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出来。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所有的一点点神话如《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其中的人物不过是祖宗与上帝而已。（《商颂》作于周时，《玄鸟》的神话似是受了姜嫄故事的影响以后仿作的。）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
后来中国文化的疆域渐渐扩大了，南方民族的文学渐渐变成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试把《周南》《召南》的诗和《楚辞》比较，我们便可以看出汝、汉之间的文学和湘、沅之间的文学大不相同，便可以看出疆域越往南，文学越带有神话的分子与想象的能力。我们看《离骚》里的许多神的名字—羲和、望舒等—便可以知道南方民族曾有不少的神话。至于这些神话是否取故事诗的形式，这一层我们却无从考证了。
中国统一之后，南方的文学—赋体—成了中国贵族文学的正统的体裁。赋体本可以用作铺叙故事的长诗，但赋体北迁之后，免不了北方民族的朴实风气的制裁，终究“庙堂化”了。起初还有南方文人的《子虚赋》《大人赋》，表示一点想象的意境，然而终不免要“曲终奏雅”，归到讽谏的路上去。后来的《两京》《三都》，简直是杂货店的有韵仿单，不成文学了。至于大多数的小赋，自《（fú）鸟赋》以至于《别赋》《恨赋》，竟都走了抒情诗与讽谕诗的路子，离故事诗更远了。
但小百姓是爱听故事又爱说故事的。他们不赋两京，不赋三都，他们有时歌唱恋情，有时发泄苦痛，但平时最爱说故事。《孤儿行》写一个孤儿的故事，《上山采蘼芜》写一家夫妇的故事，也许还算不得纯粹的故事诗，也许只算是叙事的（Narrative）讽谕诗。但《日出东南隅》一类的诗，从头到尾只描写一个美貌的女子的故事，全力贯注在说故事，纯然是一篇故事诗了。
绅士阶级的文人受了长久的抒情诗的训练，终于跳不出传统的势力，故只能作有断制、有剪裁的叙事诗：虽然也叙述故事，而主旨在于议论或抒情，并不在于敷说故事的本身。注意之点不在于说故事，故终不能产生故事诗。
故事诗的精神全在于说故事：只要怎样把故事说的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管故事的内容与教训。这种条件是当日的文人阶级所不能承认的。所以纯粹故事诗的产生不在于文人阶级，而在于爱听故事又爱说故事的民间。“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歌乌乌”，这才是说故事的环境，这才是弹唱故事诗的环境，这才是产生故事诗的环境。
如今且先说文人作品里故事诗的趋势。
蔡邕（死于192）的女儿蔡琰（文姬）有才学，先嫁给卫氏，夫死无子，回到父家居住。父死之后，正值乱世，蔡琰于兴平年间（约195）被胡骑掳去，在南匈奴十二年，生了两个儿子。曹操怜念蔡邕无嗣，遂派人用金璧把她赎回中国，重嫁给陈留的董祀。她归国后，感伤乱离，作《悲愤诗》二篇，叙她的悲哀的遭际。一篇是用赋体作的，一篇是用五言诗体作的，大概她创作长篇的写实的叙事诗，（《离骚》不是写实的自述，只用香草美人等等譬喻，使人得一点概略而已。）故试用旧辞赋体，又试用新五言诗体，要试验哪一种体裁适用。
蔡琰的五言的《悲愤诗》如下：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
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
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长驱入西关，回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
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
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
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
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
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
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
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
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
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
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
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
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
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
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
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
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
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
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
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
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
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
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
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
茕茕对孤影，怛咤糜肝肺。
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
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
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
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
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
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是很朴实的叙述。中间“儿前抱我颈”一段竟是很动人的白话诗。大概蔡琰也曾受乐府歌辞的影响。蔡琰另用赋体作的那篇《悲愤》，也只有写临行抛弃儿子的一段最好：
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
儿呼母兮啼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
追持我兮走茕茕，顿复起兮毁颜形。
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
这便远不如五言诗的自然了。（世传的《胡笳十八拍》，大概是很晚出的伪作，事实是根据《悲愤诗》，文字很像唐人的作品。如云“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似不是唐以前的作品。）
蔡琰的赎还大约在建安十二三年（207—208）。《悲愤诗》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也算得一首很长的叙事诗了。
魏黄初年间（约225），左延年以新声被宠。他似是一个民间新声的作家。他作的歌辞中有一篇《秦女休行》，也是一篇记事，而宗旨全在说故事，虽然篇幅简短，颇有故事诗的意味。《秦女休行》如下：
步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
