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飞行任务如此沉重！有时，一上午的功夫，我们的任务包括察看阿尔萨斯、比利时、荷兰、法国北部区域和海域的情况。但我们绝大多数的问题还是在地面上，而我们的视野也常常拉近、限制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交通堵塞上！就这样，三天不到的时间里，我和都泰尔特目睹了我们居住的村子的陷落。
我永远也无法摆脱这段可怕的记忆。将近凌晨六点的时候，我和都泰尔特从住的地方跌跌撞撞地出来，眼前是一片无法形容的凌乱。所有的车库、棚子和粮仓里的东西都被堆在了狭窄的街道上——各种各样的发动机、新车和五十岁高龄已经退休的旧车、运粮的手推车、卡车、马车和翻斗车。仔细在这个市集上翻找的话，我们甚至能找到古代的驿车！只要是带轮子的东西都被发掘了出来。人们把房子里的宝贝收拾一空，勉勉强强地全部裹在床单里，胡乱装上车，面目全非。
它们本来是房子的门面，是特别的宗教习俗用品。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因为人们的习惯而不可或缺，因为充满回忆而美丽无比，因为它们建立的私密国度而无价。但因为人们将它们视为珍宝，人们将它们从壁炉上、桌上和墙上扯下来，散乱地堆在一起，于是它们就只是一堆老旧的杂物了。即便是虔诚的信物，当人们把它们堆在一起的时候，也显得有些恶心！
眼前，有些东西已经散了架。
“真是疯了！这里发生了什么？”
咖啡厅的老板耸了耸肩：
“我们要撤退了。”
“为什么？我的老天爷！”
“不知道。市长说的。”
说完她就消失在了楼梯口，她很忙。我和都泰尔特站在那里凝视着街道。在卡车边、小汽车边、手推车边、马车边，摆放着床垫、厨房的器皿和手足无措的孩童。
老汽车显得尤为可怜。一匹稳稳地站车辕间的马给人一种健康的感觉。马不需要什么备用零件，三个钉子就可以修好一辆手推车。可是这些机械时代的遗迹呢？这些活塞、阀门、磁电机和齿轮的组合体，它们能运行到什么时候呢？
“……上尉，能帮我一个忙吗？”
“当然。怎么了？”
“帮我把车从谷仓里弄出来……”
我惊讶地看着她：
“您……您不会开车吗？”
“噢！……在路上开车还好……那还算简单……”
她带着弟媳和七个孩子……
在路上！在路上，她每天要前进二十公里，二百米就要停一下！每二百米，她就要刹车、停车、松离合器、踩离合器、在无法脱身的拥堵中不断变速。她会把什么都弄坏的！汽油也会不够！润滑油也是！她还会忘记给汽车加水：
“注意水。您的汽车水箱漏水漏得像一个篮子。”
“啊！这车有些年头了……”
“您得开上八天……您做得到吗？”
“我不知道……”
还没开出十公里，她就会已经撞上了三辆车，弄坏了离合器，还爆了胎。然后她、她的弟媳和七个孩子只能痛哭。能力所限，他们对眼前的问题束手无策，只能坐在路边等待牧羊人的到来。可是牧羊人……
牧羊人出奇的少！我和都泰尔特亲眼看见了羊群做的事。羊群在金属物质的巨大噪声里出逃。三千个活塞，六千个阀门，所有的这些材料都呻吟着、刮擦着、敲打着。水箱里的水洒到外面。这支逃跑的车队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地踏上了征途！这支没有备用零件、没有备胎、没有汽油也没有机械师的车队。多么荒唐！
“你们不能留在家里吗？”
“啊！我们倒是想留在家里！”
“那为什么还要走呢？”
“有人告诉我们……”
“谁告诉你们的？”
“市长……”
总是市长。
“当然了。我们也像留在家里。”
没错。在这里我们嗅不到一丝恐慌的气息，有的只是盲目苦役的氛围。我和都泰尔特试图借此动摇一些人的决心：
“你们最好放下这些别上路。这样至少还能喝到自己家乡的水……”
“我们当然想了！……”
“你们可以这样做啊！”
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效。有一小队人围了过来，听我们说话。有人点头表示赞同。
“……说的有道理，上尉！”
几个被我说服的追随者把我的工作接了下去。我说服了一个比我还热心的养路工人：
“我一直这么说！一上路我们就只能吃石子儿了。”
