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屡次说过，在过去二千年中，我所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共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这三个人的言论行事并不怎么相像，但是我佩服他们的理由却是一个，此即是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这在其余的两人也是共通的，虽然表现的方式未必一样。关于俞理初我已经写过好几次文章，现在再来提起，别无何种新的意见，只是就他指斥莠书这一点上，想来略为谈谈罢了。
近几年来常看笔记一类的书，没有详细计算，想起来实在也已不少，其中特别以清朝的为多，可是结果非常的不满意。本来我看笔记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所谓大抵只以代博弈，或当作纸烟，聊以遣时日而已。读一部书了，偶有一部分可喜，便已满足，有时觉得无味，亦不甚嫌憎，对于古人何必苛求，但取其足供我一时披读耳，古人云只图遮眼，我的意思亦止如此。但是有时遇见有些记录，文字未必不佳，主张也似乎很正大，可是根本上不懂得人情物理，看了时觉得遍身不快活，这时候的不满意便已超过了嫌憎，有点近于恐惧了。好比尝药辨性的老祖神农氏，把草根树皮放在口里咀嚼，烁的一下觉得怪辣，他会直觉的感到，这可不是毒？我们未敢以老祖自居，但是从经验上也会有时感觉，这说得有点蹊跷，便很有莠书的嫌疑。笼统的说莠书，似乎有语病，假如这里有点感情用事，那么就与随便评定思想不正确相似，含有很大的危险性。我根据俞理初的例所说的莠书当然不至于如此，这里所据的标准是简单的人情物理，如在这上面有讲不过去的便有问题，视为莠书也不为过，而且说也奇怪，被归入此类的并不是世间公认的邪说异端，倒反是普通正经的话为多，这是极有意思的事。盖天下多乡愿，其言行皆正经，常人无不佩服，然若准以情理，则其不莠者鲜矣，唯有识与力者始能表而出之，其事之难与其功之大盖远过于孟子之攻异端也。《癸巳存稿》卷十五《胡先生事述》云，正燮记先生事甚多，先生素恶乡愿，因以所记遍求所谓乡愿者下意延问，凡经指示许可之事悉去之，故所存止此，呜呼，此先生之所以贤欤。寥寥的几句话，差不多把指斥莠书的精神表现得很好，我们也可不必多赘了。
俞理初论莠书的文章共有六篇，收在《癸巳存稿》卷十四内，计《酷儒莠书》，《愚儒》，《谈玄》，《夸诞》，《旷达》，《悖儒》等莠书是也。其中以一二两篇为最精，可为代表，今先就《酷儒莠书》引例于下，第一节云：
“夹谷之会，盖齐以兵来，鲁以兵应之，《史记》齐鲁世家所载是也。《穀梁》又增一事云，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史记·孔子世家》云，倡优侏儒为戏而前，孔子曰，匹夫荧惑诸侯者罪当诛。有司加法焉，首足异处，齐侯惧而动。陆贾《新语》云，优施舞于鲁公之幕下，孔子曰，君辱臣当死。使司马行法斩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瞿然而恐。《后汉》张升传，守外黄令趋明威戮，曰，昔孔子暂相，诛齐之侏儒，手足异门而出，故能威震强国，反其侵地，后升以诛死。此四引孔子之事，乃委巷穷儒，忮螫之心无所泄，造此莠言，上诬圣人，不可训也。优人笑惑乃其职，于礼宜却之，于法无死罪，且鲁岂当杀齐优，实其说是行不义而杀不幸，齐人怒而鲁君不返也。”末节云：
“高欢与长史薛琡言，使其子洋治乱丝，洋拔刀斩之曰，乱者必斩。夫违命不治丝，独非乱乎，其意盖仿齐君王后以椎解环，不知环破即解，乱丝斩之仍不治也。《汉书》龚遂传云，臣闻治乱臣犹治乱丝，不可急也，缓之然后可治。高氏父子不足论，然欢在洋之愚憨不至此，其状迂而很，乃无知酷儒之莠言，此东坡《志林》所谓杜默之豪，正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愚儒莠书》第一节云：
“朱弁《曲洧旧闻》云，建隆间竹木务监官患所积材植长短不齐，乞剪截俾齐整，太祖批其状曰，汝手指能无长短乎，胡不截之使齐，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弁亲戚有见此状及批者，其言似可信。邵博《闻见录》则云，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乎。言已近妄。王巩《清虚杂著》则云，三司奏截大枋，太祖皇帝批其状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其爱物如此。周密《齐东野语》则谓手指言文弱无气象，太祖以三司请截模枋大材修寝殿，批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将来，真大哉王言也。此何王言气象，盖以《史记》汉高慢骂而仿以为书，其愚如此。”第四节云：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又云，陈尧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为乐，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技，岂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鱼。射为六艺之一，州将习射乃正业，忠孝之行也。受杖当解金鱼，杖碎金鱼，金坚且碎，人骨折矣。衰门贱妇亦不至此，尧咨母不当有此言此事。明方昕《集事诗鉴》引此为贤母，著书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
上边所引已足见其大概，对于向来传为美谈，视为故实，而与情理不合的事，不客气的加以指斥，对于初习读书的学子甚为有益，只恨所举太少，唯望读者自能举一反三耳。同时有马时芳著《朴丽子》，语多通达，其《续朴丽子》卷下中有一则云：
“传有之，孟子入室，因袒胸而欲出其妻，听母言而止。此盖周之末季或秦汉间曲儒附会之言也。曲儒以矫情苟难为道，往往将圣贤妆点成怪物。呜呼，若此类者岂可胜道哉。”这一则就可以补入《愚儒莠书》篇里去，其直揭曲儒的心理，不客气处亦与俞氏不相上下。鄙人前读《礼记》中《檀弓》一卷，亦曾有同样的意见，觉得关于原壤的事，《论语·宪问》所记殊不高明，读《檀弓》文乃极佳，比校之下乃益明显。《檀弓》云：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也。”《论语》则云：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看所说的老而不死这句话，可知那时原壤已经老了。据戴望注《论语》，《礼》，六十杖于乡。那么孔子也一定已是六十岁以上了罢。动手就打，圣门中只有子路或者未免，孔子不见得会如此，何况又是已在老年。我们看《檀弓》所记孔子对待原壤并不如此，可见这以杖叩其胫的事很是靠不住，大约是主张严酷者之所为，亦正是附会之言耳。执女手之卷然下，据孔颖达《正义》云：
“孔子手执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欢说仲尼，故注云说人辞也。”假如这里疏家没有将他先祖的事讲错，我们可以相信那时孔子的年纪并不老，因为一是用女子之手比孔子，二是孔子手执斤斧，总不会是六十岁后的事情。把两件故事比较来看，觉得孔子在以前既是那么宽和，到老后反发大性，有点不合情理。本来《论语》与《檀弓》里的故事都是后人所记，真假一样的不可知，但是准情酌理来批判，就自然分出曲直来，此间自有区别俨然存在，一见可辨也。此类辩论仿佛有似致堂史论，无非对古人已事妄下雌黄，实则不然，史论不必要的褒贬古人，徒养成不负责任的说话之陋习，此则根本物理人情，订正俗传曲说，如为人心世道计，其益当非浅鲜。若能有人多致力于此，更推广之由人事而及于物性，凡逆妇变猪以至雀入大水为蛤之类悉加以辨订，则利益亦益广大，此盖为疾虚妄精神之现代化，当不愧称之为新论衡也。
（《风雨谈》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