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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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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登迪克像只大乌鸦在雾中漫步。“现在,”他和善地说,“您还想改造世界吗?”

“我在观察世界。”我回答。

“哦,哲学家!您发现什么?”

我瞧瞧他那张欢乐的红彤彤的脸庞,它被雨水打湿,在宽边软帽下发出亮光。“我发现,基督教在两千年里并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的面貌。”我回答。

一瞬间那副友好高傲的表情发生了变化,随后它又恢复常态。“您不认为做这样的判断您还嫌年轻一些吗?”

“是的。但是您不觉得,责备某人年轻是个绝望的论点吗?您没有什么别的可说吗?”

“别的我有一大堆。但是不用来对付这样愚蠢的观点。您难道不知道把每一件事普遍化是肤浅的表现吗?”

“是的,”我厌倦地说,“因为天在下雨,我也只说说这个。再说总有些道理的。几个星期以来,每当我不能睡觉时,我就研究历史。”

“为什么?也是因为有时下雨吗?”

我不理睬这不痛不痒的一枪。“因为我想防止自己过早变得玩世不恭和局部的绝望。在我们刚刚输去一场战争之后——您和您的各个新教教派的同行先生们曾以上帝和对人类的爱的名义,祝福这场战争,并为这场战争揭幕。我必须承认,您说话有些低沉和尴尬,而您的同行们却欢快得多,他们穿着制服,十字勋章叮当作响,为夺取胜利而喘着粗气,用简单的对神圣的三位一体的信仰,使人们不去注意我们正处于准备一次新的战争之中,这不是每个人的事业。”

博登迪克抖去自己黑帽子上的雨水。“我们给过战场上正在死去的人以最后的安慰,这一点您似乎忘得一干二净了。”

“您本来应该阻止战争发生啊!为什么您没有罢过工?为什么您没禁止您的教徒们参战?这本来就是您的任务。但是殉道者的时代已经过去。每当我在战场上不得不做礼拜,听到为我们的武器进行祷告时,我常常感到厌烦。您相信,基督曾经为加利利的门徒们战胜市侩进行过祈祷吗?”

“雨——”博登迪克严肃地回答,“似乎使您大动感情,并把您煽动起来。看来您已经清楚地知道,人们可以使用巧妙的方式,用斩头去尾、颠倒是非和片面描述对世界上的一切进行攻击或使之可以遭受攻击。”

“这我知道。所以我研究历史。教师在学校里和宗教课上向来就对我们讲述黑暗、原始、残酷和基督以前的时代。我对这进行查考,发现除了技术和科学上的成就以外,我们并没有比以前好许多。但是技术和科学上的成就,我们大部分只是用来屠杀更多的人。”

“如果想证明某事,一切都可以得到证明,亲爱的朋友。反之也是如此。每一种偏见,都可以提出证明的。”

“这点我也知道,”我说道,“教会在解决诺斯替派信徒时,做得非常出色。”

“诺斯替派信徒!您究竟知道他们什么?”博登迪克像受了侮辱,惊讶地问道。

“足够怀疑他们不是基督教宽容的派别。我有生以来所学到的一切就是尊重宽容。”

“宽容——”博登迪克说道。

“宽容!”我重复说道,“照顾别人。理解别人。让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宽容’在我们亲爱的祖国里是个外来词。”

“一句话,就是无政府状态。”博登迪克低声地并且突然非常尖锐地反驳。

我们站在小礼拜堂的前面。灯已经亮了,五颜六色的窗子在风雨中闪烁,令人感到慰藉。从敞开的门里飘来淡淡的祭神香的香味。“宽容,神父先生,”我说,“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您是知道其区别的。但是不容许您承认,因为您的教会就没有宽容。您是唯一正确的!任何人都没占有天堂,只有您有!没有人可以赦免他人,只有您可以!您在垄断。除了您的宗教,就没有别的教了!您专制独裁!您怎么会宽容呢!”

“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的人。我们有真理。”

“当然,”我说,指着发出亮光的窗户,“就说那里吧!那是对人生恐惧的安慰!不必再想,我可以告诉你一切!天堂的许诺和用地狱来威胁——靠最简单的感情游戏——我们头脑里的幻景,这和真理有什么关系?”

