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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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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讲

纪念鲁迅先生,我想,最好用学术演讲。今天有曹靖华先生讲“鲁迅与翻译”,郭沬若先生讲“鲁迅与王国维”,都是极有价值的演讲。中间夹着一节由我报告《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我希望时间越短越好。将来鲁迅先生的传记材料日渐完备,传记作品日渐增加,在纪念会上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一项节目了。

“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筹备会交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自己也不大清楚;即有些须,也未经组织,所以报告时只能选择几件小事情谈一谈。

鲁迅先生幼年时的家景很清寒,这是在他的作品中有好几处提到的。至于所以清寒的原因,鲁迅先生自己和其他学人似乎尚少讲到。我从绍兴的老辈口述中,知道一些含混的材料;在鲁迅先生生前,因为他不大愿谈家事,我不好详细问他;而其他文字的记载,至今还没有见过。

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先生,是当时的名进士,为翰林院编修。李莼客先生的《越缦堂日记》中常提到他。因为当时的苏州,有他许多文化界的朋友,他常常寓居苏州。据说某年的江苏乡试,主考官是周福清先生的同年。苏州的绅士某君,有一子一侄,都要在这一年赴考。他请托周福清先生向主考官关说,周老先生似乎答应了,据说有他的一封亲笔信件,落在当时苏州府知府王可庄先生(仁堪)的手中。以后他老先生便遭受了一大连串的不幸:在苏州被捕,解送北京,长期监禁,险遭杀戮。直至清室的慈禧太后七十“万寿”才被大赦,已经是他的暮年了。

周老先生在北京受苦难的时候,他的绍兴家庭中所被波及的,就是出卖田产和房屋。北京消息到:今年秋审,老太爷恐遭不测了,如能速汇银两,尚可在上下各处打点。于是绍兴家庭中的田产和房屋赶紧出卖一部份,赶紧往北京汇款。这种事情大概每年必有一次。主持其事的是当时一位周府的少奶奶,绍兴东乡安桥头鲁府的小姐,也就是年享上寿至今还留在北平的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母亲。

鲁迅先生的父亲向未出仕,少年时就在家中卧病。鲁迅先生作品中谈到医药的问题很多,对于庸医也最痛恨,因为家庭正遭大不幸,同时还要受庸医的欺骗和剥削,“成对的蟋蛛”,“经霜的芦笋”,这类怪药名不知播弄了鲁迅先生多少次,从典质所得的少许金钱,千方百计的去求得这种决不能治病的怪药,换得的仍是鲁迅先生的父亲终于不救。鲁迅先生决定学医,与这个家庭情境亦有关系。

自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只说鲁迅先生学医的原因,我们现在至少已有三说:由于父病是一说;由于寻求放足方法是父一说(见许寿裳先生所编先生年谱),据我所知道还有一说是由于牙痛。鲁迅先生十四五岁时患牙痛,告于家中长者,得到的答覆是:“不害羞,还亏你自己说得出来!”从此他便忍痛不说,默默的自己研究,这是一件甚么秘密。等到略见概梗,方知旧社会传统的“无知识”的可怕,而新医学之值得研究。这一说,鲁迅先生生前曾和我谈过。

自绍兴到南京求学,在作品中曾提到只带八元钱,及在南京入陆师学堂等。至于何以选择南京的地点,据我所知,是因为在南京很有几位周氏的前辈,周椒生先生那时任南洋水师学堂提调就是一例。尝听鲁迅先生谈及南洋水师学堂提调还自己担任经学教授,督责学生背诵《左传》。记得鲁迅先生有一位族叔,至今还任海军官长,便是那时水师学堂的学生。

在日本求学时代,我只提三位鲁迅先生当年的同学,和一些极不重要的小事情。

一位是蒋观云先生(智由)。他的年辈比鲁迅先生略长,过从颇多,常到鲁迅先生宿舍中发种种议论。一天观云先生说:“人类可分长头种和圆头种两种,最近买到一顶西式帽子,戴着总不合式,觉得他们长头种的帽子,我们圆头种戴着是不会合式的。”这一通议论发完以后,少年们非常着急,相与担忧,说:“观云也许要回国作官去了,红缨帽是圆头种的帽子,戴着不是一定合式吗?”这可以见到当时少年革命队伍中防范的严密,一言一动都极留意。不过观云先生后来一直没有作官,他的议论扩而大之,至多也不过像今日所谓“中国本位文化”。民国以后,观云先生的哲嗣百器先生(尊簋)做了浙江的督军,观云先生年事渐高,更没有出任公务的意思,遂以诗酒终其身。

一位是许季茀先生(寿裳)。许先生的年辈与鲁迅先生相等,所学既相近,性情也相投,住处也在一起。《域外小说集》印成的时候,许先生帮忙最多。向章太炎先生学《说文》,聘俄国虚无党人习俄文,聘印度人学梵文,许先生似乎都在一起。许先生并代鲁迅先生将《域外小说集》运回上海,托某绸缎铺寄售,不幸某绸缎铺遭了火灾,多余的《域外小说集》都损失了。许先生的家况较好,鲁迅先生常说,许先生在求学时代,已经穿鼻烟色呢制成的西服了。鲁迅先生直到晚年,少年时代的同学还时时见面,情谊之厚不减当年,思想行动与少年时代无多出入的,恐怕只有许季茀先生一人。

还有一位是陈公侠先生(仪)。陈先生与鲁迅先生情谊之厚,几与许先生不相上下。不过陈先生学军事,回国以后又带兵,又主持中央军政,地方行政,工作的性质相差太远,过从便没有许先生那么多了。鲁迅先生度着战斗的生活,处处受绅士们的压迫。大学教授中绅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教书,批评家中绅士也多,使他不能好好的创作。被绅士们包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敌机临空时想念防空洞一样,他常常会想念他的幼年同学时的好朋友,说:“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那儿做‘营混子’去了!”我从前没有听见过“营混子”的名称,鲁迅先生给我解释,我想这也无非为要达到敢说敢笑、敢爱敢恨的无可奈何时的一个理想的无职业的职业而已。

今天暂时讲到这里为止,诸位,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