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蔡伯喈与陆士衡之文，应寻古人对于蔡、陆之评论。陆士龙与兄平原书每评论士衡文章之得失，就其所论推其所未论，可资隅反之处颇多。其中有云：“往人论文，先辞而后情，尚洁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欲自得。今日便宗其言。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为病耳。”（《全晋文》卷一百二，页四）今观士衡文之作法大致不出“清新相接”四字。“清”者，毫无蒙混之迹也；“新”者，惟陈言之务去也。士衡之文，用笔甚重，辞采甚浓，且多长篇。使他人为之，稍不检点，即不免蒙混或人云亦云。蒙混则不清，有陈言则不新，既不清新，遂致芜杂冗长。陆之长文皆能清新相接，绝不蒙混陈腐，故可免去此弊。他如嵇叔夜之长论所以独步当时者亦只意思新颖，字句不蒙混而已。故研究陆士衡文者应以清新相接为本。
至于蔡中郎之文亦绝无繁冗之弊，《文心雕龙·才略篇》云“蔡邕精雅”，实为定评，研治蔡文者应自此入手。精者，谓其文律纯粹而细致也；雅者，谓其音节调适而和谐也。今观其文，将普通汉碑中过于常用之句，不确切之词，及辞采不称，或音节不谐者，无不刮垢磨光，使之洁净。故虽气味相同，而文律音节有别。凡欲研究蔡文者，应观其奏章若者较常人为细，其碑颂若者较常人为洁，音节若者较常人为和，则于彦和所称“精雅”当可体味得之。
惟研究一家之文，有探及里面者，有但察其表面者。蔡、陆之文就表面观之甚易摹拟，而嵇叔夜《声无哀乐论》之类（《全三国文》卷四十九，页一）甚难摹拟。实则不然。如摹拟蔡、陆者只得其貌而遗其神，即使毕肖，亦形似而非神似。况研究一家之文本应注重其神情，不可拘于句法。如仅将经书中之四字句组合运用而成篇，则学蔡岂不大易？不知伯喈之文每篇皆有转变，如《杨公碑》、《胡公碑》、《陈太邱碑》等各篇有各篇之作法，不独字句不同，即音调亦有变化，绝非凑足四言便可诩为成功也。陆士衡文亦有特能传神之处，学陆文者应先得其警策，警策既得，然后从事于炼句布采。如徒摹拟其字句，而遗其神韵，亦徒得其表而遗其里耳。至于嵇叔夜之长论表面若甚难学，实则摹拟各家者取术不同。盖嵇叔夜开论理之先，以能自创新意为尚，篇中反正相间，主宾互应，无论何种之理，皆能曲畅旁达。善学嵇者宜先构思，新意既得，然后谋篇布势，再定遣词之法，或全用比喻，或专就正题立言。务期意翻新而出奇，理无微而不达。苟能如此，则叔夜之精华已得，奚必摹拟其句调？试观六朝论理之文，绝无抄袭叔夜之词句者，惟分肌擘理，构思精密之处得之于嵇而已。
无论研究何家，皆以摹拟其神情为上，而以摹拟其字句者为下。且蔡、陆之文尚有字句声调可拟，而任彦昇、傅季友之文全无形迹可学，即使酷摹其句调，亦难勉肖于丝毫。此由任、傅以传神胜，其佳处超乎字句以外，如仅趋步其字句则犹人仅有体魄而无灵魂。故凡学任、傅之文者，应得其传神之妙，不可但拟其用典。如汪容甫文无一联一句摹拟任彦昇之词藻，而善能得其传神三昧，斯可贵也。又如摹拟徐陵、庾信之文者，亦应得其情文相生之处，而不可斤斤于字句。清代陈其年之文仅于言情处间肖徐、庾，此外但能拟其典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