“漂亮的言辞。”博登迪克说,早就恢复平静和傲慢并略带讥讽。

“是的,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漂亮的言辞,”我说道,对自己很恼火,“而您也没有什么别的——漂亮的言辞。”

博登迪克走进小礼拜堂。“我们有神圣的圣礼。”

“是的。”

“还有信仰,它在被你们有点头脑的人搞得消化不良的笨蛋看来,无非是蠢事和遁世,您这条普通耕地上善良的蚯蚓。”

“说得好!”我说,“您终于也做起诗来了。当然是带有强烈的晚期巴洛克色彩。”

博登迪克突然笑了。“我亲爱的博德默尔,”他声明说,“在教会存在的近两千年中,某些扫罗已经变成保罗。而在这期间,我们见过并战胜过比您大一些的侏儒。您尽管快活地继续爬着走。上帝站在每一条路的尽头等着您。”

他拿着雨伞消失在休息室里,身上穿着黑色大礼服。半小时后他将穿得比骠骑兵将军更加出众,重新走出来作为上帝的代表。瓦伦丁·布施在喝了两瓶约翰尼斯贝格酒以后说那都是制服,无非是制服而已,而爱德华·克诺布洛赫却沉浸在伤感和凶杀的冥思中。如果你把他们的衣服拿掉,那么再也没有人想当兵了。

我在祷告后同伊莎贝尔在林荫大道上散步。这儿的雨下得更没规律,仿佛有幽灵蹲在树林中,用水往自己身上喷洒。伊莎贝尔穿着一件深色雨衣,纽扣一直扣到颈部,戴着一顶小帽,帽子遮住头发。在黑暗中,她身上除了一张像一弯新月发出微光的脸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天很冷,刮着风,除了我们,花园里再也没有别人了。我早已把博登迪克和满腔恼怒忘得一干二净,它偶尔无缘无故地像肮脏的喷泉一样从我胸中喷射出来。伊莎贝尔紧靠着我走,我听见她在雨中的脚步声,感觉到她的动作和热气,那似乎是世界上遗留下来的唯一热气。

她突然站住。她的脸色苍白,坚定,她的双眼几乎是乌黑的。

“你爱我爱得不够。”她说了出来。

我吃惊地瞅着她。“已经尽我之所能了。”我说道。

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不够,”然后她喃喃地说,“根本不够!从来不够!”

“是的,”我说,“或许从来不够。一生中从来不够,从来不,没对任何人。或许一向就太少,而这是人世间的不幸。”

“不够,”伊莎贝尔重复地说,仿佛她没听到我说的话,“否则我们也不会还是两个人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人?”

她点点头。

我想起我和格奥尔格在喝热葡萄酒时的谈话。“我们永远必须是两个人,伊莎贝尔,”我小心地说,“但是我们可以相爱,相互信任,我们就不再是两个人了。”

“你相信,我们曾经一度是一个人吗?”

“这我不知道。没有人会知道这事情。人可能会失去记忆的。”

她从黑暗中凝视着我。“是这样,鲁道夫,”她低声地说,“没有记忆。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为什么回忆不起来呢?我们在找啊找啊!为什么一切都不在?过去可真多啊!我们只知道这个!但是再多的就不知道了。为什么不再知道呢?你和我,过去就不存在吗?说吧!说吧!现在在哪里,鲁道夫?”

风吹动一串串雨水噼里啪啦浇到我们头上。我想,许多事就是如此,似曾相识。它们往往又卷土重来,来得那么近,停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同样,我们甚至有一瞬间几乎还知道,它们会如何发展下去,但是随后我们想捕捉它们时,它们就消失了,犹如烟雾或一种湮没了的回忆。“我们可能永远也想不起来,伊莎贝尔,”我说道,“它们如同雨水一样。雨也是由两种元素,即氧和氢合成一体的东西,这两种元素现在已经不知道它们曾经是气体。它们现在不过是雨水,并且回忆不起以前的情况了。”

“或者像泪水,”伊莎贝尔说,“但是泪水充满回忆。”

我们继续默默地走了好久。我想到古怪的时刻:一个在虚假回忆中极相似的脸庞,似乎突然超越许多生命,意外地瞧着某人。沙砾在我们鞋子底下沙沙作响。在花园的围墙后面,一辆汽车响起喇叭声,声音拖得很长,仿佛它在等待某个想逃走的人。“后来它像死亡一样。”伊莎贝尔最后说道。

“什么?”