人们吵了起来。人们达成了共识。人们决定留下来。有几个人走到别处去劝别人。然后他们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不行。我们也得走了。”
“为什么？”
“面包师要走。谁来做面包呢？”
村子已然乱了套，到处都是窟窿，一切都从窟窿里溜走了。没有任何希望。
都泰尔特有一个主意：
“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告诉人们战争是不正常的。以前他们待在家里，战争和生活是混在一起的……”
咖啡厅的女老板又出现了，她拖着一个口袋。
“再过三刻钟我们就起飞了……您还有咖啡吗？”
“啊！可怜的孩子们……”
她擦了擦眼睛。噢！她不是为我们而哭，也不是为她自己而哭。她是筋疲力尽的哭。她已然感到自己被乱哄哄的人潮所吞没，而每一公里路程里，人潮都在变得更加混乱。
稍远的地方，敌人的歼击机在田野上低空飞行，随机朝这群可怜的人投下一串串子弹。奇怪的是，歼击机的射击并不连续。只有很少几辆汽车着了火，没有什么死伤。这种攻击更像是一种奢侈的建议——就像小狗轻咬人的腿弯，不过是为了催大部队快走。而这里歼击机好像只是在加重场面的骚乱。但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样零星的、若有若无的任务呢？对于敌人来说，要摧毁这支逃亡者的队伍并非难事。但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没有必要这么做。机器总会有损坏的一天。机器是为了平和、稳定、没有紧迫感的社会环境设计的。当人类没有时间去修理、修正和粉刷机器的时候，它就会迅速地衰老。今晚，随人们上路的那些汽车就会看起来有上千年那么老了一样。
我仿佛能够体会到机器的痛苦。
有一个人带着国王般的威严狠狠地打了他的马一鞭子，严肃地端坐在座位上。我估计他可能喝醉了：
“您看起来心情真不错啊！”
“世界末日到了！”
想到所有这些劳动者，他们本来都有自己固定的工作，每个人都各不相同而无比珍贵，可是今晚，他们都将不过是寄生虫和盗贼，我感到一阵沉重的不安。
他们将分散在乡村里，狼吞虎咽地分食田野。
“谁来给你们食物呢？”
“不知道……”
如何让这些每天前进五公里或九公里的人们、这些迷失在路上的上百万的流民填饱肚子呢？即使真的有这么多补给，也不可能运到他们手上啊！
眼前混在一起的人流和车辆的铁皮让我想起了利比亚的沙漠。我和布莱沃曾住在一片荒漠里，那里只有反射着阳光的黑色石子，到处散落着废弃的铁皮。
我绝望地审视着眼前的情景：坠落在柏油马路上的飞机，还能活多久？
“那你们想喝水怎么办，等着下雨吗？”
“不知道……”
从十天前开始，他们的村子就充满了川流不息的逃难者，都是从北方来的。在那十天里，他们还只是大逃难的见证者。现在，轮到他们了。他们也踏上了逃亡的道路。噢！毫无信心：
“我吧，我宁愿死在自己家里。”
“我们都宁愿死在自己家里。”
没错。当谁都不愿离开的时候，整个村子就像沙雕城堡一样，只剩下一盘散沙。
假如法国有足够多的补给物资，那物资的运输也会彻底地败给交通堵塞。汽车抛锚、汽车层层叠叠地堵在一起、十字路口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当然可以随人流一起弃车而去，可是那些物资怎么办呢？
“一点儿补给也没有。不然什么都解决了……”都泰尔特对我说。
从昨天开始，就有流言说政府下令禁止村庄进行人员撤退。但天知道这些消息要怎么传下来呢，毕竟道路已经彻底走不通了。至于电话线路，它们不是占线就是断线，至少看起来是这样。所以就完全没有下命令的意义了。我们需要的是重振士气。几千年来，我们都告诉男人们：妇女和孩童不该遭受战争之苦。战争只和男人有关。市长和他们的副手们、教师们都非常清楚这条规矩。但突然之间，他们都接受了禁止撤退的命令——也就是让妇女和孩童们留在炮弹轰炸的地区。他们的良心也许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适应这个新的时代，因为人的思维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大转变。然而随着敌人的逼近，那些市长们、市长的副手们、老师们，他们也许还是会让人们上路。人们该怎么做呢？真相在哪里？这些没有放羊人的羊儿们要去哪里？
