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一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对“康干盛世”的大肆褒扬，二是由于清宫戏在荧屏上对人们视觉形成的持续冲击。有这两种力量推波助澜，一个人想要低调都难。何况乾隆本来就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对于自己的功劳和业绩，他自己会想办法来宣扬。他称颂自己“十全武功”的诗便是这类“颂己”之作的代表。“十全武功”，不过就是“十场战争”而已，具体为：准噶尔两役、回部一役、金川两役、台湾一役、缅甸一役、安南(越南)一役、廓尔喀(尼泊尔)两役。这十场战争，有胜有负，都打得艰苦卓绝。乾隆老夫子为夸耀自己的丰功伟绩，专门为每场战争各写了一首诗，后来结集成《御制十全诗文集》。
我们知道，大凡喜欢夸耀自己的人，往往是底气不足者。其所讲述的事情，也往往名不符实。乾隆把自己任内发生的十场战争夸耀成“十全武功”，作为皇帝老子的“金口玉言”，当时自然没人敢反驳。但岁月流转，时过境迁，随着皇帝老子威严的逐渐消失，对于“十全”武功的评价便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在各种史料中都可找到，近人孟森在他的《清史讲义》如此评价：“高宗(乾隆)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后，或起内乱，或有外衅，幸而戡定，皆救败而非取胜矣。”从这个评价可以看出，“十全”之谓不过乾隆自己的夸大之辞，他把战争的功过成败都当成政绩煮成一锅“十全十美”的稀粥，希图使自己的威名永世流传。
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双赢”的。只要是战争，就必然伴随着血与泪、火与仇。大小金川位于川西大渡河上游，山高路险，常年积雪，人口仅数万人，辖地也不过二三百里，乾隆时土司内部纷争，当朝便前后两次发兵平定。第一次是乾隆十四年(1749)，打了两年，耗银2000万蔖。第二次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费五年之功，十万之师，七千余万之帑”。这两场战争都打得十分艰难，因为大小金川地势险要，满清大军与当地反覆厮杀，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胜利。除花去大量的军费以外，还损兵折将。史家孟森评价道：“乾隆前后金川两役，以大军与土司相角，胜之不足为武。而初定金川时，以失机诛总督张广泗、经略纳亲。再定金川时，定边将军温福败死，损耗亦甚大。”这样的“武功”，怎么能称得上“十全”呢？除此之外，平定台湾、安南、廓尔喀(尼泊尔)、缅甸等战役，要么是吃了败仗，要么是别人主动投降，没有哪一役称得上“武功”。拿缅甸一役来说，当时满清的征缅大军很多死于南方热带雨林的瘴气，统帅明瑞战死，好在此时被缅甸吞并的暹逻在华人郑昭领导下复国，正好发兵攻打缅甸，缅甸为避免腹背受敌才向清廷求和。这明明是场败仗，却要说成“武功”，实在是有些恬不知耻，难以让人信服。即便如史家孟森肯定的定回疆之战，虽说平定了叛乱，统一了疆土，但所费之巨、所损之将都是十分惊人的。《东华录》载有很多奏报，颇言当日之艰辛。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一月，在回疆前线厮杀的将军兆惠上奏：“我兵杀贼虽多，阵亡亦百余，总兵高天喜、原任前锋统领侍卫鄂实、原任副都统三格、侍卫特通额，俱殁于阵。”参赞大臣爱隆阿也奏报：“靖逆将军纳穆扎尔、参赞大臣三泰于十月十三日，带巴鲁图侍卫奎玛岱并兵二百余前赴兆惠大营。夜四鼓时，遇回兵三千余，仓卒冲拒，三人均已阵亡。”通过边疆大臣们奏闻的只言片语，我们看到的只是当日战争的残酷，丝毫未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妙，这又怎能轻易地冠以“十全武功”的美称？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十全武功”，不过是一个好大喜功者的幻想，这种虚荣也许可以短暂蒙蔽人们的眼睛，但时间的河流终究会冲开历史真相上面粉饰的沙尘。现在，还有多少人对“十全武功”深信不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