“爱情。美满的爱情。”

“伊莎贝尔,这谁知道呢?我相信,这没有人会知道的。只要我们每个人还只是一个‘我’,我们永远只能认识某些事物。若是我们的‘我’互相融化在一块,那么它可能像下雨时一样。我们可能成为新的‘我’,而且不可能再回忆起以前的个别的‘我’。我们可能就是某些别的什么了——像雨和空气迥然相异,不再是由一个通过‘你’来升华的‘我’了。”

“要是爱情美满,以至于我们融化,那么它会像死亡一样吗?”

“或许,”我犹豫地说,“但是不会像灭亡那样。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死亡,伊莎贝尔。因而我们不可把它同什么事物作比较。但是我们肯定不再感觉到是‘自己’。我们只不过会再变成一个别的孤独的‘我’。”

“那么爱情总是不美满了?”

“它是够美满的了。”我说,并且咒骂起自己,因为我这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又那么深地陷入一次学究式的谈话中去。

伊莎贝尔摇摇头。“你不要躲躲闪闪,鲁道夫!爱情必定是不美满的,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它若是美满的,那也会有一次雷击,什么事物也不会存在。”

“还会有某些事物存在的,但是是在我们认识的彼岸。”

“就像死亡一样吗?”

我瞅着她。“这个谁知道呢?”我谨慎地说,以免再使她激动不已,“或许死亡徒有虚名。我们向来只从一个方面来观察它。或许它是上帝和我们之间美满的爱情。”

风把一串雨水抛到树叶上,树叶用幽灵的手又把雨水向下抛洒。伊莎贝尔沉默了一会儿。“因此爱情是那么悲哀吗?”后来她问道。

“它不悲哀。它只不过造成悲哀,因为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不可能保持。”

伊莎贝尔站住脚。“为什么,鲁道夫?”她突然激动异常,跺着脚,“为什么必须是这样?”

我注视着她那张苍白的紧张的脸。“这是幸福。”我说。

她凝视着我。“这是幸福吗?”

我点点头。

“这不可能!除了不幸,什么也没有。”

她向我扑了过来,我紧紧抓住她。我觉得她的啜泣使她的肩膀颤动起来。“别哭!”我说,“为这点事哭泣,有什么意义呢?”

“不然究竟要为什么哭呢?”

是的,我想,不然为什么哭呢?为一切别的事,为这该死的星球上的苦难,但不是为这。“这不是不幸,伊莎贝尔,”我说,“这是幸福。对于它们,我们只有像‘美满’和‘不美满’这么愚蠢的名称。”

“不,不!”她猛烈地摇着头,并且叫人无从安慰。她哭着,紧紧抓住我,我把她搂在怀里,觉得不是我,而是她有道理,她是个毫不妥协的人,她心中还燃烧着第一个唯一的“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面对生存那灰浆般的掩埋依然存在,它是正在觉醒中“自我”的第一个问题。

“这不是不幸,”尽管如此我还这么说,“不幸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伊莎贝尔。”

“什么?”

“人们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并非不幸。不幸的是,人们时常、每天和每个钟头必须离开自己。人们知道它,然而无法阻止它,它淌到人们手中,是现存的最宝贵的事物,可是人们握不住它。总是有人首先死去,总是有人留下来。”

她抬头看看。“人们怎么可能离开自己没有的事物?”

“可能的,”我辛酸地回答,“人们会那样的!离开和被离开之间有许多级,每一级都是痛苦的,而许多级像死亡一样。”

伊莎贝尔收住眼泪。“这个你从哪里知道的?”她说,“你还不老。”

我已经够老了,我想,我从战争中回来时,我的一部分已经老了。“我知道的,”我说,“我经历过。”

我想,我经历过。有多少次我曾不得不离开白天、时间、存在、曙光中的树木、我的双手和我的思想,每次总是永远离开,而每当我回来时,我变成另一个人了。人们可能离开许多事物,每当他们不得不朝着死亡走去,始终必须把一切留在后头,总是在死亡面前赤裸着身子,而当人们找到归路时,必须重新去争取他留在后头的一切。

