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有主观客观之别，今试就各家之文以说明之。夫文学所以表达心之所见，虽为艺术而颇与哲学有关。古人之学说，各有独到之处，故其发为文学，或缘题生意，以题为主，以己为客；或言在文先，以己为主，以题为客。于是唯心唯物遂区以别焉。《史记》虽为记事之书，而一切人物皆由己意发挥。如《游侠》、《刺客》二传，所以反映当时之人不如郭解、荆轲；《货殖列传》，所以针对《平准书》，以见取民之法犹甚于贸易，与纪表之惟存古制并无深意者迥不相同。至于《封禅书》所以与《礼书》分立者，一以抒己意，一以存古制而已。此外如世家首《泰伯》，列传首《伯夷》，而列传之题或以姓标，或以名标，或以字标，或以官标，虽并记事实而各有进退。可知《史记》之文主观固不减于客观也。后世文学所以不及《史记》者，以其题在意先，就题为文，属于唯物的文学；《史记》则意在题先，借题发挥，属于唯心的文学。唯心能归纳，唯物只能演绎。《史记》八《书》，皆先定主意，而后借古今事实以行文。以视《汉书》八《志》，体裁虽同，而作法则殊。盖《汉书》为存一代之掌故，以记事渊茂，叙述得法为主。故记五行即就五行立言，记天文即依天文为说。《史记》欲借事立言，以发挥意见为主。如《礼书》本于荀卿《礼论》，《乐书》出自《礼记·乐记》，明其对于礼、乐之意见，与《荀子》《礼记》相同也。《汉书》以下，客观益多，降及六朝，史自史而我自我，等于官书，毫无主观之致矣。
各体文学，亦有主观客观之殊。如《三都》、《两京》固属客观之赋，而《思玄》、《幽通》则以发挥己意为归。屈原《离骚》，体属唯心，而荀卿《蚕赋》，则宜隶唯物。溯源竟流，亦犹王粲《登楼》与蔡邕《短人》之异耳。吊文哀词贵抒己悲，墓志碑铭重在死者，主客异致，心物攸分。蔡中郎擅长碑铭，故客观之文学多。至于唐宋八家之文，作墓志而附加己意，未免乖体。议论之文亦非尽主观，如顾欢《夷夏论》等，专以实在之事理为主，不悉以己意为凭，殆属客观文学。惟道家者流，历论古今成败，以证己心之观念，则纯为主观文学。太史公之学说出于黄老，故能以心驭事，非如后世之心为事役也。两汉之时，儒家盛行，学术统一，除太史公书兼采儒、道、纵横外，其余各家皆内观少而外观多，舍唯心而趋唯物。降至正始，嵇、阮倡为道家之文，校练名理，辨析玄微，唯心之风，又复转炽。如阮嗣宗《乐论》非述乐之沿革，《易论》亦异《易》之注疏，惟以己意贯串，故与堆积事实者不同。又如嵇叔夜之《养生论》，句句出于己心；《声无哀乐论》亦能发前人所未发。以此上较东汉之文，如刘梁《辨和同》之敷衍成篇，班彪《王命论》之但就史实判断者，显然主观与客观不侔矣。陆士衡亦长于唯物文学，与蔡中郎相近，而平实盖犹过之。观其《文赋》专写为文之甘苦，其诗亦无一句不实。若《五等论》之类，就题为文，丝毫不遗，殆与《三都》、《两京》之作法相同，亦由归纳之处少而演绎之处多耳。潘安仁之诔文，纯表心中之哀思，以空灵胜，情文相生，非客观所能有，故能独步当时，见称后代也。由上所论，可知文章各体虽非尽属主观，而如情文相生之哀吊，校练名理之论辨，援事抒意之传记，固应以唯心为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