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状态下，政治永远是宫廷里的事，少数人的事。
孔子同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说这句话有多达六种句读方式：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每一种句读之间都有细致差别，甚至关乎对孔子为政思想的评价问题。本文只采用第一种说法。）的主张被我们赞叹，不是因为他道出了多么深奥的哲学主张，而是从最接近事实的角度概括了一种中国政治最典型的伦理特征，即“民”被排除在政治架构和政治进程之外，真正起作用的是“使”他们的那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不愿意让“民”知道不该知道的东西，比如什么“宪政”、“自由”、“民主”之类——所有这一切都被我代表了，你们就甭操那么多心了。
能够宣称代表“民”的人只能是少数，这就好比牧者数量必然少于羊的数量一样。假如有一天羊把牧者围起来咩咩地叫，想把牧者赶到一个地方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那还叫牧者牧羊吗？那是羊牧牧者，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太阳里边发生了月亮的事，月亮上发生了太阳的事”，乱了体统。假如真的出现这种情景，对不起，牧者就要杀羊了，血流成河也不要紧——自秦以来，杀的羊还少吗？漫漫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牧者与羊群构成的社会系统，是一个稳固的金字塔，站在顶端的那个人就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到什么时候皇帝都只有一个，你听说过哪朝哪代有三五个七八个百十来个皇帝的？没有。同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簇拥在宫廷供皇帝御使的统治集团相对于羊群来说也永远是少数人。
皇帝的位置一般来说很难动摇，除非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其实还是一个皇帝代替另一个皇帝），这样，争取到位高权重的“簇拥在皇帝身边的人”的位置，就成为各方势力进行政治角逐的主要动力，所谓宫廷政治，除却皇帝想方设法维护其至尊无上的地位之外，指的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
尽管宫廷政治很在意动员民众热情（就像发生在我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样），但宫廷政治又是一种实质上没有公民意志参与的政治，是最为阴暗、野蛮、肮脏、血腥的政治，让我们尴尬和遗憾的是，为了成为“簇拥在皇帝身边的人”，相当一些知识分子都禁不住诱惑，浸淫于这种腐朽政治而不能自拔，上演了很多喜剧和悲剧。
由于宫廷政治绝对排斥皇权专制以外的任何意志，而知识分子又特别热心于意志表达，结果这里边就充满了危险，犹如在刀锋上行走，不定什么时候，你就被利刃切穿了——“焚书坑儒”切穿了467个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切穿了数十万个知识分子，不以社会事件而以个人事件形式被切穿的知识分子（张志新、林昭、遇罗克者）更是不计其数。
我们当然应当说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的灵魂光昭日月，不是那些试图成为“簇拥在皇帝身边的人”（人名从略）所能比拟，但是就其内在命运来说，是一样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般来说，裁决知识分子命运的当然是权力系统顶端的皇帝，但是在很多种情况下，皇帝的裁决是一系列政治运作（例如韩非反复强调过的“势”）的结果，是皇帝对“势”的驾驭或者妥协，于是皇帝也成了工具，他所颁布的圣旨甚至也与其本意相抵牾。
如果我们用卡夫卡小说提供的意向来解释，那就是“看门人”（外在于皇帝的政治势力）把“乡下人”（知识分子）阻隔在了“法”（既有秩序，或者说皇帝本人的意旨）之外，“看门人”恣意干预历史，利用专制主义政治的自由裁量权决定了另一个群体的生死。
我这样说绝不是在为皇帝开脱——李斯再混蛋，能够解脱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暴戾残酷的本性吗？我要说的是，统治者或者说国家权力更喜欢以一种“法外之法”的形式贯彻其绝对意志，在一定意义上，“看门人”是“法”之结果，是“法”默许和纵容作为“法外法”的一种政治力量。
正是这种政治力量，长久不衰地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对其它力量施加“合法”伤害，而知识分子又是他们格外关照的对象，无数知识分子悲剧就这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我甚至可以断言，这是中国社会千古不变的政治秘戏。
不信？我们看历史。