雨夜里,伊莎贝尔的脸庞在我面前闪烁,一种突然的柔情贯穿我的全身。我又感觉到她生活得多么孤独,无所畏惧,孤单单地和她的幻觉在一起,遭受这些幻觉的威胁,在这些幻觉前委身,没有遮掩——她尽可以逃到当中去,没有松弛的时刻,没有消遣,暴露在心灵的各种风暴之中,没有任何人帮助,毫不埋怨,毫不同情自己。我想,你那颗甜蜜的、无畏的心,正独自无动于衷地和像弓箭那般笔直地对着本质瞄准,虽然你射不到它,并且要迷路——但是谁没迷过路?难道不是几乎所有的人早已放弃了吗?错误、愚蠢和胆怯在哪里开始?智慧在哪里开始?最后的勇气在哪里开始?

有一个铃响了。伊莎贝尔吃了一惊。“时间到了,”我说,“你必须进去。他们在等着你。”

“你一道来吗?”

“是的。”

我们朝着房子走去。我们走出林荫大道时,迎接我们的是一阵蒙蒙细雨,几阵劲风像吹动一片湿淋淋的面纱那样把它吹得四处飞舞。伊莎贝尔把身子紧挨着我。我顺着山丘向下朝市里走去。什么也看不见。雾和雨已经把我们孤立了。再也看不到一点灯光,我们完全孤孤单单。伊莎贝尔在我身旁走着,仿佛她是永远属于我的,身上好像没有重量,我又觉得,仿佛她的的确确没有任何重量,像传奇中和梦中的人物,对于这些人物,也有与日常生活中不同的法则。

我们站在门口。“来!”她说道。

我摇摇头。“我不能。今天不能。”

她沉默无语,瞅着我,目光笔直,清澈透亮,没有责备,也没有失望,但是在她眼里某些事物似乎蓦地熄灭了。我垂下眼睛。我觉得,我仿佛打了一个小孩或打死一只燕子似的。“今天不能,”我说,“以后。明天吧。”

她转过身子,一句话也没说就走进大厅。我看见一个护士陪着她登上楼梯,我突然觉得,我丧失了一生中只发现过一次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

我站立着,心乱如麻。我不是也可以做什么吗?为什么我又陷入这一切中去呢?这是我所不愿意的!这场该死的雨!

我缓缓地向主楼走去。韦尼克身穿一件白大褂撑着一把雨伞走出来。“你把特霍芬小姐交给他们了吗?”

“是的。”

“很好。您还得继续关心她。如果您有时间,也可以在白天来看望她。”

“为什么?”

“这问题您得不到回答的,”韦尼克答道,“但是她和您在一起时,她就安静下来。这对她有好处。够了吗?”

“她认为我是别的什么人。”

“这没关系。我认为我的病人重要,而不是您。”韦尼克对着蒙蒙细雨眨眨眼睛,“博登迪克今晚赞扬了您。”

“什么?他这么做确实没有理由。”

“他断言,您正走在回来的路上,去往忏悔室和圣餐仪式的路上。”

“就这么说呀!”我着实愤慨地说。

“请您不要无视教会的智慧!它是两千年来唯一没有被推翻的专制。”

我朝着市里走下去。缕缕灰雾飘逸到雨中。此时我一心思念着伊莎贝尔。我把她抛弃了,我知道,这就是她此时的想法。我想,我根本不该再上去。这只会把我弄得糊里糊涂,而我已经够糊涂的了。但是如果她不在这儿,将会怎样呢?事情不至于如此,即仿佛我身上缺少青春永驻、消磨不掉、不同凡响的最重要的东西,就因为从来就没人占有过它吗?

我朝鞋匠卡尔·布里尔的铺子走去。一架留声机播放的音乐从配鞋底室传来。今晚我应邀来参加一个男子交际晚会。这是贝克曼女士表演杂技艺术的著名晚会之一。我犹豫了片刻——我的确觉得不能去,但是我还是走了进去。这是因为格尔达的缘故。

一缕缕烟雾和啤酒气味迎面扑来。卡尔·布里尔站起身来拥抱我,轻轻地摇动着。他像格奥尔格·克罗尔一样有个光溜溜的头,但是他的所有毛发都在鼻子底下,蓄成一大把海象胡髭。“您来得正是时候,”他说,“赌注已经摆好。我们想听比这愚蠢的留声机播放的更好听的音乐!弹个《多瑙河之波》圆舞曲怎样?”

