父，苟无其德，不得而以之为子。大舜惟有圣人之德，一旦居天子之位，南面而立，尧虽为君，不得不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虽为其父，亦不得不北面而朝之。那时，舜虽安于尧，而不能不动心于臣父，望见瞽瞍朝己，其容貌甚是颦蹙，盖有不能自安者。孔子有感于此事，因叹息说：‘当此之时，君失其所以为君，父失其所以为父。纲常紊乱，天下盖岌岌乎其危哉！’此等言语，不识果有其事否也？”孟子答说：“否。无是理也。盖天下惟君子之言据实而可信。此等无稽之言，断不出于君子之口。必是齐东野人，目不睹礼义之俗，耳不闻典训之言，或者有此说耳。岂可遂据之以妄议圣人也哉！”
“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尧典》，是《虞书》篇名。放勋，是帝尧之号。八音，是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样乐器之音。
孟子说：“欲知舜无臣尧之事，当观尧未禅舜之时。盖方尧之举舜，舜之代尧，乃尧既老而倦于勤，舜只居摄而行其事也。当尧生存之日，舜原不曾即帝位，尧何由北面朝之乎？《虞书•尧典》上说：‘舜摄位二十有八年，尧乃徂落而终。国中百姓恸尧之殁，如丧父母一般，三年之间，四海断绝音乐，静密如一，更不闻有丝竹管弦之音，其思慕之深如此。’据《尧典》所言，则舜之即位，在尧崩之后，不在其摄政之时明矣，何从南面而受尧之朝乎？孔子有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若舜既已为天子矣，及尧终之后，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行三年之丧，则是舜一天子，尧又一天子，而有二天子矣，民岂有二王之理乎？然则臣尧之说，可不辩而自见其谬矣，咸丘蒙尚何疑之有？”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诗》，是《小雅•北山》篇。普，是遍。率，是循。贤劳，是以贤能任劳。
咸丘蒙问说：“舜无臣尧之事，则我既得闻教矣。乃其不臣瞽瞍，则尚有可疑者。《北山》之诗有云：‘普天之下，其地虽广，无尺地非王土。率土之滨，其人虽众，无一民非王臣。’当瞽瞍之时，舜既为天子矣，则瞽瞍亦王臣中之一人耳，乃独不谓之臣，此何说耶？”孟子答说：“诗人之指，各有攸寓。这诗所言，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谓也。乃当时大夫行役于外，为王事所迫，身任奔走之劳，而不得归养其父母，因作为此诗。其意说道：‘今日之事，莫非王事，凡为王臣者都该分任其劳，何为他人皆享其逸，偏我为贤而使之独劳，更无休息之期乎？’是诗人本意，但因独劳而发其不平之情耳，非谓天子可臣其父也。子乃疑瞽瞍之非臣，非惟不知舜，亦昧于诗人之旨矣。”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凡文辞，一字叫作文；一句叫作辞。逆，是探取的意思。《云汉》，是《大雅》篇名。孑，是单独。
孟子又晓咸丘蒙说：“观《北山》之咏，其意在于独劳，而不在于‘莫非王臣’之一言。可见诗之所贵者，意而已，不在文辞之间也。是以善说诗者，须有活法，不可泥着一字，害了那一句之义；又不可泥着一句，害了那设辞之志。当以自家的意思，探取作诗者的本旨，则玩索久而理趣自融，涵咏深而情状如见，乃可以得古人之心于千载之下矣。若但拘泥其辞，而不求其意，则《大雅•云汉》之诗有云：‘周遭饥馑之余，黎民无有单独遗下者。’果如此言，是周家的百姓残伤已尽，无复有遗种之存矣；岂知其意特在于忧旱之甚，若天绝其生耳，非真无遗民也。然则《北山》之诗，岂真谓‘莫非王臣’，而天子可臣其父哉？子乃以辞而害其志，则亦不善于说《诗》矣。”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
《诗》，是《大雅•下武》篇。则，是法则。
孟子又晓咸丘蒙说：“欲知舜无臣父之事，当观其平日待亲之隆。盖人子能善事父母的，都可以言孝，然或分有所限，未可言至也；若论孝子之至，则莫大乎尊显其亲，而分得以自伸，这才叫作孝之至。人子能崇奉父母的，都可以言尊，然或势有所拘，未可言至也。若论尊亲之至，则莫大乎以天下养，而势莫与之抗，这才叫作尊之至。今舜尊为天子，即尊瞽瞍为天子之父，是举天下之名分无复可加其尊，非尊之极至而何？舜富有四海，即养瞽瞍以天下之富，是举天下之供奉无复可加其养，非养之极至而何？尊养并至，此舜之孝所以为不可及，而天下后世为人子者，莫不以之为法也。《下武》之诗说：‘人能长言孝思而不忘，即可以为天下法则。’正此尊亲养亲之至，而舜之所以称为大孝者也。若谓舜为天子而臣其父，则所以卑亲辱亲者至矣，大舜岂为之哉？瞽瞍北面而朝之说，信乎其为齐东野人之语矣！”
