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公主
孔四贞(1635年生)，清初定南王孔有德之女。曾是孝庄皇太后的养女，封和硕公主。孔四贞是大清王朝在建国初年定南王孔有德的独女，是清朝唯一一个汉人公主。
生平简介
孔有德曾在崇祯五年，作为明朝副将在登州发动兵变，制造了惨无人道的登州大屠杀，除了被孔有德劫做营妓的数百位青貌美的女子外，数以十万计的登州百姓被孔有德屠杀一空，尸体填满了城壕，堵塞了河流，百姓的血飘起了店铺的招牌，而孔有德则带着登州城里劫掠来的三千多匹战马、二十多门红衣大炮、三百多门西洋炮和无数火器金银投降了满清，换来皇太极的三十里出迎。到了后来，孔有德做的‘有德’的事就更多了，随着满清第一刽子手多铎一路南下，先后参与制造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仅是扬州就杀了八十多万人，用数百万同胞的鲜血换来定南王的王爵。不过在广西桂林的时候，孔有德的报应到了，曾是张献忠部将、先叛而后忠的李定国率明朝残军攻破了桂林城，孔有德被挫骨扬灰，连一点血肉残块都找不到，全家除了孔四贞逃走外，全部被明军所杀。到了后来，孔四贞被孔有德的部将送到北京，孔有德夫妇的惨死，令孝庄皇太后深为感触，她收养了尚未成年的孔四贞，并认之为义女，封和硕公主。
孔四贞与孙延陵结为夫妻
孙延龄是孔四贞的丈夫，“四贞年十六，太后为择佳婿，四贞自陈有夫，盖有德存日已许配孙偏将之子延龄矣。因下诏求得之，奉太后命为夫妇，赐第东华门外。”孙延龄虽然地位比四贞低，但他毕竟是有德亲自选定的女婿，又身体健美，通晓音律，长于击刺，并和亡父孙龙一样效忠孔家。所以，他和孔四贞的结合并不是不适当的，但是孙、孔的婚姻显然并不和谐，并且这种不和谐的婚姻关系甚至影响到二人今后的命运。
根源的不幸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从来都是妻以夫贵，而孔四贞未嫁之时是孔有德之女，显赫功臣的遗裔;更由于皇太后恩宠，视郡主食俸。而孙延龄不过是定南王藩下偏将孙龙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四贞是孙延龄的主子，而“四贞美而不贤，自以太后养女，又掌藩府事，视延龄蔑如也。延龄机知深狙，以太后故，貌为恭敬，以顺其意，四贞喜，出入宫掖，日誉其能，由是太后亦善视之，宠赉优渥，亚于亲王。四贞不知延龄奸愚之也，谓其和柔易制，事益专决，延龄因愈不平，思所以夺其权矣。”夫妻间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不能形成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关系，因而产生夫妻间权势的明争暗夺。
吴梅村诗云：“新来夫婿奏兼官，下直更衣礼数宽。昨日校旗初下令，笑君不敢举头看。”孔四贞一开始就看不起“起家素微”的孙延龄，因而在康熙三年(1664年)，孔四贞与孙延龄携家口驻防广西时，“四贞与延龄南下，舟抵淮安，诰封敕书至，以延龄为特进上柱国、光禄大夫，世袭一等阿思尼哈番、和硕额附、镇守广西等处将军，其妻孔氏为一品夫人。四贞自以为和硕格格，已居极品，不从夫贵也;今忽封一品夫人，则仍妻以夫贵矣，疑延龄嘱内院为之，不惬意，夫妇遂不相能。”和硕格格与一品夫人的差别有多大？据《清朝文献通考》：“公主以下及额附之俸，固伦公主岁给银四百两，和硕公主三百两，郡主二百五十两，……和硕公主额附二百五十五两，郡主额附二百三十两，……顺治七年初定公主以下禄米有差，岁给公主郡主各一千石。”而作为一品夫人则享受一品官员的俸禄，“在京满汉文武官员俸银禄米，臣等谨按在京文武官员俸银满洲汉人俱一例，按品颁发禄米，即照俸定数每俸银一两支米一斛。正从一品岁给俸银一百八十两俸米九十石。”