“好的!”

钢琴早就搬进快速配鞋底室里去了。它放在机器前。在房间的前半部,鞋子和皮革都堆放到旁边,到处——只要可行——都放着椅子和单人沙发。一桶啤酒放到了桌上,已经喝光几瓶烈酒,还有几瓶正放在柜台上。在桌子上一把结实的鞋锤旁边,放着一个用棉花裹起来的钉子。

我弹起《多瑙河之波》圆舞曲。卡尔·布里尔的几个盟友在浓烟中到处摇晃着。他们已经喝醉了。卡尔把一杯啤酒和两杯施泰因黑格酒放在钢琴上。“克拉拉正在准备,”他说,“赌注一共三百万。但愿她竞技状态特佳,否则我就濒于破产。”

他朝我眨眨眼。“到时请您多用点劲弹。这可以把她的劲头鼓起来。她对音乐喜欢得发狂。”

“我将奏起《格斗士入场》。但是给我弄个小赌注,可以吗?”

卡尔抬头望着。“亲爱的博德默尔先生,”他说道,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您不至于赌克拉拉输吧!要是那样,您怎么会满怀信心弹琴呢?”

“不是赌她输,而是赌她赢。一份小赌注。”

“多少?”卡尔迅速地问道。

“可怜巴巴的八万,”我回答,“这是我的全部财产。”

卡尔思考片刻。随后他转过身子。“有没有人想拿出八万来打赌?同我们弹钢琴的人赌?”

“我!”一个肥胖的男人走出来,从一个小箱子里取出钱,啪的一声放在柜台上。

我把自己的钱放在旁边。“愿小偷之神保佑我,”我说,“否则我明天只能吃顿中饭了。”

“开始吧!”卡尔·布里尔说道。

卡尔拿着钉子给众人看。然后他走到墙壁跟前,把它放到人的臀部的高度上,钉进三分之一长度。他敲打时所用的劲,并不像他的姿势所显示的那样大。“钉子钉得牢牢的。”他说道,并且装作用力摇动钉子的样子。

“我们来检查一下。”

同我下赌注的那个胖子走过来。他扳动钉子,咧开嘴笑笑。“卡尔,”他讥笑着说,“我用口气可以把它从墙上吹下来。把锤子拿来。”

“你先把它从墙上吹下来。”

那胖子没有吹。他用劲拔,把钉子拔了出来。“我用一只手,”卡尔·布里尔说道,“可以把钉子钉穿桌子木板。用屁股则做不到。假如你们提出这样的条件,我们就别赌了。”

那胖子不回答。他拿着锤子,把钉子钉在墙上的另一个地方。“这里怎样?”

卡尔·布里尔检查钉子,大约还有六七厘米露在墙外。“太牢了。用手也拔不出来。”

“要么……要么……”胖子说。

卡尔再检查一遍。那胖子把锤子放到柜台上,没有发觉卡尔每次在检查钉子时都把它松动一下。

“赌注一比一我不能接受,”卡尔最后说道,“只能二比一,即使这样,我也要输的。”

他们以六与四之比取得一致。一大堆钱堆在柜台上。卡尔还愤慨地两次拉拉钉子,目的在于做给别人看:赌注必定要输掉。现在我弹起《格斗士入场》,紧接着贝克曼女士像一阵风似的来到工场里,她穿着一件宽松的和服式橙红晨衣,背上绣有牡丹和一只凤凰。

她是个俊俏的女人,有一个獒犬般的,但毋宁说是漂亮的獒犬那样的头颅。她的头发茂密,乌黑而又卷曲,眼若樱桃闪闪发亮,其余部位特别是下巴和獒犬长得一样。她的身子健壮,真是钢浇铁铸。一对石头般坚硬的乳房像堡垒一样隆起,下面的腰部相对来说比较娇细,再下面就是那出了名的、与这儿将发生的事有关的臀部。它既大而又同样像石头那样坚硬。如果贝克曼女士绷紧,据说就连铁匠也休想拧得动它,甚至于会使铁匠的指头折断。卡尔·布里尔也靠这赌赢过,当然那只限于最熟悉的朋友范围内。今晚那胖子来了,只进行另一种表演——用屁股从墙上把钉子拔出来。