“《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书》，是《大禹谟》篇。祗，是敬。载，是事。夔夔齐栗，是敬谨恐惧的模样。允，是信。若字，解作顺字。
孟子又晓咸丘蒙说：“大孝如舜，固无臣父之事。而古语所云‘不得而子者’，亦自有一种道理。《书经•大禹谟》说：‘舜敬事瞽瞍，每去进见，必夔夔然致斋庄之容，作战栗之色，无一念不虔，无一时或怠。由是积诚之所感格，瞽瞍亦遂化其顽而为慈，心以之孚，意以之顺矣。’夫父为子纲，父能立教，子从而化，理之常也。今瞽瞍不能以不善及舜，而反见化于舜，所谓父不得而子者如此，是岂可臣其父之谓哉？”所谓君不得而臣，即此亦可以类推矣。考之太甲之于伊尹、成王之于周公，皆赖于臣以成其德，亦若不得而臣者；而伊、周称为大忠，太甲、成王并为商、周令主，君道益有光焉。则知君臣之相临者，分也；其相成者，道也。使人主自恃其南面之尊，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虽普天率土皆臣仆焉，犹为孤立于上耳。君天下者所当知。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
万章问于孟子说：“帝莫圣于尧、舜，事莫大于禅授。人皆言尧有天下，求可以禅帝位者，惟舜有圣德，因举天下而授之舜，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说：“舜虽得统于尧，而尧不能有私于舜；今说尧以天下与舜，殆不然也。盖凡物可得而与人者，必是自己私物，可得而自专者耳。若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为天子者但能以一身专统御之责，不能以一己专授受之权，安能以天下与人？若曰与之，则是尧以天下为一人之私，有之自我，与之自我，而非出于公天下之心矣，岂理也哉？”万章问说：“帝王之统，必有所与，而后有所承。舜有天下，既非尧之所与，果谁与之乎？”孟子答说：“帝王之兴，皆由天命，故其位曰天位，禄曰天禄。见其为天之所授，非人力可得而与也。舜有天下，亦惟受命于天，而为天之所与耳。尧虽禅位于舜，不过承顺上天之命，而有不能不与者，岂得而专之哉？明乎天与之旨，而可以知帝尧公天下之心矣。”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谆谆，是语言详切。
万章问孟子说：“帝王传位，必有丁宁告谕之言，乃见其为与。今曰舜有天下为天所与，则天亦谆谆然教命之乎？无以命之，则何从而见其为与也？”孟子答说：“天意难知，人事易见。舜之受命于天，天固非谆谆然命之也，天载无声，何尝有言？惟就舜之行与事，默示其意而已。盖身之所行，叫作行；见诸事为，叫作事。舜凡有所行，而行无不得，这是天以行而示其与之之意也；舜凡有所为，而事无不利，这是天以事而示其与之之意也。意之所在，即命之所在，岂待谆谆然以言命之乎？知舜为天心所眷，则其奄有天下，不在于禅授之时，而於穆之中，固已预为之地矣，尧安得而与之哉？”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暴，是显扬。
万章又问孟子说：“天之所以示舜在于行与事之间者，其实如之何？”孟子答说：“凡人事可以力为，而天意难以取必。欲知天之命舜，但观舜之得天可见矣。盖人之才德有可托以天下者，天子能举而荐之于天；然天意之从违，未可知也，不能使天必与之天下。正如诸侯能荐人于天子，许其可任一国之事；而不能取必于天子，使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许其可任一家之事；而不能取必于诸侯，使与之大夫。盖荐举之责虽在于下，予夺之权实操于上，家国皆然，而况天位之重乎！昔尧以舜之德可居天位，使之摄行大事，以致荐举之意，然不能必天之受也；乃其行与事克享乎天心，而天即受之。以舜之德可治天民，使之历试诸艰，以示暴扬之意，然亦不能必民之受也；乃其行与事克协乎民心，而民即受之。夫荐舜于天，暴舜于民，此行与事之所在也。至于天受之、民受之，则天之所以示舜，而非尧之所能使矣，然何待于言哉？所以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知此，则舜之有天下，谓尧荐之则可，谓尧与之则不可。天人相与之际，亦微矣哉！”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万章又问孟子说：“天与、人与，至难格矣。尧荐舜于天，而天即受之；暴舜于民，而民即受之，其事如何？”孟子答说：“天人之分虽殊，感通之理则一。昔者尧尝命舜，使主天地山川之祭。其精诚之所感孚，幽无不格，百神皆歆其祀而享之，这便是荐之于天而天受之也。又尝命舜，使主治教刑政之事。其德意之所注措，事无不治，百姓皆被其化而安之，这便是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皆天意所在，帝尧不得而与焉，所以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能以天下与人者，惟天而已。而天意所属，非盛德，其孰能当之乎？”