休年十四五，为宗行报仇。
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
仇家便东南，仆僵秦女休（此十字不可读，疑有错误）。
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
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置词：
平生为燕王妇，于今为诏狱囚；
平生衣参差，当今无领襦。
明知杀人当死，
兄言怏怏，弟言无道忧（这九个字也有点不可解）。
女休坚词：为宗报仇死不疑。
杀人都市中，徼我都市西。
丞卿罗列东向坐，女休凄凄曳梏前。
两徒夹我持，刀刃五尺余。
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
此后数十年中，诗人傅玄（死于270左右）也作了一篇《秦女休行》，也可以表示这时代的叙事韵文的趋势。傅玄是一个刚直的谏臣，史家说他能使“贵游慑伏，台阁生风”。（看《晋书》四十七他的传。）所以他对于秦女休的故事有特别的热诚。他的《秦女休行》，我试为分行写在下面：
庞氏有烈妇，义声驰雍凉（“庞氏”，一本作“秦氏”）。
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
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
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
外若无意者，内潜思无方。
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
匿剑藏白刃，一奋寻身僵。
身首为之异处，伏尸列肆旁。
肉与土合成泥，洒血溅飞梁。
猛气上干云霓，仇党失守为披攘。
一市称烈义，观者收泪并慨慷。
百男何当益？不如一女良。
烈女直造县门，云“父不幸遭祸殃。
今仇身以（已）分裂，虽死情益扬。
杀人当伏辜，义不苟活隳旧章。”
县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
刑部垂头塞耳，“令我吏举不能成。”
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
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孙孙咸享其荣。
令我作歌咏高风，激扬壮发悲且清。
这两篇似是同一件故事，然而数十年之间，这件故事已经过许多演变了。被关吏呵问的，变成到县门自首了；丞卿罗列讯问，变成县令解印绶了；临刑刀未下时遇赦的，变成“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了。
依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想当日有一种秦女休的故事流行在民间。这个故事的民间流行本大概是故事诗。左延年与傅玄所作《秦女休行》的材料都是大致根据于这种民间的传说的。这种传说—故事诗—流传在民间，东添一句，西改一句，“母题”（Motif）虽未大变，而情节已大变了。左延年所采的是这个故事的前期状态；傅玄所采的已是他的后期状态了，已是“义声驰雍凉”以后的民间改本了。流传越久，枝叶添的越多，描写的越细碎。故傅玄写烈女杀仇人与自首两点比左延年详细的多。
建安、泰始之间（200—270），有蔡琰的长篇自纪诗，有左延年与傅玄记秦女休故事的诗。此外定还有不少的故事诗流传于民间。例如乐府有《秋胡行》，本辞虽不传了，然可证当日有秋胡的故事诗；又有《淮南王篇》，本辞也没有了，然可证当日有淮南王成仙的故事诗。故事诗的趋势已传染到少数文人了。故事诗的时期已到了，故事诗的杰作要出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古代民间最伟大的故事诗《孔雀东南飞》了。此诗凡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个字。此诗初次出现是在徐陵编纂的《玉台新咏》里，编者有序云：
汉末建安中（196—220），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迫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全诗如下：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
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
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
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
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
“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
共事三二年，始尔未为久。
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
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
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
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
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
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阿母得闻之，椎床便大怒：
“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
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
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
“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
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
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
以此下心意，慎勿违我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
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
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
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
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
妾有绣腰襦，葳蕤（ruí）自生光，
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
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
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
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
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
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
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
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
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
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上堂拜阿母，母听去不止。
“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
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