这一切纯属体育运动,而且是高尚的,贝克曼女士固然表示欢迎,但却有些保留,几乎要加以拒绝。她只是从运动、商业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她背部靠着墙,镇定地站到一个低矮的屏风后面,熟练地做了几个准备动作,然后静悄悄地站着,伸长下颌,做好架势,就像在从事大型体育竞赛时所特有的那种庄严的样子。

我中断进行曲,开始弹起两段低沉的颤音,这些颤音犹如布施歌咏俱乐部死神跳跃时的鼓声。贝克曼女士绷紧身子,又放松。她再次绷紧。卡尔·布里尔精神极度紧张。贝克曼女士又收紧身子,两眼仰望天花板,咬紧牙关。随后发出咔嗒一声响,她从墙壁跟前走开。钉子落在地板上。

我弹起《少女的祈祷》,那是她最喜欢的乐曲之一。她优美地点着她那强壮的头颅致谢,用清脆的声音祝大家夜间安好,把和服式晨衣束紧一下,然后走开了。

卡尔·布里尔在收钱。他把我的钱递给我。那胖子检查着钉子和墙壁。“真奇怪!”他说。

我弹起《阿尔卑斯山的夕照》和《威悉河上》,这是贝克曼女士另两首最喜欢的歌曲。她在楼上可以听见。卡尔自豪地对我眨眨眼,他终于成了这把美丽的钳子的占有者。施泰因黑格酒、啤酒和谷物酒在流淌。我跟着喝了几杯,继续弹琴。我觉得此时我并非单独一人是合适的。我真想思考,但无论如何也思考不下去。我的双手充满陌生的柔情,某些事物在飘动,似乎在朝我身边逼来,工场无影无踪,雨、雾、伊莎贝尔和黑暗又在眼前。我想,她没有生病,而且知道她确实是没有病——假如她生病,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病得还要厉害。

一阵喧闹声把我吵醒。那胖子忘不了贝克曼女士的体态。他喝了几杯酒以后,借助酒兴提出愿给卡尔·布里尔三笔钱:五百万换取一个下午与贝克曼女士一起品茶;一百万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以表明他也许会邀请她出席一次卡尔·布里尔不参加的体面的晚宴;两百万换得在这工场里当着欢快的弟兄们的面绝对体面地抓几下贝克曼女士身上绝妙的部位。

但是现在就看卡尔的性格了。倘若胖子的兴趣仅在运动方面,那么他或许可以抓几下,花一些钱,例如花十万马克下个注就行了,但是如若像公山羊那样好色,只是想抓一下那个部位,卡尔会感到那是莫大的侮辱。“太卑鄙了!”卡尔咆哮着,“我想,在这儿我只需要对女人献殷勤的人!”

“我就是对女人献殷勤的人,”胖子口齿不清地说,“因此我出了这样的价。”

“您是一头猪。”

“就算是吧。否则我也不会是对女人献殷勤的人了。您身边有一位这样的女士,应该感到自豪,究竟您胸膛里可有一颗心?在我身上,我的天性突然腾起,我能做什么呢?您为什么感到受了侮辱?您并没跟她结婚啊!”

我看到卡尔在猛烈颤动,仿佛有人对他开了一枪。贝克曼女士原来是他的女管家,现在他和她过着放荡的同居生活。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与她结婚——最多是他性格顽强的缘故,由于性格顽强,他居然会冬天在冰上掘洞游泳。尽管如此,这也是他的弱点。

“我——”胖子结结巴巴地说,“将把这样的宝贝捧在手上,给她穿上绫罗绸缎——绸子,红绸子——”他几乎抽噎起来,在空气中比划各种形状。他身旁的那瓶酒已经喝光了。这是一见钟情的悲剧性的一幕。我转过身子,继续弹着钢琴。想象着那胖子可能把贝克曼女士捧在手上的情景,对我来说这太过分了。

“出去!”卡尔·布里尔喊着,“够了!我讨厌把客人们撵出去,但是——”

后面响起一声惨叫。我们跳了起来。一个矮小的男人在那里手舞足蹈。卡尔朝着他冲过去,伸手去抓闸门,关上一台机器。那矮个子男人晕倒了。“真该死!谁知道他喝醉了在快速配鞋底机旁跳舞!”卡尔咒骂着。

我们看着那只手。原来是几根线垂了下来,陷到食指和拇指之间的软肉中去,还算幸运。卡尔往矮子的伤口上倒了点酒,他才苏醒过来。“截掉了?”当他看到自己的手放在卡尔的手上时,他惊恐地问道。

“瞎说,手臂还在。”

当卡尔在他眼前摇动那条手臂时,那人轻松地叹了一口气。“血液中毒,是吗?”他问道。

“没有。但是机器会被你的血染锈。我们将用酒精洗你的爪子,再涂上碘酒,把它包扎好。”

“碘酒。不疼吗?”