“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
南河之南，即今开封等府地方。讴歌，是歌颂功德。
孟子告万章说：“天心与舜不特见诸行事之间，而揆之气数、卜之人情，皆有可验。观舜之辅相帝尧，得君行政至于二十八年，在相位最久，施泽于民最深，此岂人力之所能为哉？历数有归，天实为之也。乃舜之心，则何常有意于得天下哉？当尧崩之后，舜率天下诸侯行三年丧既毕，其心以为有尧之子丹朱在，天下不患无君；于是避而远去，居于南河之南，只要丹朱能嗣守帝尧之业，其心安矣。然天下诸侯，凡执贽而朝觐的，不去朝见丹朱，而皆来朝见于舜；凡讼狱不平的，不去赴诉丹朱，而皆来赴诉于舜；凡讴歌功德的，不去颂美丹朱，而皆来颂美乎舜。人心翕然来归，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所以说非人所能为，实天意之所在也。舜见天意如此，逃之而不可得，然后自河南复还中国，绍尧而践天子之位焉，无非承天之意而已。向使乘尧之崩，不为南河之避，而径居处于尧之宫，迫胁乎尧之子，是乃篡君之位而据之耳，岂得谓天与之哉？观此，则舜之有天下，不但尧不能容心于与，而舜亦未尝有心于得，徒泥其禅授之迹者，则亦未明乎天道矣。”
“《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太誓》，是《周书》篇名。
孟子告万章说：“即舜为民心之所归，便知为天心之所与，此非无征之言也。《书经•太誓》篇有云：‘天未尝有目以视，而于人之善恶无所不见，但从我民众目所视以为视耳；未尝有耳以听，而于人之淑慝无所不闻，但从我民众耳所听以为听耳。’《书》之所言如此。可见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民心所归，莫非天意。我以朝觐、讼狱、讴歌之归舜，而明其为天心之所与者，正谓此也。然则舜有天下，天之所以寄视听于民者审矣，岂待尧之荐而遂与之哉？尧不能以天下与舜，益可见矣。”详观此章之言，可见帝王历数之传，皆有天命，神器至重，非可以妄得而窃据也。然天命固未易得，尤未易保。盖创业之主，收已集之人心易；守成之主，联不散之人心难。欲固结民心，以永保天命者，惟慎修其德，以无忝于受命之主而已。《诗》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守成之主，宜留意焉。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
万章问于孟子说：“人皆言尧、舜盛德之至，故以天下为公，不传之子而传之于贤。及至于禹，而其德遂衰，于是不传于贤而传之于子，始以天下为一家之私矣，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说：“人以德衰议禹，此言非是，禹之心殆不然也。盖天子不能以天下与贤，亦不能以天下与子，授受之际，但看天意何如。若使其子不肖，而天意欲属之贤，则举天下而与之贤，故尧以之禅舜，舜以之禅禹，非有意于公天下，天意在贤，不能违天而与子也。若使其子既贤，而天意欲属之子，则举天下而与之子。故禹可以传启，启可以承家，非有意于私天下，天意在子，不能违天而与贤也。夫以帝位相传，一听于天若此。则与贤者，其德固为至盛；与子者，其德亦非独衰。人乃执尧、舜以议禹，何其所见之陋哉？”
“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阳城、箕山之阴，都是地名，在今河南嵩山下。启，是禹之子。益，是禹之相。
孟子告万章说：“吾谓与贤、与子，莫非天意，何以见之？昔者舜荐禹于天，任以为相，十有七年。迨舜崩，三年之丧既毕，禹因舜有子商均在，乃远避于阳城之地，其心只欲让位于商均耳；乃天下之民，皆归心于禹，而翕然从之；凡朝觐、讼狱、讴歌者，皆不从商均而从禹，就与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的一般。当时人心如此，则天意在禹可知，舜安得不举天下而授之禹乎？若禹、益之时，则与此不同矣。禹亦尝荐益于天，任以为相者七年。迨禹崩，三年之丧既毕，益因禹有子启在，亦远避启于箕山之阴，以让位焉。但见天下之臣民朝觐、讼狱的，不往归益而来归启，说道：‘启乃吾君之子也，吾不归吾君之子而谁归乎？’讴歌的亦不讴歌益而讴歌启，说道：‘启乃吾君之子也，吾不戴吾君之子而谁戴乎？’人心归启如此，则天意在启可知，禹安得不举天下而传之启也？