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
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
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
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
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
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
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
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
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
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
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
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
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
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
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
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
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丁福保说，‘誓违’疑是‘諐（qiān）违’之讹。‘諐’古‘愆’字。《诗》‘不愆于仪’，《礼·缁衣》篇引作‘諐’）。
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
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
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
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
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
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
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
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
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
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
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这十字不可解，疑有脱误）。
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
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言语，
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
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
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
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
否泰如天地，足以荣自身。
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
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
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
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
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
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
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
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
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
“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
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
婀那随风转；金车玉作轮，
踯躅青骢马，流苏金缕鞍；
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
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
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
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
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
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
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
左手持刀尺，右手持绫罗；
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
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
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
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
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
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
“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
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
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
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
府吏谓新妇：“贺君得高迁！
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
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
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
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
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
“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
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
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
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
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
“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
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
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
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
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
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
“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
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
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
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
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
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
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
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孔雀东南飞》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
向来都认此诗为汉末的作品。《玉台新咏》把此诗列在繁钦、曹丕之间。近人丁福保把此诗收入《全汉诗》，谢无量作《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八章第五节）也说是“大抵建安时人所为耳”。这都由于深信原序中“时人伤之，为诗云尔”一句话。（我在本书初稿里，也把此诗列在汉代。）至近年始有人怀疑此说。梁启超先生说：
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见他的《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讲演，引见陆侃如《孔雀东南飞考证》。）
他疑心这一类的作品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佛教文学的影响以后的作品。他说他对这问题，别有考证。他的考证虽然没有发表，我们却不妨先略讨论这个问题。陆侃如先生也信此说，他说：
假使没有宝云（《佛本行经》译者）与无谶（《佛所行赞》译者）的介绍，《孔雀东南飞》也许到现在还未出世呢，更不用说汉代了。（《孔雀东南飞考证》，《国学月报》第三期。）
我对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上发生的绝大影响，是充分承认的。但我不能信《孔雀东南飞》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书的影响以后的作品。我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
第一，《孔雀东南飞》全文没有一点佛教思想的影响的痕迹。这是很可注意的。凡一种外来的宗教的输入，他的几个基本教义的流行必定远在他的文学形式发生影响之前。这是我们可以用一切宗教史和文化史来证明的。即如眼前一百年中，轮船、火车、煤油、电灯以至摩托车、无线电都来了，然而文人阶级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却还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至于民间的文学竟可说是至今还丝毫不曾受着西洋文学的影响。你去分析《狸猫换太子》《济公活佛》等等俗戏，可寻得出一分一毫的西洋文学的影响吗？—《孔雀东南飞》写的是一件生离死别的大悲剧，如果真是作于佛教盛行以后，至少应该有“来生”“轮回”“往生”一类的希望。（如白居易《长恨歌》便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话。如元稹的《悼亡诗》便有“他生缘会更难期”“也曾因梦送钱财”的话。）然而此诗写焦仲卿夫妇的离别只说：
“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
写焦仲卿别他的母亲，也只说：
“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
这都是中国旧宗教里的见解，完全没有佛教的痕迹。一千七八百字的悲剧的诗里丝毫没有佛教的影子，我们如何能说他的形式体裁是佛教文学的产儿呢？
第二，《佛本行赞》《普曜经》等等长篇故事译出之后，并不曾发生多大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说：
《佛本行赞》译成华文以后也是风靡一时，六朝名士几于人人共读。
这是毫无根据的话。这一类的故事诗，文学俚俗，辞意烦复，和“六朝名士”的文学风尚相去最远。六朝名士所能了解欣赏的，乃是道安、慧远、支遁、僧肇一流的玄理，决不能欣赏这种几万言的俗文长篇记事。《法华经》与《维摩诘经》一类的名译也不能不待至第六世纪以后方才风行。这都是由于思想习惯的不同，与文学风尚的不同，都是不可勉强的。所以我们综观六朝的文学，只看见惠休、宝月一班和尚的名士化，而不看见六朝名士的和尚化。所以梁、陆诸君重视《佛本行经》一类佛典的文学影响，是想象之谈，怕不足信罢？
陆侃如先生举出几条证据来证明《孔雀东南飞》是六朝作品。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些证据是否充分。
本篇末段有“合葬华山傍”的话，所以陆先生起了一个疑问，何以庐江的焦氏夫妇要葬到西岳华山呢？因此他便联想到乐府里《华山畿》二十五篇。《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云：
《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以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
华山畿！
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
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
棺应声开，女遂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陆先生从这篇序里得着一个大胆的结论。他说：
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纪时是很普遍的，故发生了二十五篇的民歌。华山畿的神女冢也许变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妇合葬时，便用了一个眼前的典故，遂使千余年后的读者们索解无从。但这一点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们说，《孔雀东南飞》是作于《华山畿》以后的。
陆先生的结论是很可疑的。《孔雀东南飞》的夫妇，陆先生断定他们不会葬在西岳华山。难道南徐士子的棺材却可以从西岳华山经过吗？南徐州治在现今的丹徒县，云阳在现今的丹阳县。华山大概即是丹阳之南的花山，今属高淳县。云阳可以有华山，何以见得庐江不能有华山呢？两处的华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与西岳华山全无关系，两华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故根据华山畿的神话来证明《孔雀东南飞》的年代，怕不可能罢？