“疼一秒钟。仿佛你的手喝一杯烈酒一样。”

那矮个子男人挣脱自己的手。“酒我宁可自己喝。”

他拿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裹着爪子,伸手去拿酒瓶。卡尔咧开嘴笑了。然后他朝四周看看,变得不安起来。“那胖子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或许他溜走了。”有人说道,因自己的诙谐笑得打了个嗝。

门打开了。胖子出现了,他身子顺着水平方向向前倾,踉踉跄跄地走进屋里,跟在他后面的是穿着和服式橙红晨衣的贝克曼女士。她把他的两只臂膀向后扳得高高的,并把他推进工场。她使劲一推就松了手。那胖子向前跌跌冲冲摔到女鞋部里去。贝克曼女士做了个动作,仿佛她在掸去她两只手上的尘土。她走了出去。卡尔·布里尔一个箭步窜上去。他把胖子拖了起来。“我的手臂!”这个遭到拒绝的追求者啜泣着,“她把我的手臂扳得脱了臼!还有我的肚皮!哎呀,我的肚皮!那是什么打法啊!”

他无须对我们作任何解释。卡尔·布里尔是冬泳运动员和一级体操运动员,而贝克曼女士是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她曾两次把他的一只手臂弄成骨折,更不用说她手拿一只花瓶或一根捅火棒所造成的后果了。不到半年前,有两个在夜间闯入工场偷盗的家伙被她抓住。后来这两个人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星期,有一个人的头颅遭到一只铁制脚模型一击至今尚未治愈,同时,这一击使他丢了一只耳朵。从此以后,他说起话来便语无伦次。

卡尔把胖子拖到灯光下。他气得脸色发白,但是他已经不能再动手了——胖子已经被打瘫了。那情形恰如他想揍一个得了严重伤寒的病人一样。这胖子想用来犯罪的器官想必是遭到可怕的一击。他无法行走。卡尔不能一下子把他扔出去。我们就把他撂到后面的一堆皮革废料上。

“在卡尔这里,总是无拘无束,心情舒畅。”有个人说,他端着啤酒想给钢琴当饮料。

我穿过大马路走回家。我的头像在游水时一样,我喝得太多了,但是我也愿意喝这么多。雾在商店橱窗里尚亮着的零星灯光里飘动,在罩有灯罩的灯光周围编织着金色面纱。在一家肉铺的橱窗里,一株阿尔卑斯山杜鹃花正在一只杀好的小猪旁边怒放,小猪苍白的嘴衔着一只柠檬。周围香肠摆成一圈,令人感到舒适。这是美感与意图和谐地结合成一体的一幅欢乐的画面。我在橱窗前面站了好久,然后继续迈着步子。

在漆黑的院子里,我在雾中看到一个黑影。那是老克诺普夫,他又站在黑色方尖碑前面。我使尽力气朝他奔过去,他身子摇晃一阵,双臂抱住方尖碑,仿佛他想爬上去。“很抱歉,我把您撞了,”我说道,“但是为什么您也站在这儿?您究竟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里解手?或者,如果您是个露天杂技演员,为什么不到街角去?”

克诺普夫松开方尖碑。“真该死,尿撒到裤子里了。”他嘟囔着。

“这对您毫无关系。现在我不反对您把没撒出来的尿撒在这里。”

“太晚了。”

克诺普夫踉踉跄跄朝他家门口走去。我走上楼梯,决定明天拿我在卡尔·布里尔那里赢来的钱买一束鲜花送给伊莎贝尔。虽然这么做一般说来只会给我带来不幸,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许久,我还伫立在窗前,仰望夜空,随后有些难为情地、声音极低地念着那些我很愿意告诉某人的词句,但是这些词句除了或许给伊莎贝尔以外,不是给任何人听的——然而伊莎贝尔却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但是谁又知道别人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