观于舜、禹之事如此，则禹之不得不传子，与尧、舜之不得不传贤，其心一而已。乃议禹为德衰，何其敢于诬圣乎？”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孟子告万章说：“舜、禹、益皆有圣人之德，而当时民心所以归舜、禹而不归益者，其故为何？由其所遇之时不同耳。盖尧之子丹朱，其德不类于尧；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类于舜，民心既已不服矣。而舜之相尧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其历年既多，施恩泽于民最久。以相之贤，而遇子之不肖，此民所以不归尧、舜之子而归舜、禹也。若启之贤，能以敬德相承，嗣守禹之典则，民心之归服既有素矣；而益之相禹仅仅七年，其德泽施于民者，又非如舜、禹之久。以子之贤，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之所以不归益而归启也。夫均之为相，而舜、禹之历年俱多，益之历年独少，其久近相去如此。均之为子，而尧、舜之子独不肖，禹之子独贤，其贤、不肖相去又如此。以气数言，若似乎不齐；以机会言，则适相凑合。是皆冥冥之中有为之主宰者，一天之所为而已，岂人力之所能与哉？盖人力可以荐贤于天，而不能使为相之皆久；人力可以传位于子，而不能使其子之必贤。其有久、近，贤、不肖者，皆天意之所为。圣人一惟听天之命而顺受之耳，岂能容心于其间哉！”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天，是理之自然。命，是人所禀受。
孟子承上文说：“尧、舜、禹之时，相不皆久，子不皆贤，固皆有天命存乎其间。而所谓天命，又非可以强为而力致也。盖凡事有待于经营而成者，皆属人为，未可以言天。惟是因物付物，不见其作为之迹，而予夺去就，冥冥之中自有主张，此则理之自然而不可测者；父不能为其子谋，君不能为其臣谋，所以叫作天。天岂可得而违之乎？凡事有可以希望而得者，皆属人力，未可以言命。惟是与生俱生，不由于冀望之私，而穷通得失，禀受之初自有分量，此则数之一定而不可移者；子不能得之于父，臣不能得之于君，所以叫作命。命岂可得而拒之乎？然则舜、禹之有天下，固此天命；益之不有天下，亦此天命。岂可以禹之传子而遂议其德之衰也哉？”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告万章说：“益之不有天下，固由于天；而自古圣人不有天下者，则非独一益为然也。盖凡起匹夫之微，至于登帝位而有天下者，非是说德为圣人而即可以有天下也。必玄德若舜，而又有天子如尧者以荐之，然后能继唐而帝于虞；祗德若禹，而又有天子如舜者以荐之，然后继虞而王于夏。向使徒有圣人之德，而无天子之荐，则舜终于侧微，禹终于躬稼而已，安能以匹夫而遂有天下哉？所以天纵大圣如仲尼者，其德虽无愧于舜、禹，然而上无尧、舜之荐，则亦徒厄于下位，老于春秋而已；此仲尼所以不有天下也。观仲尼不有天下，则大德受命，固有不能尽必之于天者；而益之不有天下，又何疑哉？”
“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孟子告万章说：“观仲尼之事，则知有德者有荐者，方可以有天下。然亦有不尽然者。盖天命固不轻以予人，亦不轻以夺人。故凡继先世之统而有天下者，非是说德不如舜、禹，而天遂废之也，其祖宗之功德未泯，天心之眷顾未衰；若自绝于天，而为天心之所弃者，必减德如桀，然后废之南巢；暴虐如纣，然后废之牧野。向使桀、纣之恶未甚，则商未必能灭夏，周未必能灭商，何至于遽失天下哉？所以继世之君如夏启、太甲、成王，其德虽不及益、尹、周公之贤圣，然皆能嗣守先世之业，则天亦不能废子而立贤，夺此以与彼也，此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夫以伊尹、周公之圣，而不有天下，其何疑于益？以太甲、成王之为君，皆足以继世，又何疑于禹？比类以观，而天之所以与子之意见矣。”
“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
太丁、外丙、仲壬都是成汤的子。太甲，是太丁的子。艾字，解作治字，是斩绝自新的意思。典刑，是典章法度。
