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场战争在精神层面上对我们来说必不可少，但战争的过程还是显得很荒唐。说这话从不会让我感到羞耻：从宣战开始，由于没有进攻的能力，我们就一直在等待着敌人来把我们消灭！
敌人也的确这么做了。
我们用一捆捆的麦子来对抗坦克。那些麦子毫无用处。现在我们的确被消灭了。我们没有军队，没有储备粮，没有通讯，没有物质。
然而我还是沉着冷静地执行着我的飞行任务。我驾着飞机以八百公里的时速、三千五百三每分钟的转速俯冲到德国军队中。为什么？喏！为了吓唬他们！为了让他们从我们的土地上撤出去！既然我们期待的情报毫无用处，那么这次任务一定另有目的。
可笑的战争。
其实我有些夸大其词。我的高度降低了不少。飞机的仪表盘和操纵杆都开始解冻了。我能够以正常速度水平飞行了。我只能以区区五百三十公里的时速和两千两百每分钟的转速冲入德军。很遗憾。他们肯定没那么害怕。
我们说战争可笑，会有人为此斥责我们的！
管这场战争叫“可笑的战争”的人是我们！我们的确觉得它可笑。因为我们要承担所有的牺牲，所以我们有权随心所欲地开战争的玩笑。只要我开心，我和都泰尔特，我们俩都有权拿自己的死亡开玩笑。我有权利品味所有的悖论。为什么这些村子还烧着熊熊大火？为什么这些人被胡乱地遗弃在路上？为什么我们能够毫不动摇地冲向自动屠宰场？
我拥有一些权力，因为此时此刻，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接受了死亡的结局。我接受的不是风险，也不是战斗，而是死亡。我认识到一个重要的真理。战争，不是接受风险或战斗，而是战斗者在某几个小时里纯粹而简单地接受了死亡。
那些日子里，当外国的舆论看低我们的牺牲时，我曾注视着那些起飞、被打败的机组，扪心自问：我们为什么而献身？而谁又会来回报我们呢？
因为我们会死去。因为两周以来，已经有十五万法国人丧命。这些人的死亡也许不能说明抵抗是卓有成效的。即使是卓有成效的抵抗，我也不会为之欢欣鼓舞。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有一队队的步兵在无法守卫的农场里被屠杀，有一个个的空军机组像蜡一样在火中融化。
既然如此，我们2/33团为什么还是接受了死亡？为了世人的评判吗？但是评判就意味着有法官。而我们怎么能认可将评判的权力交给随随便便的任何人？我们以为全世界有一个共同的事业，而我们就在以它的名义在战斗。它不仅关系到法国的自由，还关系到世界的自由，而我们把仲裁人的职业想象得太过容易了。评判仲裁人的是我们，我们2/33团的人。当我们怀着三分之一的生还可能（这还是当任务简单的时候）、一言不发地起飞时，希望不会有人来告诉我们，也不有人去告诉别的机组，或那个被弹片毁容而一辈子无法讨到女人欢心的朋友——他像监狱高墙后的罪犯一样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力，躲在丑陋的城墙之后，希望不会有人告诉我们说观众们正在评判我们！斗牛士们为观众而活，可我们不是斗牛士。如果有人向奥士德宣布：“你该走了，因为见证人们正盯着你”，奥士德可能会回答说：“错了。是我奥士德，在盯着这些见证人……”
归根到底，我们为什么还要战斗？为了民主吗？如果我们将为民主而死，我们就是民主国家的同盟了。让这些国家和我们一起战斗吧！可是那个最强大的、唯一本该能拯救我们的民主国家，昨天却退缩了，今天也是。好吧。这是它的权利。但这意味着我们的战斗只是为了一己之利。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死呢？
因为绝望吗？可是并没有绝望啊！如果你期盼在失败中发现绝望，那你就对失败一无所知。
有一种真理，它比智慧的只言片语更为崇高。它击中我们、控制我们，我得忍受它，但却不能理解它。树没有语言。我们是树。有些真理无法被组织成语言，但却显而易见。我绝不是为了抵抗入侵而死，因为没有避难所可以让我和我爱的人们容身。我绝不是为了拯救荣誉而死，因为我拒绝考虑荣誉这回事：我拒绝法官的存在。我也绝不是因为绝望而死。但是都泰尔特查看了地图，他算出阿拉斯就在那里，大概在一百七十五度左右的某处，我感觉他不出三十秒就会对我说：
“航向一百七十五，上尉……”
我会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