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的“名言”：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李德裕门第显赫，他爷爷李栖筠做过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在唐宪宗的时候做过宰相。他后来也做了宰相，对那些从科举入仕的同僚，他大都瞧不起。
李德裕的这句话固然有一定道理，却不符合逻辑。熟悉朝廷礼仪制度，不是唯一的条件。按照唐制，官员的提拔，要从“德行、才用、劳效”这“三实”上考察②，可制度终归是制度，要提拔谁特别是要用谁当宰相，说到底，还不是皇帝一句话？！皇帝的“喜好”才是一个人被重用的唯一条件。
苏味道的“名言”：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旧唐书卷九十四·苏味道传》
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廷里的大员没挨过整的寥寥无几，苏味道就是其一。苏味道的能力虽然很一般，但他对历代宰相怎么为官处事的那一套很有研究，深谐官场之道。他的为官秘诀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模棱两可，这一点，表面上看和郑板桥信奉的那个难得糊涂好像差不多。当时的人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苏模棱”。
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武则天那么精明，怎么会用这样的人当宰相呢？这不犯糊涂吗？其实，这恰恰是武则天的精明。武则天刚坐上龙椅的时候，“群情不附”。为此，在人的使用上，她采取了两手抓。一手就是任用酷吏、亲信，以打击异己，树立威信。一手就是任用“和事姥”式的人物做宰辅，以缓和矛盾，平衡局势。武则天用苏味道，显然用的是他的“特长”。
耐人寻味的是，这么一个看起来毫无原则，毫无主见的人，却对他的弟弟要求很严。因为身居相职，有实权，他的弟弟常常求他办事。但苏味道似乎很“正经”，经常予以回绝，惹得他弟弟动不动就当面把他一顿凌辱，可他一点也不介意，坦然待之。这真叫人犯琢磨：如此“泾渭分明”的苏味道，哪个是真实的呢？看来，人这个感情动物，有时候真的很复杂。
李义琰的“名言”：事难全遂，物不两兴。既有贵仕，又广其宇，若无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惧获戾也。《旧唐书卷八十一·李义琰传》④
人都有七情六欲，这很正常。关键的是，凡事都有个度，过了度就物极必反了。李义琰当宰相的时候，唐高宗因为患头风病，朝廷上的日常事务基本都由武则天处理，人称“二圣”。也正因为此，武则天的野心逐渐开始膨胀，有不少大臣也开始倒向她这一边，可李义琰似乎并不买武则天的帐。
有一次，高宗想正式下诏叫武则天堂而皇之地管理朝政，李义琰据理力争，高宗才放弃了这个打算。等到高宗死后，武则天以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任命已经退休的李义琰为怀州刺史，但李义琰思前想后没有接受。他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他怕，怕武则天报复。果不其然，武则天掌握了大权后，杀了不少异己者，但李义琰却安然无恙。
还有一次，他的弟弟给他买了一些木料，叫他盖一个大房子，他说什么也不肯。后来，那些木料因为闲置的时间长了，日晒雨淋都腐烂了。他为什么不盖大房子呢？还是因为那个字：怕。也就是说，他不是不想，他怕的是因此招人嫉恨，给人留下批评的口实。看来，人要活得坦然，还真得像李义琰那样，心里头存着这么一点“怕”的念头。惟有“怕”，才能自警；唯有“怕”，才能知足；唯有“怕”，才能吃得香睡得实。
崔日用的“名言”：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重专守始谋。每一念之，不觉芒刺在于背也。《旧唐书卷九十九·崔日用传》⑤
官场这碗饭不好吃，其中的甘苦，只有亲历者自知。唐中宗李显复位，经睿宗，到玄宗即位，这期间唐室最高集团的内部，势力交织，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站错了队，跟错了人，就意味着身败名裂。但正像史籍所评，崔日用“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⑥。这是他的聪明处，也正是他的圆滑处。
崔日用先是攀附武三思，等到武三思被诛，中宗暴亡，韦后称制，崔日用审时度势，又马上攀附上了时任太子的唐玄宗。崔日用为什么看好了唐玄宗呢？当时的几股势力中，睿宗俨然一个傀儡，不足论；韦后虽然临朝称制，但德行有亏，人心早已背之；太平公主虽然权势熏天，但外强中干；他看好李隆基的，在很大程度上用的就是这种“排他法”。
但不管怎么说，这步棋，崔日用真的走对了，他终于混来了位极人臣的地位和荣耀。不过，他付出的代价似乎是：很累，累心。他的脑筋得时刻转动着，不停算计着，因为只要打个盹儿，就可能反过来被别人算计掉。吃啥样的饭，出啥样的力，这个理儿，他懂。
李林甫的“名言”：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旧唐书卷一百六·李林甫传》⑦
历史是人创造的，记录历史的典籍也是人写的，这就免不了带有写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十分有趣的是，有的史书，撰写者似乎特别敬业，按照他的评判标准，“好人”、“坏人”等等之划分，早已经给你搞定，你只要到目录里一找就可以了。比如说李林甫吧，《新唐书》就把他列入了《列传·奸臣》里。然而，这客观吗？
在帝制的时代，皇帝就是一手遮天的大老板，在大老板手下工作，干好了，受奖赏；干砸了，被炒掉，很正常。维护老板的尊严和地位，秉承老板的意图行事，是一个“员工”基本的“职业道德”。在这一点上，李林甫做的十分突出，唐玄宗之所以那么信任李林甫，这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说他不择手段也好，损人害己也罢，李林甫就是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这顶帽子，他带了一千多年；对他的评价，也人云亦云了一千多年。不过，从李林甫的这句话里，确实能感受到他的“独特”。看来，李林甫做宰相一做二十来年，并非偶然，绝不是一个“奸”字所能概括。
魏徵的“名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⑧
按照哲学的说法，任何事物偶然中都有必然。魏徵的直言敢谏，似乎无人可及，早已经成为忠贞耿直的形象载入青史。这看起来很偶然，然而，偶然中真的有必然。魏徵对唐太宗说的这句话，真实而且简明地道出了这种必然。
凡事都是俩好嘎一好，魏徵不是糊涂蛋，他的耿直，其实藏着大智若愚。不顾对方的反应，瞎干蛮干的事他不会干。关于他那些直言敢谏的轶闻，你就品吧，闪耀着的实在是他的睿智与理性，也不乏带点不露痕迹的圆滑与世故。
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与领导的交往，的确有讲究。聪明的部下，会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语言，让领导接受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最愚蠢的行为导致最难堪的后果是：尽管打着合理化建议的大旗，领导却对你的话充耳不闻，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没当狗放屁。更糟糕的是，换来一副小鞋穿，那就更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