孟子承上文说：“益之不有天下，吾既详言之矣。若伊尹之不有天下，为何？盖伊尹以圣人之德辅相成汤，伐夏救民，以王于天下，其功业可谓盛矣。迨成汤既崩，太丁未立而殁，其弟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不久于其位。于是太丁之子太甲立焉。太甲既立，又不能率乃祖之攸行，把成汤所建立的典章法度都坏乱而不修，成汤一代之家法几于坠矣。以此主暗国危、人心未附之时，伊尹岂不可遂有天下？然其心不忍主德之不明、汤祀之遂绝也，乃因亮阴之制，安置太甲于桐宫者三年。盖桐宫乃汤墓所在，放之于此，正欲其追念乃祖，而发其修省之机也。太甲果能翻然悟悔，自怨以示惩创之意，自艾以加克治之功。居桐之日，果能去其不仁之习而自处于仁，改其不义之行而能迁于义；三年之间，一惟伊尹教我之言是听是从，而大异于颠覆典刑之日矣。伊尹见其改过自新，克终厥德，乃复自桐宫而迎归于亳都，奉之以君天下，而继成汤之统焉。此虽伊尹之忠，本无利天下之心；亦由太甲之贤，终能守成汤之业。则伊尹之不有天下，亦何莫而非天之所为哉？知伊尹则知益矣。”
“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
孟子承上文说：“伊尹之不有天下，固由于继世之有贤君矣。乃周公以元圣之德，居冢宰之位，摄国日久，得民最深，宜其有天下。而亦不有天下者，为何？盖因继世之君，有若成王，基佑命于夙夜，绍谟烈而重光，为周家守成之令主。所以周公虽圣，亦不得而有天下。就如益之在夏，遇有敬承之启，则夏之天下非益之所得有也；伊尹之在殷，遇有迁善之太甲，则商之天下非伊尹之所得有也。盖天不能废启以与益、废太甲以与伊尹，则岂得废成王而与周公哉？此所谓天与子则与子，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三代皆然，夫何独疑于禹，遂议其为德衰也哉？”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孟子承上文说：“历观帝王之统，与贤、与子，皆出于天。则尧、舜、禹之德，信无分于盛衰矣。然此非我一人之私言也。闻诸孔子说道：‘唐、虞之世，尧禅舜，舜禅禹，以天下为公而不私其子。夏后殷周之盛，启继禹，太甲继汤，成王继文、武，以天下为家，而不必于贤。或禅或继，其迹虽若是乎不同，然禅者非以揖让为名，继者非以世及为利。天命所向，人心所归，义在于与贤则与贤，是禅位固理之所宜也；义在于与子则与子，是继世亦理之所宜也。圣人不过上奉天命，下顺人心，求合乎当然之理而已，岂有一毫私意于其间哉？’知禅、继之同归于义，则我所谓与贤、与子，皆出于天，其言固有征矣。今乃议禹为德衰，何其谬于孔子之言也哉！”
按，孟子此两章书，发明天人之际最详。而前章言天，专主民心；此章言天，兼论世德。言民心，以见非盛德之至，不可以得民，而天意不轻于予人；欲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者，知有定命也。言世德，以见虽中材之主，亦可以保命，而天意不轻于夺人；欲天下后世之为人君者，思常厥德也。使臣非舜、禹之圣，而谓天位可奸；君非帝启、太甲、成王之贤，而谓天命可恃，则皆自取覆亡之祸者耳，于天何与哉？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
割烹，是庖人宰割、烹调之事。要，是干求。莘，是国名。
时战国策士游说诸侯、希求进用者，藉口伊尹以自饰其卑污之行，因说伊尹曾以割烹之事要求商汤。万章疑而问于孟子说：“伊尹相汤伐夏，为一代佐命之元臣。时人乃说他未遇时节，欲见汤而无由，因投托汤妃有莘氏，作为媵臣，负鼎俎之器，执割烹之役，以此见幸于汤，遂说汤伐夏救民，以成王业。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说：“否。此非伊尹之所为也。盖凡出而大有作为的人，其穷居必大有涵养。伊尹当未仕时，躬耕于有莘之野，此时只是一个畎亩之农夫。乃其迹虽甚微而志则甚大，其心思所向，只把尧、舜之道欣慕而爱乐之，其他嗜好无一可以动其心者。盖尧、舜之道，达则可以兼善天下，穷则可以独善其身。伊尹居畎亩之间，虽未有天下之责，而其自待则甚重。故大而辞受之节，只看道义上何如。若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不但不为小利所动，就是禄以天下之富，亦却之而弗顾；系马千驷之多，亦鄙之而弗视。盖其心惟知有尧、舜之道，千驷、万钟亦不足为之加损也。小而取予之微，也看道义上何如。使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不但大处不肯苟且，就是以一介与人，亦不肯失之伤惠；一介取于人，亦不肯失之伤廉。盖其心惟知有尧、舜之道，一介取与亦不肯轻易所守也。夫伊尹乐尧、舜之道，至于辞受取与之间一无所苟如此，则其律己之严，自耕莘之时而已然矣。若夫割烹之事，岂以乐尧、舜之道者而肯为之哉？”
“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
聘，是征召。嚣嚣，是无欲自得的模样。