“这里没有医生吗？”
“您不是村里人吗？”
“不。我们从北方来。”
“为什么要找医生？”
“我妻子在马车上，她要生了……”
在这厨房的锅碗瓢盆之间，在废铜烂铁的荒漠之中，仿佛在荆棘丛中。
“您之前不知道吗！”
“我们已经在路上走了四天了。”
道路是一条湍急的河流。要在哪里停靠？道路所及之处，村庄一个接一个地被掠夺一空，仿佛流入了一条共同的下水道。
“不，这里没有医生。军队的医生在二十公里开外。”
“啊！好吧。”
男人擦了擦脸上的汗。一切都乱了套。他的妻子将在马路中间厨房用具的废墟里分娩。这都不算残酷的。残酷的东西在人类之外。没有人抱怨，抱怨毫无意义。他的妻子要死去了，他也没有抱怨。就是这样。就把这一切当作一场噩梦吧。
“至少，要是我们在哪里停一下就好了……”
在某个地方找到一个真正的村子，真正的旅馆，真正的医院……但医院也被疏散一空了，天知道为什么！这就是游戏的规则。我们没有时间重写规则。找个地方真正地死去吧！但连真正的死亡也不复存在。只剩下毁坏腐烂的身体，和汽车没什么两样。
处处都让我感到一种疲惫的紧迫感，一种已经不再紧急的紧迫感。人们以每天5公里的速度逃离着，逃离着穿过田野向前推进的坦克——它的速度有上百公里，也逃离着时速达到六百公里的飞机。像我们打翻的瓶子里流出的黑色糖浆一样奔流。那个人的妻子要分娩了，但他有很多时间。事情很紧急，但又不再紧急了，它被选在紧急和永恒中间，保持着不安的平衡。
一切都变慢了，像人临终前的思绪。一大群羊在屠宰场外疲惫地跺脚，在这碎石地面上，可能有五六万头羊吧？这是一群疲惫和心烦的人，在通往永恒的门前跺着脚。
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们要怎么活下去。人又不能吃树叶来枝填饱肚子。他们也隐隐约约感到怀疑，但却不惧怕。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圈子、工作和责任，失去了存在的所有意义。他们的身份不再有用，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存在已经微乎其微。后来，他们又会自寻折磨——运送大堆的包裹时伤了腰，运送时床单的结没打好，里面的东西掉落一地，太多的车赶着要上路。
但显然，他们会对失败闭口不谈，因为没有必要评论构成自己的东西。他们自己就是失败。
我突然看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被开膛破肚的法国。必须赶快缝合。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不然就没救了……
开始了。已经有一堆窒息的人，像是离了水的鱼儿：
“这里没有牛奶吗？……”
这个问题真是笑死人了！
“我的孩子从昨天开始就滴水未进……”
那个孩子才六个月大，只会发出让人听不懂的声音。但这声音坚持不了多久了：它也是离了水的鱼儿……这里没有牛奶，只有毫无意义的废铜烂铁，每一公里都在变得更加破败——掉了螺母、钉子和铁皮，载着这些人走上毫无意义的逃亡，走向虚无。
敌人的飞机在南边几公里远的路上射击的消息流传开来。甚至有人说敌军的飞机是在轰炸。我们也的确听到了沉闷的爆炸声。消息看来无误。
但逃亡的人们却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看起来反而有些激动。轰炸的危险在他们看来，似乎比被废铜烂铁吞没更小。
啊！未来的历史学家所描绘的蓝图啊！他们为了给这团糨糊一个意义而编造出的目的！他们会引用某位部长的话、某位将军的决定、某个委员会的讨论，加上华而不实的卖弄，变成了具有责任感的、眼光长远的历史性对话。他们会编出让步、抵抗、高乃依[1]式的辩护和懦弱。而我，我清楚地知道一个部门的撤退是怎么回事。我曾很巧地参观过一个。我还明白了，一旦一个政府搬走，它就不再是一个政府了。就像一个躯体。如果你也开始改变它的位置——胃放这里，肝放那里，肠子放在别处——机体就不复存在了。我在空军部待过二十分钟，我看到部长对传令兵所做的事情！非常神奇。因为有一根完好无损的电话线将部长和传令兵连接在一起。部长只要按一个按钮，传令兵就来了。
这，就是一种成功。
“备车。”部长说。
