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论者辄谓六朝文学只能空写而不能写实。抑知汉魏六朝各家之文学皆能写实，其流于空写者乃唐宋文学之弊，不得据以概汉魏六朝也。
中国古代之文体，本有数种，如《诗经》虽有赋、比、兴，而其中复有虚比；《周礼》之记官制固用写实，而只举大纲，不及细目，故此二经之文体不尽为写实。然《仪礼》一书则可为写实之楷模，其记某礼也，自始至终，举凡宾主之仪节方位，以至升降次第，一步一言，无不详细记载，须眉毕现。如《乡饮酒礼》于宫室制度，揖让升降，乃至酒杯数目皆描写尽致，今观其文即可想见当日之情形，此张皋文所以据之作《仪礼图》也。
再就史书而论，《史》、《汉》之所以高出于后代者，即在其善于写实。故每记一事，则经过之曲折，纤细不遗；记战争则当日之策画了如指掌。例如《史记·留侯世家》中记郦食其劝立六国后事，于当时之情状尽能传出（卷五十五），《项羽本纪》（卷七）、《信陵君列传》（卷七十七），不独写出本人之性情，即当时说话之声容情态亦跃然纸上，其传神之妙，何减画工？《汉书》前半多本《史记》，而武帝以后之记传，亦自具特长，不容与《史记》轩轾。即如《陈遵》、《原涉》两传（卷九十二），何减于《郭解》、《朱家》（《史记》卷一百二十四）？《赵飞燕传》（卷九十七下《外戚传》）虽似小说家言，而实系当时之实录。至其表现仁厚及暴虐者之神情，亦无不惟妙惟肖。如《朱云传》记廷折张禹事（卷六十七），迄今读之，犹生气勃勃，可知《史》、《汉》非以空写作文章者也。
《晋书》、《南、北史》喜记琐事，后人讥其近于小说，殊不尽然。试观《世说新语》所记当时之言语行动，方言与谐语并出，俱以传真为主，毫无文饰。《晋书》、《南、北史》多采自《世说》，固非如后世史官之以意为之。至其词令之隽妙，乃自两晋清谈流为风气者也。古时之高文典册，亦以写实者多，润色者少，非独小说为然。惟其中稍加文饰，亦所不免，如传状本以记事为主，用表象形容之词即为失体。然《史记·石奋传》“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卷一百三），《汉书·朱云传》“蹑齐升堂抗首而请”，并用《论语·乡党》文。实则汉人之衣冠亦未必与周制相同，用此两语，即近粉饰。但施之碑铭则甚调和，此殆沿用当时碑文未加修改，致乖史传之体耳。
唐以后之史书用虚写者甚多，非独不及《史记》、《汉书》，且远逊于《晋书》、《南、北史》。唐人所作之小说未尝不多，而《唐书》所以不及《晋书》、《南、北史》之采用《世说新语》者，则由文胜于质，不善写实而已。宋以后之史书，或偏于空写，或毫无神采，所据者非当时之官书，即当时之碑志。官书避免时忌，业经删裁；碑志仅记爵里生卒，亦不能传达声容言动，求其传神，殆不可能。今之谓中国文学不善写实者，责之唐宋以后固然，但不得据此以鄙薄隋唐以前之文学也。中国文学之敝，皆自唐宋以后始。例如流俗文章中于官名地名喜比附古人近似之名词以相替代，此皆自唐之启判，宋之四六开其端。即徐、庾之文尚不至此。清代应制之书启贺表染其流毒，喜用帮衬之名词，所用之字亦似通非通。民国以来普通之电报书札，亦与前清无别，此弊皆唐宋应酬干禄之文字肇之，汉魏六朝之文学固不可与此并论也。
由上所论，史传一类固应纯粹写实，而词赋诗歌则亦间有写实之体，如荀卿《箴赋》、《蚕赋》，刻画甚工（《荀子》卷十八《赋篇》）；蔡邕《短人赋》（本集外纪，《全后汉文》卷六十九，页四）亦惟妙惟肖，此词赋之能写实也。至于《左传》宣公二年引宋城者之讴，形容华元之弃甲，及汉代乐府《孔雀东南飞》记焦仲卿妻事（《古诗源》卷四），则并诗歌之能写实也。推若韩昌黎《石鼎联句》之类，刻画过于艰深，殆非写实之正宗耳。
碑铭颂赞之文，盖出于《书经·尧典》之首段，与《礼经》之不可增减一字者不同，本以“拟其形容，象其物宜”为尚，而不重写实，秦、汉碑铭全属此体。后人不知文字有实写与形容之别，亦不知有表象之法，故以典故代形容，典故穷后易以代词，此风自六朝已渐兆其端，唐、宋始变本加厉。今人习而不察，因据唐、宋以后之文学以律陈、隋以上，殊未见其可也。
综之，汉魏六朝之文学，皆能实写，非然者即属“拟其形容，象其物宜”一类。又词中于荀卿《赋篇》一派外，又有司马长卿《长门赋》，描写心中之想象，王仲宣《登楼赋》，发抒羁旅之悲怀，虽非写实而亦善传神。中国文学中之有写实、传神二种，亦犹绘画中之有写生、写意两派，未可强为轩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