孟子告万章说：“伊尹穷居乐道，一无所苟，故其出而用世，尤不肯轻。当其耕莘之时，商汤闻其贤名，使人执币帛以聘之，迎之致敬以有礼，亦可应召而出矣。乃伊尹抱道自高，嚣嚣然说：‘凡人有慕于外，斯有动于中。我今一无所求于世，何用汤之币聘为哉？一受其聘，则食人之食，便当忧人之忧，与其受职而任事，岂若我处于畎亩之中，诵诗读书，由是以乐尧、舜之道，若神游于二帝之庭，而与之相为授受哉？’内既自乐于己，外自无求于人，汤之聘币诚不足为荣，而自不屑于就矣。夫汤以币聘伊尹，而伊尹犹不肯轻出如此，岂有割烹要汤之事哉？”
“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
幡然，是变动的意思。
孟子告万章说：“伊尹以道自乐，固不肯轻于应聘。而成汤敬重伊尹，必欲致之，不以一聘而遂已也。乃三次使人往聘之，其礼意之勤如此。于是伊尹始幡然改变其初志，说道：‘我今处畎亩之中，乐尧、舜之道，非不充然其有得；然徒诵说向慕之而已，而尧、舜终不可作，唐、虞之世终不可得而见也。与其心慕尧、舜之君，吾岂若出而为上、为德，使我之君即为尧、舜之君，而媲美于放勋、重华之盛哉？与其心慕尧、舜之民，吾岂若出而为下、为民，使我之民即为尧、舜之民，而上同于时雍风动之休哉？与其心慕尧、舜之世而不可见，吾岂若致君为尧、舜之君，而身亲见其道之行于上；泽民为尧、舜之民，而身亲见其道之行于下哉？’盖独善一身，不若兼善天下之为大；远宗其道，不若躬逢其盛之为真。成汤之聘，信有不可以终违者矣。夫其应汤之聘，必有待于三往之勤，而其用世之心，又必欲亲见尧、舜之威，则其自待者不苟，而待斯世斯民亦不轻矣，岂有割烹要汤之事乎？”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知，是知识。觉，是觉悟。“觉后知”“后觉”的“觉”字，是开发蒙昧，恰似呼唤梦寐的人醒转来一般。
孟子又告万章说：“伊尹应汤之聘，而必欲亲见其道之行者，为何？惟有见于其责之不容辞耳。其意说道：‘天生此民，禀性虽无不同，闻道则有先后。故有生于众人之中，而闻道独先的，这叫作先知、先觉。天生此先知的人，非使之独知此理，正欲其启迪后知，使同归于知而后已也。天生此先觉的人，非使之独觉此理，正欲其开悟后觉，使同归于觉而后已也。天之所望于先知、先觉，其厚如此。我今在天生此民之中，独能全尽人道，则我乃天民之先觉者也。先觉之责在我，则上天之意可知，我不忍后知后觉之人终于蒙昧，将以先知先觉之理，与斯民共明之，此我之心，亦我之责也。使非我有以觉之，则当今天下，得知觉之先而为后知后觉之所倚赖者，将属之谁乎？既不能委其责于人，则不得不任其责于我矣。’然则伊尹之应聘而出，固将上承天命，下觉群蒙，而岂肯轻身以要汤哉？”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
孟子承上文说：“观伊尹自任以先觉之责，则其尧、舜君民之志，岂徒托之空言者？其设心以为：‘我既为天民之先觉，则天下之民皆吾一体，必举天下之民皆遂乐生之愿，而后行道之心，可以少慰耳。使或众庶之中，但有匹夫匹妇颠连失所，不获被尧、舜之泽者，是即我于生养安全之道有所未尽，就如我推而纳之沟中的一般。’其心恻然不忍，不得不汲汲于往救之矣。夫以匹夫匹妇之微，而体恤如此其周；则举四海九州之大，无一民一物不在其担当负荷之中，其以一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有如此。惟其重于自任，是以急于救民，见得夏桀无道，暴虐其民，其心有大不忍者。于是感三聘之勤，始就汤而说之以伐夏，于以除有罪之桀，救无辜之民焉。正欲使斯民皆被尧、舜之泽，而在己无负先觉之责也。夫伊尹切救民之志，成辅世之功，其挟持如此其大，干济如此其弘，而肯为割烹要汤之事哉？”
“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
远，是远遁。近，是近君。
孟子又告万章说：“观伊尹相汤而能成救世之功，则知不肯要汤而甘为辱己之事。盖天下国家之本在身，必己身先正，然后可以正人。吾未闻枉道以求合，己不正而能正人之不正者也。况于辱己以干进，则不止于枉己。欲正天下，则不止于正人。使伊尹而割烹要汤，辱己甚矣，岂能尧、舜君民，而成正天下之业乎？然人之所以致疑于尹者，徒泥其近君之迹，遂议其行之未洁耳。不知圣人之行，不能以尽同。或远遁于山林，或近君之左右；或不屑就而去，或不屑去而留。据其迹虽若各有所当，然要其归，则远而去者志在独善其身，固不肯苟同于流俗之污；近而不去者志在兼善天下，必不肯轻变其平生之守。总之归于洁身，无枉己、辱己之事而已矣。若因伊尹之得行其道，而遂以割烹之事诬之，则是圣人而有辱身之行，何足以为圣人也哉？”
“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伊训》，是《商书》篇名。造字、载字，都解作始字。牧宫，是夏桀所居。亳，是成汤所都之地。