部长的权威就到此为止了。他把命令告诉传令兵了。但后者并不知道这世上是不是有一辆车是部长的。没有电话线是连接传令兵和汽车司机的。司机迷失在了世界上的某个地方。统治的那些人如何看待战争呢？从现在开始的八天里，在没有通讯的情况下，我们要开始一项针对我们发现的装甲部队的轰炸任务。一个统治者，他能从这个被开膛破肚的国家听到什么呢？消息以每天二十公里的速度传播。电话不是占线就是断线，已经失去了传递消息的能力，眼下的一切存在都在土崩瓦解。政府陷入了一片空洞：极地般的空洞。它只能时不时地接到一通紧急、绝望的电话，但它却令人费解，只有只言片语。那些负责人怎么知道是不是有一千万的法国人还没有死于饥饿？是不是有一千万人的生命维系在这通电话上？一句话可以是：
“四点在某某家见面。”
或者：
“消息说死亡数量有十万人。”
或者：
“布鲁瓦[2]一片火海。”
或者：
“您的司机找到了。”
一瞬间，这一切都涌现出来。一千万人。汽车。东部的部队。西方文明。有人找到了司机。英格兰。面包。几点了？
我给你七个字母。这是圣经上的七个字母。请用这些给我重新写出圣经来！
历史学家会忘记现实。他们会杜撰出有思想的人物，用可知世界的神秘物质加以连接，他们都拥有坚毅的目光，根据笛卡尔逻辑的四大规则衡量重大的决定。他们会区分正义和邪恶的力量，区分英雄和叛徒。但我只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要做叛徒，他得对一些事情负责，管理一些事情，对一些事情做出反应，了解一切事情。放在今天，这就是天分得证明。为什么不表彰叛徒们呢？”
和平已经初露端倪。这不是那种勾画好的和平，像历史的新阶段一样，接在由条约结束的战争后面。这是一段无名的时期，是一切的终结，一个不会结束的终结。这是一片沼泽，所有冲动都会在其中一点点被埋没。人们感觉不到结局的临近——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结局。正相反，人们一点点进入了状似永恒的临时状态中腐烂。一切都不会结束，因为国家失去了纽带——如果要抓住一个溺水者，得抓住他的头发。一切都散了。所有悲壮的努力都只能抓到一缕头发。即将到来的和平并不是人类做出的决定的结果。它像麻风病一样在空气中传播。
那儿，在我的飞机下方，路上的难民队伍东倒西歪，因为有的德国的装甲部队在杀人，有的却给难民们水喝。公路像是泥与水混合的泥浆地。和平和战争混在一起，使战争腐烂。
我的一个朋友里昂·魏尔兹在路上听过一件事，他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一本厚书里。在路的左边是德国军队，右边是法国军队，在这两者之间是缓慢移动的难民队伍。上百名妇女和儿童正努力从他们着火的汽车中脱身。一名炮兵中尉不小心被卷进了交通堵塞中，他正努力架好一门75毫米的大炮，敌人冲大炮射击却射偏了，扫射到了路上的人群。那位中尉汗流浃背，却仍然努力地完成着他不可能的任务，从而保住这块撑不到二十分钟的阵地（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几位母亲去找那位中尉：
“走开！走开！你们这些懦夫！”
中尉和他的手下们走开了。他们在和平的问题上四处碰壁。当然不能在路上屠杀儿童，但是每个士兵开枪时都会击中一个孩子。每辆前进或试图前进的开车，都可能压扁一群人。因为当他们逆流前进时，整条路都会被不可逆转地堵住。
“你们疯了！让我们过去！孩子们快要死了！”
“我们，在打仗……”
“什么仗？你们在哪儿打仗？这条路上你们三天只能走六公里！”
这是几个迷路的士兵，他们坐在卡车上不知所措，去往他们预定地点的汇合在几小时前就已经失去了意义。但他们深陷在自己的基本义务中：
“我们在打仗……”
“……你们还不如收留我们！太没有人性了！”
一个孩子哭了起来。
“那个……”
那个孩子不哭了。没有牛奶，也没有眼泪。
“我们，我们在打仗……”
他们重复着自己的公式，语气里带着绝望的愚蠢。
“但你们这样永远也到不了战场！你们就在这里和我们耗着！”
“我们在打仗……”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在打仗。他们甚至从来没见过敌人。他们只是驾着卡车追逐着比海市蜃楼更转瞬即逝的目的地。他们只碰上了这腐烂的和平。
