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及前、后《汉书》今并存在，研究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家者，可资探讨。《汉书》太初以前之纪传，多与《史记》相同，然同叙一事用字之繁简各异。例如《汉书·陈胜列传》删削《史记·陈涉世家》之处甚多，而“言皆精练，事甚赅密”。宜究其删削之故，以悟叙事之法。《史记》一书，班固谓其“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亦可以此法参究之。就字句论，《汉书》省，而《史记》繁。衡以刘知几所谓“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则二书之优劣判矣。由此可悟，凡作纪传之文，但就行状本事，晦者明之，繁者简之而已。又自魏、晋以来作《后汉书》者甚多。范晔之书，不过因前人成业，重加纂订。然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中所辑诸家《后汉书》佚文，及汪文台所辑七家《后汉书》，与之相较，其不同处，一在用字之简繁，一在行文之简繁。故同叙一事，而得失自见。亦犹参较《左传》事实，而后《春秋》之笔削可见；参较裴松之《三国志注》，而后陈寿之笔削可见也。推此可知，记事之文，第一，应看其繁简得法；第二，应看其文简事赅；第三，应看其用字传事之妥帖。后世史书所以不及前四史者，即由其“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而《新唐书》及《新五代史》所以差胜旧作者，即以其知尚简之义而已。
三家之文，风格不同，而皆有独到处。《史记》以空灵胜，《汉书》以详实胜，《后汉书》以精雅胜。子长行文之妙，在于文意蕴藉，传神言外，如《封禅》、《平准》两书，据事铺叙，不著贬词，而用数字提空，抑扬自见，此最宜注意处。明归熙甫以降，论文多推崇《史记》者，盖以此也。《汉书》用笔茂密，故提空处少，而平实处多。至于《后汉书》记事，无一段不雅，此可以蔚宗以前各家之书推较而知也。
司马迁之文，以《史记》为其菁华，此外流传殆鲜。班固之文，于《汉书》外，篇章甚多。范晔之文，于《后汉书》外，惟本传尚存数篇，而《后汉书》之传论序赞实其得意之作。举其佳构：则《江革传序》、《党锢传序》、《左雄传论》，皆可研诵。尤以《党锢传序》，夹叙夹议，叙事即在议论之中，议论又即在叙事之中，且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字句声律、并臻佳妙。导齐、梁之先路，树后世之楷模也，宜蔚宗自诩为“天下之奇作”矣。（以上合论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家）
汉文气味，最为难学，只能浸润自得，未可模拟而致。至于蔡中郎所为碑铭，序文以气举词，变调多方；铭词气韵光彩，音节和雅（如《杨公碑》等音节均甚和雅），在东汉文人中尤为杰出，固不仅文字渊懿，融铸经诰已也。且如《杨公碑》、《陈太丘碑》等，各有数篇，而体裁结构，各不相同，于此可悟一题数作之法。又碑铭叙事与记传殊，若以《后汉书》杨秉、杨赐、郭泰、陈实等本传与蔡中郎所作碑铭相较，则传实碑虚，作法迥异。于此可悟作碑与修史不同。清李申耆《养二斋文集》，虽杂不成家，而有数篇模拟伯喈，略得梗概，可参阅之。（以上论蔡邕）
研究汉人之文，每难确指其得失，及其渊源所自，而研究陆士衡文则观其与弟士龙论文书，即可了然其文章之得失，及其取法蔡邕，兼采曹植、王粲之迹。大抵陆文之特色，一在炼句，一在提空。今人评骘士衡之得失，每推崇其炼句布采，不知陆文最精彩处，实在长篇大文中能有提空之语。盖平实之文易于板滞，陆文最平实而能生动者，即由有警策语为之提空也（如《豪士赋序》、《吊魏武帝文序》之类）。故研究陆文应由平实入手，而参以提空之法，否则虽酷肖士衡，亦只得其下乘而已。又长篇之文最易散漫，研究陆文者，宜看其首尾贯串及段落分明处，至炼句布采，犹其余事也。其记事之文传于今者甚少。（以上论陆机）
嵇叔夜文，今有专集传世。集中虽亦有赋箴等体，而以论为最多，亦以论为最胜，诚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研究嵇文者自当专攻乎此。观其《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篇，持论连贯，条理秩然，非特文自彼作，意亦由其自创。其独到之处一在条理分明，二在用心细密，三在首尾相应。果能得其胎息，则文无往而不达，理虽深而可显。然自魏、晋以降，惟顾欢《夷夏论》、张融《门律》之类，尚能承其矩矱，后世不善持论，每以理与文为二事，故说理之文遂成语录。迩者哲学昌明，思想解放，倘能绍嵇生之绝绪，开说理之新涂，实文士之胜业也。（以上论嵇康）
傅季友与任彦昇实为一派。任出于傅，《梁书》已有明文。（案《南史·任昉传》云：王俭每见昉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又云：昉尤长载笔，颇慕傅亮，才思无穷。）二子之文有韵者甚少。其无韵之文最足取法者，在无不达之辞，无不尽之意，行文固近四六，而词令婉转轻重得宜。黄祖称祢衡之文云：“此正如祖意，如祖心中所欲言。”傅、任之作，亦克当此。且其文章隐秀，用典入化，故能活而不滞，毫无痕迹，潜气内转，句句贯通，此所谓用典而不用于典者也。今人但称其典雅平实，实不足以尽之。大抵研究此类文章首重气韵，浸润既久自可得其风姿。至其词令隽妙，盖得力于《左传》、《国语》，宜探其渊源，以究其修辞之术。案傅、任所作均以教令书札为多，惟以用典入化，造句自然，故迥非其他应酬文字所能及耳。清汪中《述学》颇得傅、任隐秀之致，宜参阅之。（以上论傅亮、任昉）
六朝文之传于今者，以沈休文为最多，而《宋书》实其大宗也。《宋书》为《三国志》以下最古之史，叙事论断，并有可观。其纪传叙论亦能夹叙夹议，各有警策。蔚宗而后，此实称最。至其辨理之文，（如《难神灭论》等）源出嵇康，在齐梁之时，固足成家，而以参用藻采，不免浮泛，故与其法沈，无宁宗嵇，其表启作法，与任昉同，特不及彦昇之自然耳。（以上论沈约）
庾子山文虽逊于前述诸家，然亦有可研究者，大抵六朝时人，皆能作四六文，工对仗，善用典；而徐陵、庾信所以超出流俗者，情文相生，一也；次序谨严，二也；篇有劲气，三也。故普通四六，文尽意止，而徐、庾所作，有余不尽。且庾文虽富色泽，而劲气贯中，力足举词，条理完密，绝非敷衍成篇。（如《哀江南赋》等长篇用典虽多，而劲气足以举之。）以视当时普通文章，殆不可同日语矣。有清一代学徐、庾者，惟陈其年（维崧）可望其肩背，宜参阅之。（以上论庾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