孟子又告万章说：“欲知伊尹无辱身之事，当观伊尹有得君之由。盖其起畎亩之中，一旦居阿衡之位，诚非无因而自致者。但其所以致此，乃因伊尹乐尧、舜之道，而成汤慕之，故尹虽无求于汤，而汤不能不有求于尹。是尹之要汤，吾闻其要之以尧、舜之道而已。若谓割烹要汤，则尹之所挟持者，固不在鼎俎之间；而汤之所慕好，夫岂在滋味之末？非吾之所尝闻矣。《商书•伊训》之篇载伊尹自言：‘天讨夏桀，始攻于牧宫之地，由我辅佐成汤，创其事于亳也。’观书所言，则伐夏救民之事，尹盖以身任之矣。自任如此其重，而岂有割烹要汤之事哉？诬圣之言，不辩而自明矣。”此可见圣贤出处，固以道而不苟；明良遇合，实相待而有成。汤不得尹，则无以革夏正；而尹不遇汤，即有尧、舜君民之道，恶能自究其用哉？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
主，是住宿其家。痈疽，是疡医。侍人，是内侍。瘠环，是人姓名。好事，是喜造言生事的人。
万章问于孟子说：“君子以守身为大节，宜乎择地而处，不失身于可贱之人也。或人乃谓孔子周流至卫，因疡医治痈疽之人得近于卫君，乃即馆于疡医之家；及至于齐，因侍人名瘠环的得近于齐君，乃即馆于瘠环之家。盖欲借二人之力以自通，故不嫌于自屈也。果有此事否乎？”孟子答说：“听言当折诸理，论人当考其素。岂有大圣如孔子，而肯主非其人者哉？此言大谬不然也。为此言者，多由世间有一般好事的人，欲假借圣人纳交之事，以自掩其趋权附势之私，故驾造浮诞不根之言，创立新奇可喜之说。既非考据于经传，又不照管乎道理，徒眩惑愚人之听而已。知道之君子，岂可为其所惑哉？”
盖是时王纲既坠，圣学不明，游谈横议之徒，人人得为异论。如前章议舜为臣父、议禹为德衰、议伊尹为割烹，而此章又议孔子主于痈疽、侍人瘠环，大抵皆出于好事之口，变乱是非，肆言而无忌惮者。其言虽不足为圣贤之累，而为世道人心之害不浅。故孟子每每详辩而力辟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也。
“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
颜雠由，是卫之贤臣。弥子，是卫之幸臣。
孟子告万章说：“欲知孔子不苟于所主，观于居卫之事可见。孔子尝周流至卫，闻颜雠由是卫之贤大夫，因馆于其家，而以之为主。时卫之幸臣有弥子者，其妻与子路之妻为兄弟之亲，因对子路说道：‘孔子欲得位而行道，非我之力不能。若肯来投我，以我为主，我当荐之于君，使得大用。卫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遂以弥子之言告于孔子。孔子答说：‘位之得失，自有天命，非人力之所能为。弥子安能使我得用于卫？而我亦何必主于其家乎？’观孔子之言如此，可见孔子进而用世，不急于进也；雍容揖逊，而进必以礼。退而引去，不难于退也；明决果断，而退必以义。礼义在我，惟尽其所当为而已。至于爵位之得与不得，一惟听命于天，说道：‘得之有命，不足以为喜；不得有命，不足以为忧。’其以义命自安如此。向使不择所主，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义当退而不退，不知有义之可守；命不当得而得，不知有命之可安，是无义无命也。孔子肯为之哉？”是孔子当平居之时，而不肯苟于所主者如此。
“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
桓司马，名魋，是宋大夫。要，是遮截的意思。司城贞子，是宋之贤大夫。周，是陈侯的名。
孟子又告万章说：“孔子择人而主，不特见于处常无事之日；虽造次之时，亦有不肯苟者。昔者孔子周流列国，尝不得志于鲁，心中不悦，去而适卫；又不得志于卫，心中不悦，去而适宋。此时适遇宋司马桓魋，以孔子貌似阳虎，将要截孔子而杀之。孔子计无所出，只得换了常穿的衣服，微行而过宋，去适陈国。当是时，孔子在厄难之中，危急存亡之际，以全身远害为重，若不暇择人而主矣。犹且主于司城贞子之家，盖以贞子前为宋司城之官，其贤行著闻于宋；后为陈侯周之臣，其贤行又著闻于陈，故托之以为主也。夫以孔子处患难之时，犹不肯轻于所主如此。况处齐、卫无事之时，而肯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也哉？”
“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近臣，是在朝之臣。远臣，是远方来仕之臣。