孔四贞无论是和硕格格还是郡主，其俸禄都比作为额附或是一品官员的孙延龄要高得多，而一品夫人则是依附于其夫，地位较低，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清廷此举都是扬孙延龄抑孔四贞，难怪孔四贞心生不满。
但孔四贞仗着有太后撑腰，是不会把孙延龄放在眼里的。现存桂林伏波山下的一口大钟，是在康熙八年为奉祀定南王孔有德而铸造的，钟上面把孔四贞的爵衔姓名刻在孙延龄等人的前面，则是孔四贞欲超出孙延龄之上，实现其“格格”权威的明证。
后人评价
孟森云：“四贞既非男子，延龄又系女夫，非孔氏子姓，清廷遂有以构之，而四贞不悟也。”但孔四贞与孙延龄显然对于清廷的阴谋一无所知，不但不能夫妇同心，苦心经营定南藩下，反而自生嫌隙，沉溺于凌驾于对方之上的权势之争，其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有人得以乘机而入，夺取大权，架空孔四贞和孙延龄。“戴良臣者，原系四贞包衣佐领，颇有才知，希大用，力荐其亲王永年为都统，而己与严朝纲副之，延龄初不许，乃营求于内，四贞强之而后可，虽为之请命于朝，而心甚忌之。良臣因构难其间，谓延龄独信任蛮子，而薄待旧人，由是夫妇益不合。良臣佐格格，每事与延龄相左，所用之人，必逐之而后已，延龄竟为木偶，不复能出一令。四贞初任良臣，以为尊己，故惟言是听，及其得志，并格格而藐之，权且渐归于天下，事无大小，皆擅自题清，广西一军，惟知有都统，不知有将军，并不知有格格。四贞乃大恨，知为良臣所卖，仍与延龄和好，然大权旁落，不可复制。”和好后的夫妇二人，极力想夺回失去的权势，“十二年二月，永年克减军饷，为兵校所讼，延龄因言永年不法，命孔氏赴京奏闻。而永年亦遣人入京，阻孔氏于河南，不得进，仍返粤，延龄由是益憾永年。”上诉不成，恰逢撤藩变起，“延龄内不自安，而四贞又平西义女，反谋遂决。一日，请诸都统入府议事，议毕而出，伏兵于门，尽焉。投桂林城反。”27二人出此下策，只是想发泄个人私怨，显然未经过深思熟虑，因而其反叛的特殊原因也决定了孙延龄始终在吴三桂与清廷之间摇摆不定，并产生了脚踩两只船的想法。
但是困扰孙延龄的个人恩怨问题，在他投向吴三桂后并未解决，“时提督马雄驻柳州，延龄使人持高脚牌往招之。雄故不为延龄下，见牌益怒曰：‘竖子无礼。’碎其牌，纵其使，延龄提兵往攻，为雄所败。然平西势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不降延龄也。’乃使使自间道往松滋，请降于平西。平西大喜，以雄为怀宁公，然雄与延龄又不能调和议用事者。”而孔四贞也想起了朝廷对孔氏一门的恩典，太皇太后的厚待，同时，“有傅弘烈者，旧为庆阳知府，当三桂未反时，举发三桂不轨事，坐诬，谪戍苍梧。延龄既叛，弘烈欲假事权，集兵图恢复，受三桂伪职为信胜将军，与延龄友善，数以大义陈说，延龄犹豫未决，妻四贞约弘烈往迎大兵，至即反正。”但为时已晚，孙延龄反覆之意已被吴三桂察觉，于是派遣吴世琮至桂林诱杀孙延龄，并把孔四贞带到了云南。
悲剧结局
又据昭连《啸亭杂录》云：“十五年，军士念故将军缐国安旧恩，欲奉缐三公子为主，于是鼓噪而立缐公子。军士谓市德于缐公子，而缐公子约束军士颇严，军士复鼓噪囚缐公子而迎延龄。时延龄夫妇逃匿小民孙七家，军士迹至，以二舆从，延龄疑其逐之，不匿且加诛，惧不敢出。孔氏曰：‘出亦死，不出亦死。’乃匿延龄别处，而自出见军士云：‘而曹杀我夫妇易耳，独不念先定南乎？’军士环列叩首，具陈所以奉迎之意。孔氏察其无他，呼延龄出，延龄不敢坐舆，请以一舆舁其妇，而挽舆以行。既入府，延龄惭不能视事，谓孔氏曰：‘吾之复得生也，以卿故。军士念定南威德，以贵重卿，卿其握权视事，吾愿为闲人矣。’孔氏遂戎服绣帕首蟒衣，日击鼓升堂理军务，军士颇服。”
由此可见，孔四贞果然有将门虎女之风，而孙延龄也未免太窝囊了，也难怪当初孔四贞独掌军府时出什么麻烦，而孙延龄主管则引起了军士哗变。不过这倒正合清廷节制、消弱定南王藩下部队的心意，只是孔四贞在二十五年之后又再次遭到家破人亡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