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北宋英宗年间，京都汴梁某陋巷里，一崔姓人家正在为儿子崔杰举办婚礼。崔家是做小买卖的，家境不是太好，所以，婚礼办得略显简单了些，这让新娘子很不高兴。为啥不高兴？丢份了呗。
新娘子家姓李，在汴梁城里起码算是个“中产阶级”家庭，有钱人。宋代有“金嫁女，银娶妻”的习俗，女方的陪嫁之物甚是丰厚，有的时候，甚至连男方应该承担的婚宴之资，女方家庭也包干到底。这位李大小姐看到婚礼如此简单草率，一张俏丽的瓜子脸立马变成了鞋拔子。
还好新郎崔杰生得不错，清秀而温和，李大小姐很满意，于是，这对小夫妻开始过自己的甜蜜小日子。一年后，李氏生了个女孩儿，甜蜜的小日子从此不再甜蜜。
由于崔杰是个彻头彻尾的平头老百姓，史料里找不到他的详细记载，其性格、观念及为人到底如何，我们只能进行合理的推断。
买卖人家的孩子，耳濡目染都是如何做生意，养成逐利的性格是可能的，在情感上或许会淡薄些，这是其一;其二，温和的性格，还有一个代名词，叫懦弱，这种男人往往多几分女儿气，少几分男人味;其三，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当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崔杰多半不能免俗。这三点，极有可能直接导致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
生了个女孩儿，李氏心里也憋屈，生男生女，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吗？你崔杰咋不找找自己的原因？你跟我打冷战，我还不侍候了。原来，她在出去游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姓任的帅哥，哥有情，妹有意，早就打得火热了。经过两人一番商量，决定私奔，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但李氏有条件，私奔可以，必须将女儿也带走，任帅哥愉快地答应了。
限于交通的缘故，李氏母女和任帅哥没有“奔”远，就在汴梁城郊的一个村落里租房子隐居了下来，学习牛郎织女那样男耕女织。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倒也恩恩爱爱，悠哉悠哉。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忽一日，任帅哥染上一种怪病，瞧了不少郎中，就是不见好，没多久便一命呜呼了。李氏哀哉得死去活来，若不是看女儿还幼小，真想一跺脚跟着任帅哥去了。
私奔的幸福滋味犹在眼前，失去男人的滋味切切实实就在眼前，怎么办？凉拌——与凄凉相伴。再回崔家去也不行，好马不吃回头草，何况此时崔杰也死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女儿一天天长大，李氏犯难了，女儿该姓崔还是姓任呢？本该姓崔，毕竟女儿身体里流着崔杰的血，但任帅哥好赖也做过女儿短暂的继父，姓任亦未尝不可。正在李氏犯难之际，有一个人站出来发话了：既不能姓崔，又不能姓任，你女儿该姓朱。这个人的名字叫啥赵炎不知道，职业却知道，叫媒婆。
媒婆为李氏找了个姓朱的男人，大名朱士安，汴梁人，正宗本乡本土，家境殷实，二婚男，有一子(介绍真仔细，不愧婚介行家)。这么好的钻石王老五，李氏还有啥不乐意的，羞羞答答点头，然后羞羞答答上花轿，做了第三回新娘子。于是，女儿正式姓朱，就这么定了。
到了公元1068年，英宗驾崩，神宗即皇帝位，诏令天下选宫嫔。李氏的女儿(此时该称朱氏)这一年恰好16岁，出落得如花似玉，符合入选条件，又是京都女孩，一下子就被选上了。
据说神宗皇帝看到小朱姑娘第一眼，就喜欢得不得了，当晚就急吼吼地搂着睡，第二天晋封小朱姑娘为才人，旋即火箭似的升为婕妤，这可了不得啊，在宋制中，婕妤的地位仅次于昭仪，是皇帝名副其实的小老婆。至此，李氏母凭女贵，非常荣幸地成了神宗皇帝的丈母娘，从此，私奔女的幸福生活，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
随着小朱姑娘逐渐变成老朱姑娘，她的肚皮也越来越争气，先后为神宗皇帝生下了赵煦(后来的哲宗皇帝)、蔡王赵似、徐国长公主等三个儿女，进一步做了德妃，李氏的皇帝岳母的地位亦愈加得以巩固。
外孙赵煦即位为哲宗，女儿被尊为皇太妃(宣仁、钦圣二太后还没死)，李氏名正言顺地又做了“皇外婆”，连她私奔前后的三个男人也得到了莫大的荣耀，死去的崔杰、任帅哥和活着的朱士安，都被赠与太师或太保的衔，绝对的超品。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因任帅哥有诱拐皇帝岳母私奔的“劣迹”，史官出于“为尊者讳”，不予留名，所以，知其人而不知其名，惟以任帅哥相称，委屈了哈，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