孟子又告万章说：“君子小人，其类自别；故取人之道，各以其类观之。我闻近臣处于国中，常为人所主者。欲知近臣之贤否，但观其所为主的是何等样人：其人果贤，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近臣之贤可知；若同乎流俗，则近臣亦流俗之辈矣。远臣来自他邦，常主于人者。欲知远臣之贤否，但观其所主的是何等样人：其主果贤，则是依仁而居，托义而处，而远臣之贤可知；若比之匪人，则远臣亦匪人之徒矣！是或主人，或主于人，虽若非素定之交，而为小人、为君子，则各有相从之类。然则痈疽、侍人，其非孔子之类明矣。而乃谓孔子主于痈疽、侍人，则是以至圣而主于至不肖之家，何其不类之甚也！尚可以为孔子哉？好事之说，可不辩而益见其妄矣。”大抵君子小人，其人品较若黑白，本无难辨。而臣下每失之诡随，人主每失之偏任者何？君子以同道为朋，务在进贤；小人以同利为朋，务在植党。君子之朋主于济国，故疏于防奸；小人之朋志在得位，故工于诋正。是以直道难容，枉道易合，此忠佞之分也。人主不可不察。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
百里奚，是秦大夫。自鬻，是自卖其身。
万章问于孟子说：“古之贤人，若百里奚相秦以成霸业，其功名至显盛矣。或人乃言其进身之始，欲往见秦穆公而无资，遂自卖其身于秦国养牲者之家，得其五羊之皮，为其家喂牛，以此夤缘求见于穆公。穆公以为贤，遂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不识此语果诚然乎？”孟子答说：“否。此言殆非然也。盖古人未遇之时，虽不免累于困穷，乃其得君而仕，则必不肯甘于污辱。为此言者，多由好事之人，喜为不经之论，欲自掩其污辱之行，而假借于古人之名耳。岂以百里奚之贤而肯为食牛干主之事哉？”是时列国游士，若弹铗吹竽、鸡鸣狗盗之徒，挟其术以干世主之好，故往往借圣贤之事以自文其私。如前以割烹要汤诬伊尹，此又以食牛干秦诬百里奚。大要皆以不正之心度圣贤，故孟子皆断其出于好事之口，所以辟邪说，正人心者，至矣。
“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
虞、虢，都是国名。垂棘、屈，都是地名。宫之奇，是虞臣。
孟子又告万章说：“吾于百里奚，而谅其无食牛干主之事者何？亦观其平日去就之间而已。盖百里奚虽仕于秦，而生长于虞，本虞国之人也。当其在虞，何尝知有秦？只因晋人听荀息之计，兴伐虢之师，恐道经于虞，为虞所阻。乃以垂棘所出之璧玉，与夫屈地所产之良马，行赂于虞，以为假道之资，因越虞以伐虢，实欲先取虢而并及于虞也。虞公贪受璧、马之赂，而不顾亡国之患。是时，虞臣宫之奇以为虞之与虢，有辅车、唇齿之义，虢亡则虞不能独存。于是谆谆然谏止虞公，而虞公不能听也。百里奚见得晋人之计已成，虞公之昏难悟，以为空言何补？遂不谏而去之秦。此其去虞从秦之由如此。向使虞公能听忠言而却晋人之赂，则虞可以不亡，而百里奚可以不去。其去虞而适秦，乃迫于虞之亡，而非有利于秦之用也，何为而有食牛干主之事哉？”夫以虞公，一贪璧马之赂，而良臣遂去，国随以亡。货利之足以坏君心、速败亡之祸如此。是以明君贱货而贵德，不宝珠玉而宝善人也。
“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汙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
孟子既述百里奚处虞之事，遂断之说道：“凡出处大节，惟智者能辨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谏，脱身去秦，此时年已七十矣，其阅世既久，见理甚明。若食牛干主之事，污贱可耻显然易见，而百里奚曾不知其为辱？贪昧甚矣，岂可谓之老成有智虑者乎？然不智，则必不能知语默之宜。百里奚知虞公之惑于利，谏之必不肯听，遂止而不谏，此其当默而默，非有见几之明者不能，岂可谓之不智乎？不智则必不能知去就之分。百里奚知虞公之将亡，不去且及于难，乃先去以远祸，此其可行则行，非有保身之哲者不能，不可谓之不智也。不智则必不能知废兴之机。当其去虞而举于秦，知穆公之贤可与有为也，遂委质以相从，受任而辅国，此其可仕则仕，非有择主之智者不能，岂可谓之不智矣乎？其智既有足程，其中必有定见。彼食牛干主，少知礼义者所不屑，而谓智者肯为之哉？”
“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自好，是自爱其身。
孟子承上文说：“百里奚之为人，不但其有过人之识，而且有辅世之功。盖使其仕秦而得君行政，曾无功业之可闻，则亦未足以见其贤也。今观其相秦而佐穆公以治国，使其君威令布于诸侯、声名显于天下，而其余休遗烈且可传之后世，保子孙而泽黎民，其功业之显盛如此，是何等样贤相！而岂庸庸琐琐、不贤者之所能为乎？夫既有贤者之事功，则必有贤者之志节。若使自卖其身以成就其君，冒污辱之羞，赴功名之会，此虽乡党之常人，稍知自爱其身，而顾礼义、惜廉耻者，亦不肯甘心于此；曾谓贤如百里奚，有尊主庇民之功，而肯为降志辱身之事哉？好事者之言，诬亦甚矣！”
观于此章，百里奚一人之身耳，在虞无救亡国之祸，在秦遂成致主之功，非其佞于虞而忠于秦也，听与不听、用与不用耳。贤才之用舍，关人国之废兴如此。任贤图治者，宜鉴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