陆先生又指出本篇“新妇入青庐”的话，说，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青庐”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但他所引《酉阳杂俎》一条所谓“礼异”，似指下文“夫家领百余人……挟车俱呼”以及“妇家亲宾妇女……以杖打婿，至有大委顿者”的奇异风俗而言。“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不过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况且陆先生自己又引《北史》卷八说北齐幼主：
御马则藉以毡罽（jì） ，食物有十余种；将合牝牡，则设青庐，具牢馔而亲观之。
这也不过如今人的搭棚看戏。这种布棚也叫做“青庐”，可见“青庐”未必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了。
陆先生又用“四角龙子幡”，说这是南朝的风尚，这是很不相干的证据，因为陆先生所举的材料都不能证实“龙子幡”为以前所无。况且“青庐”若是北朝异俗，“龙子幡”又是南朝风尚，那么，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纪，何以南朝风尚与北朝异礼会同时出现于一篇诗里呢？
所以我想，梁启超先生从佛教文学的影响上推想此诗作于六朝，陆侃如先生根据“华山”“青庐”“龙子幡”等，推定此诗作于宋少帝（423—424）与徐陵（死于583）之间，这些主张大概都不能成立。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230—550）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减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自然是民歌的“起头”。当时大概有“孔雀东南飞”的古乐曲调子。曹丕的《临高台》末段云：
鹄欲南游，雌不能随。
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
欲负之，毛衣摧颓。
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这岂但是首句与末句的文字上的偶合吗？这里譬喻的是男子不能庇护他心爱的妇人，欲言而口噤不能开，欲负她同逃而无力，只能哀鸣瞻顾而已。这大概就是当日民间的 《孔雀东南飞》 （或《黄鹄东南飞》？）曲词的本文的一部分。民间的歌者，因为感觉这首古歌辞的寓意恰合焦仲卿的故事的情节，故用他来做“起头”。久而久之，这段起头曲遂被缩短到十个字了。然而这十个字的“起头”却给我们留下了此诗创作时代的一点点暗示。
曹丕死于二二六年，他也是建安时代的一个大诗人，正当焦仲卿故事产生的时代。所以我们假定此诗之初作去此时大概不远。
若这故事产生于三世纪之初，而此诗作于五六世纪（如梁、陆诸先生所说），那么，当那个没有刻板印书的时代，当那个长期纷乱割据的时代，这个故事怎样流传到二三百年后的诗人手里呢？所以我们直截假定故事发生之后不久民间就有《孔雀东南飞》的故事诗起来，一直流传演变，直到《玉台新咏》的写定。
自然，我这个说法也有大疑难。但梁先生与陆先生举出的几点都不是疑难。例如他们说：这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依我们的研究，汉、魏之间有蔡琰的《悲愤》，有左、傅的《秦女休行》，故事诗已到了文人阶级了，哪能断定民间没有这一类的作品呢？至于陆先生说此诗“描写服饰及叙述谈话都非常详尽，为古代诗歌里所没有的”，此说也不成问题。描写服饰莫如《日出东南隅》与辛延年的《羽林郎》；叙述谈话莫如《日出东南隅》与《孤儿行》。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我的大疑难是：如果《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何以魏、晋、宋、齐的文学批评家—从曹丕的《典论》以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及钟嵘的《诗品》—都不提起这一篇杰作呢？这岂非此诗晚出的铁证吗？
其实这也不难解释，《孔雀东南飞》在当日实在是一篇白话的长篇民歌，质朴之中，夹着不少土气。至今还显出不少的鄙俚字句，因为太质朴了，不容易得当时文人的欣赏。魏晋以下，文人阶级的文学渐渐趋向形式的方面，字面要绮丽，声律要讲究，对偶要工整。汉魏民歌带来的一点新生命，渐渐又干枯了。文学又走上僵死的路上去了。到了齐、梁之际，隶事（用典）之风盛行，声律之论更密，文人的心力转到“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种种把戏上去，正统文学的生气枯尽了。作文学批评的人受了时代的影响，故很少能赏识民间的俗歌的。钟嵘作《诗品》（嵘死于502左右），评论百二十二人的诗，竟不提及乐府歌辞。他分诗人为三品：陆机、潘岳、谢灵运都在上品，而陶潜、鲍照都在中品，可以想见他的文学赏鉴力了。他们对于陶潜、鲍照还不能赏识，何况《孔雀东南飞》那样朴实俚俗的白话诗呢？东汉的乐府歌辞要等到建安时代方才得着曹氏父子的提倡，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歌辞要等到陈、隋之际方才得着充分的赏识。故《孔雀东南飞》不见称于刘勰、钟嵘，不见收于《文选》，直到六世纪下半徐陵编《玉台新咏》始被采录，并不算是很可怪诧的事。
这一章印成之后，我又检得曹丕的“鹄欲南游，雌不能随，……五里一顾，六里徘徊”一章，果然是删改民间歌辞的，本辞也载在《玉台新咏》里，其辞云：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
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
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
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
吾将负汝去，羽毛日摧颓。
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
歭顾群侣，泪落纵横垂。
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此诗又收在《乐府诗集》里，其辞颇有异同，我们也抄在这里：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
十十五五，罗列行行。
妻卒疲病，行不能相随。
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
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
歭顾群侣，泪下不自知。
念与君别离，气结不能言。
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
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
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
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这是汉朝乐府的瑟调歌，曹丕采取此歌的大意，改为长短句，作为新乐府《临高台》的一部分。而本辞仍旧流传在民间，“双白鹄”已讹成“孔雀”了，但“东南飞”仍保存“从西北来”的原意。曹丕原诗前段有“中有黄鹄往且翻”，“白鹄”也已变成了“黄鹄”。民间歌辞靠口唱相传，字句的讹错是免不了的，但“母题”（Motif）依旧保留不变。故从汉乐府到郭茂倩，这歌辞虽有许多改动，而“母题”始终不变。这个“母题”恰合焦仲卿夫妇的故事，故编《孔雀东南飞》的民间诗人遂用这一只歌作引子。最初的引子必不止这十个字，大概至少像这个样子：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
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流传日久，这段开篇因为是当日人人知道的曲子，遂被缩短只剩开头两句了。又久而久之，这只古歌虽然还存在乐府里，而在民间却被那篇更伟大的长故事诗吞没了。故徐陵选《孔雀东南飞》全诗时，开篇的一段也只有这十个字。一千多年以来，这十个字遂成不可解的疑案。然而这十个字的保存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一点时代的暗示，使我们知道焦仲卿妻的故事诗的创作大概在《双白鹄》的古歌还流传在民间但已讹成《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其时代自然在建安之后，但去焦仲卿故事发生之时必不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