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比较明确的概念定义，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认为知识分子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哲学的突破”。“文字的出现”好理解，所谓“哲学的突破”则是指人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宇宙世界有一个概念化掌握，即意识到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人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除了生物性需求以外，他更有心理的需求，有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有对终极价值的探索……总之，他们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想知道“为什么”的渴望。
只有不断对世界和人生提出诘问的人才能够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降生到人间的目的，就是来解答这些问题的——这也是西方知识分子中大多都是教士、先知、哲学家的主要原因。知识分子从事的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等的文化性活动，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渴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社会建立一个有意味的文化价值系统，在功能上，两者相辅相成。
社会发展早期，文字作为象征符号是极少数人才能够掌握的东西，具有一种神圣甚至于神秘的色彩。只有文字在一些人中成为必备的技艺，知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知识分子才能做为一个阶层，一个身份集团出现，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从这个角度说，知识分子应当是“文化事务专家”，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中关心并从事创造、阐发、传播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人。
但是在古代中国，尤其是秦、汉之际，是没有这些概念的，如果非要给这个群体下一个定义，很难逃出我们熟知的“方士”和“儒生”之类的人物，我们可以粗略地认为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即使这样，我们也必须注意这个名称的内涵和外延都极为狭窄和拘束，有时候与我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概念会产生很大的冲突，此不细究。
“方士”与“儒生”作为简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活着的那个年代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顾颉刚先生（1893-1980）的《秦汉的方术与儒生》一书考辨古史，“说明阴阳家和方士的气氛下成就的秦、汉时代若干种政治制度；说明博士和儒生怎样地由分而合，又怎样接受了阴阳家和方士的一套，成为汉代的经学，又怎样地从他们的鼓吹里影响到两汉时代的若干种政治制度；说明汉代的经学如何转入谶纬，谶纬对于政治又发生了怎样的作用。”（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言》）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方士”与“儒生”的作为。
什么“作为”呢？
这就是嘤嘤在权力者身边，运用阴阳五行思想创立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为统治集团服务——你看，他们从事的不是什么“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渴求”和“为了给社会建立一个有意味的文化价值系统”进行所谓“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等的文化性活动”，他们的目的似乎也不是“为社会建立一个有意味的文化价值系统”，他们简直是为政治而生为政治而死，政治构成了他们全部文化活动的根基。正是这种作为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特征。
我非常赞同顾颉刚先生“‘方士’‘儒生’与统治阶级互动，‘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从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和辨伪中，我们在巍峨森严的皇宫总是能够看到知识分子忙碌的身影：忙着帮助统治者“治民”，忙着为统治者的统治寻找合法化借口，忙着为自己寻找一处安逸之所……孔子宣称“立志于道”，绝不是要立志于个体主义或者说文化意义上的人道，而是立志于政治的官家主义的官道，所谓士“重道义，轻王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遮羞布而已。
西方出了一个马基雅维利就成了不得了的事情，四百多年以来不断有人对这个为君主出过主意的人进行道德谴责，好像他应当为所有时代的暴政承担责任一样。殊不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马基雅维利式的知识分子多得简直如同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就是韩非同志，仔细阅读，你会发现《韩非子》一书提出的阴森森驭臣、治民主张，远非薄薄的一本《君主论》所能及，就其虚伪、奸诈、阴险、凶狠程度而言，韩非同志也远在西方那个马基雅维利之上。
这样好的一些同志，得到了统治者怎样的对待呢？当然是好的对待了！
中国知识分子蝇营于“利出一孔”的专制主义政治机器面前，一般都为自己找到了舒适的位置，有的甚至位高权重，成为地位显赫的权势者，以至于你很难再把他归拢在知识分子名下——在我看来，韩非、李斯、董仲舒之流绝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而是地地道道的政客和帮凶，是国家统治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一些人，在巨大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诱惑下，即使勉强列入知识分子行列，也往往像意志被欲望击穿了的女人那样，在权力者的威逼利诱下做“妥善的”妥协，不再推拒，放弃了坚守，“让该发生的发生吧！”结果就失贞了——失贞了的知识分子不再顾忌被人指责为附庸和奴才，“反正我活得不错，就连皇帝也隔三岔五宠幸我一回呢，哪里还管得了那许多？”
顾颉刚先生的考据虽然着眼于辨伪，学术的色彩浓厚一些，但是我们仍旧可以从他的研究中看出来，所谓“方士”与“儒生”，大致上也就是这么一些东西，并不怎么让人敬重。
历史总是充满了悖论，就在我们艳羡知识分子常常得到好的对待之时，我们还同时看到这么好的同志却又经常遭受不好的对待，成为专制集团残酷惩治、戮害、诛杀的对象（“焚书坑儒”是一个典型案例），反倒从另一方面让我们对这个不值得敬重的群体敬重了起来。
敬重他们什么呢？难道他们也进入到帕森斯描述过的境界——“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宇宙世界有一个概念化掌握，即意识到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人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除了生物性需求以外，他更有心理的需求，有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有对终极价值的探索……总之，他们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想知道‘为什么’的渴望”——了吗？他们的精神原野真的有这样一种令人赞佩的维度吗？
我们通过另一桩有关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事件，即发生在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来做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