一切都混乱不堪，他们下了卡车。人们把他们围了起来：
“你们有水吗？……”
他们把水拿了出来。
“有面包吗？……”
他们把面包拿了出来。
“你们就看着她死去吗？”
一辆歪倒在沟渠里的抛锚的汽车，里面有一名妇女，嘶哑地喘着气。
他们把她救了出来，安置在了卡车里。
“这个孩子呢？”
他们把孩子也安置在了卡车里。
“还有那个快要分娩的孕妇呢？”
孕妇也被安置在了卡车里。
然后是另一个哭泣的妇女。
一个小时之后，卡车开走了。它掉头朝西去了，被难民潮夹带着，追随着人流。士兵信仰了和平，因为他们找不到战争。
因为战争的肌肉是看不见的。因为你的每一枪都打在一个孩子身上。因为在战争的汇合中，你会遇到分娩的妇女。因为试图传递情报或接受命令都是徒劳的，就像要和天狼星展开讨论。不再有军队，只有人。
他们信仰了和平。他们被迫当起了机械师、医生、牧羊人和抬担架的人。他们帮助人们修理汽车——那些可怜的人们对于机械一窍不通。而这些不辞辛苦的士兵，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英雄，还是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被审判。但如果有人要为他们授勋，他们不会感到惊讶；如果有人让他们在墙边站成一排被枪毙，他们也不会感到惊讶；如果他们被遣散，他们仍然不会感到惊讶。什么都不会让他们感到惊讶。他们早就突破了会感到惊讶的边界。
在这巨大的混沌中，没有任何命令、动作、消息，任何波浪可以传出超过三千米的距离。而随着所有的村庄和军用卡车一个接一个地流入同一个下水道——被和平吞没——一个接一个地信仰了和平。这一小撮已经接受了死亡的人——牺牲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问题——接受了他们面前的使命，去修理老旧推车改造而成的担架，三位修女往担架里塞了十二个奄奄一息的孩子，为了什么只有上帝明白的朝圣，前往什么童话故事里的庇护所。
和将手枪放回口袋的阿里亚指挥官一样，我不会对那些放弃战争的士兵评头论足。什么风儿能让他们重整旗鼓？哪儿来的波涛能触动他们？谁的面孔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三四公里外的路上那些以荒唐的猜测形式出现的流言，混沌的流言，在这三公里的混乱中慢慢变成了所谓的真相。美国加入了战争。主教自杀了。俄国的飞机把柏林变成了一片火海。三天前签订了停战协议。希特勒入侵了英格兰。
妇女和儿童们没有牧羊人，男人们也没有。将军下达命令，部长叫来传令兵。也许凭借他的口才，他还能让命令变成另一个样。阿里亚叫来他的机组们，他可以叫这些人去牺牲。军用卡车上的中士能够叫来他手下的十二个人，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假如有一位神奇的将军，短短一瞥就能对整体局势了如指掌，并且想出了一个能够拯救我们的方案，这位将军也只能通过一条二十来米的电话线来指点江山。而传令兵就是他用来赢取胜利的一切力量——如果电话线那头还有一个传令兵的话。
当这些零零散散的士兵跟着同样七零八落的队伍上路时，他们不过是战争的失业者，脸上丝毫没有战败的爱国者英友的绝望。但他们倒的确隐隐约约地在期盼着和平。可是在他们眼里，和平仅仅代表着这场无名的混乱的终结，代表着他们可以恢复自己过去的身份——可能是卑微的身份。像是一个老修鞋匠回想着他敲钉子的情景，敲着钉子，就是在铸造世界。
他们在笔直往前走，不是因为他们怕死，而是因为不协调的现状将他们一个个地分隔了开来。他们什么也不怕：他们的身心一片空洞。
注解：
[1] 高乃依（Corneille），（1606～1684），十七世纪上半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代表作家，一向被称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奠基人。
[2] 布鲁瓦（Blois），法国中北部城市，卢瓦尔——谢尔省首府，位于卢瓦尔河流域。历史上曾几次为法国第二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